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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鄱阳湖中可能会建起一道绵延约2.8公里的拦湖大闸。
赞成者称这道大闸能改变枯水现状，反对者则称鄱阳湖将变为“死水一湖”。对于这个长江“绿肺”走向的博弈，从未因多年来的种种争鸣而停止。
在江西，这次旱涝急转的现实，也让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愿景，变得急切起来。
建闸声起
作为目前长江流域仅剩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汇聚了江西版图97％以上区域的水系，其入江水量，约为长江年径流量的15.5%。
但是，记者获悉，从江西当地渔民到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从2003年开始，鄱阳湖的枯水期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每逢干旱之年，“控水”，立即成为江西最为关注的议题，包含发生严重旱情的今年与2007年。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保护鄱阳湖来说，十分迫切与需要。”在今年年初，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就曾对省内媒体如此表示。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进入20世纪，长江流域洪灾频繁，鄱阳湖受洪水冲击严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旱情又一年重似一年，不管是洪灾还是旱灾，受害者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鄱阳湖的鱼、草、鸟等各个生态子系统，“比如，最近几年，江西遭受了严重的秋旱，鄱阳湖水位连创新低，给湖区生态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长江中下游供水主要依靠鄱阳湖。鄱阳湖水向长江注水，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在鄱阳湖入长江口处，长江的水与鄱阳湖的水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江里的水很浊而湖里的水很清。
而根据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三峡运行以后，这种情况和以前截然相反了，鄱阳湖的水变得很浊，而长江的水很清澈。这个景象，今天如果站在湖口县石钟山附近的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依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而一份来自江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更是将该工程推到了风口浪尖。根据这份方案介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供水、生态保护、血吸虫病防治、航运等为主要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其坝址位于鄱阳湖入江水道，上距星子县城约12公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27公里。坝址左岸为长岭山，右岸为屏峰山，两山之间湖面宽约2.8公里。工程总投资约为96亿元，加上配套工程，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该工程如建成运行，无疑对江西将有极大裨益。这份方案中间也提及：“按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要求控制相对稳定的鄱阳湖水位，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记者注意到，该方案发表的时间为2008年9月24日。近期，江西省水利厅方面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际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已经有所调整，“是闸，而不是坝”，且去除了上述原方案中的发电等功能。
40年论证
上世纪初期，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提出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船只通航。
纵观最近的几十年间，也不乏有相关人士从避免长江洪水倒灌、蓄水灭钉螺等角度，提出要在湖口建坝或建闸的建议。
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鄱阳湖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极为重要的生态功能。
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1983年至1987年，江西省政府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了全省17个委、办、厅、局和地市，39所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600多位科技人员，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进行科技攻关。而今很多引用的数据，便出自1983年的那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
这项科考跨度5年，一共分为70个科研项目，其中，“鄱阳湖控制工程”位居第32位。《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课题第一完成人、现任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认为，控湖工程是这项科考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也提出了鄱阳湖人工控制的三种模式，即局部控制模式，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与分控制模式。张本告诉本刊记者，他倾向的是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按照1987年那个时候的规划，这一工程需投入30亿元。”
此外，课题组提出的关于鄱阳湖人工控制工程在生态方面的对策包括，“在鄱阳湖内围出部分洲滩，兴建控湖调洪区。划出其中一部分用于种芦苇和冬季放牧，一部分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候鸟保护区四周用圩堤保护，并建造节制闸与电排站，调节区内水位，以适应候鸟栖息。”
事实上，在张本的印象中，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胡广熙就曾提出过一个鄱阳湖的控湖方案。
在他看来，控湖梦的起点一是为了防洪，“调枯不调洪”；二是为了蓄水灭螺、消灭鄱阳湖区肆虐的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鄱阳湖区的心头大患。在第一次鄱阳湖科考期间，湖区随处可见大腹便便的血吸虫病晚期感染者，甚至不少参加科考的科研人员都不慎感染了血吸虫病。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谭晦如就曾于1974年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当年，他刚从康乐堤农场调到进贤县农技部门工作。而张本常见的是在湖区用五氯酚纳灭螺，钉螺为血吸虫的中间寄主。
在曾做过血吸虫病调查的江西省知名水文专家、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的印象中，血吸虫病是“大水效应”，一般在鄱阳湖流域出现洪水后的第二年到第三年的夏季最为猖獗，以他所在的鄱阳湖水文局为例，“我们的职工里，80%的人得过血吸虫病”，并且，“目前都昌县东面一带，钉螺还是非常厉害的，感染率还是蛮高的，到现在，都昌二三十岁的人，因染病死亡的人还都有，但比过去少了。”
