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刊理由：
　　彩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共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民族为云南所特有，7个民族为人口较少民族。普米族是7个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等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普米族人口数为33600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普米族聚居地区开办学校、兴办教育，为普米族各行业人才的产生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位普米族作家曾在《走出文学荒漠》的文章中写道：“可以设想，一个人口很少，没有文字，居住分散的民族，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赶上其他先进的民族，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然而“星星撒到的地方，到处一片明亮；云彩铺到的地方，到处一片锦绣。”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群普米族优秀儿女脱颖而出，他们了解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又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熏陶，使他们既是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新知识、新观念的传播人。在他们当中，不乏工程师、会计师、记者、作家、企业家、厂长、经理，也不乏优秀的干部，甚至全国政协委员。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熊胜祥正是这样一位普米族同胞的杰出代表。熊胜祥从小生长在边远的宁蒗乡村，他从普通的乡村教师成长为正厅级干部、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他也是目前普米族同胞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干部）。从熊胜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普米族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从熊胜祥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坚守高尚情操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始终如一地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始终如一地发扬奉献精神、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并始终如一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
　　熊胜祥的事迹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是一面旗帜，指引和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奋发前进。
　　童年，对于每个已成年的人来说，如同一个梦境。那斑驳陆离的色彩，在我们身体的每寸肌肤、每个毛孔、每一细胞都深深打上了烙印。
　　对于熊胜祥更是如此，现在和过去生活的强烈反差，使他每每回想童年，便感到一股激烈的情感在心中跳荡。那些难忘的岁月，为何过去这么多年后，仍旧清晰得如同昨日？整整五十年的光阴、半个世纪的历程，难道仅仅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有时却感觉它是那么遥远，必须途经一条曲折小路，拂开道路两旁横伸的枝蔓，穿透小径上空弥漫的浓雾才能再次触摸。
　　是啊，故乡的天空湛蓝明澈，充盈丰沛得仿佛要滴下水。它是如此辽远壮阔，承载了他多少儿时的梦想？故乡的青山连绵雄浑，熊胜祥曾经想化作一只雄鹰，飞越那岑寂辽阔的高原，去见识山外面那从未见过的世界……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个普米族的少年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决心，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宁蒗，走出了那群耸立的高山。他荡起生命之舟扬帆前行，从一名极偏远、极贫困地区的山区教师到县、地区领导，又从地区纪委副书记到省纪委四室主任，再从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一直到现在的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这一路上，熊胜祥经历了无数的泥泞、荆棘、险滩，把智慧的汗水和铿锵的脚印深深印在了被他丈量过的道路上。
　　
　　上篇：学子时代
　　
　　童年
　　熊胜祥的出生地，是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宁蒗）。这地方俗称小凉山，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川、滇交界处。宁蒗海拔2300-2400米，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山峰林立，沟壑交错。绵绵山自北向南纵贯全境。境内居住有彝、汉、普米、傈僳、纳西、藏等十二个民族及摩梭人，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
　　宁蒗一名，系民国六年（1917年）设分县时，各取永宁和蒗蕖两地一字合并而成（永宁、蒗蕖两州为元朝时设立）。宁蒗历史悠久，据发掘遗址考证，四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直到解放前夕，金沙江边的傈僳族仍旧保留着刀耕火种、游牧游耕的原始共耕制；凉山彝族，还保留着完整的奴隶制；坝区和半山区的摩梭人、普米族、汉族，尚处于封建领主制度下。宁蒗各民族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带有原始社会的特点和遗风。熊胜祥1955年生于宁蒗县新营盘乡百羊村的一户普米族人家。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茂密，溪水自山涧淙淙流过，年复一年灌溉着这里的土地和草场。自古以来，普米族多住于半山缓坡或坝区，以血缘的亲疏关系各自聚族而居，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
　　回溯普米族的历史，可以从史料记载以及民族传说中得知，其先人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游牧部落。古羌人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迁徙，随着环境承载力的下降，他们不得不跋山涉水，从高寒地带沿横断山脉向着温暖低湿的川西迁移。漫长的迁徙过程，造就了普米人不畏磨难、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到公元13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征召进入元军，随忽必烈远征云南。从此，普米族的先民逐渐结束了“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状态，开始了以农耕为主、放牧为辅的生活。
　　普米族的村落无统一布局，一般由若干院落组成。比较典型的院落是四合院式，包括正房、东厢房、西厢房和门楼。正房也称母房，是院落的主要建筑，呈正方形或长方形。普米族的房屋为木结构，墙壁用圆木重叠垛成，再用木板盖顶。房屋四角竖有圆柱，中央立一大方柱，普米族群众把这一方柱称为“擎天柱”，他们认为这是“神灵”所在的地方。普米族的住宅一般为二层，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屋内设有火塘(即锅庄)，上面支铁三角架，火塘后方置有神龛。火塘是普米族同胞的家庭活动中心。
　　普米族主食玉米，辅以大米、小麦、青稞、燕麦、养子、稗子等食物，他们喜欢吃用猪肉做成的“琵琶肉”，而且常吃牛、羊肉和兽肉。吃饭时全家围坐火塘边，由主妇分给饭菜。普米族的酒分为烧酒、醅和米酒三类，男女老少人人喜爱，也是待客必备之物。普米族人喜饮茶、抽烟，茶的种类有酥油茶、猪油茶、盐茶、核桃仁茶；烟有旱烟、鼻烟、卷烟等。
　　普米人热情好客，每当客人来访，总是将客人引入上座，捧上酥油茶和炒面，接着端上一大碗苏理玛酒待客。等到用饭时，主人端出热气腾腾的牛、羊肉和猪膘肉，另加一碗放有葱、蒜、辣椒以及花椒和香椿的酸辣汤来殷勤招待客人。
　　熊胜祥的父亲熊乔双解放前曾做过马帮的马锅头，组织马帮运输茶叶和盐巴，到过大理、永胜、丽江等地，也远涉四川和西藏。
　　马帮是近代云南的主要运输工具。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和1935年滇缅公路通车以前，云南境内并没有上等级的交通干线，所有货物的长短途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即便在这两条交通干线开通以后，除这两条交通干线途径范围以外的其他地区，云南主要的交通工具仍旧是马。普米族善养马、骡，每个村都有马帮，选一位领头主持，以便互相照顾。一般来说，马帮的一个成员要管理6匹马，除去货物之外，还要携带途中必需的锅、水桶、粮食、猪膘、盐和马料等食物。
　　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马帮所到之处，皆是山高林密、峭壁深涧的地方，山中有饿虎猛兽，树林里有毒蛇蝎子，沿途还有土匪的骚扰。马帮中人，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回家一次，沿途风餐露宿，经历的千辛万苦自不必说。如真遇到土匪，留下买路钱是平常事，要是翻了脸，有来无回也极有可能。因此在过去，西南边陲的任何一个地方，能干马帮这一行的都是些勇敢的人，都是意志坚定、能力超强的人。
