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邵煜栋是1990年第一批参加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员，曾任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担任过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副主席。2008年退休后，他从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转变成研究者，兼任多所院校的客座教授，专题研究和讲授浦东开发开放的理念和实践。
在邵煜栋看来，浦东28年开发开放像一部历史巨著，由来自海内外的建设者用心血和汗水，撰写着一页页气势磅礴、流芳百世的绚烂篇章。浦东的开发开放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时代画卷，由全体中国人汲取世界精华，描绘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人民画报》：为什么中国在建立了若干个经济特区和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还要选择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田？
邵煜栋：浦东开发开放是历史必然和历史能动的结合。其实，开发浦东是几代人的夙愿。早在191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著作《建国方略》中已明确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愿望仅仅是一个梦想。
过去，上海人把浦东称作“乡下”，而浦东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上海人，甚至把过江称为“去上海”。当时的上海城市发展也被很多困境包围，道路堵塞、越江困难、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种种压力和发展的渴望转化成了人们强烈的要求改革开放的巨大动力，上海发出了“让我们一起重振上海雄风”的呼喊。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1990年4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一决定把开发浦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就此拉開序幕。上海终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打出了一张让世界惊叹的王牌。
《人民画报》：浦东开发开放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邵煜栋：浦东开发开放是高屋建瓴地规划和扎实奋斗地开发相结合的成果。浦东开发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规划。我们比喻，就像找到了一块做衣服的好料子，如果没有设计好，仓促动剪刀，会把料子剪坏。上海进行了多次国际规划研讨会，最有名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地区1.7平方公里规划设计，浦东当时召开了两次由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专家参加的规划研讨会，多国设计师拿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设计模型。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如今这个集世界规划师智慧大成的模型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也是产生的第一个汇集国际智慧的规划方案。
除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外，浦东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标志性建筑也都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汇集世界智慧，如浦东国际机场、东方艺术中心、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世纪公园等。
此外，浦东开发是“富规划”和“穷开发”的结合。“富规划”是指要想得高、想得远，做好总图；“穷开发”则是指分步实施，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留有余地，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考虑到三五十年后的发展，而不是遍地开花、村村冒烟。浦东新区是根据人力、财力、物力，一块一块建设出来的。
《人民画报》：老百姓从浦东的开发开放中获得了哪些实惠？
邵煜栋：浦东开发开放是把开发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结合在一起的。浦东开发之初，我们提出了以各功能开发区主动带动周围乡镇的“列车工程”。各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一是人员的工作安排，只要他们适应的、能做的，就优先培训和使用他们乡镇的人；二是对当地的乡镇企业给予扶持，给乡镇企业注入力量，为其带来投资或在技术上进行指导。由各大开发公司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周边乡镇是“车厢”，农民和当地居民是“乘客”，列车是一列一起前进，不能扔下几节不管不顾。
去年，浦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0715元，高于上海平均水平，且实际收入的增长超过了GDP增长，2017年GDP比上年增长8.7%，而居民收入增长是9.2%。此外，浦东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与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浦东目前有各级各类基础教育阶段学校641所、各类卫生机构1098所，其中公立三级医院10所，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3000多万平方米，惠及30万家庭、100多万人口，还有大型图书馆、体育场和100多所开放的宗教场所，人均绿化面积25.44平方米。
浦东开发开放的画卷翻到现在，不只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民画报》：浦东开发开放对思想解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邵煜栋：开发初始，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干一件事首先要问谁说的，有没有文件规定，有了文件规定或有了领导指示才去干。但我们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有很多问题要突破，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定按部就班、事事请示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主动解放思想，很多策略做法在浦东先行先试。我想，浦东28年的开发开放取得突破之一，就是不再问什么事“可以干”，而是倒过来问什么事“不能干”，规定了“不能干”的遵守，没有规定“不能干”的就大胆尝试。
浦东开发启动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可当时的启动资金严重不足。1992年，我们大胆地采用了“财政资金空转，土地批租实转”的做法。在浦东开发初期资金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此举有效地起到了政府率先启动投资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但当时这种做法也受到了非议和诘难。有人问，浦东这样做依据什么文件，有没有政策支撑？
如今，敢担当、少请示、不争论、多创新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浦东鼓励创新、宽容失误。
《人民画报》：新时代浦东新区如何取得更大发展？
邵煜栋：对未来的发展，浦东的领导干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浦东还面临着“三个大”和“三个跟不上”。“三个大”是指，浦东新区承担国家战略的责任重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越来越大，受世界经济影响的波动大。而“三个跟不上”则表明，文化事业发展还跟不上经济发展，浦东不缺人气，不缺商气，还缺文气；政府的管理能力跟不上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要求，要有如履薄冰之感，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能力不足”的危险我们要时时警觉；市民的整体素质还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所以，浦东开发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要实现整体发展，不是GDP上去就完成了，还应包括道德文明的提升、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治的完善等。此外，浦东对全国应做的贡献也还没有完成。