1988年，国家科委组织了一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鉴定会议。张本告诉本刊记者，参加那次鉴定会议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顶尖的专家”，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权威生态学家侯学煜和生态学家马世骏，评审鉴定会的专家组组长、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马宾代表专家组给予的评价是，“《鄱阳湖区科学考察与综合治理研究》，这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当时会议的主持者是时任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惠国，舒惠国也对这个控湖工程表示同意。“之所以后来没有动作，是因为江西省那个时候财力不够，开展这项控制工程，谈何容易！而且那个时候，国家集中精力在建设三峡工程。”
此后，该工程一度沉寂数年。
在2001年，江西省水利厅就最早提出了鄱阳湖建高坝方案，即计划建造一个可供发电的、蓄水高程为16米以上的大坝，将湖水彻底阻截。因被指责为阻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这一江湖关系、御洪水于江西之外，该方案因故未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
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40位江西代表联名提交江西省的“一号议案”，呼吁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进程，当时提出的工程预算为80亿元。
水利部为此后来作出的书面答复称：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题研究，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件。
曾担任过江西省政府6年参事、现任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印象深刻的是，大约在10年前，时任江西省水利厅负责人就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尽快在鄱阳湖建坝，“那个时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说：可以再拨给你们一些经费，要充分地论证。我觉得，当时这个态度是对的，这种重大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在2008年“两会”期间，是一个拐点。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交了一份新方案，新方案不再提“控湖工程”，而改为“鄱阳湖水利枢纽”。“控枯不控洪，动态调控”，成为对该工程最形象的描述，也就是说，在洪水期让江湖（鄱阳湖与长江）联通，枯水期则适当下闸留水。
但是，在接下来的2009年，情况急转。当时很多科学家已经在忧虑，江湖关系一旦被隔断，可能带来种种不利影响。
这一年的9月，在获悉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可能上马的消息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与李文华、曹文宣、刘兴土等15位院士和专家联名致信国务院，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和“四大家鱼”迁徙、富营养化与水环境质量、江湖关系、血吸虫病控制等，不宜决策。
此前，江西省就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被同时提出，前者日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按照江西一位熟知内情的专家的说法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赶上打包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中去。”
更让人猜不中结局的，还在后头。一年之后的2010年1月19日，江西省委、省政府邀请6位院士领衔承担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这是一串显赫的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专家曹文宣领衔研究《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其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影响与对策》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和森林研究专家李文华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湿地生态与环境研究专家刘兴土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研究专家韩其为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泥沙冲淤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研究专家王浩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防洪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环境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水环境和生态保护研究专家郑丙辉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水质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
而一个最近的消息是，2011年1月6日，江西省政府在北京举行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评审会，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成果，“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有点尴尬的是，承接项目的就有包括当年持反对意见的院士。
争鸣未息
争鸣，从未停止过。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芮孝芳就直指，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人为干涉鄱阳湖的生态系统，对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大，“需要慎之又慎”。
美国《科学》杂志此前也表达过担忧：很多科学家反对这一观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将会对鹤鸟和其他候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鄱阳湖的水位保持稳定将会导致湿地植被发生根本改变，破坏食物链。冬季水位太深，将使候鸟们无法觅食。”
《科学》杂志还曾有过报道，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曾致函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担心建坝降低鄱阳湖水质并导致蓝藻暴发、湿地生态功能和价值受损等。
而江西省水利系统一些人士则反驳称，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三峡蓄水对鄱阳湖的影响，这样一来，就可通过鄱阳湖自身的调控，调节水位。