　　熊胜祥的母亲布芝麻，是一位勤劳能干的普米族妇女，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独自担负起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的重担。她不但要养猪、养鸡，还要打酥油、挤奶、做糌粑……熊胜祥的母亲看似柔弱，其实性格十分坚强。和丈夫熊乔双一样，布芝麻同样具有普米人不畏磨难、坚忍不拔的个性。
　　熊乔双和布芝麻育有三男一女，老大叫熊国忠，女儿叫熊长命，第三个是熊胜祥，最小的儿子是熊永祥。
　　熊胜祥出生的二十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是中国结束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公社设立了农业、林业、畜牧、粮食、供销、卫生、武装保卫等若干部或委员会，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时，熊胜祥生活的百羊村同样办起了“大食堂”，各家各户的粮食，包括用具均收归生产队所有，自家不生火不做饭，统统吃“大食堂”。时隔不久，储存的粮食吃完了，就只能吃稀得见碗底的包谷糊、荞面稀饭。即使分得一点稀饭，熊胜祥的哥哥姐姐舍不得吃，非得剩下一些留给熊胜祥和最小的弟弟。
　　时至今日，熊胜祥仍记得那些吃不饱饭的艰苦日子。幸而大自然并不吝啬，对饥饿中的人们不时给予馈赠。为了充饥，哥哥姐姐带着熊胜祥到村后的万格梁子山上采摘野果。他们天不亮就出发，去晚了怕被别人抢在前面把野果摘完自己只能空手而回。
　　树丛中不时传来鸟儿的啼鸣，松鼠在树干上跳来跳去，最神秘的是蛇，它常常隐匿于森林深处。对于熊胜祥来说，这世界充满了让人好奇的事物，这大山好像埋藏着无穷的宝藏——前一天才摘完了灌木丛中的火把果，第二天这一片又长出很多。除了火把果外，可采摘的还有柏梨子和锁梅。锁梅有刺，孩子们要是急于吃到甘甜的果子，就会常常扎到手指。如果摘不到野果，至少还可以挖些可以吃的野草回来，比如说火草。火草晒干舂碎以后可以做成火草粑粑，只不过这种东西很难消化。还有一种叫“苦凉菜”的植物，长在菁沟边，一般要实在找不到别的，才会想到去挖这种东西吃。苦凉菜吃起来又苦又涩，只是饥饿难耐的时候，谁还管它是不是苦涩？只要没毒，能吃的都找来吃了，熊胜祥一家也不例外。
　　进入秋季，霜风染红了美丽的宁蒗。收获总给人们带来喜悦。熊胜祥带着小他三岁的弟弟到晒谷场上寻找农民晾晒时掉落的黄豆、蚕豆、四季豆，无意拾到一粒两粒，兄弟俩都如获至宝，小心翼翼藏进又破又脏的小口袋里，回到家拿到火上烤了吃。如遇青黄不接，饥肠辘辘时，熊胜祥甚至想到了吃洋芋种，饿得实在不行，就跑到庄稼地里，把埋在土里的洋芋种挖出来吃。
　　那时，熊胜祥的母亲布芝麻在生产队的养猪场工作，父亲和哥哥在生产队的运输队干活。养猪场的猪常常因为吃不饱骨瘦如柴，有的因体力不支而病死饿死，只有在这个时候，全生产队的人才有可能分到一点猪肉。
　　冬天的漫漫长夜，一家人都是在围坐在火塘边度过的。邻居会时不时过来串门，大家坐到一起，边抽烟边拉家常。他们会讲个精彩的故事，要不就说段过去的历史。这时的熊胜祥常常听长辈们说，我们普米人是从北方过来的，在北方的时候我们都是牧羊人，在草原上放羊牧马。
　　有的人会在这个缅怀过去的时刻用低沉的声音吟唱一曲，歌声优美古朴，旋律透着淡淡的忧伤，仿佛表达了对过去无尽的追思和怀念。歌声随着夜风飘散得很远很远，而火塘里的火苗不安分地跳跃着，似乎要随那歌声飘向无边的夜空。
　　一天接一天，一年接一年，他们的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溜走了。
　　熊胜祥四岁的时候，全村很多孩子都患上麻疹。这病俗称出痧子，是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五、六岁的小孩很容易传染上。村里的孩子们先后病倒了，熊胜祥和他一岁的弟弟没能幸免。
　　刚开始，麻疹的症状是发烧、流鼻涕、咳嗽。过两天，生病孩子的口腔粘膜上会出现针尖一样的白点。到了第三天，他们全身上下开始出皮疹，这些皮疹让兄弟俩痛痒难耐，被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最多只能发出低弱的呻吟声。村里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大人们束手无策，唯有眼睁睁看着孩子受煎熬，大人惟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用布沾凉水敷在孩子的脑门上让他们退烧。
　　焦虑和绝望笼罩在百羊村的上空，村里有好几个体弱的孩子经受不住病魔的折磨，相继离开了人世。看到这种情况，熊乔双夫妇心急如焚，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同时患上麻疹，要是逃不过这一劫，是不是只得听天由命？他们家曾有一个孩子是因为麻疹而夭折的，想到这些，一向坚强乐观的布芝麻禁不住泪如雨下。
　　西方有一句谚语：“上帝不能处处都在，于是他便创造了母亲。”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促使布芝麻振作起精神，她一定要做点什么，不能这样干坐着掉眼泪，不能眼睁睁看到孩子们被病魔带走。她擦掉眼泪到箱子里翻找，她记得有一次丈夫赶马跑运输回来的时候带了点大米，当时吃了一些，后来舍不得吃把米藏到箱子里以备急用。布芝麻心里暗自希望这点米不要坏掉才好。
　　终于，米找到了，还没有坏，布芝麻把米用水泡了煮成一碗稀饭，她把煮好的稀饭放到两个孩子面前对他们说：“来，吃点蚂蚁蛋。”被体温烧得迷迷糊糊的熊胜祥听母亲说吃“蚂蚁蛋”，还以为是要给他们吃鸡蛋，吃到嘴里，才知道“蚂蚁蛋”原来是米饭。宁蒗普米族自古以来不种大米，只种麦子，大米是解放后才引进的新品种，当地人看到煮好的米饭和蚂蚁下的蛋差不多，便把米饭叫“蚂蚁蛋”。
　　吃过饭后，两个孩子的体力恢复了一些，接着又沉沉睡去。这样过了十多天，熊胜祥和弟弟的身体奇迹般地慢慢痊愈。这些日子里，熊胜祥的父母、哥哥、姐姐一刻不停轮流守护着他们，直到他们退烧为止。
　　病愈的熊胜祥已经得到允许，可以在家门口转一转了。再次出门的时候，他觉得太阳光是那么的刺眼，把屋外的世界照得既白且亮，在刺目的光线下，他不由得闭起眼睛。不一会儿，他又把眼睛睁开，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好像他是刚来到这世界上一般。是的，那里还是他熟悉的树，树上有个鸟巢，他曾经想爬到上面，可最终没有成功；这边是草，草上有蚂蚱，姐姐带着他捉过；蚂蚱在唱歌，草在唱歌……还有他的母亲布芝麻，她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事。
　　病后的孩子倍感这世界的新鲜，然而饥饿总是如影随形。
　　白天如此漫长，太阳似乎很长时间不落山。熊胜祥经常望着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出神，想象那远方的世界。那里是否有妖魔鬼怪出入？那里的妖魔会不会把小孩抓去吃掉？还有，从那厚重的云层中间会不会有神仙走下来？这神仙是白胡子还是黑胡子？
　　熊胜祥常常在太阳下山以后，拖着还未完全康复、骨瘦如柴的身子，对着天空里升起的星星发呆。这些星星又大又亮，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闪闪发光的月亮或圆或缺随时变换着形态。熊胜祥听父亲讲过吉赛米的故事。很早以前，有个杀鹿人去请教菩萨，让菩萨教给他杀鹿的办法。菩萨给了他一群狗，叫他带着狗去追杀马鹿。他回到凡间，在猎狗的帮助下追上了马鹿，并将它射倒。他用刀砍下鹿头，鹿头就变成了蓝天，鹿牙成了星星，鹿眼转瞬间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砍开鹿的身体，鹿的身体便变成了大地，而鹿的心、肝、肺就变成了彩虹，鹿血成了龙潭和湖海，鹿毛成了花草树木，鹿皮成了坝子和山川，而鹿皮上的斑点则成了牛羊牲畜，肋条变成了仓房，鹿的脚成了房屋的支柱。从此，才有了天地万物。
　　熊胜祥的身体慢慢恢复，他又开始跟着大人到山上放生产队的马和羊。如果他不想去，父亲就对他说：“跟我走，我讲故事给你听。”熊胜祥喜欢听父亲讲故事。他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父亲在带他放牧，或全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的夜晚里讲述的。起伏不定的火光，以及有限火光之外的无边黑暗，使想象力有了驰骋的空间；这黑暗与光明的边界，正是想象与现实的边界。熊胜祥任由自己沉浸于这无边的想象之中。
　　除去杀鹿人的故事外，熊胜祥还听父亲讲过道光皇帝、宣统皇帝，讲过孙中山、蒋介石，讲过龙云和卢汉，连起义失败的杜文秀的名字也在没读过书的父亲嘴里出现过。
　　“道光皇帝是谁？”有一次熊胜祥问父亲。
　　“道光皇帝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皇帝，整个国家都是他统治的。他统治这个国家统治了三十一年。道光皇帝之后是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后面是同治，同治后面是光绪，光绪后面是宣统。”熊乔双告诉儿子。
　　“那么宣统后面呢？”熊胜祥又问。
　　“宣统后面是孙中山。”熊乔双说。
　　熊胜祥再问：“后面呢？”
　　“后面是蒋介石。”熊乔双答道。
　　“那你以前说的龙云是谁？”熊胜祥又问。
　　“龙云是云南王，是个彝族，他统治云南十八年。他是唐继尧提拔起来的，唐继尧是以前的云南都督。卢汉是龙云的表弟，他和龙云都是唐继尧提拔起来的。你知道吧，杜文秀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杜文秀是回族，他很好学，十四岁的时候就是秀才。二十二岁的时候杜文秀进京告御状，那是因为当地的官府杀回族，他去告状没有告赢，回来后就起义攻占了大理，人家叫他兵马大元帅。”
　　熊乔双不识字，可是赶马的生涯让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从这些人的口中，熊乔双听到了一些大人物的故事，听过之后便牢记于心，回家讲给孩子们听。这些人都是他认为的大英雄，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就像普米族的英雄冲格萨甲布一样。
　　传说冲格萨甲布生活在远古时代，那时到处有妖魔作怪。冲格萨甲布的父亲是里格萨甲布，他也是一位英雄。里格萨甲布在与一个叫都莫拉二千的妖怪作战中被杀死。而冲格萨甲布的母亲则笃玛，在冲格萨甲布不到一岁时被这妖怪抢去成亲。冲格萨甲布是由姑姑抚养长大的。等冲格萨甲布长到十五六岁，成了一个聪明机智体格健硕的青年，姑姑就把他的身世告诉他，要他为父母报仇雪恨。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冲格萨甲布下决心勤学苦练，最后练成了武艺，去寻找都莫拉二千报仇，最终将都莫拉二千杀死。
　　这类英雄故事给熊胜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就崇敬有所作为的人，把能立大业者视为人生的楷模。
