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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想成功运营一个大型超级计算中心是不现实的,今天大量在建的超算中心很可能面临破产或被兼并的际遇。是否具备健康的运营模式、是否扎根细分领域、是否科学对待新兴技术,将是决定超算中心能否成功存活的三大关键能力。
“玻璃房子”曾是中国计算机历史的耻辱。在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制造高性能计算机的时候,只能花天价从国外进口机器以及设备管理员。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国外企业为了防止机器核心技术外泄,设备机房采用全透明玻璃,中国使用人员的一举一动、计算机的启动密码甚至机房钥匙都由外国人控制。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银河系列、曙光系列、神威系列、联想系列和浪潮系列等为代表的超级计算机的成功研发与应用,奠定了我国在超级计算机研发应用领域的国际地位。“玻璃房子”的耻辱终于被洗刷干净。
风起云涌的超算中心仍将面临能否存活的考验
特别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超级计算机作为国家最高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省市政府都开始积极建设超级计算中心,“核高基”重大科技专项出来后,这种势头更是日益猛烈。
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超算中心并不能因为有政府投资就高枕无忧,上世纪80年代9大国家级计算中心的惨烈“现状”(有好几个已濒临倒闭)就是深深的教训。那么,超算中心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真正承担起“高科技责任”,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存活并发挥价值?这绝对是运营者们应该思考的关键问题。
寻找新的运营模式
“超算中心要生存并不容易,虽然拿着国家投资的钱,但是如果没有用户,也相当于摆设。这种高科技产品,3～5年基本上就要淘汰换新产品,政府不会一味地往里投钱,他们也要衡量超算中心的真正价值。”成都云计算中心主任王建波在接受《计算机世界》记者采访时表示。
成都云计算中心于去年年底建成并开始运营,与其他公共计算服务平台不同的是,它是国内首个地方政府与企业按商业规律运作建设的超算中心。具体做法是,整个中心的投资、运营、管理都由企业来完成,而政府只是以购买服务的形式作为中心的主要用户之一,每年的服务费基本上是定额定量的,一年约为2000万元。
成都市政府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模式,就是考虑到运营超算中心的难处,“因为看到以前很多计算中心不成功,所以成都市政府想把这种运营风险降到最低。” 王建波说。
此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电子政务建设更加注重应用为本、重在服务的基本原则。成都云计算中心的新模式主要围绕提供服务展开,在成都市政府提出需求的情况下,由专业的IT企业——曙光公司来完成,负责方案实施建设,甚至后期的运营维护管理。“这种新型模式为成都市政府在前期投入、后期设备管理与维护方面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在未来的应用方面,成都云计算中心也将采取“企业运营、管理,政府买单”的模式,目前正在与一些专业的软件提供商洽谈合作。王建波始终坚信: “IT能创造神话,一切皆有可能。”
成都在探索运营上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是否有成功的运营模式,将决定着超算中心能否在市场化运作中存活下来,那些仍然满足于政府投资的超算中心应该警醒了。
占领特色应用领域
成都云计算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商业化运营的超算中心,也是国内第一个同时为政务应用和科学计算服务的超算中心。据了解,目前成都云计算中心的计算规模达30万亿次,分别为成都市政府的电子政务提供10万亿次的服务能力,为科学计算提供20万亿次的计算能力。
对于现在的规模,成都云计算中心的上级单位——成都市信息办并没有满足,按照他们的规划,今年内中心的规模将提升至百万亿次,明年则有可能建成千万亿次的大型超算中心。
在应用领域方面,王建波也有所考虑,他认为,汽车制造、药物分析,以及气象、石油等领域已经被别的超算中心所占领,中心要发展,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之路。除了结合成都市的优势资源,物联网的发展也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契机。王建波希望借此机会将中心打造成一个能够承担起物联网后台服务的计算平台,目前,他们已经在成都小范围内有计划地实施。
