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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型企业在解决非农就业、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高交易成本以及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问题，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本文以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为例，遵循信贷技术创新进而引发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政府规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业产业组织政策）作用调整的分析思路，探讨上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以及运行方式。
关键词：微型企业；小额贷款；台州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4
一、引言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对微型企业的定义不尽相同（见表1），不过就雇员人数而言，相对保持一致，通常设定为10人以下。2002年，平均而言，OECD国家制造业73.9%的企业和13.9%的就业来自于微型企业，而在服务业方面，微型企业的作用更为重要，微型企业的比重达到90%以上，而酒店、餐饮、房地产等行业，就业人数占到60%以上①。因此，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微型企业也是其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载体，占到OECD国家研发行业企业数的85%以上，目前很多著名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都起步于微型企业，比如微软、苹果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贫困人口的自我雇佣来解决就业问题，并形成自我维持的可持续的“造血”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拉丁美洲非农劳动力的50%、非洲非农劳动力的33%、印尼制造业劳动力的50%、泰国贸易服务产业就业人口的70%受雇于微型企业（张陆、张丽鹏，2006）。即使经济发达的美国，出于反贫困动机的微型企业支持项目从1970年代的几十个增加到2001年的700个以上（Ssewamala and Sherraden，2004）。
近20年来，鉴于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突出作用，微型企业的发展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我国区域差距大，微型企业在发达地区促进产业升级和在欠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值得重视；其次，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今后30年是城镇化迅速推进的时期，需要依赖微型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庞大农业剩余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第三，我国贫困人口仍有2000多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标准来看，我国贫困人口达到2亿人（刘纯彬，2006），大量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授人以渔”的微型企业扶持项目的发展，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从实践来看，在微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资本不足是微型企业经营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创业而言，基本上没有初始资本积累，所以，融资难是微型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Schiffer and Weder，2001），而且金融约束对越小的企业影响越不利（Beck et al.，2002）。Morduch（1999）研究表明，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微型企业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比如无担保的团队借款技术创新等。尽管有资料表明我国新增贷款的52.5%贷给中小企业，但是小企业只获得了8.5%的贷款（厉以宁，2009），而微型企业的份额则更低。因此，如何解决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非常关键。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政府补贴为主导的廉价信贷政策，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的实践很难证明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成为“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实际上，这一信贷补贴方式破坏了市场化利率的分级机制，恶化了市场效率；同时廉价信贷往往被权力阶层获取，偏离扶持目标，恶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分配；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导致银行缺乏节约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激励，上述因素还将导致还款率的恶化（Aghion and Morduch，2005）。因此，从1990年代以来，另一种思路，即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实践开始受到重视。与第一种思路的本质不同在于，后者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探寻微型企业信贷供需双方共赢的模式，政府补贴主要补偿微型企业信贷运行初期的规模经济劣势。这一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取得突出的绩效，比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美国富国银行的信用评分、哈萨克斯坦的小企业计划、泛美开发银行在巴拉圭的微小型企业全球信贷计划、亚美尼亚农业合作银行、塞尔维亚的金融租赁计划、墨西哥国家金融公司的小企业保理业务等（Malhotra et al.，2006）。
在我国，浙江省台州银行在2005年末与国家开发银行正式签约，开展“商业可持续发展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合作，命名为“小本贷款”。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大多数在过去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创造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国开行为台州银行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转贷款，转贷期限为5年，利率以现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利用转贷款向微小企业发放贷款的风险由台州银行承担；引进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PC）微小贷款技术，并由其负责员工培训。自2006年1月19日第一笔“小本贷款”发放，到2009年6月份的三年间，该行陆续在15家支行开办了“小本贷款”专营部门。截至2009年6月末，该行小本贷款余额共15630笔，金额100440万元，户均额度为6.43万元，其中失土、离土农民贷款份额已占到了94%（何韬，2010）；截止到2008年6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为14.82%，不良率仅为0.23%（吴杰，2009）；2007年“小本贷款”的税后利润为2000万元，信贷员人均创利约28.57万元。“小本贷款”实践的成功进一步表明了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微型企业信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在分析微型企业融资难原因的基础上，以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为例，从信贷技术、组织机构、激励机制、产业组织政策等角度探讨如何构建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模式。
二、微型企业信贷难的原因分析
微型企业信贷难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引致的市场失败密切相关（Aghion and Morduch，2005），也与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有关。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首要原因。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微型企业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财务制度和会计科目，更不存在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同时，微型企业通常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主的品德、才能密切相关，在个人信用体系并不完善、信用历史信息可得性弱的前提下，银行难以获取企业经营和企业主的信息，或者信息获取成本偏高②。一方面，企业主信息的缺失，银行难以观测到潜在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无法区别安全型和风险型借贷者，只能实施统一的利率，且高于安全型借款人的无风险利率，这意味安全型借贷者不得不对风险型借贷者进行补贴。利率的提升有可能最终挤出安全型借贷者，造成安全型借贷者借贷难的问题。而银行只能面对风险型借贷者，这将导致银行风险增大，一旦这种风险足够大，那么银行要么要求借贷者提供必要的抵押，但微型企业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要么不得不以降低利率来吸引不同类型的借款人，从而导致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存在超额的借款需求，实施信贷配给（Stiglitz and Weiss，1981）。另一方面，银行难以观测到微型企业借款之后的行为（努力程度）以及项目最终的收益，这会导致借款之后道德风险。对于银行而言，由于观测不到借款人的努力程度，在借款人有限责任的前提下，借款人的激励条件和银行参与的约束条件在一定情形下存在冲突，为了激励借款人的努力程度，银行不得不将其利率水平设定一个限额，一旦这一限额无法补偿银行的成本，银行要么决定放弃贷款，要么要求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抵押物来放松有限责任的约束。微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小，微型企业主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因而也难以从审慎的银行处获取贷款。
其次，另一种道德风险则发生在项目完成之后，银行难以获取借款人项目回报率的真实信息，借款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能采取策略性赖账行为，即原则上可以还款、但还款收益低于赖账收益而选择赖账，这在司法和立法体系相对薄弱、可执行产权缺位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契约执行难问题。由于赖账风险和贷款规模呈正比（Ray，1998），因此微型企业很难获得长期、高额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只有可能获取运营资本的短期贷款。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赖账，需要构建对借贷人还贷的激励条件，抵押成了必要条件，而在土地、不动产等产权体系不完整和动产抵押体系尚未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可执行的权利主张，从而直接导致微型企业难以获取贷款。