　　人类心灵深处，有许多沉睡的力量，唤醒这些人们从未梦想过的力量，便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熊胜祥坚强、上进好学的性格就在这类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慢慢形成。
　　年幼的熊胜祥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机智勇敢的冲格萨甲布，他把一捆稻草或一堆柴禾当成都莫拉二千。一番恶战之后，小冲格萨甲布大获全胜，把稻草都莫拉二千和柴禾都莫拉二千打得一败涂地。大功告成了，熊胜祥一头倒在地上，四周刹时安静下来，有蜜蜂在头顶上方嗡嗡嘤嘤，它们不会饿吗？它们饿了可以吃花蜜，到了春天，漫山遍野开满鲜花，蜜蜂不管飞到哪里都能找到吃的。想着想着，熊胜祥睡着了，睡着后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蜜蜂，正一头扎到在花朵里饱餐呢。
　　
　　熊胜祥家有一房远亲，住在战河乡，平时和妻子靠种地放牧为生，生有三男一女。有一年，战河乡闹匪患，从山上下来的土匪一夜之间把整个村子抢劫一空。熊胜祥家的远亲当场被乱刀砍死，他的三个儿子被土匪抓走了，家里就只剩下妻子和最年幼的女儿。
　　熊胜祥的父亲熊乔双从过路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到了战河乡。孤儿寡母难以为继的生活让熊乔双唏嘘不已，他决定把这对母女带回家，以便照顾她们的生活。就这样，她们跟随熊乔双来到了百羊村。布芝麻慷慨地接纳了她们，对这对孤苦伶仃的母女一夜之间家毁人亡的遭遇深表同情，并让她们住在了自家旁边的一间小屋内，平日里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接济。熊乔双一家的所作所为无数次令她们母女感动得涕泪交织。
　　日子原本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没想到这女孩七岁那年，她母亲被疯狗咬伤患上狂犬病。这种病即使是医学发达的现在，如不及时注射疫苗，不久之后便会不治而亡，更何况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孩子的母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临终前就将年纪尚小的女儿托付给熊胜祥父母。
　　“我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养得活，”此话一出，孩子的母亲流下眼泪，“要是养得活，长大后你们家不嫌弃，就把她给你们家做儿媳妇，如果养不活，这是她的命，就算了。”
　　熊乔双和布芝麻安慰她一番，可她坚持说自己肯定是活不长了，请求熊乔双夫妇务必答应她的请求。当时的情形，熊乔双夫妇只得一口答应：“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她的，让她和我们的大儿子结婚，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这一辈子都不会亏待她。”他们这样承诺。
　　孩子的母亲咽气后，熊胜祥的父母按照普米族的丧葬习俗为她操办葬礼。普米族认为人死后灵魂将永远脱离尸体，于是把尸体作焚烧处理，对于仍然存在的灵魂，普米族有一套安置灵魂和处理尸体的丧葬仪式。
　　普米族的葬俗各地有所区别，宁蒗县境内普米族实行火葬，丽江县境内普米族自清代以来已逐步改为土葬。普米族丧葬仪式较繁琐，实行火葬的仪式主要有报丧、服丧、焚尸、二次葬仪。在丧葬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要请韩归（普米族人举行节日礼仪、婚丧习俗、聚众议事、出征讨伐等社会活动的主持者。）举行繁琐的宗教仪式，以超度亡灵顺利回归祖先发源地。葬礼完毕，死者家属要宴请整个村子的人。
　　当时的熊乔双一家，家里经济拮据，全家人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然而慷慨的布芝麻还是杀了仅有的一头牛为孤儿的母亲办了葬礼。
　　在普米族的生活习俗及民族文化中，仍能看到远古游牧民族以羊为图腾的遗风。成年男女无论衣服样式如何，外面都穿着羊皮坎肩或披肩系腰带。宁蒗地区的普米族妇女多穿束腰、多褶的长裙，在裙子的中间，通常都横绣一道红色彩线。她们说这是祖先迁移的路线，人死了以后需沿这条路线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否则就回不了老家。
　　普米族在丧葬时，要举行“给羊子”仪式，为死者送魂。“给羊子”仪式在要把尸体进行火化的头天晚上进行。届时，办丧人家要挑选一只与死者性别相对的白绵羊，若死者是男人就选择母羊，死者是女人则选择公羊。这只羊代表死者的伴侣，伴随死者亡灵一起跋山涉水返回祖先发源的地方。尸体用白布捆成蹲踞状，装殓于一个方形棺木中。捆尸的缘由，是将死者恢复成出生时的状态，以便于再生成人。棺木停在丧家院子当中，由韩归念开路经。韩归念毕，把这只羊拉来，死者家属向羊磕头辞行，祈求羊沿途保护死者亡灵平安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要做到使羊全身战栗为止，据说，绵羊战栗象征着死者对孝子心意的领受。接着韩归把羊杀死，取出羊心放在灵桌上，若羊心颤抖，表示死者亡灵喜悦。接下来韩归念诵死者亡灵返回祖先居住地的路线，从家门开始，由南向北行进，最终到达青藏高原的贡嘎岭雪山周围。至此仪式完毕。
　　这样的仪式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很久以前，一群恶狼为了报仇，拼命地追杀善良忠厚的羊子，把原先有一千三百只羊子的大家族，伤害得只剩下三只羊了。有一天，狼群正准备把这三只羊吃掉。当狼群追到一个山丫口时，正巧碰上普米族勇敢的九兄弟。九兄弟守候在山丫口，箭射刀砍将狼群全部杀死，只有一只母狼逃脱。据说，现在的狼便是这只母狼的子孙。
　　猎人救了羊，羊感激不尽，便说，你们救了我的家族，今后我们活着，可以让你们剪毛织布，死了可以将心掏出来祭供你们的祖先亡灵，平时你们可以宰杀我们吃。从此以后，普米人就用羊心来祭祖，让羊将死者的灵魂带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
　　寡母去世之后，等这女孩子长到结婚年龄，熊乔双便依照曾经对她母亲许下的诺言，将她许配给大儿子熊国忠。熊国忠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这个朝夕相处，一起长大，又比自己小了七八岁的女孩子结婚，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熊乔双得知儿子的想法后便不让儿子出远门，唯恐他出去之后不承认家里给他定下的这门亲事。有一次熊国忠逃走后，硬是被父亲追了回来。因此，熊国忠没能像熊胜祥那样出远门念书，直到熊国忠同这女孩子结婚后，熊乔双才放心大儿子到农业中学念了几年书。这一切，都是为了兑现当初的那个承诺。
　　熊胜祥的父亲得知被土匪掳走卖到四川木里做奴隶的已逝寡妇的大儿子回到了战河乡，立即动身去把他找了回来。不止如此，熊乔双还四处打听，终于找到被卖到盐源的已逝寡妇的两个小儿子。熊乔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一直照管他们，替他们成家。还把自己的女儿，熊胜祥的姐姐熊长命嫁给了他家的大儿子。自小生长在边地、注重传统的熊乔双不赞成自由恋爱，相信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对儿子女儿的婚事作了如此安排。
　　熊胜祥的大哥熊国忠虽然在婚姻问题上和父亲有冲突，但却继承了父亲的侠义心肠。熊国忠喜欢打猎，年纪轻轻便成为当地有名的神枪手，他参加过民兵组织，还是民兵组织里的民兵排长。在农中的时候，熊国忠和同学在泸沽湖边劳动，一个同学被蛇咬伤，是熊国忠背着这个同学走了好几里山路及时赶回村子，同学才捡回一条命。文革期间，熊国忠被县里派去参加步行大串联，他原以为能去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没想途中一个和他同行的人患了脑膜炎，很多知道此人患的是脑膜炎都避之惟恐不及，以要到北京为由纷纷离开，只有熊国忠独自留下来，一直守候在此人身边，直到此人病愈为止。熊国忠最终失去了去北京的机会，却得到了良心的宁静和深厚的友谊。
　　
　　知识改变命运
　　熊胜祥一生酷爱读书，孜孜不倦渴求知识。他这种对知识的渴求精神，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二十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宁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鲜的事物如同一股强劲的风，吹到了远在宁蒗的百羊村，吹开了熊胜祥通往知识之路的大门。熊胜祥记得在他五岁或者更小些的时候，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的成员是几个年轻人，他们穿着绿色的军装，神气活现走在村里的小路上。熊胜祥和村里的小朋友常常跟在他们后面，觉得他们是很不寻常的人，这些人使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那些大人物。
　　工作队中的几个人被安排在熊胜祥家吃饭，他们吃饭的时候熊胜祥就站在旁边好奇地打量，他觉得自己并不像村里其他小朋友那样害怕这群陌生人。熊胜祥的注视使其中一个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熊胜祥看到这人笑，更不觉得害怕了，径直走过去，指着插在这人上衣口袋里的钢笔问：“这是什么？”
　　这人没想到年纪尚幼的熊胜祥竟然会讲汉话，吃了一惊，对面前这个孩子说：“这是钢笔。”说着他掏出笔来递给熊胜祥。
　　熊胜祥接过来，觉得有点沉，问道：“是做什么的？”
　　这人笑笑说：“用来写字。写字你懂吗？”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把钢笔接过去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他告诉熊胜祥，这是他自己的名字。随后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熊胜祥告诉了他。这人在本子上写下熊胜祥的名字，还问熊胜祥：“是这样吗？”熊胜祥看了看，并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就摇了摇头。这人笑道：“等你再长大些就可以学写字了。”
