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宽容度、容忍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本书，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叫《蒲宁回忆录》。这个小说家兼诗人散文家，是一个典型的“十月革命”的叛逆者，跑到了西方，在这本回忆录里记下了大量“十月革命”后活跃的一帮诗人，如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看他的记录会发现一些趣事，这些文字当然有偏向，有情绪，不一定全是信史。但苏联当时肯定有一拨狂妄无比、才华盖世的中青年诗人。像他书中所列举的一些人，有点让人受不了。恋爱，酗酒，粗鲁，怪异，激情像烈火一样日夜燃烧。他们生命力极强，但一般又活得相当短促，其中如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等，都是自杀早天。
　　这一拨诗人留下了不可遗忘的诗篇。
　　看蒲宁的记录，觉得作者对他们是常常厌恶和不能接受的。但公平而论，他们个人的艺术和日常的行为，在逻辑上也完全是统一的。如果能够回到具体的环境，研究他们的个性轨迹，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自然而然的。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是依赖表演性，那就成了空穴来风。这种古怪的、特异的、名声极其可疑的狂人，在任何时候都难以绝迹，但他们仍然与那些早逝的、满是瑕疵的天才们是两回事。表演者是投机者，最终还是走不远，他们的问题是专业上的低能与懒惰，是不着边际的情感和行为的夸张，是出于各种原因的发泄和放纵。
　　比如同样是出名或受人关注，是否因为作品的质地而不可淹灭、不可回避，这完全是不同的。现代人熟稔广告时代的一套操作程序，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往脸上抹油彩。比如走在大街上，一般人回头率不会高，可是如果在头上绑一撮红色的鸡毛，再把脑瓜抹上油彩，这一路必定会有许多人回头观看。这时候丑俊好坏是另一回事了，受到了众多关注倒是一个事实。这个路数多么廉价、多么不自信，又多么可笑，但就是百试不爽。尤其在网络时代，在这个众口铄金的时期，艺术界采取这种方法的人并非少数。
　　从行为艺术到广告效应，聪明的现代人谈到李白和杜甫就有了另一番理解，比如有人竟认为他们的“符号化”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李白的“狂”与“仙”，杜甫的“苦”与“窘”，都是他们最明显的个人标志——二者如此不同，而且在作品和言行两个方面都发展到了极致，于是才不可取代，万世留名。其实这是多么浮浅的理解。李杜二人的伟大与不可湮灭，因素多到了不可穷究，但有两点是最明显和最主要的，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过人的才华，作为一个人的诚真质朴，才构成了他们成功的最大必然性。
　　我们在理解两个伟大诗人的时候哪怕小有偏差，也会导致严重的误读，会离题万里。
　　有一个在刊物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某一天他的办公室突然来了四五个青年男女，都是所谓的诗人——与诗有关的故事从古至今都特别多——他们进了门立刻把他吓了一跳。领头的那个男子双目灼灼，放着贼光，个子不高，头上绑着布条，上面写着一些古怪的字母，一进来就瞪着他。朋友说“欢迎啊，你们请坐啊”等等，但那人根本不听，只瞪着眼慢慢往前凑，双手也举了起来。那个朋友正吓得往后退，领头这人突然打了一个响指，接着跟在后面的几个人一字拉开，一起蹲成马步，大喊：“我们是咬人来了！”
　　接下来他们并没有咬人，只是说了一些极狂妄的话，然后就转身离去，到了大街上。朋友从窗子望下去，发现他们开始在街上表演了，这个朗诵一首诗，那个朗诵一首诗，有的还在地上打滚，声嘶力竭地喊叫。
　　这些人不是疯子。他们的行为是精心设计过的。
　　以此类推，无论学术界还是创作界，类似倾向的人并不罕见，有时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是我们文化里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如果硬要从古人那里找找依据和例子，有人就会谈到李杜，谈到早于他们的“竹林七贤”，还有许多。有人会觉得不狂如李白，就不会成为那样的大诗人；不苦如杜甫，也不会成为那样的大诗人——其实对古人片面的不着边际的理解和模仿，只会误掉自身。古人和外国人的成就和怪癖，像水纹一样一波一波荡过遥远的时空，来到今天和当下就变成了浪涌。
　　海啸是怎么发生的？从震源处开始，那儿的水波是比较小的，但动力来自那儿；当这水波传递了几百公里之后，慢慢地积蓄和增加了能量。“水”就是时间和民众，古人的言与行穿越其中，会被一波一波无限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