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反垄断仍在继续，美团因“二选一”问题被调查。此前，阿里巴巴被处罚，同样是因为“二选一”。
　　一家平台企业，何以能在其业务领域实行“二选一”呢？又何以要在其业务领域实行“二选一”呢？因为它拥有了强大的控制力，而且试图运用已有的强大控制力，进一步增强控制力，实现排他性的高额利润。这是商业冲动，很容易理解。
　　这种控制力，又可以称为社会权力。它是与政府权力相对而言，但又不具有公共性。因此如果社会权力无度扩张，就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它会形成经济机会集中，使得占大多数的普通人，必须仰其鼻息。
　　垄断与反垄断虽然是现代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在前现代历史上，也一样存在，因为逻辑相同。在古代农业社会，所谓经济机会，主要指的是是否拥有土地，可以是私有，也可以是由国家授予使用权。从大的历史视野上看，朝代更替，都贯穿着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聚与散的问题。
　　史籍浩瀚，且从东汉末年说起。东汉末年战争频仍，其经济社会原因，主要是土地兼并，豪族拥有巨量田宅，平头百姓则日益沦为佃农、家奴或流民，社会矛盾尖锐。而豪族兼并，使得国家税收流失的同时，也使得豪族的社会权力无度膨胀，甚至发展成为地方政治集团势力。
　　吃一堑长一智，每一个王朝的立国之主，往往都很重视土地问题。战乱基本平息之后，北魏就实行了均田制，土地所有权属国家，平均分配给人民耕种，人民只有使用权，土地买卖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也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当然，北魏均田制的建立，并不是“反垄断”的结果，而是战乱导致大量无主地出现，具备了实行土地国有的基本条件。
　　北魏以后，均田制被沿用了300多年，北齐、北周、隋唐都继承了这一制度，但随着时间前行，事实上又日益崩解。权贵豪族难以抑制兼并冲动，不断冲击这一制度，常使法令无法贯彻，故而北齐时代，一样出现“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隋朝以来，均田法的土地国有性质徒具虚名。唐代放宽土地买卖，使得土地又进一步集中。在一个农业占比极高的社会，土地就是经济机会和生活机会，是穷人的“低保”，如果兼并过度，衣食無着，必然生乱。于是，一场更加恐怖的战乱日益酝酿—安史之乱。
　　那些丧失土地、丧失机会的人，事实上已经被控制，无可选择，只能接受佃农、奴婢等卑微身份，连“二选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土地兼并主要靠买卖来完成，其中也伴随巧取豪夺。只要土地可以买卖，兼并就不可避免，这是1949年以前，一贯的历史问题。如果土地兼并的社会力量同时还经营金融业务，那就更加惨烈，因为金融会放大土地兼并的能力。
　　典型的例子是古代的佛教。也是在魏晋时代，均田制实行的时期，因为战乱导致的汹涌的社会悲伤需要抚慰，国家支持佛教发展，并为之免役除税。国家会赠予，信徒会施舍，有一些小农甚至富户为求免除税役，也会主动携田产加入，佛教的“资产”越滚越大。南北朝时期寺庙富可敌国，连政府都要向它借钱。唐代开元年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佛教之富，很大程度上与它利用既有财富和庞大的组织网络经营“金融业务”有关。典当业，就是起源于南北朝的佛寺；而到了唐代，佛教高利贷已经非常发达，三阶教的“无尽藏”就是一个庞大的高利贷组织，利率可高达50%。还不起钱，土地和其它资产自然都进入佛寺囊中。“无尽藏”在宋代又被成为“长生钱”，一转再转，其利无尽，可谓贴切。唐代韩愈雄辩而激烈地反对佛教，就是因为其资产规模、控制的人口规模都过于庞大，社会权力已经危及政权的经济基础，也使得民生日蹙。接下来，就是唐武宗灭佛—相当于用暴力手段反垄断。
　　需要强调的是，前文所说的佛教都是历史上的样子，今天的佛教与此无涉。同样地，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都与前现代有天壤之别，人民的经济机会不再那么单一。但是如果本质性地理解经济机会，那么性质也没有太大差别。现在的中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对历史的咀嚼与反刍，一直贯穿于社会治理之中。
　　放眼世界，道理也是相同的，反垄断，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