　　吃过饭后工作队的这几个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和粮票，工工整整放在桌上。有一次他们送的是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并解释说毛巾和香皂是用来洗脸的。熊乔双一家都舍不得用，觉得很稀罕，大人们说还是留给娃娃们用吧。经过这些事后，熊胜祥更觉得这些人和平日里熟悉的村里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引起了他的羡慕。特别是其中一个女干部所唱的那首《九九艳阳天》，歌声优美悦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一直还记得女干部轻盈地走在村道上的模样，她的头发扎成两根整齐的辫子，身上穿着绿军衣，白色的衬衣领翻在外衣领上。她走过去的时候，很多孩子都跟在她后面跑。
　　熊胜祥记得当时他问哥哥，他们是什么人。哥哥说，他们是干部。听了哥哥的话，熊胜祥觉得干部真是了不起，那雄赳赳气昂昂的势态磁石般牢牢吸引着他，所以忍不住又回家问父亲：“干部怎么那么有本事？”
　　熊乔双回答儿子：“人家有文化。”
　　熊胜祥又问：“文化从哪里来的呀？”
　　“文化是靠读书读来的，就像我跟你讲过的那些大人物、大英雄，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熊胜祥听了这话，就像黑暗中突然闪现了一线光明，顿感豁然。是的，父亲以前说过，那些大人物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靠的就是有文化。熊胜祥不禁再一次对父亲肃然起敬，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熊胜祥的父亲熊乔双都是一个聪慧的人，不但能从别人讲的故事中总结经验教训，把这些故事转换为孩子们的教育素材。他还常常跑到永胜看人打官司，在看打官司的过程中，熊乔双不像其他人只是图看热闹，他总是边听边想。不管官司打赢打输，熊乔双都十分兴奋，因为通过聚精会神的观察，他获得了很多知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想打赢官司，有文化是必备的条件。熊乔双常常对周围的人说：“没有文化不识字的人，连官司都打不赢。那些不识字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胡乱按了手印，结果官司打输了。”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要念书，只有念书才会有出息。
　　熊胜祥六岁那年，在运输队工作的父亲有一次回家，对熊胜祥说，你已经到了读书的年纪，可以读书了。熊胜祥听了很兴奋。“我要上学了！”熊胜祥对每一个他遇到人都这样说。过了几天，熊乔双让熊胜祥背着一背篓洋芋跟他到新营盘乡小学报名。当时各地群众生活都很困难，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来的钱买文具？熊乔双想到的惟一办法是把一背篓洋芋背给学校，看能不能用这些洋芋换些学习用品和笔墨纸张。
　　当时百羊村没有学校，要上学得走五、六里山路到新营盘乡小学。去五、六里，回来五、六里，这意味着每天来回要走十多里路。不过这些困难，年纪幼小的熊胜祥并没有放在心上，心里只有“读书”两个字。
　　报名那天，一大早熊乔双就和儿子熊胜祥出了门。那时天还没有亮，星光还在天空闪烁着，整个村子还在沉睡中。路边的草上沾着露水，走过的时候，草上的露水打湿了父子两人的裤脚边。“不冷吧？”熊乔双问孩子。“不冷。”熊胜祥心不在焉地回答。熊乔双知道孩子还想着学校的事，不再问他，任由孩子沉浸在上学的想象之中。走到学校时天已经大亮。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新营盘，熊胜祥还是东张西望，对一切充满好奇。这天虽说不是赶街的日子，新营盘的人还是比白羊村的人多得多。来到学校大门前，一向胆大毫无畏惧的熊胜祥高高兴兴跨了进去。这是他梦中的殿堂，今天他真的来到了它的面前。
　　进了校门，穿过操场，父子两人向教室走去。熊胜祥欣喜地左顾右看，想到不久的将来能进来上学，他的心情无比激动。见到老师后，老师问他“多大啦？”熊胜祥马上回答：“七岁。”
　　来之前父亲告诉过他，要七岁才能上学，所以老师一问，他马上回答有七岁。熊乔双同样说：“这孩子七岁了。”“看你那么小，不像七岁呀，”老师说，“你摸摸耳朵，要是胳膊搭过脑袋，能够得着耳朵，就说明够年龄上学，该有七岁了。”
　　熊胜祥照老师说的做，可就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办法用右手越过头顶摸到左边的耳朵。这一来，急得他满面通红。老师看他着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摸不到说明你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明年再来吧。”
　　听了老师的话，熊胜祥感到很失望，不过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和父亲一同从学校出来。路过操场，看到操场上的其他孩子，熊胜祥既为不能和他们一起上学而难过，又对他们能上学十分羡慕。父子两人来到街上，熊胜祥一直哭哭啼啼，为了安慰他，父亲用几个洋芋换了几个栗子给他吃。可是栗子并不能让熊胜祥忘记不能上学的苦恼，嘴里虽然吃着栗子，却是一路哭回了家。
　　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哥哥姐姐弟弟才都知道要摸得到耳朵才能上学，就不约而同摸起自己的耳朵来。熊胜祥俨然成了小老师，一个个指导他们——“要这样，不对，是这样。”
　　虽然上不了学，却能回家当回老师，就这一点而言，熊胜祥还是感到很自豪的。他不但教哥哥姐姐弟弟摸耳朵，还教村里其他同龄的孩子摸耳朵，同时自己同样练习摸，因为他知道只要能摸到耳朵，就可以上学了。
　　1962年，毛家乡办起了小学，熊胜祥用不着走很远的路去新营盘乡上学，而直接进入毛家乡小学上学。毛家乡小学不是一所完全小学，学校的老师陈护林是永胜人，他是熊胜祥的启蒙老师。
　　当时学校有四个年级，每个年级设一个班，四个班的学生都由陈老师一个人来教。由于熊乔双一直和各个民族的人有交往，熊胜祥很小就能说流利的汉语、彝语，这让他占了很大优势，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到了三、四年级，熊胜祥已经可以协助老师批改一、二年级学生的作业了。陈老师有两个孩子，一个和熊胜祥一样大，另外一个比熊胜祥小，陈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常常要熊胜祥帮忙辅导这两个孩子的功课。
　　四年级后，熊胜祥和其他同学一齐参加考试，最后及格的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孩子。这意味着熊胜祥和那个孩子可以去新营盘完小上学了。不过那个孩子并没有像熊胜祥那样到新营盘上学，而是留在家里务农，所以班里最后继续求学的只有熊胜祥一个人。
　　接下来的两年里，熊胜祥都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求学的道路上。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左边挎书包，右边背着一天的干粮，从家里出发前往学校，等放学回来天已经全黑。一来一去总共有十多里山路，可他并不以此为苦，虽然初入学门，却已感受到知识海洋的博大，并深深为之吸引。这种吸引力使他忘记路途的遥远和身体的疲劳。如果把才华比作剑,那么勤奋就是磨刀石。熊胜祥利用走路的这段时间记背课文和数学公式，于是，尽管人走在路上，却没有离开他深爱的知识。熊胜祥在“勤奋”这块磨刀石上，将自己打磨得越来越光亮。
　　除了完成课业，熊胜祥还要每天早晨替生产队放牛，在放牛的路上割一背草，晚上回来后砍一捆柴。这样一个月下来，他可以挣上二到三分的工分。从那时起熊胜祥已经什么农活都会干，不管挖地还是薅草，他样样都会。使镰刀和使斧子，他能使得和大人一样好。和大人一道到森林里砍树，虽然年纪不大，熊胜祥却自有一套砍树的方法，他总是同时使用两把斧子，左边砍一下，右边砍一下，这样只几下功夫树就倒了。熊胜祥还是种地能手，一般寒冷地方的作物他样样都会种。有一次生产队里举行插秧比赛，在众人的呐喊声中，他第一个将秧苗插到终点，成为了插秧比赛的冠军。
　　高尔基说过：“我们在我们的劳动过程中学习思考，劳动的结果使我们认识了世界的奥妙，于是我们就真正来改变生活了。”
　　熊胜祥一生勤于动手，他相信，劳动具有神奇的力量，劳动给我们开辟了教育智慧的新源泉。这种源泉是书本教育理论所不知道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劳动，才具有用心灵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
　　那时候整个国家经济极度困难，根本没有钱修山村公路，熊胜祥每天上学放学所走的就是一条土路。这种路坑坑洼洼，遇到下雨天，坑里就积满黄泥浆。
　　有一天熊胜祥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刚下过雨，路上满是积水。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从熊胜祥身边驶过的时候，车里掉下些货物。熊胜祥看到了，就在后面追着卡车跑，他边跑边喊：“掉东西了！赶快停下！”可是卡车司机没听见，汽车仍在凸凹不平的山路上颠簸前行，不多时就消失在转弯处。
　　熊胜祥气喘吁吁折回来，走近那堆东西，才发现掉在黄泥浆里的是几大块腊肉。看到腊肉，他顿时感饥肠辘辘，觉得像是有个碾子在肚里碾来碾去。要知道，这几块腊肉差不多够得上一头猪的份量，要是背回家交给母亲，家里整整一年都有肉吃了。
　　然而这念头只是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紧接着熊胜祥又想到，“我是班里的大队长，是少先队员，不能这样做。即使真这样做，父母肯定不会答应。”普米族有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做了好事不会变成坏事，干了坏事不会变成好事。”这句话是教给人们要在好事与坏事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熊胜祥决定把腊肉交回供销社。
　　运输却是个问题。几大块腊肉如此沉重，他一个人又怎么能送到供销社？这时熊胜祥又想起普米族的那句老话：“猎狗要在悬崖上奔跑，老鹰要在风雨中练翅，骏马要在草原上奔驰。”对于普米族男儿来说，这点苦不算什么。熊胜祥把书包藏到草丛中，打算在路边的树林里找几根藤条用来捆扎腊肉，然而找来找去没找着，只是在路旁的栅栏边找到几根细绳。那么就用这几根细绳来捆这些腊肉好了。熊胜祥心里这样想。不过一次背走全部腊肉是不可能的，只能带上其中几块送到供销社。
　　好不容易到达供销社，熊胜祥把事情原委向供销社的职工讲了一遍，供销社便派了两个人和熊胜祥一道去掉腊肉的地方。“可我还没跟老师请过假，他们见我不去学校会着急的。”熊胜祥对供销社的人说。
　　“我们先陪你去学校请假，你再带我们去。”
　　和供销社的两个人去到学校后，熊胜祥把事情的原委又跟老师讲一次，他的任课老师怕人手不够，自告奋勇同他们一道去背腊肉。三个大男人加上熊胜祥总算把剩余的腊肉背回供销社，熊胜祥的手和肩膀被细绳勒出了一道道血印。