第三，与大中型企业比较而言，微型企业贷款具“短、小、频、快”的特征，而且企业管理薄弱，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倒闭率高，因此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较高③。处理和管理贷款的交易成本相对固定的，故平均成本将随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期限的提高、贷款频率的下降而降低。同时，微型企业数量众多，涉及行业广泛，企业主之间亦千差万别，难以利用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技术选择统一的信贷技术，使得这类贷款业务呈现“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掘、筛选客户、贷款发放、催收管理成本高。而且，微型企业经营的高风险也意味着银行较高的违约计提成本。因此，除了信息成本之外，银行对于微型企业的贷款还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传统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占到贷款组合的5%以下，而小额信贷机构很难将成本降到10%以下（Malhotra et al..，2006）。较高的交易成本意味着需要较高的利率才能补偿。而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出于扶持微型企业、打击非正式信贷或者促进投资等目的而进行利率管制，设定利率上限，难以弥补小额信贷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供给不足。
最后，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不利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问题的解决。一是银行组织体系与企业组织体系的不匹配。我国的银行组织体系虽然较为完整，但市场占有结构以寡头为主导，有大有中而缺小，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小型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份额偏低。2008年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存款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的1.38%、8.68%、6.90%和0.16%，总计为17.12%，贷款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的1.27%、8.58%、6.47%和0.14%，总计为16.45%。④二是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趋同。大型银行实施“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项目战略”，机构、人员、信贷资金向上述方向集中，基层业务网点撤并，小城镇资金外流、信贷管理权限上收，贷款审批程序繁杂，信贷门槛高。由于当前利率管制严格、存贷利率差额有限，银行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且规模大的企业作为主导客户，中型银行出于强化盈利能力也纷纷效仿大型银行，依赖于硬信息和标准化的技术追求大规模、低成本的盈利模式。这种市场定位恰恰与微型企业的信贷需求特征南辕北辙。三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少，但缺少引导和促成这些机构将其市场客户定位在为微型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驱动机制，或者缺少良好的经营机制服务微型企业。2009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143家，城市信用社11家，农村商业银行43家，农村合作银行196家，农村信用社多达3056家 。⑥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城商银由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大股东所掌握，其经营行为受到地方政府行政的高度约束，演化为政府投资的融资平台，市场定位也趋同于中型商业银行。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虽历经多次改制，经营能力仍偏弱，难以满足微小企业信贷需求。
因此，微型企业信贷难的问题，需要从信贷技术上做出创新解决微型企业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在缺乏足够物质担保的前提下构建良好的激励体系来激励企业主努力、避免策略性违约，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也需要银行组织体系和政府金融行业扭曲性政策的调整与微型企业信贷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
三、“小本贷款”的实践：对微型企业信贷难的破解
台州银行尝试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将“小本贷款”的目标群体设定为长期被正规金融机构体系排除在外的、以个体工商户和家庭作坊为主的微小企业，并进一步细分为针对小企业、额度为10万～30万元的小贷款和针对微型企业的、额度为2000元～10万元的微贷款，以10万元以下的微贷款为主。从目前的运行来看，通过户均贷款额度限制（见表2，主要集中在1～10万之间）不断扩展覆盖面，且与目标群体一致；财务状况稳健，可持续性强。“小本贷款”在解决微型企业信贷难问题的同时，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通过借贷技术、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创新以及市场化利率机制安排和良性市场竞争来缓和或者解决上文所述因素对微型企业信贷的制约。
（一）小额信贷技术创新与信息不对称
借贷技术是贷款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决策、贷后监控的结合体，信贷技术的创新是解决微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将IPC标准化的微小贷款技术和该行长期为中、小、微型企业服务中积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相结合，探索出适合该区域的高效、简捷、规范的微型企业信贷技术。
首先，贷款决策之前的过程都是借贷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在前期的贷款营销阶段，小额信贷员除了通过各种营销渠道将“小本贷款”广而告之之外，根据“小本贷款”的市场细分情况将信贷人员按地域（村或社区）、行业、供应链以及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合理配置，信贷员专业化于给其配置的业务领域，从而可以与相应社区、行业、供应链中的企业、企业所有者、居民进行长期、多维度接触，便于获取借款人的软信息，这种信息往往是定性的，比如借款人的性格、爱好等，难以定量化并难以在不同职员之间、不同层级间进行确认和传播。所以，他们在相关微型企业贷款申请之前对所辖地区、行业或者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经营状况、企业主个人信息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其次，贷款申请受理和信息审查是针对性地获取借款人的信息，是风险识别的关键步骤。一方面遵循IPC标准化的信息调查手段，在本行内部和外部征信系统的调查之外，强调“到户调查”和“眼见为实”的原则，要求信贷人员必须到借款人的经营场所实地核查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借款原因、借款用途、资产负债情况、损益情况、现金流量、还款来源等信息，并要求信贷人员根据对借款人的实地调查，自编借款人财务状况简表和调查报告，用较为准确的数据来判断借款人财务水平和损益情况，说明其每月还贷能力。另一方面，台州银行结合其长期从事“软信息”搜集和加工以及关系型借贷的经验，也重视非财务信息的调查，通过正面调查、侧面调查（向调查对向内部关系人、担保人、村（居）委员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了解），获取借款人的道德品质、家庭关系、社会声誉、行业规范和履约状况、经营能力以及所在行业的前景、风险等方面的软信息，并将“硬信息”（财务信息）和“软信息”进行交叉检查，相互验证。软信息的获取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客户经理制”。在台州银行，客户经理占到整个银行雇员的1/3以上，平均每个客户经理管理200个有效客户，充分发挥本地化客户经理的社会资本作用，构建具有一定覆盖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依靠客户的“脚勤”（即乐于提供延伸服务、勤于保持日常联系、善于当好客户顾问）来实行贴身管理、贴身监督（应千凡等，2009；史晋川等，2010）。此外，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中也嵌入其长期使用的“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何韬，2010），即根据借款人存款积数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的一项贷款业务品种，遵循“多存多贷，存贷挂钩”的原则。通过贷款额度和速度提升以及利率优惠的措施，可以激励借款人以及潜在借款人将资金集中于该行，从而可以较为全面了解贷款人的现金流等重要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
其次，“小本贷款”考虑到借款人普遍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尽可能通过贷前“硬信息”和“软信息”搜集来甄别借款人的情况，控制风险，而且，由于信贷额度较低，个人策略性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其收益更高，所以，在担保、抵押方面，“小本贷款”更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主要采取一个保证人保证的方式，且不要求必须提供抵押。在微贷款上，不需要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做深入的分析，只需提供姓名、住址、收入情况等最基本的信息。在此，保证人的主要作用一是起到信息甄别的作用，可以表明借款人相关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认可；二是起到贷款人贷后用款、还款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担保人与借款人 “亲近” 的关系优势和信息获取上的优势。因此，上述抵押担保条件的放宽解除了微型企业借贷所面临的主要束缚。
最后，在贷后监督方面，主要依赖于分期还款的期限监控。“小本贷款”的还款方式实行统一的按月还款，每月必须定期付息，不过本金额可作相应的调整，具体可由信贷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种分期还款是目前小额信贷最常见的还款方式。第一，这一方式形成了贷款风险的预警系统，信贷员要在借款人第一次还款之前进行实地客户回访，在以后每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还款督促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给信贷员提供借款人贷款使用方向、资金流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更早地预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作出迅速反应，制定更为严格的非正常贷款监控程序。第二，在分期付款的高频接触过程中，更容易建立信贷员和借款人之间的个性化关系，可以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也可以更及时得获取必要的信息。第三，这一还款方式有助于银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因为在这一方式下，借款人的还款来源通常有多个途径，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贷款项目的回报，因为很难要求项目在短期的一个月之内产生相应的收益，因此可以排除一些高风险的借款人（Aghion and Morduch，2005）。第四，这种方式可以激励借款人的储蓄努力，提高借款人的储蓄能力，降低了微型企业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缓解了一次性大额还款给微型企业造成的巨大财务压力，提高其还款能力。Silwal（2003）根据尼泊尔9个村镇银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分期付款的频率和支付困境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次性还款的拖欠率（19.8%）是按周分期还款拖欠率（11%）近两倍；相似的，孟加拉国农业开发委员会（BRAC）将其还款频率从一周一次提升到每月两次，拖欠率迅速上升（Aghion and Morduch，2005），所以，分期还款的制度安排是贷后监督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具体的频率选择和交易成本、借款额度、收入流等相关。