王建波表示,“物联网时代,就是要达到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这样会产生大量的数据,比如前端采集的数据,智能的知识获取,数据分析等,这些数据要在哪里归总并处理呢?我希望超算中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围绕物联网延伸开来,成都市云计算中心还希望把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信息系统打通,“这样一来,包括智能交通、气象处理、水电处理等数据都能在中心处理,老百姓只需要通过互联网查询即可。”
事实上,不只是成都,所有的超算中心都明白,如果不在一个领域站住脚跟,要生存下去将会很难。上海超算中心主任奚自立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很多中小型超级计算中心都需要“自谋生路”,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针对特色领域的超算中心,比如,甘肃省依托中科院寒旱所建立的高性能计算中心、针对动漫渲染领域的超算中心等。在这些领域,没有人能够和这些超算中心匹敌,因为深入行业,他们也具备了该行业大型应用软件的研发实力。
不要迷恋 “云”机会
敏感的业内人士们不难发现,近年来,除了“超级计算中心”不断涌现,有着更超前理念的“云计算中心”也正在进入人们的视线。除了成都云计算中心,还有无锡云计算中心、东营云计算中心等,很多企业和政府都想尽快搭上云计算这班“快速车”。
众所周知,云计算以“低成本、低功耗、资源应用更方便”著称,尽管这些理念对老百姓来说有“百利”,但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云计算的模式远未成熟,并不适合这种大型计算中心应用。
奚自立表示,“对于超算中心来说,云计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障碍,也不是安全障碍,而是网络。云计算的本质是通过互联网向用户交付服务,包括计算资源、应用资源,但是如果网络成本降不下来,这种做法就不可能实现。”
奚自立打了一个比方: “我有一个作业可以远程通过超算中心的资源来处理,超算中心的机器是24小时运转的,可以随时来用,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光传输这个作业可能就得好几天。这就好比我在北京,要向上海的朋友借一辆自行车骑,买一辆自行车的价钱可能都比运费要便宜得多。”
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在现场操作,而是利用云计算远程操作,用户肯定担心服务问题,这就好比,远程电话采访的效果要比面对面差得多。”超算中心承接的项目大多是关乎企业发展、生存甚至是国家层面的大项目,远程操作还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云计算在超算中心的应用。是否真要迎合潮流,赶上云计算的快班车,超算中心还是要想清楚。
“玻璃房子”曾是中国计算机历史的耻辱。在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制造高性能计算机的时候,只能花天价从国外进口机器以及设备管理员。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国外企业为了防止机器核心技术外泄,设备机房采用全透明玻璃,中国使用人员的一举一动、计算机的启动密码甚至机房钥匙都由外国人控制。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银河系列、曙光系列、神威系列、联想系列和浪潮系列等为代表的超级计算机的成功研发与应用,奠定了我国在超级计算机研发应用领域的国际地位。“玻璃房子”的耻辱终于被洗刷干净。
风起云涌的超算中心仍将面临能否存活的考验
特别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超级计算机作为国家最高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省市政府都开始积极建设超级计算中心,“核高基”重大科技专项出来后,这种势头更是日益猛烈。
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超算中心并不能因为有政府投资就高枕无忧,上世纪80年代9大国家级计算中心的惨烈“现状”(有好几个已濒临倒闭)就是深深的教训。那么,超算中心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真正承担起“高科技责任”,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存活并发挥价值?这绝对是运营者们应该思考的关键问题。
寻找新的运营模式
“超算中心要生存并不容易,虽然拿着国家投资的钱,但是如果没有用户,也相当于摆设。这种高科技产品,3～5年基本上就要淘汰换新产品,政府不会一味地往里投钱,他们也要衡量超算中心的真正价值。”成都云计算中心主任王建波在接受《计算机世界》记者采访时表示。
成都云计算中心于去年年底建成并开始运营,与其他公共计算服务平台不同的是,它是国内首个地方政府与企业按商业规律运作建设的超算中心。具体做法是,整个中心的投资、运营、管理都由企业来完成,而政府只是以购买服务的形式作为中心的主要用户之一,每年的服务费基本上是定额定量的,一年约为2000万元。
成都市政府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模式,就是考虑到运营超算中心的难处,“因为看到以前很多计算中心不成功,所以成都市政府想把这种运营风险降到最低。” 王建波说。