　　因为这件事，熊胜祥受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表扬，团组织把不到入团年龄的他破格吸收为共青团员。于是熊胜祥成为当地惟一一个还在上着小学就已加入共青团的小学生。
　　英国小说家芮德说过，播下行为的种子，可以收获习惯之果；播下习惯的种子，可以收获性格之果；播下性格的种子，可以收获命运之果。这就是说，即使是一件小事照样可能成为影响我们一生的重要因素。
　　对于熊胜祥来说，把腊肉送回供销社这件事虽小，却使他懂得了“取”与“舍”，“得”与“失”之间的道理。“取”与“得”有着大小之分，如果他当时把这几块腊肉拿回家，那么他的“得”只能是“小得”，只是眼前的小利，而他失去的却可能是一根挺直的脊梁。
　　在学校刻苦学习的熊胜祥没有想到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潮会牵连到自己头上。
　　1966年文革开始，一切既有的党政系统、群团组织都被认作是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官僚化御用工具，被认作缺乏革命性，只有群众自发组建的造反组织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当时的小学生受到大、中学红卫兵的影响，仿照他们的做法，绕过少先队组织了红小兵。参加红小兵组织要贯彻“阶级路线”，“出身好”的孩子可以参加，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都会受到限制。
　　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这份材料认定“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作为法定的在小学范围内取代少先队的制度化的群众团体，历时11年，1978年10月，共青团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少年儿童组织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撤消了红小兵组织。
　　红小兵主要附和红卫兵的口号和行动，配合小学教师中的造反组织，批斗学校的领导、教师，就是那些被称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起初“出身好”的熊胜祥也加入了红小兵组织，跟着其他人到处贴标语、发传单，以为这就是革命。先是批斗村里的地主，接着是村里的干部，最后连老师们都要挨批斗。标语动不动就用上“火烧”“油炸”这类字眼。
　　熊胜祥感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特别在陈老师受到批斗的时候，心里更生疑惑。陈老师是熊胜祥以前的老师，熊胜祥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教过他数学。在熊胜祥印象中，那位陈老师是一位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热爱教师工作的好老师，怎么连他都成了“反动派”？所以当新营盘小学的肖老师问及陈老师情况的时候，熊胜祥就把亲眼看到的告诉了肖老师。他向肖老师诉说陈老师是怎么被他们吊起来挂在树上，又是怎么被迫跪在椅子上交待问题的。听着听着，肖老师的眼眶像熊胜祥一样湿润起来。
　　“他们完全在乱搞。”肖老师气愤地说。“我写封信给他们，你帮我把它交给社里抓陈老师的人。”
　　想到陈老师可能因为肖老师的干预不会再被吊起来，熊胜祥立即答应肖老师替他送信。
　　事情不像熊胜祥想的那样简单。信送后的第二天，他们不但不放陈老师，连同社员们也都以异样的目光看待送信的熊胜祥，与他同样年纪的孩子，连话都不敢跟他讲了。熊乔双和布芝麻从社员们的目光里看出了什么，回到家问熊胜祥发生了什么事，熊胜祥把送信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我讲的是我看见的事实，我没有编假话。”熊胜祥并不为做过的事感到后悔。
　　很快，肖老师也被批斗。肖老师的罪名是故意对抗“文革”，还说他是“某某团伙”的骨干分子，并逼他交待“团伙”中的其他人和“反党”材料。肖老师说没有什么“团伙”，自己并不是“团伙”里的什么“骨干分子”，交待不出什么人，同样交不出啥材料。结果被斗得更惨，最后他实在受不了没日没夜的批斗，被迫承认确有材料，材料就藏在学校外面的桥下面。
　　其实那时肖老师已经抱着必死的心，承认确有材料只是想找个机会自杀。于是那些人带着他走到桥上的时候，肖老师趁他们不备，从桥上跳下去，结果没死成，摔成重伤。那些抓到他的人，到桥下面找所谓的材料，一无所获后继续把他带回去批斗。
　　他们连熊胜祥都不放过，把他看作是肖、陈两位老师的“同党”，说他“通风报信”，搞“黑串连”。熊胜祥同样面临着被批斗的危险。风声一出来，熊乔双家获悉这一消息后，有种灾祸临头的感觉，却又想不到解决的办法。看到全家人为自己担惊受怕，熊胜祥心如刀割，他已经长大，不能再让父母替自己操心，更不能连累父母。他主动去找村里的革命派，可这些人根本不见他，连面都不露，他只得第二天再去找领导。
　　见到大队里的书记，也许是气愤压抑得太久，熊胜祥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把几天来的想法和气愤一股脑发泄出来，并说“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如果你们非要批斗我，就批斗吧，不过你们用不着吓我父母，不准伤害我家里的人。”
　　“谁说要斗你了？”大队书记问他。
　　“这件事到处都传遍了。”
　　“你一个小孩子，他们斗你干什么？我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回去吧。”
　　从他去大队上找过书记之后，这事竟然不了了之，再没人提起他送信的事，也许他们认为批斗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不太合适。
　　虽然只是十一岁，熊胜祥却显示出了成年人才具有的坚定与勇敢，他本能地懂得，如果惧怕前面跌宕的山岩，生命就永远只能是死水一潭。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学校里的青少年学生们都成了红卫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教师都头顶高帽接受红卫兵们的批斗。熊胜祥所在的学校停了课。既上不了学，又不想参加那种动不动就批斗人的革命，熊胜祥只有留在家里帮着父母做些事。不过这时的熊胜祥却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只知道念书的孩子了，经历送信事件之后，他觉得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这段时间，他想了很多，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不像他这样万分珍惜念书的时间，让好端端的学校变得不再像学校。老师和同学仿佛都热衷于满世界贴大字报，热衷于今天把这个打倒，明天再把那个打倒。而今天打倒别人的人，明天又可能被别人打倒。熊胜祥感到茫然，他坚定的读书信念动摇了。一连串的疑问他该问谁？放眼四周，周围的人谁都给不出答案。他问青山，青山沉默不语。生活没有目标，犹如航海没有罗盘。
　　家人看到熊胜祥常常沉默不语，以为他只是因为上不了学闷闷不乐，却不知道他的内心正受着煎熬。劳动的一个作用是能使人忘记烦恼。因此，家里有什么事情，熊胜祥就尽量去做，放牛放羊更成了份内的事。这段时间，熊胜祥在生产队里当上了小组长，每天领着五、六个成年人犁地、播种。从那个时候起，熊胜祥开始显示出领导者的天赋，尽管年岁不大，但却懂得做工作要有计划性。他知道做成一件事需要安排几个人；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一件工作要做多少天才能做完，年纪不大的熊胜祥心里都清清楚楚。
　　具有高小学历的熊胜祥在当时的白羊村已算文化人，因此停课不久后村上派他到八东湾水库工地当会计。接到通知的时候全家人都吃了一惊：“什么？当会计？”
　　通知的人说：“是啊，让他去当会计，他不是会算术吗，会算术就可以了。很多人连算术还不会呢。”交待完之后这人就走了。
　　弟弟问：“什么是会计？”
　　熊胜祥说：“会计是会算账的人。”他这样想，上不成学去做会计也好，至少算是学有所用了。
　　八东湾水库大会战，各生产队出工修水库的就有两千余人，熊胜祥的主要工作是打考勤、记账、做账、做财务报表，还包括为食堂买菜。
　　在八东湾水库熊胜祥忙碌异常，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很多问题他没空去想，反而安然下来。由于他识字，会记账，工地上的很多人都尊敬他，他成了工地上的“小先生”。
　　不过熊胜祥还不能算是工地上最有学问的人，最有学问的人是朱医生。朱医生是上海来的，医术高明，在大家看来，他简直是中西医兼备的大专家，不但会把脉、看病人脸色、扎银针，还会给人打水针，让头疼脑热的人吃药片。看到朱医生能替那么多人看病，熊胜祥再次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坚定了知识有用的信念。
　　他把以前的课本带到工地上，有空的时候拿出来读读看看。朱医生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受这句话的启发，熊胜祥再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知识的海洋。“即使以后再不能读书，”他对家里人说，“我一样要继续学习。”
　　山路不像坦途那样匍匐在人们足下，只有勇于攀登，才能到达理想的顶峰。
　　这时的熊胜祥已经十三岁，按普米人的风俗，十三岁已经算成年，家里该为他举行成人礼了。
　　普米族的习俗，男女长到十三岁要分别举行“穿裤子礼”和“穿裙子礼”。成人礼一般在除夕夜举行，年满十三岁的男女按性别集中到一起，通宵唱歌跳舞。跳舞时，人们在场地中央燃起一堆篝火，因为形状与屋内的锅庄相似，所以被称为打锅庄。锅庄舞舞蹈动作大多反映了耕作、狩猎、纺织、洗麻等方面的生产劳动形象。传统的锅庄舞有七十二调，但是现在一般只能演奏十几种曲调。锅庄舞舞步刚健明快，热情奔放，动作幅度有大有小，边唱边舞，保留了古代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举行成人礼的这天，大家一直跳舞跳至天微明，等鸡一叫就立即返回家中，开始举行“穿”的仪式，即“成丁礼”。
　　这时，灶塘烧着熊熊大火，男（女）孩子站在靠近火糖的中柱旁边，双脚分别踩在猪膘和粮袋上，猪膘象征财富，粮袋则象征丰收。男孩右手持象征勇敢的尖刀，左手拿象征财富的银圆，女孩子手托耳环、手镯、串珠和麻布，意味着长大后有吃有穿，生活美满幸福。同一性别、属相相宜的成年人帮助穿裙子或穿新裤子。接下来，孩子向宗巴拉（神龛）、长辈、舅父母、父母、哥姐磕头，受拜的人要向孩子送上祝福的吉利话，并赠首饰、银币、牲畜、粮食、衣物、钱等礼品表示祝贺，并吟唱祝福调。