（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
“小本贷款”在破解微型企业借贷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依赖借贷技术的创新。“小本贷款”强调财务信息和软信息的相互印证，而“小本贷款”中财务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仍然依靠于信贷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的估算，不同于具备严格会计制度的大中型企业，几乎没有可信的会计报告的微型企业的财务信息，从性质上更接近软信息的性质。软信息主要特征在于其难以被第三方观测、确认以及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传导。这种软信息的获取需要信贷员与申请贷款的微型企业、企业主、工人、企业所在社区、相关行业长期多维度的接触，其他人短期内难以获取，因此，“小本贷款”的运行必须要对信贷员适度放权，形成对信贷员信息搜寻努力的正向激励。由于软信息难以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从而形成了管理层和信贷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者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存在过度放贷的动机、可能与借款人合谋等，产生了新的代理问题。显然，向信贷员放权会进一步恶化这种代理问题。因此，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显然，在传统大型国有银行内部很难形成这种适应于微小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大型国有银行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小本贷款”的技术创新也需要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
一方面，基于软信息层级传递的困难，“小本贷款”需要向下授权并尽可能减少管理层级来削弱代理问题，因此，传统大银行多层次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往往依赖于地方性小银行通过扁平化管理来实现。小银行本身管理层级少，银行总部设在本地，管理者与本地微型企业及其经营者地理接近，对其发展现状、环境和潜力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软信息在层级间难以传递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程度（Berger and Udell，2002）。台州银行作为长期从事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业务的地方性小银行，在“客户经理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贷款决策上引入贷审会决策机制，根据审批人权限，分为支行小额信贷部门贷审会和总行贷审会两级，每笔贷款至少有2名以上贷审会成员参与决策。贷审会的决策基于信贷员的陈述，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检查和交叉检查以及风险评估。这一机制安排，一是充分尊重了信贷员的意见，为信贷员的信息搜寻努力提供了激励；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信贷员的道德风险，降低信贷风险；三是两级决策机构方便了“小本贷款”的信息传递，也有助于快速决策，适应微型企业贷款“急”的特点。
另一方面，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信贷人员薪酬激励办法，与业绩、规模挂钩的绩效薪酬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按月考核，上不封顶，从而对信贷员形成了有效地激励。其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制定了“贷款三查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终身风险问责制度”和“信贷事后监督制度”四项核心制度，形成相应的问责体系，并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信贷风险控制指标作为绩效指标中“质”的部分，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在该地区，同业之间地理距离极为接近，同业信息流动性强，信贷员在银行业的声誉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其道德风险行为的机会成本。第三，鉴于“小本贷款”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台州银行更新了其信贷管理理念，即控制一定的逾期率或损失率。该理念认为：“不发放逾期贷款的信贷员不是一个好的信贷员，不但不利于信贷员的成长，而且会因信贷员的过于保守行为而丧失了许多放贷盈利的机会”。因此，该行相应调整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机制，其免责制度规定在授信尽职的情况下，对所放贷款逾期率在2％以内的客户经理不予处罚（吴杰，2009）。
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小本贷款”在破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信贷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力资源支持，有效地保持了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为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三）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
相对于传统的大额信贷，“小本贷款”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同时，缺乏相应的抵押而可能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其单位成本偏高，导致银行规模经济优势难以体现，根据国家的管制利率很难弥补其成本。因此，该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必然依赖于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利用高利率来覆盖转贷资金成本、贷款损失风险成本以及包含市场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发放、贷后监管的管理成本。只有能盈利，小额信贷才有可持续供应的动力。从实践来看，“小本贷款”利率设定主要参考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月平均利率、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和微小企业平均利润率。2008年台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3.04%，农村信用社1年期的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0.63%，而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年平均利率达到13.29%，甚至高出当地人民银行监测的民间借贷利率（应千凡等，2009）。分期限来看，从表3可见，台州银行的贷款利率均高于当地农村信用社和该行的一般贷款，1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基本上低于当地民间借贷，而1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则高于当地民间借贷。
这一机制的合理性除了需要覆盖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之外，还在于从实践来看，微型企业可以承受相对较高的利率。小企业尤其是商业经营者每单位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大企业，很多微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在100%以上（史晋川等，2010），在印度、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小企业投资年均回报率在117%～847%之间（Malhotra et al.，2006）。同时，由于贷款额度低、贷款期限短，且采取分期还款的方式，借款人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尽管“小本贷款”的名义利率高于农村信用社，但是，后者由于偏低的利率而将小额信贷作为一项政策性业务，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去发展这一业务（吴杰，2009），贷款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应千凡等，2009），甚至可能存在寻租问题，从而增加了微型企业的借贷成本，实际利率甚至高于“小本贷款”⑥ 。此外，对于“小本贷款”利率甚至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情况，一方面与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地方性小银行长期专业化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有关，随着其信贷规模的扩大，对民间借贷市场形成明显的竞争效应，导致民间借贷利率和官方利率的逐步趋同，见图1。另一方面，表3所列的民间借贷利率是当地针对低风险的客户或者与放贷人有着血缘、亲缘关系的借款人，或者两者之间在产业链上存在供需关系，因此，这种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关联性的交易，或者需要情感方面的投入，所以，与之相关的无形的信贷成本不低。而且，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市场分割性（Ray，1998），针对不同的借贷主体，利率差别很大，并不是所有的微型企业都可以从民间借贷市场以较低的利率融资。
“小本贷款”的利率设定具有充分的弹性以应对不同的微型企业借贷风险。首先，结合微型企业借款“频”的特点，通过利率优惠建立动态激励机制，如表3所示，微型企业在第二、三次的借贷利息明显低于第一次。微型企业借款需求频率高，该机制的建立可以激励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远见的微型企业主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以及声誉的树立，因为这种声誉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的收入流或者成本的节约。所以这一利率优惠的动态激励机制提升企业违约的机会成本，放松了对企业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从而也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而且，针对同一个人的贷款，银行的信息搜寻成本也会降低，所以利率的下调对银行收益率的影响不大。其次，如上文所述，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机制，尽管贷款积数不是获取“小本贷款”的必要条件，但是贷款利率随存款积数而调整，积数越高，利率越低。这一方面可以起到现金流和信贷监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银行内部的资产、负债结构，解决地方性小银行吸收储蓄能力偏弱的问题。第三，利率随贷款申请者提供的保证人的情况和抵押、质押物的不同而不同，保证方式利率就高，抵（质）押方式利率就低，两者浮动幅度在1.2%～1.8%之间。这一利率调整也体现了风险因素的影响，适当的利率优惠可以吸引安全性相对高的微型企业的贷款需求。
（四）适宜的银行行业组织结构
