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是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局外人”。然而,为什么是两个局外人,对中国改革产生如此之深且剧大的影响呢？
　　
　　张五常:以学术参与现实
　　
　　如果问,郎咸平之前国内最火爆的经济学家是谁,估计十个人有九个人会说张五常。2002年张五常到四川大学演讲,演讲的礼堂被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场面之壮观绝不亚于今天超女的排场。这令在场的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不由得感叹“张五常是真正的学术明星！”
　　不过,今天的大学生们恐怕大多不知道,张五常真正炙手可热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生于广东、长于香港、学于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不仅目睹了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变过程,而且也是这一巨变过程的亲身参与者。可以说,作为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却在不经意间“以学术参与了现实”。
　　1982年,张五常应香港大学的邀请,从美国回港任教。当时,身为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张五常已经是美国经济学界数一数二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当时的华人经济学界,学术地位能与之媲美的只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教授,以及同在美国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张五常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他回归港大任教成为当时香港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
　　就在同一年,张五常发表了一本英文小册子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译本名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无论怎样估算这本书的影响都不为过。这本书是海外经济学界最早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著作之一,而且也是最早对中国经济改革得出乐观推测的一本著作。张五常敏锐地观察到了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所蕴藏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活力。也正是由于这种带有某种政治背书意味的改革,让张五常大胆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
　　从1985年到1988年,是身在香港的张五常对大陆知识界产生影响的第一个高峰。
　　1984年的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中明确提出“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强调“政企分开”,这就是后来被理论界定义为“模糊产权”改革的开始。张五常嗅到了大陆推行“准私产”制度的味道。于是,1985年,他到了北京,在首度钢铁厂住了几天进行调查,并做了一次关于“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承包制”的演讲。其时,张五常已经为《信报》撰写了一年的“论衡”专栏,引起了广泛反响,并且在1985年,以“论衡”专栏为主结集出版了《中国的前途》一书。这是张五常第一本论述中国问题的中文著作,此书一出,便立刻成为当时香港地区的畅销书,随后亦辗转流入了大陆。同一年,当时已经是政府农业问题专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大陆读到了《中国的前途》一书。按照周其仁教授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和之前的《卖橘者言》、后来的《再论中国》成为他个人研究产权理论的启蒙读物。事实上,周其仁的这番学习心路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知识界和政策层流行的产权理论,几乎都源自张五常的这几本中文著作。
　　与此同时,张五常并没有忽视继续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和他对未来的看法。1986年的时候,张五常以英语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名为“China in Transition:Where Is She Heading Now？”（《转型中国:她将往何处去？》）是他为1982年那本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写的后续文章,在这篇与发表在Economic Affairs上的另一篇名为“No Chinese Capitalism without Property Right”（《没有产权就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文章中,张五常不无得意地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印证了他之前的大胆推测,只有一个小小的“误差”,就是没有人想到会变化得如此迅速！不过,张五常敏锐地观察到,产权问题在制度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如果中国想保持住改革的势头和成果,就必须改变产权制度,确立一套私产体制以保护投资和刺激贸易。更值得一提的是,张五常在这一年发表的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大多基于他同年在深圳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一项研究工作。
　　接下来的两年,张五常又有了访问北京的机会。先是1987年9月,张五常应当时中科院研究员金观涛的邀请到北京讲学。这次造访北京的经历让张五常和大陆知识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为次年他陪同弗里德曼夫妇第二次访华并安排弗里德曼与当时的政府高层会面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1988年,以研究转型和发展中国家问题闻名世界的卡托学会（Cato Institute）与上海复旦大学准备联合举办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张五常和他在美国的故交弗里德曼都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张五常提交了题为“Privatization vs. Special Interests: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私有化对特殊利益: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的论文,文中认为当时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最容易改革的部分已经结束,如果没有更大的改革举措,改革将面临停滞不前。”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大陆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改革停滞提出的看法。