在长期的交锋过程中，也不乏有专家建议，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需要从流域整体上考虑江湖联系”。
“要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摆在长江中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大背景下来考量，要在基本把握江湖关系变化的前提下，深入分析论证这一工程的作用和影响。”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曾表态称。
即便在江西省内，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至今依然有不同看法。2011年3月30日，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水利厅在南昌联合召开新版《鄱阳湖水利枢纽项目建议书》预审会。这份白色封皮的项目建议书，经过一年多时间修编完成，如今已经静静摆在一些相关专家的案头。
“现在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还只是个概念。一个工程有争议，是个好事情。希望能够经过认真论证。”一位参与了该项目部分调研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期盼该项目审慎部署。而此前，江西为了“避嫌”，也曾多次表示，“要让省外的专家来说话”。
宫正旗帜鲜明地表达他的担忧：如若鄱阳湖建该水利工程，湖水将成为一湖死水，不仅会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生态，还会破坏鄱阳湖原有的生态环境。他担心的是，届时鄱阳湖会变成第二个滇池，第二个太湖（蓝藻暴发），“如果那样，鄱阳湖的湿地肯定会受很大的影响，很多依赖它的动植物也肯定会受到影响。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教训是有很多了”。
宫正坚持的是，科学决策至关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工程不仅仅是江西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甚至跟国际上都有很重要的关联，因为鄱阳湖是国际重要的湿地，我们跟国际上签订了很多保护候鸟的协议。所以，对鄱阳湖的任何改造或建设的设想或决策，都要从全国甚至世界的大局来考虑。鄱阳湖是在中游，中游的任何举措对于上游、下游有什么影响，这都要考虑进去。我坚信，我们国家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定会很慎重、很认真地论证”。
“任何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也建议有关方面，暂时如果得不出结论的话，那就让历史来做出回答。”宫正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
张本也表示，现在有争议的就是两个问题，“其一，担心鄱阳湖的生态会发生变化，生态学家最担心的就是候鸟保护的问题，这个工程对候鸟不会有什么影响，湿地生态系统是随着水位高低发生变化的，比如，现在鄱阳湖枯水了，它的湿地不存在了，还能有什么候鸟？这几年的候鸟已经减少很多了，这是很不利的。另一个就是担心安徽、江苏等鄱阳湖口下游的省份枯水季节的供水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全国统筹规划，统一调度，不一定把这个湖口闸的控制权由江西省来掌握，可以由长江委员会统一调度，下游需要水的时候，可以放水下去，这就将控湖工程置于最有利的条件之下。”
如今，当各个江河湖泊的水利工程相继动工时，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依然在论证阶段。张本认为，这跟鄱阳湖的特殊地位有关，“鄱阳湖的调洪量很大，有1400多亿立方米，它相当于黄河、淮河、辽河几大河流水的总量”。
他也表示，鄱阳湖湖口建闸方案汇集了江西几代人的梦想，当年赞成湖口建闸方案的许多课题组专家，现在都已等到了白发苍苍，而正反两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科学论证，“正反方能够充分论证，这也是好事”。
赞成者称这道大闸能改变枯水现状，反对者则称鄱阳湖将变为“死水一湖”。对于这个长江“绿肺”走向的博弈，从未因多年来的种种争鸣而停止。
在江西，这次旱涝急转的现实，也让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愿景，变得急切起来。
建闸声起
作为目前长江流域仅剩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汇聚了江西版图97％以上区域的水系，其入江水量，约为长江年径流量的15.5%。
但是，记者获悉，从江西当地渔民到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从2003年开始，鄱阳湖的枯水期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每逢干旱之年，“控水”，立即成为江西最为关注的议题，包含发生严重旱情的今年与2007年。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保护鄱阳湖来说，十分迫切与需要。”在今年年初，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就曾对省内媒体如此表示。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进入20世纪，长江流域洪灾频繁，鄱阳湖受洪水冲击严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旱情又一年重似一年，不管是洪灾还是旱灾，受害者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鄱阳湖的鱼、草、鸟等各个生态子系统，“比如，最近几年，江西遭受了严重的秋旱，鄱阳湖水位连创新低，给湖区生态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长江中下游供水主要依靠鄱阳湖。鄱阳湖水向长江注水，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在鄱阳湖入长江口处，长江的水与鄱阳湖的水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江里的水很浊而湖里的水很清。
而根据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三峡运行以后，这种情况和以前截然相反了，鄱阳湖的水变得很浊，而长江的水很清澈。这个景象，今天如果站在湖口县石钟山附近的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依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而一份来自江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更是将该工程推到了风口浪尖。根据这份方案介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供水、生态保护、血吸虫病防治、航运等为主要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其坝址位于鄱阳湖入江水道，上距星子县城约12公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27公里。坝址左岸为长岭山，右岸为屏峰山，两山之间湖面宽约2.8公里。工程总投资约为96亿元，加上配套工程，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该工程如建成运行，无疑对江西将有极大裨益。这份方案中间也提及：“按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要求控制相对稳定的鄱阳湖水位，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记者注意到，该方案发表的时间为2008年9月24日。近期，江西省水利厅方面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际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已经有所调整，“是闸，而不是坝”，且去除了上述原方案中的发电等功能。