银行行业的组织结构，如规模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竞争等直接影响着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Berger and Udell，2006）。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个人征信系统、微小企业会计制度等信贷信息获取和共享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完全基于财务信息、个人信用评分等硬信息的微型企业交易型贷款难以开展，仍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因此地方性的小银行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就国有和民营的产权结构而言，国有银行一般规模偏大，因而可能不利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当然，国有银行容易受政府影响，出于政治原因支持中小企业，但是因为不是出于市场原则，没有激励进行甄别和监管以及最后的收款努力，从而出现无效率的现象，并将对私人银行的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所以，通常而言，国有比重越高，越不利于微型企业的信贷提升（Berger and Udell，2006）。台州拥有三家独立法人的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这在全国的地级市中绝无仅有；从产权结构来看，三家城商行均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其中台州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民营资本绝对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国有资本占5%），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100%由民营资本组成的城市商业银行。显然这样一种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有助于拓展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
三家民营城市商业银行同处一城，“短兵相交、近身肉搏”，因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市场竞争的强度对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并不一致。一方认为较高的市场控制权力意味着较少竞争，银行缺乏动力去发展中小企业信贷；另一方认为对于关系型借贷，较高的市场权力意味着企业缺乏其他可选择的银行，从而该银行可以发展关系型的借贷，进行这方面的投入，避免长期合约不完善的问题，而过度的竞争使得借款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导致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难以奏效（Berger and Udell，2006）。从实践来看，三家银行之间的竞争有效地拓展了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首先，三家城商行以及本地大中型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社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他们眼睛不断向下以拓展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台州银行选择开发“小本贷款”不是做慈善，而是为其自身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其有相应的动力和激励从事这一业务。其次，该地区各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促进有利可图的信贷技术、制度创新迅速外溢，被其他银行所效仿，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上的成功迅速被泰隆、民泰两家银行所效仿，也推出相应的小额贷款业务，这种溢出效应提高了银行对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水平，也降低了微型企业信贷的成本，抑制了微型企业信贷利率的上扬。第三，该地区银行在竞争中有合作，构建信息共享的征信系统，从而在竞争过程中避免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的失效，降低银行的信息甄别成本。因此，在台州目前的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下，这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在 “小本贷款”的发育、推广和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论性评述
微型企业在解决就业、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高交易成本以及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问题，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由于政府廉价信贷政策普遍难以取得成功，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1990年代以来被寄予厚望。本文以运行较为成功的浙江台州城市商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发的“小本贷款”为例，遵循信贷技术创新进而引发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政府规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业产业组织政策）作用的分析思路，分析其实践如何破解微型企业信贷难，探讨上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以及运行条件、方式。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实践表明，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贷款具有可行性，银行和微型企业之间可以形成双赢关系，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垃圾客户”的微型企业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这一实践被同处一城的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民营银行所效仿，这更近一步表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和可获利性。
其次，微型企业贷款单位成本偏高，偏高的交易成本导致运行初期在未达到必要的规模经济时难以实现盈亏相抵。而且微型企业信贷的资产、负债结构难以匹配。因此在发展初期，政府可以进行适当的补贴，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为台州银行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转贷款和引入IPC的信贷技术。但是，这种补贴要有明确的停止预期，避免业务银行对补贴形成长期依赖，导致形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第三，借贷技术的创新是破解微型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环节。一方面，台州银行引进IPC的小额信贷技术，强调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加工财务信息，并尽可能定量化，从而提高小额信贷的标准化程度和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也结合我国法制化建设相对滞后、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完善的现实，也注重客户各类软信息的搜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导建立以“客户经理制”为核心的经营方式，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从而实现软信息、硬信息、现金流之间的交叉印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也降低了对微型企业担保和抵押的要求。在贷后监督方面执行严格的按月分期还款制度，形成贷款风险的预警体系，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第四、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保障“小本贷款”的决策机制偏向于扁平化和向下授权，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励信贷员在软信息搜寻上的努力，也更容易甄别信贷员提供的软信息描述，通常，地方性民营小银行更容易形成这一内部组织结构。向下授权可能会恶化信贷员的代理问题，因此需要完善的信贷员激励约束机制，保持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同时也要更新信贷安全管理理念，允许一定比例的逾期率，避免信贷员过于保守而无法实现服务微型企业的市场定位。
第五，政府放松微型企业信贷的利率至关重要。微型企业信贷的单位成本以及风险偏高，认为压低利率导致贷款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直接制约了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鉴于微型企业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信贷的前提条件。同时，需要引入弹性利率制度安排，利率随借款人的风险、次数而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形成对微型企业的动态激励。
第六，从银行产业组织政策来看，为了促进微型企业的信贷供给，应该重视地方性小银行的发展，因为这些银行更容易形成适应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信贷技术创新和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比传统大型银行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市场定位不同于传统大型银行。而且，可以考虑在小银行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竞争驱动小银行微型企业信贷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促进信贷技术、组织创新的扩散，提高微型企业信贷的资金供给水平，减少微型企业信贷的交易成本，避免垄断性利率的形成，降低微型企业的利息成本；同时促进各类银行之间合作，共建、共享个人征信系统等借贷信息设施。
最后，从“小本贷款”的实践来看，在商业可持续的要求下，其往往被相对富裕、或具有一定企业家素质、或具有一定技术特长的微型企业主获取，真正缺乏必要技能、非常贫困的人口依然难以获取相应的贷款，因为他们的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微型企业主的，“小本贷款”对这一部分人的帮助是通过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微型企业建立和发展壮大、进而扩大就业需求来实现的。而这一部分人因为突发性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贷款需求不应该由商业化小额信贷来解决，这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因此，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微型企业的小额信贷能够解决所有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困难。
注释：
①数据根据OECD（2005）计算而得。
②根据World Bank（2004a,b），信用历史信息的可得性可使贷款处理时间、成本和违约率减少25%，在没有信用登记、有公立信用登记、有私立信用登记的国家中，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40%和67%。
③Schiffer and Weder（2001）证明了企业规模和风险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④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9》计算而得。
