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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李敖之子李戡在微博上无奈澄清，媒体曲解了他爸爸的玩笑话，他没有被北大“会商”。北大的“会商”制度也再一次成为热议焦点。
“会商”源于体操比赛的术语，在北大校内，则指学校将对“重点学生”进行思想沟通和帮扶。这些“重点学生”大多有以下特征：学业困难、经济贫困、心理脆弱，甚至包括思想偏激和上网成瘾。
今年3月，媒体曝光了北大这一新政后，外界的评论如潮涌来。有人称“会商荒谬”，有人称“北大已死”，更多人则评价，该被会商的其实是北大本身。
在质疑声中，北大一直保持沉默。那么，这场被聚焦、放大、甚至曲解的“会商”，真相到底是怎样？
会商初现
2010年11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以下简称北大学工部）的官方主页上出现了一则通知，名为《关于在医学部、元培学院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称，将在这两个院系率先开展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并表示“条件成熟后，将在全校范围内推广”。
在官方定义中，会商是指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部门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这就是“北大会商”的最初身影。因传播所限，这则通知当时并未在北大校内激起波澜。
4个月后，《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将“北大会商”公之于众。感到惊讶的不光有社会民众，还有北大学生本身。
人们的惊讶主要源于“问题学生”的评判标准。通知中称，会商的对象主要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學业困难和经济贫困尚可理解，那么思想偏激如何界定？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最初如此解释，“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她称，这些思想偏激的学生经常会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
按照通知中所列的具体准则，试点院系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
作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元培学院再一次成为“会商”制度的试验对象。按计划，今年4月将是会商试点工作的总结阶段。一个月后，完善后的“会商”制度将向北大全校推广。
如潮批评
3月26日，北大校友孙宇晨在人人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名为《就会商制度致北大师生校友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称，“这项制度一旦建立，诸位扪心自问，人人皆有被会商的可能，人人皆有被偏见与歧视掩埋的可能，北大四年的草样年华随时可能化作一场无法摆脱的梦魇。”
在北大的四年真的会成为梦魇么？
看过媒体报道后，“会商”一词一度成为北大学生“调侃”时的常用语。他们在人人网等交流平台上模拟了如下场景：你失恋躲起来偷偷地哭了两场、抱怨了两句不断上涨的食堂菜价、挂了两门自己没好好复习的课之后，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堆相关部门找上门，跟你谈谈，对你的问题进行一下会商……这还是北大么？
更多人在拿李培根举例。这位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曾在毕业典礼上说，“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学生们掌声雷动。
骂了北大就要被会商，有北大学生留言称，看到会商报道后，顿时“后背一凉”。
对北大会商持有异议的还有教育界的同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导师张鸣曾对媒体称，“一所大学把学生思想偏激或独立思考看做是坏事，还要加以处罚，这所大学太堕落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偏激是年轻人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地方，所以北京大学干涉学生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是完全不对的。”
在微博上，一向对北大充满好感和敬意的网络名人们，同样感觉失望。于建嵘质疑称，“我不知道北大将如何界定思想偏激，请求北大党委公布其标准”。而李承鹏则直接喊道“救救北大！”
谁被会商
到底谁在被北大“会商”？4月1日，台湾作家李敖在暨南大学演讲。回答提问时，他戏称，他儿子李戡已经进入会商“排名榜”，理由是上网成性。他评论称，北大此举“有点过分”，有违自由学风。
第二天，“李戡被会商”，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热点新闻。李敖的太太跨海打来电话怒斥李敖“胡言乱语”。李戡也随即发表微博澄清，父亲说的是玩笑话，他没有“被会商”。
这是外界对北大会商群体过分关注的一个折射。因为从媒体热议以来，究竟谁接受了会商一直是个谜。
据了解，作为北大本部唯一一个试点单位，整个元培学院有近10名学生进入会商范围。他们多数人是因为学业困难。对于是否有因为思想偏激被会商的学生，北大学工部没有予以证实。
元培学院是北大高材生的聚集地。2004年，共有10名各省文理状元考入元培计划实验班。元培学院也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状元最多的院系。