　　普米族为年满十三岁的孩子举行“穿裤子”和“穿裙子”仪式的习俗由来已久。相传当年忽必烈攻打云南，路过川西时，有两位年仅十三岁的普米族少年随军南下，出生入死、英勇善战，深得忽必烈的赏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同时为了教育后代，便在每年的新年为十三岁的儿童举行成人礼，祝福他们健康成长，将来成为有志之士。从此，这种活动便相沿成习，流传至今。
　　十三岁的那个除夕夜，熊胜祥在舅舅的带领下，举行了成人仪式。“哦，我已经成年了。”他对弟弟熊永祥说。举行过成人礼，从此之后他要像成年人一样穿衣打扮，这不仅是穿衣打扮那么简单，同时意味着他可以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和各种大小事务，当然也意味着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行过成人礼，熊胜祥继续在水库工地上班。这时朱医生要回上海落实政策，朱医生一走，工地就没有医生了。偌大的工地由谁来给工人们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工地指挥部要熊胜祥马上跟朱医生学医。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学得会？”熊胜祥提出异议。
　　“学不会也得学，就是学个皮毛也可以。看看周围，不是你上，还能是谁？再怎么说你是上过高小的人，总比其他人有学问。这不是和你商量，是命令。不然以后大家病了怎么办，干活的时候受伤怎么办？”工地领导说。
　　这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熊胜祥只好硬着头皮学了。
　　朱医生一见熊胜祥来学医，马上拉他进屋里坐。
　　“是你来学？太好了。这几天时间我一定把你教会，不是什么都会，不过至少教个大概。你有知识，就等于有基础，我看你能行的。”朱医生还忙不及让他坐下，就连声说。“我们只有七天时间，理论的东西就不教了，只教你怎么做。”
　　“只有七天？”这个时间比熊胜祥事先想的还要短。
　　“是啊，七天。我教你怎么打针，告诉你一般的病开什么药，大的病以这里的条件治不了，所以你用不着担心。吃糖吗？这是上海的。我家里人从上海寄来的。”朱医生不无自豪地从抽屉里拿几颗糖塞给熊胜祥。眼看要回上海了，朱医生显得心情特别好，容光焕发，与熊胜祥经常看到的那个朱医生判若两人。
　　熊胜祥小心翼翼接过朱医生递来的糖，欣赏着包在外面的花花绿绿的糖纸，这么精致的东西，他还从来没有吃过，怎么舍得吃？熊胜祥把糖小心地装在口袋里。
　　“上海是个大地方吗？”他对那个从未见过的，能做出这么精致东西的地方发生了兴趣。
　　“上海当然大了。是个大城市，有很多人，有很多高楼，宽阔的大马路。你长大了会有机会去的，到时候你来找我吧。我带你参观我们大上海。”
　　“我也能去上海？”熊胜祥无比向往。
　　“有一天你到上海去，可别忘了来找我。”
　　不再说闲话，他们坐下来马上开始了填鸭式教育。光说不练肯定不行，朱医生手把手地教。从那天开始到朱医生走之前的七天里，熊胜祥在他的指导下，做起了边学边做的实习医生。朱医生耐心地教熊胜祥怎么扎银针，如果没有现成的病人，朱医生就拿自己做示范，把长长的银针往身上扎，并安慰熊胜祥说：“放心吧，扎不死人的”。朱医生教他认识常用的几类药品，教他怎么给人打针并为针头消毒。
　　七天之后，朱医生走了，临走前留下上海的地址给熊胜祥，要熊胜祥去上海一定找他。朱医生走后，熊胜祥成了工地的医生，他按朱医生留下来的穴位图给病人扎银针，所治的病仅限于头疼脑热，如果感冒就吃感冒药，拉肚子就吃治拉肚子的药。在替病人打针的时候，因为没有实际经验，有时出手重了还把人扎得哎哟直叫。听诊器他不懂得怎么用，只是放在那里做摆设。
　　尽管做了医生，熊胜祥却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医生，离真正的医生还很远，于是业余时间仍抓紧学习，仍然每天带着以前的课本，有空就翻翻看看，生怕把以前学的知识忘掉。没事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起到水库旁边的山上玩，看云霞悠然自得在天空中飘来飘去，自然的美景激起他的童趣，人前人后跑来跑去。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家乡有多美，只是后来去过别的地方，比较之后才感到家乡美景如诗如画。不过有时候熊胜祥心里却会发凉，难道这一辈子都要待在这个看天一条线的山沟沟里？
　　1968年，听说公社恢复办学了，还增设了初中班。得到消息的熊胜祥马上想到了要去报名。可工地领导不放人。
　　“你走了，我们没有医生怎么办？谁给大家看病？”
　　领导不同意，熊胜祥软磨硬泡，天天找领导，直到把他们逼得没办法，只好转过来想办法帮他解决。于是到处找人，连大队都惊动了，最终还是大队领导从社员里找到一个赤脚医生。
　　得知找到了接替他的人，熊胜祥想到不久后可以返回久别的校园，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由于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优异，熊胜祥没经过考试就直接升入初中，而且在班上担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初中的很多老师在小学的时候就教过他，这些老师都是师范毕业，有的还是大学生。
　　因为刚刚恢复办学，一切还不正规，所教有限，语文课上基本天天背语录，有时候教一些古代诗词。只有数学和物理课才真正教了一些知识，因此熊胜祥的理科成绩比文科好。
　　中学时代的生活比小学时期丰富多彩，学校里的张高玉老师组织了文艺队四处演出。熊胜祥成了队里的文艺骨干和活跃分子。当时最时兴演样板戏，常演的有《白毛女》和《智取威虎山》，还有一些其他文艺节目。在准备排演《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熊胜祥自告奋勇，要求演杨子荣。
　　“我来演杨子荣。”他对张高玉老师和其他同学说。
　　杨子荣和少剑波都是正面角色，不过杨子荣这个角色更出戏，光是《打进匪窟》那一场，杨子荣面对敌匪“三爷”的怀疑，镇定自若对答如流的派头就令不少人心驰神往。所以，想演这个角色的人不在少数，听熊胜祥说他要演杨子荣，好几个都站起来说：“我演，我演，我也要演。”
　　大家争得不可开交。
　　最后张高玉老师问熊胜祥：“你说说看，你演杨子荣有什么优势？要是大家觉得你说的对，就让你演。”
　　面对激烈的竞争，熊胜祥表现得如杨子荣一样镇定自若，他列举了自身具备的种种优势：第一是外型优势，第二是经验优势，第三是性格优势。
　　才十多岁的熊胜祥个子已经很高了，在外型上，和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真有几分相似，穿上杨子荣的戏服后，更是和童祥苓一样英气逼人。说到经验优势，熊胜祥在家乡就组织过宣传队，可以说有演出经验。至于性格优势，熊胜祥认为自己做事认真，一旦接到排演任务，一定会全力准备。
　　听他这么一说，张高玉老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转而问大家：“你们大家同不同意熊长保演杨子荣？”长保是熊胜祥的小名，初中和小学期间大家叫的都是他的小名。
　　其他同学见熊胜祥说得有理有据，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就同意把演杨子荣的任务交给他。
　　他们文艺队排演的《智取威虎山》公开演出后，不但在学校获得成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还在全县做巡回演出，并获了奖。
　　初中以后，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月交6块钱的伙食费，那时大哥熊国忠在农业中学上学，经济来源只能全靠父母。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熊胜祥利用节假日时间帮人干活赚钱来支付每个月6块钱的伙食费。他替赶马车的放马，割草卖给赶马车的人作饲料，要不就是到工地上干活。除此之外，熊胜祥还利用学校里的闲置土地种蔬菜，无偿供给学校食堂，这样一来，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尽管人很年轻，可熊胜祥过的生活却是一个严肃的男子汉所过的生活。惟一的消遣要算看电影。放影队有时候会到学校放露天电影，还没开始放，全校师生就都早早搬了凳子在操场上集合，一时人声鼎沸，这时熊胜祥也加入其中，享受片刻的轻松和随意，尽情和同学说笑嬉闹。
　　
　　用双脚丈量青春
　　文革期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改成“五三三制”，取消了入学考试。所谓“五三三制”，即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取消高中，大学三年。青年学生初中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城市各单位把招工指标分配到各生产队，只有经过“保送”才能返回城市工作。各大学把指标分配到各生产队或城市各单位，同时只有通过“保送”才能上大学就读。
　　1971年，由于初中时候是班干部、共青团员，而且家庭背景不复杂、品学兼优，熊胜祥的政审很快通过，直接保送到丽江师范学校。
　　兴奋过后熊胜祥冷静下来，以前读书除了学费之外就没有其它费用，初中要交的伙食费并不多，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父母负担起来没有多大问题。可现在要去丽江，不能每天回家，吃住都得在学校，肯定要比以前上学支出的费用多。想到这些，熊胜祥心里犯难了。家境贫寒的他怎么可能交得出这笔学费？这些现实问题令他怅然，也许他的想法的确不现实。这些想法让熊胜祥准备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上学机会。
　　关键的时候，总是亲人帮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已经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大哥听到熊胜祥想放弃上学的机会，对他说：“你不是一直想念书吗？现在有这个机会怎么要放弃？”
　　熊胜祥告诉他：“当然想上学，可家里哪里来的钱交学费？”
　　大哥问他，“学费要交多少？”
　　“学费不多，可我住在学校，要交伙食费，还要买书买文具……”
　　“我来替你交吧。”大哥干脆地说。“你想想看，不单我们家，整个村子就出你一个文化人，现在又要去丽江读书了，大家都为你自豪。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一定要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大哥虽然有固定工资，可只是区区32块，这32块钱要负担一家大小生计，熊胜祥怎能为了自己一人而动用这32块里的一分一厘？他还想说什么，但被大哥拦住了：“男人要有男人的样，不要婆婆妈妈，就这么定了。”