⑤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网站。
⑥比如为了及时获取5万元贷款，请业务人员吃一顿饭花费1000元，这意味着5万元的6月期年化贷款利率上升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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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型企业；小额贷款；台州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4
一、引言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对微型企业的定义不尽相同（见表1），不过就雇员人数而言，相对保持一致，通常设定为10人以下。2002年，平均而言，OECD国家制造业73.9%的企业和13.9%的就业来自于微型企业，而在服务业方面，微型企业的作用更为重要，微型企业的比重达到90%以上，而酒店、餐饮、房地产等行业，就业人数占到60%以上①。因此，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微型企业也是其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载体，占到OECD国家研发行业企业数的85%以上，目前很多著名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都起步于微型企业，比如微软、苹果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贫困人口的自我雇佣来解决就业问题，并形成自我维持的可持续的“造血”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拉丁美洲非农劳动力的50%、非洲非农劳动力的33%、印尼制造业劳动力的50%、泰国贸易服务产业就业人口的70%受雇于微型企业（张陆、张丽鹏，2006）。即使经济发达的美国，出于反贫困动机的微型企业支持项目从1970年代的几十个增加到2001年的700个以上（Ssewamala and Sherraden，2004）。
近20年来，鉴于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突出作用，微型企业的发展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我国区域差距大，微型企业在发达地区促进产业升级和在欠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值得重视；其次，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今后30年是城镇化迅速推进的时期，需要依赖微型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庞大农业剩余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第三，我国贫困人口仍有2000多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标准来看，我国贫困人口达到2亿人（刘纯彬，2006），大量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授人以渔”的微型企业扶持项目的发展，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从实践来看，在微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资本不足是微型企业经营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创业而言，基本上没有初始资本积累，所以，融资难是微型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Schiffer and Weder，2001），而且金融约束对越小的企业影响越不利（Beck et al.，2002）。Morduch（1999）研究表明，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微型企业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比如无担保的团队借款技术创新等。尽管有资料表明我国新增贷款的52.5%贷给中小企业，但是小企业只获得了8.5%的贷款（厉以宁，2009），而微型企业的份额则更低。因此，如何解决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非常关键。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政府补贴为主导的廉价信贷政策，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的实践很难证明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成为“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实际上，这一信贷补贴方式破坏了市场化利率的分级机制，恶化了市场效率；同时廉价信贷往往被权力阶层获取，偏离扶持目标，恶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分配；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导致银行缺乏节约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激励，上述因素还将导致还款率的恶化（Aghion and Morduch，2005）。因此，从1990年代以来，另一种思路，即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实践开始受到重视。与第一种思路的本质不同在于，后者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探寻微型企业信贷供需双方共赢的模式，政府补贴主要补偿微型企业信贷运行初期的规模经济劣势。这一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取得突出的绩效，比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美国富国银行的信用评分、哈萨克斯坦的小企业计划、泛美开发银行在巴拉圭的微小型企业全球信贷计划、亚美尼亚农业合作银行、塞尔维亚的金融租赁计划、墨西哥国家金融公司的小企业保理业务等（Malhotra et al.，2006）。
在我国，浙江省台州银行在2005年末与国家开发银行正式签约，开展“商业可持续发展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合作，命名为“小本贷款”。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大多数在过去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创造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国开行为台州银行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转贷款，转贷期限为5年，利率以现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利用转贷款向微小企业发放贷款的风险由台州银行承担；引进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PC）微小贷款技术，并由其负责员工培训。自2006年1月19日第一笔“小本贷款”发放，到2009年6月份的三年间，该行陆续在15家支行开办了“小本贷款”专营部门。截至2009年6月末，该行小本贷款余额共15630笔，金额100440万元，户均额度为6.43万元，其中失土、离土农民贷款份额已占到了94%（何韬，2010）；截止到2008年6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为14.82%，不良率仅为0.23%（吴杰，2009）；2007年“小本贷款”的税后利润为2000万元，信贷员人均创利约28.57万元。“小本贷款”实践的成功进一步表明了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微型企业信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在分析微型企业融资难原因的基础上，以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为例，从信贷技术、组织机构、激励机制、产业组织政策等角度探讨如何构建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模式。
二、微型企业信贷难的原因分析
微型企业信贷难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引致的市场失败密切相关（Aghion and Morduch，2005），也与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有关。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首要原因。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微型企业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财务制度和会计科目，更不存在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同时，微型企业通常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主的品德、才能密切相关，在个人信用体系并不完善、信用历史信息可得性弱的前提下，银行难以获取企业经营和企业主的信息，或者信息获取成本偏高②。一方面，企业主信息的缺失，银行难以观测到潜在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无法区别安全型和风险型借贷者，只能实施统一的利率，且高于安全型借款人的无风险利率，这意味安全型借贷者不得不对风险型借贷者进行补贴。利率的提升有可能最终挤出安全型借贷者，造成安全型借贷者借贷难的问题。而银行只能面对风险型借贷者，这将导致银行风险增大，一旦这种风险足够大，那么银行要么要求借贷者提供必要的抵押，但微型企业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要么不得不以降低利率来吸引不同类型的借款人，从而导致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存在超额的借款需求，实施信贷配给（Stiglitz and Weiss，1981）。另一方面，银行难以观测到微型企业借款之后的行为（努力程度）以及项目最终的收益，这会导致借款之后道德风险。对于银行而言，由于观测不到借款人的努力程度，在借款人有限责任的前提下，借款人的激励条件和银行参与的约束条件在一定情形下存在冲突，为了激励借款人的努力程度，银行不得不将其利率水平设定一个限额，一旦这一限额无法补偿银行的成本，银行要么决定放弃贷款，要么要求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抵押物来放松有限责任的约束。微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小，微型企业主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因而也难以从审慎的银行处获取贷款。
其次，另一种道德风险则发生在项目完成之后，银行难以获取借款人项目回报率的真实信息，借款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能采取策略性赖账行为，即原则上可以还款、但还款收益低于赖账收益而选择赖账，这在司法和立法体系相对薄弱、可执行产权缺位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契约执行难问题。由于赖账风险和贷款规模呈正比（Ray，1998），因此微型企业很难获得长期、高额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只有可能获取运营资本的短期贷款。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赖账，需要构建对借贷人还贷的激励条件，抵押成了必要条件，而在土地、不动产等产权体系不完整和动产抵押体系尚未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可执行的权利主张，从而直接导致微型企业难以获取贷款。