选择这样的学院作为会商试点，北大显然有自己的考量。该学院学生介绍称，学院内很多同学高考时都是各地区的前三名，大多个性十足。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透露，在会商制度试行的4个月中，已经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她举例，一位网络成瘾学生和一位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经过“学业会商”之后，都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状态，学生和家长都对学校的帮助措施感到高兴。
查晶称：“经过几个案例的成功探索，我们觉得会商工作机制的建立是有必要的。”
然而这种成效仅限于当事人和学工部知晓。在学院内部，谁被会商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北大BBS上，关于会商的讨论帖大部分已被删除。曾有北大学生发帖为会商辩护，不过他也坦言，北大学生从未从正规渠道得知“会商”的具体安排和操作办法。
会商北大
对学生进行会商的北大，在争议漩涡中，也成为了被会商的对象。
曾有网民对此困惑，为何一所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会引发如此关注？闾丘露薇在其专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是北大。
她写道，“北大承担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令学人向往，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材，更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也因为这样，思想偏激四个字格外令人侧目。”
在会商北大的人群中，不断有评论家撰文批评北大的“专制”和“强权”。有评论认为，既然不能思想偏激，学校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说话指南之类的培训，比如是否应该教育学生什么部门是可以批评的，什么部门是不能批评的。更有人调侃称，编一本《北大学生说话指南》，也许会成为中国的热销书。
不过，也有人认为，“北大会商”之所以成为话题，是人们对于北大的“过分解读”。
北大的一名学生工作者也在人人网上发表文章为会商制度正名。他说，这次事件是“急躁的人们”对一个“尚未清楚的事实”进行莫名其妙的舆论耗力。包括之前的“拆除三角地”“北大封校”“3600人的国庆游行”等事件都是由于新闻当事人话语权的缺失，在网络的放大作用下，轻易地形成了一个舆论漩涡。
部分北大学生则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缺少对一件事情理性的判断”。
“我相信北大学业会商中的范畴更多层面是心理层面的‘帮扶’，这是大学生们需要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一学生刘昌宇表示。
他对媒体表示，他刚进北大时，学校就聘请了志愿者，对新生进行心理辅导，效果很好，这样使新生对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比如职业规划等，“有了很准确的目标，就会少很多迷茫。”
新华社评论员梁红涛则在文章中提出，北大针对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应对之策，是防范未然的务实举措，更是回应公共诉求的积极姿态。
在争吵声中，一向寡于争论的北大校方也忍不住表态。
3月31日，查晶接受《光明日报》专访时称，关爱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同学都能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是学业会商制度的初衷。
她解释称，在十类会商对象中，以学习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存在其他类型困难或问题的同学，如不致影响学业，一般不会获得会商机会。
对于外界关注的“思想偏激”。查晶认为更多是心理问题，比如不能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不能冷静处理恋爱挫折、毕业后难以适应职业生活等。“近几年，在一些高校中发生了个别学生的极端事件，例如马加爵事件就是一例惨痛的教训……对于那样的学生，如果能及早加以思想引导、情感关怀和解决实际问题，也许能够避免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查晶特别强调，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会商也不处罚学生，而是以努力帮助同学顺利完成学业为目的。
学校内和社会上的争议，显然也左右着“北大会商”的走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更加主动地听取广大老师、同学，也包括社会上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查晶描述道，这是一项比简单处理、处分学生更积极、更主动、更人性化的教育管理工作。
对于北大会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称，北大初衷很好，但还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不要让这些大学生感到被孤立或者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被会商的对象会不会遭到歧视与孤立？思想偏激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会商制度会不会演变成处理学生的强权手段？又会不会引发秘密监视和举报行为？
更有人担心，当被会商的学生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更大的争议声席卷北大？