40年论证
上世纪初期，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提出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船只通航。
纵观最近的几十年间，也不乏有相关人士从避免长江洪水倒灌、蓄水灭钉螺等角度，提出要在湖口建坝或建闸的建议。
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鄱阳湖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极为重要的生态功能。
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1983年至1987年，江西省政府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了全省17个委、办、厅、局和地市，39所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600多位科技人员，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进行科技攻关。而今很多引用的数据，便出自1983年的那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
这项科考跨度5年，一共分为70个科研项目，其中，“鄱阳湖控制工程”位居第32位。《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课题第一完成人、现任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认为，控湖工程是这项科考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也提出了鄱阳湖人工控制的三种模式，即局部控制模式，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与分控制模式。张本告诉本刊记者，他倾向的是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按照1987年那个时候的规划，这一工程需投入30亿元。”
此外，课题组提出的关于鄱阳湖人工控制工程在生态方面的对策包括，“在鄱阳湖内围出部分洲滩，兴建控湖调洪区。划出其中一部分用于种芦苇和冬季放牧，一部分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候鸟保护区四周用圩堤保护，并建造节制闸与电排站，调节区内水位，以适应候鸟栖息。”
事实上，在张本的印象中，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胡广熙就曾提出过一个鄱阳湖的控湖方案。
在他看来，控湖梦的起点一是为了防洪，“调枯不调洪”；二是为了蓄水灭螺、消灭鄱阳湖区肆虐的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鄱阳湖区的心头大患。在第一次鄱阳湖科考期间，湖区随处可见大腹便便的血吸虫病晚期感染者，甚至不少参加科考的科研人员都不慎感染了血吸虫病。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谭晦如就曾于1974年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当年，他刚从康乐堤农场调到进贤县农技部门工作。而张本常见的是在湖区用五氯酚纳灭螺，钉螺为血吸虫的中间寄主。
在曾做过血吸虫病调查的江西省知名水文专家、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的印象中，血吸虫病是“大水效应”，一般在鄱阳湖流域出现洪水后的第二年到第三年的夏季最为猖獗，以他所在的鄱阳湖水文局为例，“我们的职工里，80%的人得过血吸虫病”，并且，“目前都昌县东面一带，钉螺还是非常厉害的，感染率还是蛮高的，到现在，都昌二三十岁的人，因染病死亡的人还都有，但比过去少了。”
1988年，国家科委组织了一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鉴定会议。张本告诉本刊记者，参加那次鉴定会议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顶尖的专家”，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权威生态学家侯学煜和生态学家马世骏，评审鉴定会的专家组组长、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马宾代表专家组给予的评价是，“《鄱阳湖区科学考察与综合治理研究》，这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当时会议的主持者是时任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惠国，舒惠国也对这个控湖工程表示同意。“之所以后来没有动作，是因为江西省那个时候财力不够，开展这项控制工程，谈何容易！而且那个时候，国家集中精力在建设三峡工程。”
此后，该工程一度沉寂数年。
在2001年，江西省水利厅就最早提出了鄱阳湖建高坝方案，即计划建造一个可供发电的、蓄水高程为16米以上的大坝，将湖水彻底阻截。因被指责为阻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这一江湖关系、御洪水于江西之外，该方案因故未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
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40位江西代表联名提交江西省的“一号议案”，呼吁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进程，当时提出的工程预算为80亿元。
水利部为此后来作出的书面答复称：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题研究，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件。
曾担任过江西省政府6年参事、现任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印象深刻的是，大约在10年前，时任江西省水利厅负责人就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尽快在鄱阳湖建坝，“那个时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说：可以再拨给你们一些经费，要充分地论证。我觉得，当时这个态度是对的，这种重大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在2008年“两会”期间，是一个拐点。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交了一份新方案，新方案不再提“控湖工程”，而改为“鄱阳湖水利枢纽”。“控枯不控洪，动态调控”，成为对该工程最形象的描述，也就是说，在洪水期让江湖（鄱阳湖与长江）联通，枯水期则适当下闸留水。
但是，在接下来的2009年，情况急转。当时很多科学家已经在忧虑，江湖关系一旦被隔断，可能带来种种不利影响。
这一年的9月，在获悉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可能上马的消息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与李文华、曹文宣、刘兴土等15位院士和专家联名致信国务院，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和“四大家鱼”迁徙、富营养化与水环境质量、江湖关系、血吸虫病控制等，不宜决策。
此前，江西省就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被同时提出，前者日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按照江西一位熟知内情的专家的说法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赶上打包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中去。”