第三，与大中型企业比较而言，微型企业贷款具“短、小、频、快”的特征，而且企业管理薄弱，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倒闭率高，因此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较高③。处理和管理贷款的交易成本相对固定的，故平均成本将随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期限的提高、贷款频率的下降而降低。同时，微型企业数量众多，涉及行业广泛，企业主之间亦千差万别，难以利用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技术选择统一的信贷技术，使得这类贷款业务呈现“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掘、筛选客户、贷款发放、催收管理成本高。而且，微型企业经营的高风险也意味着银行较高的违约计提成本。因此，除了信息成本之外，银行对于微型企业的贷款还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传统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占到贷款组合的5%以下，而小额信贷机构很难将成本降到10%以下（Malhotra et al..，2006）。较高的交易成本意味着需要较高的利率才能补偿。而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出于扶持微型企业、打击非正式信贷或者促进投资等目的而进行利率管制，设定利率上限，难以弥补小额信贷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供给不足。
最后，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不利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问题的解决。一是银行组织体系与企业组织体系的不匹配。我国的银行组织体系虽然较为完整，但市场占有结构以寡头为主导，有大有中而缺小，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小型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份额偏低。2008年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存款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的1.38%、8.68%、6.90%和0.16%，总计为17.12%，贷款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的1.27%、8.58%、6.47%和0.14%，总计为16.45%。④二是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趋同。大型银行实施“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项目战略”，机构、人员、信贷资金向上述方向集中，基层业务网点撤并，小城镇资金外流、信贷管理权限上收，贷款审批程序繁杂，信贷门槛高。由于当前利率管制严格、存贷利率差额有限，银行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且规模大的企业作为主导客户，中型银行出于强化盈利能力也纷纷效仿大型银行，依赖于硬信息和标准化的技术追求大规模、低成本的盈利模式。这种市场定位恰恰与微型企业的信贷需求特征南辕北辙。三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少，但缺少引导和促成这些机构将其市场客户定位在为微型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驱动机制，或者缺少良好的经营机制服务微型企业。2009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143家，城市信用社11家，农村商业银行43家，农村合作银行196家，农村信用社多达3056家 。⑥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城商银由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大股东所掌握，其经营行为受到地方政府行政的高度约束，演化为政府投资的融资平台，市场定位也趋同于中型商业银行。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虽历经多次改制，经营能力仍偏弱，难以满足微小企业信贷需求。
因此，微型企业信贷难的问题，需要从信贷技术上做出创新解决微型企业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在缺乏足够物质担保的前提下构建良好的激励体系来激励企业主努力、避免策略性违约，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也需要银行组织体系和政府金融行业扭曲性政策的调整与微型企业信贷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
三、“小本贷款”的实践：对微型企业信贷难的破解
台州银行尝试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将“小本贷款”的目标群体设定为长期被正规金融机构体系排除在外的、以个体工商户和家庭作坊为主的微小企业，并进一步细分为针对小企业、额度为10万～30万元的小贷款和针对微型企业的、额度为2000元～10万元的微贷款，以10万元以下的微贷款为主。从目前的运行来看，通过户均贷款额度限制（见表2，主要集中在1～10万之间）不断扩展覆盖面，且与目标群体一致；财务状况稳健，可持续性强。“小本贷款”在解决微型企业信贷难问题的同时，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通过借贷技术、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创新以及市场化利率机制安排和良性市场竞争来缓和或者解决上文所述因素对微型企业信贷的制约。
（一）小额信贷技术创新与信息不对称
借贷技术是贷款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决策、贷后监控的结合体，信贷技术的创新是解决微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将IPC标准化的微小贷款技术和该行长期为中、小、微型企业服务中积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相结合，探索出适合该区域的高效、简捷、规范的微型企业信贷技术。
首先，贷款决策之前的过程都是借贷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在前期的贷款营销阶段，小额信贷员除了通过各种营销渠道将“小本贷款”广而告之之外，根据“小本贷款”的市场细分情况将信贷人员按地域（村或社区）、行业、供应链以及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合理配置，信贷员专业化于给其配置的业务领域，从而可以与相应社区、行业、供应链中的企业、企业所有者、居民进行长期、多维度接触，便于获取借款人的软信息，这种信息往往是定性的，比如借款人的性格、爱好等，难以定量化并难以在不同职员之间、不同层级间进行确认和传播。所以，他们在相关微型企业贷款申请之前对所辖地区、行业或者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经营状况、企业主个人信息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其次，贷款申请受理和信息审查是针对性地获取借款人的信息，是风险识别的关键步骤。一方面遵循IPC标准化的信息调查手段，在本行内部和外部征信系统的调查之外，强调“到户调查”和“眼见为实”的原则，要求信贷人员必须到借款人的经营场所实地核查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借款原因、借款用途、资产负债情况、损益情况、现金流量、还款来源等信息，并要求信贷人员根据对借款人的实地调查，自编借款人财务状况简表和调查报告，用较为准确的数据来判断借款人财务水平和损益情况，说明其每月还贷能力。另一方面，台州银行结合其长期从事“软信息”搜集和加工以及关系型借贷的经验，也重视非财务信息的调查，通过正面调查、侧面调查（向调查对向内部关系人、担保人、村（居）委员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了解），获取借款人的道德品质、家庭关系、社会声誉、行业规范和履约状况、经营能力以及所在行业的前景、风险等方面的软信息，并将“硬信息”（财务信息）和“软信息”进行交叉检查，相互验证。软信息的获取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客户经理制”。在台州银行，客户经理占到整个银行雇员的1/3以上，平均每个客户经理管理200个有效客户，充分发挥本地化客户经理的社会资本作用，构建具有一定覆盖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依靠客户的“脚勤”（即乐于提供延伸服务、勤于保持日常联系、善于当好客户顾问）来实行贴身管理、贴身监督（应千凡等，2009；史晋川等，2010）。此外，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中也嵌入其长期使用的“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何韬，2010），即根据借款人存款积数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的一项贷款业务品种，遵循“多存多贷，存贷挂钩”的原则。通过贷款额度和速度提升以及利率优惠的措施，可以激励借款人以及潜在借款人将资金集中于该行，从而可以较为全面了解贷款人的现金流等重要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
其次，“小本贷款”考虑到借款人普遍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尽可能通过贷前“硬信息”和“软信息”搜集来甄别借款人的情况，控制风险，而且，由于信贷额度较低，个人策略性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其收益更高，所以，在担保、抵押方面，“小本贷款”更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主要采取一个保证人保证的方式，且不要求必须提供抵押。在微贷款上，不需要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做深入的分析，只需提供姓名、住址、收入情况等最基本的信息。在此，保证人的主要作用一是起到信息甄别的作用，可以表明借款人相关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认可；二是起到贷款人贷后用款、还款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担保人与借款人 “亲近” 的关系优势和信息获取上的优势。因此，上述抵押担保条件的放宽解除了微型企业借贷所面临的主要束缚。
最后，在贷后监督方面，主要依赖于分期还款的期限监控。“小本贷款”的还款方式实行统一的按月还款，每月必须定期付息，不过本金额可作相应的调整，具体可由信贷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种分期还款是目前小额信贷最常见的还款方式。第一，这一方式形成了贷款风险的预警系统，信贷员要在借款人第一次还款之前进行实地客户回访，在以后每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还款督促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给信贷员提供借款人贷款使用方向、资金流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更早地预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作出迅速反应，制定更为严格的非正常贷款监控程序。第二，在分期付款的高频接触过程中，更容易建立信贷员和借款人之间的个性化关系，可以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也可以更及时得获取必要的信息。第三，这一还款方式有助于银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因为在这一方式下，借款人的还款来源通常有多个途径，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贷款项目的回报，因为很难要求项目在短期的一个月之内产生相应的收益，因此可以排除一些高风险的借款人（Aghion and Morduch，2005）。第四，这种方式可以激励借款人的储蓄努力，提高借款人的储蓄能力，降低了微型企业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缓解了一次性大额还款给微型企业造成的巨大财务压力，提高其还款能力。Silwal（2003）根据尼泊尔9个村镇银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分期付款的频率和支付困境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次性还款的拖欠率（19.8%）是按周分期还款拖欠率（11%）近两倍；相似的，孟加拉国农业开发委员会（BRAC）将其还款频率从一周一次提升到每月两次，拖欠率迅速上升（Aghion and Morduch，2005），所以，分期还款的制度安排是贷后监督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具体的频率选择和交易成本、借款额度、收入流等相关。