这一切，或许等到5月份会商制度全面施行后，才会有更清晰的答案。
“会商”源于体操比赛的术语，在北大校内，则指学校将对“重点学生”进行思想沟通和帮扶。这些“重点学生”大多有以下特征：学业困难、经济贫困、心理脆弱，甚至包括思想偏激和上网成瘾。
今年3月，媒体曝光了北大这一新政后，外界的评论如潮涌来。有人称“会商荒谬”，有人称“北大已死”，更多人则评价，该被会商的其实是北大本身。
在质疑声中，北大一直保持沉默。那么，这场被聚焦、放大、甚至曲解的“会商”，真相到底是怎样？
会商初现
2010年11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以下简称北大学工部）的官方主页上出现了一则通知，名为《关于在医学部、元培学院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称，将在这两个院系率先开展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并表示“条件成熟后，将在全校范围内推广”。
在官方定义中，会商是指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部门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这就是“北大会商”的最初身影。因传播所限，这则通知当时并未在北大校内激起波澜。
4个月后，《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将“北大会商”公之于众。感到惊讶的不光有社会民众，还有北大学生本身。
人们的惊讶主要源于“问题学生”的评判标准。通知中称，会商的对象主要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學业困难和经济贫困尚可理解，那么思想偏激如何界定？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最初如此解释，“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她称，这些思想偏激的学生经常会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
按照通知中所列的具体准则，试点院系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
作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元培学院再一次成为“会商”制度的试验对象。按计划，今年4月将是会商试点工作的总结阶段。一个月后，完善后的“会商”制度将向北大全校推广。
如潮批评
3月26日，北大校友孙宇晨在人人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名为《就会商制度致北大师生校友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称，“这项制度一旦建立，诸位扪心自问，人人皆有被会商的可能，人人皆有被偏见与歧视掩埋的可能，北大四年的草样年华随时可能化作一场无法摆脱的梦魇。”
在北大的四年真的会成为梦魇么？
看过媒体报道后，“会商”一词一度成为北大学生“调侃”时的常用语。他们在人人网等交流平台上模拟了如下场景：你失恋躲起来偷偷地哭了两场、抱怨了两句不断上涨的食堂菜价、挂了两门自己没好好复习的课之后，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堆相关部门找上门，跟你谈谈，对你的问题进行一下会商……这还是北大么？
更多人在拿李培根举例。这位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曾在毕业典礼上说，“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学生们掌声雷动。
骂了北大就要被会商，有北大学生留言称，看到会商报道后，顿时“后背一凉”。
对北大会商持有异议的还有教育界的同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导师张鸣曾对媒体称，“一所大学把学生思想偏激或独立思考看做是坏事，还要加以处罚，这所大学太堕落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偏激是年轻人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地方，所以北京大学干涉学生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是完全不对的。”
在微博上，一向对北大充满好感和敬意的网络名人们，同样感觉失望。于建嵘质疑称，“我不知道北大将如何界定思想偏激，请求北大党委公布其标准”。而李承鹏则直接喊道“救救北大！”
谁被会商
到底谁在被北大“会商”？4月1日，台湾作家李敖在暨南大学演讲。回答提问时，他戏称，他儿子李戡已经进入会商“排名榜”，理由是上网成性。他评论称，北大此举“有点过分”，有违自由学风。
第二天，“李戡被会商”，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热点新闻。李敖的太太跨海打来电话怒斥李敖“胡言乱语”。李戡也随即发表微博澄清，父亲说的是玩笑话，他没有“被会商”。
这是外界对北大会商群体过分关注的一个折射。因为从媒体热议以来，究竟谁接受了会商一直是个谜。
据了解，作为北大本部唯一一个试点单位，整个元培学院有近10名学生进入会商范围。他们多数人是因为学业困难。对于是否有因为思想偏激被会商的学生，北大学工部没有予以证实。
元培学院是北大高材生的聚集地。2004年，共有10名各省文理状元考入元培计划实验班。元培学院也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状元最多的院系。