　　大哥的话消除了熊胜祥的顾虑，开始踏踏实实做上学前的准备。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不管克服多少困难，都要把书念好，这样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扶持他的大哥。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熊胜祥越来越忙碌。他要去以前的学校向老师同学们告别，要去工作过的工地向以前的同事告别，要向村里人告别。大家一再祝贺他顺利升入丽江师范学校，有人还请他去家里吃饭，算是沾一沾他这个文化人的光。听说他要到丽江念书的同学都赶来祝贺了。那段时间，家里可谓高朋满座，常常是送走这个那个又来了。
　　从熊胜祥家所在的百羊村到丽江城有400多里，坐车要走几天几夜。家里人又开始为熊胜祥的旅途操心，从未出过远门的他的确让家里人担心，这个那个都在叮嘱他路上要注意安全。母亲早早为他准备了在校生活的必须用品和衣物。
　　临走之前的那个晚上，家里破例做了顿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
　　吃饭的时候，刚开始气氛活跃，一家人有说有笑，可到了后来，想到朝夕相处的人一下子就要离开，气氛越来越沉闷，大家舍不得他走。后来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告诉他一路要注意安全，到了学校要好好与人相处，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公社领导的栽培和家人的期盼。
　　最舍不得他离家的母亲，此时偷偷坐在边上抹眼泪。姐姐看到母亲哭，不禁忍不住跟着鼻子发酸。看到全家人难过，熊胜祥不知该说什么话安慰他们。只好开玩笑：“我去了还回来，又不是不回来了。放假就回来，你们不要难过。”
　　听他这么说，大家就都笑了。是啊，为什么要难过，熊胜祥不过是去上学，这是好事呀！
　　他又说：“我会给家里写信的，告诉你们我在学校的情况。”
　　“我们又不会读信。”母亲笑着嗔怪。“你寄了我们也看不懂。”
　　“那让大哥读吧。”熊胜祥说，“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早就长大了，有什么事情自己会处理的。”
　　“话虽这么说，不过‘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怎么不担心？”
　　大哥说：“不说了，不说了！来，喝酒！一定要干啊。”说完昂起脖，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喝过酒后，大家才又高兴起来。
　　第二天，父亲一早起来送熊胜祥去坐车。走在路上，熊胜祥想起六岁时父亲送自己去新营盘小学报名的事。“爹，您还记得小时候您送我去报名的事吗？”
　　“是啊，那时候你还那么小。”父亲用手比划着当时熊胜祥的身高。“去了学校，老师还要你摸耳朵，你还记得吗？说摸得到耳朵才能上学。呵呵……日子过得真是快啊，转眼你就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父亲却变老了。”熊胜祥不无感慨。
　　“人都是要老的，这是谁都躲不了的呀。老就老吧，好在你们都好好长大了，做父母的再没有什么担心的了。”
　　父亲说罢低声吟唱起来——
　　在崇高的贡嘎岭上，
　　有狮子在欢笑。
　　在险峻的山巅上，
　　有岩羊在跳跃。
　　在万丈悬崖底下，
　　有麂子在奔跑。
　　在茂密的竹林里，
　　有马鹿出没其间。
　　在绿油油的松林里，
　　有黄牛在走动。
　　在松软的坡地上，
　　有骏马在奔驰。
　　在芳草如茵的坪子上，
　　有牦牛在吃草。
　　“你要记住我们的家乡，记住你是普米人。”父亲唱罢对儿子说。
　　“我会记着的。”熊胜祥回答。放眼四望，太阳从山背后露出头，薄雾缓缓散去，青山在晨曦中渐渐苏醒，露珠在草叶间闪闪发亮。熊胜祥深吸一口气，宁蒗是他美丽的家乡，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又怎能忘记？
　　
　　丽江师范学校建于1956年，是在原国立师范的旧校址上重建的，而国立师范在更早的时候叫丽江府中学堂。1905年，丽江府中学堂开始招收初级师范班，专门培养师范人才。到了1913年，丽江府中学堂改为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42年又改为国立师范。
　　到了丽江师范学校之后，学校组织考试编班，熊胜祥功课基础扎实，编在最高一个班，即38班。那时的丽江师范学校已被“动乱”糟蹋得不成样子，不过学校中的老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西南联大的老师，还有好几位有名的专家，可谓师资力量雄厚。多年以后，熊胜祥回忆说，“在丽江师范那几年我是真正学到知识了。”
　　的确，来到丽江师范学校后，熊胜祥才开始真正懂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一直以来，不管是读初小、高小，还是初中，他的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他以学习勤奋刻苦闻名，可入校后的头一次考试，他的名次在班里就只能排到居中靠后位置，这才想到原来自己一直是“矮子中的状元”，过去所取得的成绩实在算不得什么。
　　新学期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出来了，熊胜祥考得并不理想。其实成绩没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次没考好，可看到成绩单，熊胜祥还是免不了感到一阵羞愧。下了课，又听到几个汉族同学议论，说少数民族可以有照顾分，而汉族就只有靠自己硬拼。“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话虽不是专门针对熊胜祥，他却更加难过。自尊心使他痛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要比成绩好的同学付出更多。“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这个世界，从不会给一个伤心的落伍者颁发奖牌。只有毅力才会使我们成功，而毅力的来源又在于毫不动摇地坚决采取为达到成功所需要的手段。熊胜祥想到：“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我却不能？汉族同学能硬拚，我为什么不行？我不想要什么照顾，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熊胜祥说到做到，除专心听课外，遇到不懂的就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对他来说，数理化要相对容易些，语文却总是对付不了，特别是作文，他怎么也写不好。他向同一间寝室的同学请教，怎么才能学好语文。同学告诉他，学语文，特别是学写作主要靠多读多写。要多看课外书，看到好的文章，最好能够把它背下来或抄写下来。要学着自己写些东西，比如诗歌、散文什么的。习作写多了之后，慢慢就能写好了。
　　熊胜祥就照着同学教他的做，每天吃过晚饭，很多同学都已经出去玩了，熊胜祥还留在教室里上晚自习。一直上到学校熄灯，才回宿舍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宿舍熄灯之后，他只睡了一小会儿，确定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睡了之后，就偷偷溜出宿舍回到教室看书。
　　通过持之以恒的顽强拼搏，熊胜祥的成绩渐渐好起来，然而，梯子的梯阶从来不是用来搁脚的，它只是让人们的脚放上一段时间，以便让另一只脚能够再往上登。“让生活的句号圈住的人，是无法前进半步的。”
　　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熊胜祥更加努力，所以再到后来，他的成绩渐渐好起来，并很快在班里名列前茅。他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和班组长等职，这时的熊胜祥又找回了以往的自信，他又可以安排一些时间参加体育运动了。
　　熊胜祥一向喜欢体育运动，他会踢足球，会打篮球和乒乓球，是学校篮球队队员。后来在大拉坝小学任教时，他又被上级送到云南省体委进修。对体育的爱好，伴随了熊胜祥的一生，除了球类以外，他还喜欢下象棋和打桥牌，参加过桥牌比赛。
　　
　　丽江黑龙潭离师范学校不远，早听同学说起那里景致极美。一个星期天，熊胜祥和三两个同学一起去黑龙潭游玩。
　　丽江黑龙潭又名玉泉公园，俗称龙王庙，位于城北象山脚下，据说潭中水是由玉龙雪山上的水流下，在此处涌出泉眼汇集而成。内有龙神祠、得月楼、锁翠桥、玉皇阁，以及后来迁建于此的芝山福国寺解脱林门楼和五凤楼。其中以五凤楼最为有名。
　　到了公园门口，有一个家在本地的同学指着公园大门介绍说：“这是文明坊。原来在文庙，是1961年迁到这里的。”同学又指着坊下四座石狮，“这同样是后来迁过来的。”
　　“从哪里迁来的？”熊胜祥问。
　　“它原来是在土司府的忠坊前面。不只这个，还有后面的藏书楼都是土司家的。”
　　同学口中的土司，指的是统治丽江地区近五百年的木氏家族。木氏是丽江纳西族首领，自元代起世袭丽江土司，历经元、明、清三代二十二世。徐霞客曾到过木府，称赞木府如王侯宫殿。不过大部分建筑毁于清末战乱。这些是熊胜祥后来再到丽江工作时得知的，当时同学并没有说明白，而他们几个青年学生玩兴正浓，谁也不想了解过去的事，同学说过之后无心追问。况且在当时的他们看来，这些东西都很“封建”，不了解也罢。
　　1996年丽江“2•3”地震后，世界银行提供巨额贷款重建木府，经过三年努力，木府得以再现于世。不过这已是后话。
　　当时几个青年学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黑龙潭边吃了自备的干粮，喝了军用水壶里的水。那个当地同学又去泉眼喷涌处把水壶接满，喝一口，的确清冽甘甜。转一圈，因为不是学考古的，除了觉得黑龙潭水极清外，不觉多么有趣，几个人又转出来。已没什么可看，不如去城里面转转。其中一个提议。
　　同意之后几个人又奔往古城。
　　大研古镇离黑龙潭不远，只有一公里路程，几人说说笑笑，不多时就已走到。这时的丽江大研古城还没有后来享誉世界的名气，不过当时它也是个布局错落有致的城市，既具有山城风貌，又富于水乡韵味。建筑融汉、彝、藏、白各民族建筑精华，又自有纳西族的独特风采。城市不受中原建城影响，既无规矩的道路网络，又无城墙，只以三山为屏，三河穿城而过，家家有流水。城中建筑物依山就水，鳞次栉比，自然古朴。
　　走到四方街，遇到两个同学，他们一样是趁休息天来逛古城的，站在当街说笑一阵。有的说要回学校，有的还想继续逛，熊胜祥选择和另一个同学肖立功回校，这一拨人就分成两队，各自分开了。