此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电子政务建设更加注重应用为本、重在服务的基本原则。成都云计算中心的新模式主要围绕提供服务展开,在成都市政府提出需求的情况下,由专业的IT企业——曙光公司来完成,负责方案实施建设,甚至后期的运营维护管理。“这种新型模式为成都市政府在前期投入、后期设备管理与维护方面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在未来的应用方面,成都云计算中心也将采取“企业运营、管理,政府买单”的模式,目前正在与一些专业的软件提供商洽谈合作。王建波始终坚信: “IT能创造神话,一切皆有可能。”
成都在探索运营上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是否有成功的运营模式,将决定着超算中心能否在市场化运作中存活下来,那些仍然满足于政府投资的超算中心应该警醒了。
占领特色应用领域
成都云计算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商业化运营的超算中心,也是国内第一个同时为政务应用和科学计算服务的超算中心。据了解,目前成都云计算中心的计算规模达30万亿次,分别为成都市政府的电子政务提供10万亿次的服务能力,为科学计算提供20万亿次的计算能力。
对于现在的规模,成都云计算中心的上级单位——成都市信息办并没有满足,按照他们的规划,今年内中心的规模将提升至百万亿次,明年则有可能建成千万亿次的大型超算中心。
在应用领域方面,王建波也有所考虑,他认为,汽车制造、药物分析,以及气象、石油等领域已经被别的超算中心所占领,中心要发展,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之路。除了结合成都市的优势资源,物联网的发展也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契机。王建波希望借此机会将中心打造成一个能够承担起物联网后台服务的计算平台,目前,他们已经在成都小范围内有计划地实施。
王建波表示,“物联网时代,就是要达到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这样会产生大量的数据,比如前端采集的数据,智能的知识获取,数据分析等,这些数据要在哪里归总并处理呢?我希望超算中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围绕物联网延伸开来,成都市云计算中心还希望把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信息系统打通,“这样一来,包括智能交通、气象处理、水电处理等数据都能在中心处理,老百姓只需要通过互联网查询即可。”
事实上,不只是成都,所有的超算中心都明白,如果不在一个领域站住脚跟,要生存下去将会很难。上海超算中心主任奚自立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很多中小型超级计算中心都需要“自谋生路”,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针对特色领域的超算中心,比如,甘肃省依托中科院寒旱所建立的高性能计算中心、针对动漫渲染领域的超算中心等。在这些领域,没有人能够和这些超算中心匹敌,因为深入行业,他们也具备了该行业大型应用软件的研发实力。
不要迷恋 “云”机会
敏感的业内人士们不难发现,近年来,除了“超级计算中心”不断涌现,有着更超前理念的“云计算中心”也正在进入人们的视线。除了成都云计算中心,还有无锡云计算中心、东营云计算中心等,很多企业和政府都想尽快搭上云计算这班“快速车”。
众所周知,云计算以“低成本、低功耗、资源应用更方便”著称,尽管这些理念对老百姓来说有“百利”,但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云计算的模式远未成熟,并不适合这种大型计算中心应用。
奚自立表示,“对于超算中心来说,云计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障碍,也不是安全障碍,而是网络。云计算的本质是通过互联网向用户交付服务,包括计算资源、应用资源,但是如果网络成本降不下来,这种做法就不可能实现。”
奚自立打了一个比方: “我有一个作业可以远程通过超算中心的资源来处理,超算中心的机器是24小时运转的,可以随时来用,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光传输这个作业可能就得好几天。这就好比我在北京,要向上海的朋友借一辆自行车骑,买一辆自行车的价钱可能都比运费要便宜得多。”
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在现场操作,而是利用云计算远程操作,用户肯定担心服务问题,这就好比,远程电话采访的效果要比面对面差得多。”超算中心承接的项目大多是关乎企业发展、生存甚至是国家层面的大项目,远程操作还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云计算在超算中心的应用。是否真要迎合潮流,赶上云计算的快班车,超算中心还是要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