选择这样的学院作为会商试点，北大显然有自己的考量。该学院学生介绍称，学院内很多同学高考时都是各地区的前三名，大多个性十足。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透露，在会商制度试行的4个月中，已经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她举例，一位网络成瘾学生和一位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经过“学业会商”之后，都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状态，学生和家长都对学校的帮助措施感到高兴。
查晶称：“经过几个案例的成功探索，我们觉得会商工作机制的建立是有必要的。”
然而这种成效仅限于当事人和学工部知晓。在学院内部，谁被会商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北大BBS上，关于会商的讨论帖大部分已被删除。曾有北大学生发帖为会商辩护，不过他也坦言，北大学生从未从正规渠道得知“会商”的具体安排和操作办法。
会商北大
对学生进行会商的北大，在争议漩涡中，也成为了被会商的对象。
曾有网民对此困惑，为何一所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会引发如此关注？闾丘露薇在其专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是北大。
她写道，“北大承担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令学人向往，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材，更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也因为这样，思想偏激四个字格外令人侧目。”
在会商北大的人群中，不断有评论家撰文批评北大的“专制”和“强权”。有评论认为，既然不能思想偏激，学校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说话指南之类的培训，比如是否应该教育学生什么部门是可以批评的，什么部门是不能批评的。更有人调侃称，编一本《北大学生说话指南》，也许会成为中国的热销书。
不过，也有人认为，“北大会商”之所以成为话题，是人们对于北大的“过分解读”。
北大的一名学生工作者也在人人网上发表文章为会商制度正名。他说，这次事件是“急躁的人们”对一个“尚未清楚的事实”进行莫名其妙的舆论耗力。包括之前的“拆除三角地”“北大封校”“3600人的国庆游行”等事件都是由于新闻当事人话语权的缺失，在网络的放大作用下，轻易地形成了一个舆论漩涡。
部分北大学生则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缺少对一件事情理性的判断”。
“我相信北大学业会商中的范畴更多层面是心理层面的‘帮扶’，这是大学生们需要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一学生刘昌宇表示。
他对媒体表示，他刚进北大时，学校就聘请了志愿者，对新生进行心理辅导，效果很好，这样使新生对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比如职业规划等，“有了很准确的目标，就会少很多迷茫。”
新华社评论员梁红涛则在文章中提出，北大针对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应对之策，是防范未然的务实举措，更是回应公共诉求的积极姿态。
在争吵声中，一向寡于争论的北大校方也忍不住表态。
3月31日，查晶接受《光明日报》专访时称，关爱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同学都能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是学业会商制度的初衷。
她解释称，在十类会商对象中，以学习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存在其他类型困难或问题的同学，如不致影响学业，一般不会获得会商机会。
对于外界关注的“思想偏激”。查晶认为更多是心理问题，比如不能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不能冷静处理恋爱挫折、毕业后难以适应职业生活等。“近几年，在一些高校中发生了个别学生的极端事件，例如马加爵事件就是一例惨痛的教训……对于那样的学生，如果能及早加以思想引导、情感关怀和解决实际问题，也许能够避免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查晶特别强调，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会商也不处罚学生，而是以努力帮助同学顺利完成学业为目的。
学校内和社会上的争议，显然也左右着“北大会商”的走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更加主动地听取广大老师、同学，也包括社会上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查晶描述道，这是一项比简单处理、处分学生更积极、更主动、更人性化的教育管理工作。
对于北大会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称，北大初衷很好，但还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不要让这些大学生感到被孤立或者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被会商的对象会不会遭到歧视与孤立？思想偏激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会商制度会不会演变成处理学生的强权手段？又会不会引发秘密监视和举报行为？
更有人担心，当被会商的学生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更大的争议声席卷北大？
这一切，或许等到5月份会商制度全面施行后，才会有更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