更让人猜不中结局的，还在后头。一年之后的2010年1月19日，江西省委、省政府邀请6位院士领衔承担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这是一串显赫的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专家曹文宣领衔研究《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其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影响与对策》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和森林研究专家李文华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湿地生态与环境研究专家刘兴土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研究专家韩其为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泥沙冲淤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研究专家王浩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防洪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环境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水环境和生态保护研究专家郑丙辉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水质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
而一个最近的消息是，2011年1月6日，江西省政府在北京举行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评审会，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成果，“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有点尴尬的是，承接项目的就有包括当年持反对意见的院士。
争鸣未息
争鸣，从未停止过。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芮孝芳就直指，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人为干涉鄱阳湖的生态系统，对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大，“需要慎之又慎”。
美国《科学》杂志此前也表达过担忧：很多科学家反对这一观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将会对鹤鸟和其他候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鄱阳湖的水位保持稳定将会导致湿地植被发生根本改变，破坏食物链。冬季水位太深，将使候鸟们无法觅食。”
《科学》杂志还曾有过报道，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曾致函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担心建坝降低鄱阳湖水质并导致蓝藻暴发、湿地生态功能和价值受损等。
而江西省水利系统一些人士则反驳称，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三峡蓄水对鄱阳湖的影响，这样一来，就可通过鄱阳湖自身的调控，调节水位。
在长期的交锋过程中，也不乏有专家建议，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需要从流域整体上考虑江湖联系”。
“要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摆在长江中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大背景下来考量，要在基本把握江湖关系变化的前提下，深入分析论证这一工程的作用和影响。”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曾表态称。
即便在江西省内，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至今依然有不同看法。2011年3月30日，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水利厅在南昌联合召开新版《鄱阳湖水利枢纽项目建议书》预审会。这份白色封皮的项目建议书，经过一年多时间修编完成，如今已经静静摆在一些相关专家的案头。
“现在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还只是个概念。一个工程有争议，是个好事情。希望能够经过认真论证。”一位参与了该项目部分调研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期盼该项目审慎部署。而此前，江西为了“避嫌”，也曾多次表示，“要让省外的专家来说话”。
宫正旗帜鲜明地表达他的担忧：如若鄱阳湖建该水利工程，湖水将成为一湖死水，不仅会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生态，还会破坏鄱阳湖原有的生态环境。他担心的是，届时鄱阳湖会变成第二个滇池，第二个太湖（蓝藻暴发），“如果那样，鄱阳湖的湿地肯定会受很大的影响，很多依赖它的动植物也肯定会受到影响。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教训是有很多了”。
宫正坚持的是，科学决策至关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工程不仅仅是江西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甚至跟国际上都有很重要的关联，因为鄱阳湖是国际重要的湿地，我们跟国际上签订了很多保护候鸟的协议。所以，对鄱阳湖的任何改造或建设的设想或决策，都要从全国甚至世界的大局来考虑。鄱阳湖是在中游，中游的任何举措对于上游、下游有什么影响，这都要考虑进去。我坚信，我们国家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定会很慎重、很认真地论证”。
“任何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也建议有关方面，暂时如果得不出结论的话，那就让历史来做出回答。”宫正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
张本也表示，现在有争议的就是两个问题，“其一，担心鄱阳湖的生态会发生变化，生态学家最担心的就是候鸟保护的问题，这个工程对候鸟不会有什么影响，湿地生态系统是随着水位高低发生变化的，比如，现在鄱阳湖枯水了，它的湿地不存在了，还能有什么候鸟？这几年的候鸟已经减少很多了，这是很不利的。另一个就是担心安徽、江苏等鄱阳湖口下游的省份枯水季节的供水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全国统筹规划，统一调度，不一定把这个湖口闸的控制权由江西省来掌握，可以由长江委员会统一调度，下游需要水的时候，可以放水下去，这就将控湖工程置于最有利的条件之下。”
如今，当各个江河湖泊的水利工程相继动工时，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依然在论证阶段。张本认为，这跟鄱阳湖的特殊地位有关，“鄱阳湖的调洪量很大，有1400多亿立方米，它相当于黄河、淮河、辽河几大河流水的总量”。
他也表示，鄱阳湖湖口建闸方案汇集了江西几代人的梦想，当年赞成湖口建闸方案的许多课题组专家，现在都已等到了白发苍苍，而正反两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科学论证，“正反方能够充分论证，这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