　　在与上海和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的交谈中,张五常发现大陆的政府官员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已经非常到位。同年的《卖橘者言》在大陆出版发行,一口气卖掉三万多册。11月,张五常又应邀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至此,从学界到政界再到媒体,张五常在当时大陆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股反改革的保守思潮引发了“姓资姓社”的改革大讨论,改革面临着一次新的危机。这促使邓小平以88岁高龄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在政治层面第二次为坚定改革路线助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至此彻底得到坚定,同时解除了外界对中国改革的怀疑态度,这其中也包括此前曾两次访问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1993年,在张五常的全权安排下,弗里德曼夫妇第三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中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有机会见到了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弗里德曼夫妇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赞叹不已。这次中国之行,让张五常与当时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的《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成了莫逆之交,从1993年开始,张五常以《经济学消息报》为阵地,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普及文章,对大陆经济学教育普及和深入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郎咸平之前,国内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的媒体影响力能够与张五常相媲美。
　　随着香港回归和在大陆的声名鹊起,张五常有了更为便利的观察研究大陆经济改革的机会。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之举在于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从承包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再到私产入宪）贯彻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契约关系。这一方面保证了个人对经济改革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并非联邦制政体的情况下,通过中央与地方实质上契约化的财政结构,导致了省际间的经济竞争,从而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国家总体经济绩效。在张五常看来,后者尤为重要,因为联邦制政体下各地方政府政治自主权过大造成的中央执政难题,在中国改革中被幸运地避开了。而在经济上联邦主义的竞争优势又令中国极大的受益。
　　


　　
　　郎咸平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笔者曾撰文讨论过郎咸平在2002年后在大陆的一系列言行（见《董事会》2005年12月号,《郎旋风,社会正义的幻象》）,此处不再复述。同是将个人舞台从香港转向内地,与张五常二十年如一日主张“私有化”的“放权”思路不同的是,郎咸平从一开始就以“法治监管”着眼,其主张更像是“政府应该收权”。
　　郎咸平是个不折不扣的争议人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郎咸平在英语学术界的成就毫不含糊,虽然他从没像张五常那样用英文向世界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变化。作为证券监管和公司金融专家,郎咸平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上市公司和私人企业家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根据,多年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从事研究工作,郎咸平对华尔街的历史自然了如指掌。尤其是华尔街早年并不光彩的欺诈小股东的上市公司历史,使得美国人曾经有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对华尔街持有极端不信任的态度。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华尔街进入了列维特时代（以监管严厉著称的美国证监会主席）,美国股市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水平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但即便如此,列维特身后还是出现了安然、世通等一系列上市公司丑闻。当然,公司丑闻里面少不了投资银行和会计行做帮凶。偏激地说,美国的经验是:上市公司不可信,投行不可信,会计行也不可信,可信的只有政府和法治。
　　是的,在资本市场里,从来都没有民主的位置,即便是在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家。严酷的法治和政府监管机构是资本市场里中小股民们的摩西。假如细心的话,去年的时候郎咸平所鼓吹的“新法治主义”正是这种严刑峻法出“盛市”的股市监管逻辑的自然延伸。
　　从股市到国家,“新法治主义”的逻辑链条跳跃得未免太快,郎咸平对自己以公司治理专家的身份指点中国改革的能力未免也太过自信。郎咸平对私营企业的极端不信任和对政府纯粹功能化处理,让人觉得此人犹如外星人一样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想象化的描述。对政府管制的极端推崇和对政府权力的极端信任,使得郎咸平在本质上表现出一种“国家主义者”的倾向。
　　郎咸平曾经的论战对手张维迎曾说过:“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急剧恶化。”这句话惹怒了很多人。也许张维迎的产权改革逻辑有很多问题,但至少这句话张维迎没有说错。假如由下向上去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两股力量在事实上支持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持续推进,这两股力量一是曾经自发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经济奇迹的中国农民,另一股力量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
　　留德政治学者吴强曾经撰文指出:“市场经济和国家建设的真正推动者,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从下而上,从民企到国企,从地方到部委,企业家通过与条块党政官员的紧密联系,亦即企业的社会嵌入网络,取得贷款和土地资源,逐渐发展,才可能逐渐主导与政府部门的讨价还价,突破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过度控制,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事后分利和政绩。如此利益缠结的市场,恰是今日中国政治之写照。”
　　但在这样一个资本与权力纠缠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权力化恰恰是政府权力过度滥用的果,而非原因,所谓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从头到脚都滴着血”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终极罪恶与其说是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不如说是从开始到现在就被官僚权力扭曲的制度。更进一步来看,如今高度嵌入市场和社会网络中的民营企业,是在缺乏市民社会传统、且多元价值社会刚刚起步的当下,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参与社会发展博弈过程的社会力量。郎咸平的“新法治主义”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啻是在不自觉地扼杀中国改革中弥足珍贵的市场社会化力量。
　　在很多人看来,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是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局外人”。然而,为什么是两个局外人,对中国改革产生如此之深且剧大的影响呢？他们两人虽然观点相左,但杀伤力却同样巨大。张五常和郎咸平的大红大紫,固然标志着中国改革在不同时期的理论需求,但不也同样彰显了中国内部的理论贫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