（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
“小本贷款”在破解微型企业借贷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依赖借贷技术的创新。“小本贷款”强调财务信息和软信息的相互印证，而“小本贷款”中财务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仍然依靠于信贷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的估算，不同于具备严格会计制度的大中型企业，几乎没有可信的会计报告的微型企业的财务信息，从性质上更接近软信息的性质。软信息主要特征在于其难以被第三方观测、确认以及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传导。这种软信息的获取需要信贷员与申请贷款的微型企业、企业主、工人、企业所在社区、相关行业长期多维度的接触，其他人短期内难以获取，因此，“小本贷款”的运行必须要对信贷员适度放权，形成对信贷员信息搜寻努力的正向激励。由于软信息难以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从而形成了管理层和信贷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者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存在过度放贷的动机、可能与借款人合谋等，产生了新的代理问题。显然，向信贷员放权会进一步恶化这种代理问题。因此，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显然，在传统大型国有银行内部很难形成这种适应于微小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大型国有银行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小本贷款”的技术创新也需要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
一方面，基于软信息层级传递的困难，“小本贷款”需要向下授权并尽可能减少管理层级来削弱代理问题，因此，传统大银行多层次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往往依赖于地方性小银行通过扁平化管理来实现。小银行本身管理层级少，银行总部设在本地，管理者与本地微型企业及其经营者地理接近，对其发展现状、环境和潜力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软信息在层级间难以传递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程度（Berger and Udell，2002）。台州银行作为长期从事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业务的地方性小银行，在“客户经理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贷款决策上引入贷审会决策机制，根据审批人权限，分为支行小额信贷部门贷审会和总行贷审会两级，每笔贷款至少有2名以上贷审会成员参与决策。贷审会的决策基于信贷员的陈述，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检查和交叉检查以及风险评估。这一机制安排，一是充分尊重了信贷员的意见，为信贷员的信息搜寻努力提供了激励；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信贷员的道德风险，降低信贷风险；三是两级决策机构方便了“小本贷款”的信息传递，也有助于快速决策，适应微型企业贷款“急”的特点。
另一方面，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信贷人员薪酬激励办法，与业绩、规模挂钩的绩效薪酬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按月考核，上不封顶，从而对信贷员形成了有效地激励。其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制定了“贷款三查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终身风险问责制度”和“信贷事后监督制度”四项核心制度，形成相应的问责体系，并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信贷风险控制指标作为绩效指标中“质”的部分，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在该地区，同业之间地理距离极为接近，同业信息流动性强，信贷员在银行业的声誉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其道德风险行为的机会成本。第三，鉴于“小本贷款”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台州银行更新了其信贷管理理念，即控制一定的逾期率或损失率。该理念认为：“不发放逾期贷款的信贷员不是一个好的信贷员，不但不利于信贷员的成长，而且会因信贷员的过于保守行为而丧失了许多放贷盈利的机会”。因此，该行相应调整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机制，其免责制度规定在授信尽职的情况下，对所放贷款逾期率在2％以内的客户经理不予处罚（吴杰，2009）。
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小本贷款”在破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信贷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力资源支持，有效地保持了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为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三）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
相对于传统的大额信贷，“小本贷款”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同时，缺乏相应的抵押而可能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其单位成本偏高，导致银行规模经济优势难以体现，根据国家的管制利率很难弥补其成本。因此，该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必然依赖于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利用高利率来覆盖转贷资金成本、贷款损失风险成本以及包含市场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发放、贷后监管的管理成本。只有能盈利，小额信贷才有可持续供应的动力。从实践来看，“小本贷款”利率设定主要参考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月平均利率、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和微小企业平均利润率。2008年台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3.04%，农村信用社1年期的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0.63%，而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年平均利率达到13.29%，甚至高出当地人民银行监测的民间借贷利率（应千凡等，2009）。分期限来看，从表3可见，台州银行的贷款利率均高于当地农村信用社和该行的一般贷款，1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基本上低于当地民间借贷，而1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则高于当地民间借贷。
这一机制的合理性除了需要覆盖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之外，还在于从实践来看，微型企业可以承受相对较高的利率。小企业尤其是商业经营者每单位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大企业，很多微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在100%以上（史晋川等，2010），在印度、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小企业投资年均回报率在117%～847%之间（Malhotra et al.，2006）。同时，由于贷款额度低、贷款期限短，且采取分期还款的方式，借款人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尽管“小本贷款”的名义利率高于农村信用社，但是，后者由于偏低的利率而将小额信贷作为一项政策性业务，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去发展这一业务（吴杰，2009），贷款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应千凡等，2009），甚至可能存在寻租问题，从而增加了微型企业的借贷成本，实际利率甚至高于“小本贷款”⑥ 。此外，对于“小本贷款”利率甚至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情况，一方面与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地方性小银行长期专业化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有关，随着其信贷规模的扩大，对民间借贷市场形成明显的竞争效应，导致民间借贷利率和官方利率的逐步趋同，见图1。另一方面，表3所列的民间借贷利率是当地针对低风险的客户或者与放贷人有着血缘、亲缘关系的借款人，或者两者之间在产业链上存在供需关系，因此，这种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关联性的交易，或者需要情感方面的投入，所以，与之相关的无形的信贷成本不低。而且，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市场分割性（Ray，1998），针对不同的借贷主体，利率差别很大，并不是所有的微型企业都可以从民间借贷市场以较低的利率融资。
“小本贷款”的利率设定具有充分的弹性以应对不同的微型企业借贷风险。首先，结合微型企业借款“频”的特点，通过利率优惠建立动态激励机制，如表3所示，微型企业在第二、三次的借贷利息明显低于第一次。微型企业借款需求频率高，该机制的建立可以激励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远见的微型企业主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以及声誉的树立，因为这种声誉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的收入流或者成本的节约。所以这一利率优惠的动态激励机制提升企业违约的机会成本，放松了对企业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从而也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而且，针对同一个人的贷款，银行的信息搜寻成本也会降低，所以利率的下调对银行收益率的影响不大。其次，如上文所述，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机制，尽管贷款积数不是获取“小本贷款”的必要条件，但是贷款利率随存款积数而调整，积数越高，利率越低。这一方面可以起到现金流和信贷监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银行内部的资产、负债结构，解决地方性小银行吸收储蓄能力偏弱的问题。第三，利率随贷款申请者提供的保证人的情况和抵押、质押物的不同而不同，保证方式利率就高，抵（质）押方式利率就低，两者浮动幅度在1.2%～1.8%之间。这一利率调整也体现了风险因素的影响，适当的利率优惠可以吸引安全性相对高的微型企业的贷款需求。
（四）适宜的银行行业组织结构