如果把浦东开发开放比作一首跨世纪的交响乐，它的总谱是邓小平亲自谱写，如今它的总指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每个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建设者都是其中的演奏员。我们坚信，这首融入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时代交响曲，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在邵煜栋看来，浦东28年开发开放像一部历史巨著，由来自海内外的建设者用心血和汗水，撰写着一页页气势磅礴、流芳百世的绚烂篇章。浦东的开发开放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时代画卷，由全体中国人汲取世界精华，描绘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人民画报》：为什么中国在建立了若干个经济特区和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还要选择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田？
邵煜栋：浦东开发开放是历史必然和历史能动的结合。其实，开发浦东是几代人的夙愿。早在191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著作《建国方略》中已明确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愿望仅仅是一个梦想。
过去，上海人把浦东称作“乡下”，而浦东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上海人，甚至把过江称为“去上海”。当时的上海城市发展也被很多困境包围，道路堵塞、越江困难、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种种压力和发展的渴望转化成了人们强烈的要求改革开放的巨大动力，上海发出了“让我们一起重振上海雄风”的呼喊。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1990年4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一决定把开发浦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就此拉開序幕。上海终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打出了一张让世界惊叹的王牌。
《人民画报》：浦东开发开放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邵煜栋：浦东开发开放是高屋建瓴地规划和扎实奋斗地开发相结合的成果。浦东开发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规划。我们比喻，就像找到了一块做衣服的好料子，如果没有设计好，仓促动剪刀，会把料子剪坏。上海进行了多次国际规划研讨会，最有名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地区1.7平方公里规划设计，浦东当时召开了两次由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专家参加的规划研讨会，多国设计师拿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设计模型。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如今这个集世界规划师智慧大成的模型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也是产生的第一个汇集国际智慧的规划方案。
除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外，浦东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标志性建筑也都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汇集世界智慧，如浦东国际机场、东方艺术中心、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世纪公园等。
此外，浦东开发是“富规划”和“穷开发”的结合。“富规划”是指要想得高、想得远，做好总图；“穷开发”则是指分步实施，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留有余地，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考虑到三五十年后的发展，而不是遍地开花、村村冒烟。浦东新区是根据人力、财力、物力，一块一块建设出来的。
《人民画报》：老百姓从浦东的开发开放中获得了哪些实惠？
邵煜栋：浦东开发开放是把开发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结合在一起的。浦东开发之初，我们提出了以各功能开发区主动带动周围乡镇的“列车工程”。各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一是人员的工作安排，只要他们适应的、能做的，就优先培训和使用他们乡镇的人；二是对当地的乡镇企业给予扶持，给乡镇企业注入力量，为其带来投资或在技术上进行指导。由各大开发公司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周边乡镇是“车厢”，农民和当地居民是“乘客”，列车是一列一起前进，不能扔下几节不管不顾。
去年，浦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0715元，高于上海平均水平，且实际收入的增长超过了GDP增长，2017年GDP比上年增长8.7%，而居民收入增长是9.2%。此外，浦东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与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浦东目前有各级各类基础教育阶段学校641所、各类卫生机构1098所，其中公立三级医院10所，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3000多万平方米，惠及30万家庭、100多万人口，还有大型图书馆、体育场和100多所开放的宗教场所，人均绿化面积25.44平方米。
浦东开发开放的画卷翻到现在，不只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民画报》：浦东开发开放对思想解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邵煜栋：开发初始，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干一件事首先要问谁说的，有没有文件规定，有了文件规定或有了领导指示才去干。但我们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有很多问题要突破，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定按部就班、事事请示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主动解放思想，很多策略做法在浦东先行先试。我想，浦东28年的开发开放取得突破之一，就是不再问什么事“可以干”，而是倒过来问什么事“不能干”，规定了“不能干”的遵守，没有规定“不能干”的就大胆尝试。
浦东开发启动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可当时的启动资金严重不足。1992年，我们大胆地采用了“财政资金空转，土地批租实转”的做法。在浦东开发初期资金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此举有效地起到了政府率先启动投资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但当时这种做法也受到了非议和诘难。有人问，浦东这样做依据什么文件，有没有政策支撑？
如今，敢担当、少请示、不争论、多创新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浦东鼓励创新、宽容失误。
《人民画报》：新时代浦东新区如何取得更大发展？
邵煜栋：对未来的发展，浦东的领导干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浦东还面临着“三个大”和“三个跟不上”。“三个大”是指，浦东新区承担国家战略的责任重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越来越大，受世界经济影响的波动大。而“三个跟不上”则表明，文化事业发展还跟不上经济发展，浦东不缺人气，不缺商气，还缺文气；政府的管理能力跟不上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要求，要有如履薄冰之感，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能力不足”的危险我们要时时警觉；市民的整体素质还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所以，浦东开发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要实现整体发展，不是GDP上去就完成了，还应包括道德文明的提升、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治的完善等。此外，浦东对全国应做的贡献也还没有完成。
如果把浦东开发开放比作一首跨世纪的交响乐，它的总谱是邓小平亲自谱写，如今它的总指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每个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建设者都是其中的演奏员。我们坚信，这首融入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时代交响曲，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