银行行业的组织结构，如规模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竞争等直接影响着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Berger and Udell，2006）。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个人征信系统、微小企业会计制度等信贷信息获取和共享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完全基于财务信息、个人信用评分等硬信息的微型企业交易型贷款难以开展，仍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因此地方性的小银行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就国有和民营的产权结构而言，国有银行一般规模偏大，因而可能不利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当然，国有银行容易受政府影响，出于政治原因支持中小企业，但是因为不是出于市场原则，没有激励进行甄别和监管以及最后的收款努力，从而出现无效率的现象，并将对私人银行的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所以，通常而言，国有比重越高，越不利于微型企业的信贷提升（Berger and Udell，2006）。台州拥有三家独立法人的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这在全国的地级市中绝无仅有；从产权结构来看，三家城商行均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其中台州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民营资本绝对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国有资本占5%），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100%由民营资本组成的城市商业银行。显然这样一种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有助于拓展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
三家民营城市商业银行同处一城，“短兵相交、近身肉搏”，因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市场竞争的强度对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并不一致。一方认为较高的市场控制权力意味着较少竞争，银行缺乏动力去发展中小企业信贷；另一方认为对于关系型借贷，较高的市场权力意味着企业缺乏其他可选择的银行，从而该银行可以发展关系型的借贷，进行这方面的投入，避免长期合约不完善的问题，而过度的竞争使得借款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导致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难以奏效（Berger and Udell，2006）。从实践来看，三家银行之间的竞争有效地拓展了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首先，三家城商行以及本地大中型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社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他们眼睛不断向下以拓展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台州银行选择开发“小本贷款”不是做慈善，而是为其自身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其有相应的动力和激励从事这一业务。其次，该地区各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促进有利可图的信贷技术、制度创新迅速外溢，被其他银行所效仿，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上的成功迅速被泰隆、民泰两家银行所效仿，也推出相应的小额贷款业务，这种溢出效应提高了银行对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水平，也降低了微型企业信贷的成本，抑制了微型企业信贷利率的上扬。第三，该地区银行在竞争中有合作，构建信息共享的征信系统，从而在竞争过程中避免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的失效，降低银行的信息甄别成本。因此，在台州目前的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下，这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在 “小本贷款”的发育、推广和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论性评述
微型企业在解决就业、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高交易成本以及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问题，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由于政府廉价信贷政策普遍难以取得成功，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1990年代以来被寄予厚望。本文以运行较为成功的浙江台州城市商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发的“小本贷款”为例，遵循信贷技术创新进而引发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政府规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业产业组织政策）作用的分析思路，分析其实践如何破解微型企业信贷难，探讨上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以及运行条件、方式。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实践表明，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贷款具有可行性，银行和微型企业之间可以形成双赢关系，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垃圾客户”的微型企业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这一实践被同处一城的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民营银行所效仿，这更近一步表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和可获利性。
其次，微型企业贷款单位成本偏高，偏高的交易成本导致运行初期在未达到必要的规模经济时难以实现盈亏相抵。而且微型企业信贷的资产、负债结构难以匹配。因此在发展初期，政府可以进行适当的补贴，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为台州银行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转贷款和引入IPC的信贷技术。但是，这种补贴要有明确的停止预期，避免业务银行对补贴形成长期依赖，导致形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第三，借贷技术的创新是破解微型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环节。一方面，台州银行引进IPC的小额信贷技术，强调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加工财务信息，并尽可能定量化，从而提高小额信贷的标准化程度和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也结合我国法制化建设相对滞后、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完善的现实，也注重客户各类软信息的搜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导建立以“客户经理制”为核心的经营方式，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从而实现软信息、硬信息、现金流之间的交叉印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也降低了对微型企业担保和抵押的要求。在贷后监督方面执行严格的按月分期还款制度，形成贷款风险的预警体系，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第四、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保障“小本贷款”的决策机制偏向于扁平化和向下授权，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励信贷员在软信息搜寻上的努力，也更容易甄别信贷员提供的软信息描述，通常，地方性民营小银行更容易形成这一内部组织结构。向下授权可能会恶化信贷员的代理问题，因此需要完善的信贷员激励约束机制，保持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同时也要更新信贷安全管理理念，允许一定比例的逾期率，避免信贷员过于保守而无法实现服务微型企业的市场定位。
第五，政府放松微型企业信贷的利率至关重要。微型企业信贷的单位成本以及风险偏高，认为压低利率导致贷款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直接制约了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鉴于微型企业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信贷的前提条件。同时，需要引入弹性利率制度安排，利率随借款人的风险、次数而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形成对微型企业的动态激励。
第六，从银行产业组织政策来看，为了促进微型企业的信贷供给，应该重视地方性小银行的发展，因为这些银行更容易形成适应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信贷技术创新和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比传统大型银行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市场定位不同于传统大型银行。而且，可以考虑在小银行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竞争驱动小银行微型企业信贷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促进信贷技术、组织创新的扩散，提高微型企业信贷的资金供给水平，减少微型企业信贷的交易成本，避免垄断性利率的形成，降低微型企业的利息成本；同时促进各类银行之间合作，共建、共享个人征信系统等借贷信息设施。
最后，从“小本贷款”的实践来看，在商业可持续的要求下，其往往被相对富裕、或具有一定企业家素质、或具有一定技术特长的微型企业主获取，真正缺乏必要技能、非常贫困的人口依然难以获取相应的贷款，因为他们的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微型企业主的，“小本贷款”对这一部分人的帮助是通过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微型企业建立和发展壮大、进而扩大就业需求来实现的。而这一部分人因为突发性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贷款需求不应该由商业化小额信贷来解决，这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因此，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微型企业的小额信贷能够解决所有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困难。
注释：
①数据根据OECD（2005）计算而得。
②根据World Bank（2004a,b），信用历史信息的可得性可使贷款处理时间、成本和违约率减少25%，在没有信用登记、有公立信用登记、有私立信用登记的国家中，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40%和67%。
③Schiffer and Weder（2001）证明了企业规模和风险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④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9》计算而得。
⑤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网站。
⑥比如为了及时获取5万元贷款，请业务人员吃一顿饭花费1000元，这意味着5万元的6月期年化贷款利率上升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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