　　肖立功家也是宁蒗的，到丽江师范学校上学前在部队待过一段时间。回校的路上两人谈起放寒假回家的事，熊胜祥约他放假走路回家，可以节省车费14元。
　　“太远了，怕走不到。”肖立功面有难色。
　　“走得到，怎么会走不到。我是得到我大哥的资助才能来上学的，他工作挣点工资不容易。我想既然能走路，就用不着花车费了。”
　　“走是走得到，只是走那么远怕受不了。”
　　“远什么，你想想当年红军万里长征，两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这几百里路怕什么？我们那么年轻，有的是力气，走回去挺有意思的。怎么样，一起走回去吧？”
　　肖立功说：“就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路上有个说话的伴就行了。”
　　肖立功已经心动了，想想说：“我还知道一个，他家也是宁蒗的，到时候问问他，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
　　“好啊，多个人更好。你问问他。”
　　他们又谈了谈别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情况，不知不觉已走回学校。
　　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四点，食堂开饭前，熊胜祥又看了看书，那是本名叫《青春之歌》的小说。吃饭的时候肖立功来了，还带来个人。这人想必就是肖立功说的家在宁蒗的那个。熊胜祥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这人说：“行是行，我也想省点钱，不过走公路太远了，抄近道走山路又怕找不到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找不到路我们可以问人，‘北京城就在鼻子底下’。”熊胜祥说。
　　“就怕荒无人烟的，找不到人问。”
　　“反正只要方向对，肯定就能走到。”
　　“行，”同学答，“我和你们一起走。”
　　“太好了，以后我们每年都走回去，再走着来上学。”熊胜祥说。
　　“啊，你决心太大了。”肖立功和那个同学都笑着对他说。
　　在丽江师范读书的三年中，除第一次去学校是坐车外，熊胜祥每次放假都是走回家，收假后再走回学校，这样往返不下五次。那时的公路线要绕经永胜，即便乘坐汽车都要三天。他舍不得把钱花在乘汽车上，选择了在宁蒗与丽江之间长途跋涉，翻山越岭。
　　“其实我用的时间就三天多一点。”熊胜祥说。“因为我不沿着公路走。”
　　后来中国进入交通通畅，资讯发达的时代，熊胜祥无意听到一句话，“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回想起念丽江师范时走几百里山路回家的往事，不由得哑然失笑，这真是那时代的真实写照呀。
　　放假之后，丽江师范学校的学生陆续返家，熊胜祥因为与家人久别，特别想念他们，就早早准备了干粮与两位同学动身回宁蒗。
　　他们一大早出发，路上免不了谈到理想和抱负。熊胜祥想好了要当一个合格的老师，就像他以前接触到的那些老师一样。“我们那些老师真是特别好，过河的时候，都是背着我们过的河。虽然我心里感到不好意思，可老师还是执意要把所有同学都背过河，怕我们踩在河底的石头上打滑摔倒。”熊胜祥对两个同学说。
　　那是熊胜祥上小学时候的事，那年学校的老师带他们几个优秀学生去另外一个学校参加交流活动，熊胜祥还记得那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照在水面上金光闪闪，河道是那样宽，浅浅的河水从满是石头的河床上流过，老师背着他们小心翼翼走过河床……
　　“我们老师也是这样，对学生特别好。”肖立功和那个同学连忙说。
　　“我希望我以后能做个像他们那样好的老师。”熊胜祥还沉浸于对过去的回忆中。
　　肖立功笑着拍他的背。“好了，好了，不要想你的老师啦，我们要快点走，还有那么多路要赶呢。”
　　走到西川公社的时候已是傍晚，走了那么长时间，三人早就筋疲力尽，却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近处不见一户人家。商量过后，他们决定将就着在森林里歇息。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冬天很少下雨的丽江，那一夜竟然下起了大雨。先是细雨濛濛，后来雨越下越大，雨水穿过树枝滴下来，把他们全身上下淋得透湿。正值春节前夕，最低温度接近零下五度，几个人冻得直打哆嗦。
　　他们四处查看，整个树林找不到一处地方避雨，生火取暖更不可能。只得站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乏之后再站起来。林子里有时传来怪异的鸟叫，听起来叫人心里发毛，好在他们有三个人，可以相互壮胆。
　　肖立功突然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两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林子深处有团巨大的黑影，看着像是头熊。他们顿时紧张起来，那个同学已悄悄移至树后，熊胜祥跟着站起来。
　　“听说遇到熊的时候要装死，要不就是爬到树上。”站在树背后的那个同学说。
　　三人都没敢动，熊胜祥看了一会，见那黑影并没有移动，就说：“那应该不是什么熊吧。”
　　“那是什么？”同学小声说。
　　肖立功早在一旁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什么都不是！看把你们吓得！”
　　树后面的同学把肖立功按到地上一阵捶打。“看你骗我们，看你还敢不敢。”
　　熊胜祥跟着笑了，扑过去压在他们身上。
　　“好了，好了，不敢了。”肖立功求饶。他们俩这才放开他。
　　肖立功抖掉身上的树叶说：“闹一下不是就不太冷了吗？”
　　刚才一惊一吓又一闹真让他们忘记了寒冷。不过经肖立功这么一说，又开始觉得冷起来，就盼着天早一点亮好快些赶路。
　　那一夜三个人几乎没怎么合眼，好在从小参加劳动，身体素质都比较好才没有生病。
　　第二天晚上，他们在一个叫上林的地方过夜。这地方虽然没下雨，却是冷得很，他们本想生火，可考虑到周围空气比较干燥，又地处森林边缘，怕引起火灾，三个人就挤在树根下过了一夜。
　　好不容易挨到天蒙蒙亮，他们决定出发。三人的家不是同一个乡，便分手各走各的。熊胜祥同样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因为根本没有路，可凭着从小跟着父亲哥哥放牧的经验，他觉得翻过那座山就可以到家。
　　果然，等熊胜祥爬到山顶，就见从小熟悉的那座山正屹立在前方。果然，百羊村就在山脚下。他站在山顶往下看，从未从这个角度看过自己的家乡，突然觉得它是那么美：森林、草坡、溪水和田垄，以极其恰当的比例点缀于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山顶总是云雾缭绕，白云穿绕山峰之间，如同一缕缕白色的丝带。既然已经看到家乡，熊胜祥松了口气，站在山顶上休息片刻，便一鼓作气小跑着下山，当他走到家时，天已经大亮。
　　到了家，看到亲人久违的笑脸，少不得一番深情相拥，叙说离别的思绪。熊胜祥跟家人讲了学校的情况，家里人为他取得的进步感到骄傲。母亲还说，很多人都来找他们给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母亲便把自己四个孩子的名字给了他们。熊家有在商业局工作的大哥熊国忠，有到丽江上学的熊胜祥，还有正上初中的最小的熊永祥。十里八乡的人都觉得熊家长辈会养孩子，便都跑来找熊胜祥的父母取名字。
　　“‘长保’是我的小名，老母亲就把这个名字给他们，所以现在那一带有很多叫‘长保’的人。”熊胜祥对记者笑言。“那一带有很多‘长保’‘长命’‘长寿’，都是我妈妈给取的名字。”
　　的确，熊胜祥的父母在新营盘乡很受人尊敬，后来日子好过一些，逢年过节，家家都来送腊肉。一送就送一个猪头，要不就是一条猪腿。一般来说，一年下来送来的肉足有两头猪那么重。即使后来父母随他住到宁蒗县城，仍然有很多旧友新交送来一头头的牛，或者羊。
　　那个假期回到家里，他少不得要帮着父母亲放牛放羊，到田间劳作。一天劳累之后，到了晚上，熊胜祥依然要挑灯夜读，一天不看书，他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对于熊胜祥来说，书籍是货真价实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样。
　　相聚的日子总嫌短暂，又到了熊胜祥收假回学校的时候。母亲为他准备了干粮和衣物，他便整装出发了。
　　回去的时候，肖立功带来的那个同学不愿再走回学校，选择了坐车，徒步回学校的剩下他和肖立功。两人第一天就走到红门口，路上还有幸搭了辆车。不过路上遇到塌方，山上滚落的石块泥土把路堵住了，他们只得下车继续步行。
　　那时天已经全黑，人在黑暗里根本辩不清方向，再往前走已经不可能。肖立功就说：“不如在这里过夜，那边有个推土机，我们可以睡到那里。”
　　当时两人就只穿了短棉衣，站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熊胜祥往四处看看，见到远处有盏灯亮着，想必那里有人家，便对肖立功说：“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那家可不可以给我们借宿一晚。”
　　还不等肖立功说什么，熊胜祥就已朝亮灯的地方跑去。那里还真是有人住。他敲了门后有人来开门。
　　“我们是丽江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对那人说，“现在收假了要赶回学校上课，路上车走不了了，我们可不可以在你们家过一夜？”
　　那户人家很热情地把他让进屋。
　　交谈中，熊胜祥得知这里是金绵乡的金棉车队，这人是金棉车队的事务长。事务长听了熊胜祥的讲述，一连说，“可怜了，可怜了。”
　　“还没吃饭吧？”事务长问熊胜祥。
　　“我们带了干粮。”
　　“干粮你们留着路上吃，到我这里怎么还能叫你们吃干粮？我去做饭！”
　　熊胜祥怕麻烦事务长，一再推辞，说还有个同学在外面。
　　“那把他叫来嘛。”事务长说，“你去把他叫来，我给你们做饭去。”
　　等熊胜祥把肖立功叫来的时候，事务长已经炒好了一盘新鲜猪肉放在桌上。看到事务长如此热情，熊胜祥和肖立功确实是又累又饿，他们不再推辞，狼吞虎咽吃起来。
　　吃过饭，事务长又说你们今晚就睡我的床，我家离这里不远，回去睡。熊胜祥和肖立功越发不安，可因为年轻，并不知该说些什么。事务长走后，两个人头才一落枕，马上酣然入梦，一觉睡到第二天清晨。
　　起床后事务长还没有来，他们急着赶路，来不及告辞就离开了金棉车队。
　　事后熊胜祥一想起此事，心里就觉得有愧疚——他们连人家的名字都没有问过，感谢的话没对人家说一声。这都是因为那时他们人年轻没有经验。
　　傍晚，他们到了大东乡，因为害怕再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没敢往前走，决定这一晚留在大东乡。
　　熊胜祥想去乡政府看看，要是乡政府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一晚他们就不用在露天过夜了。在熊胜祥的观念里，政府的干部是最会关心群众的，群众有什么困难去找政府里的干部，他们一定会帮忙解决。
　　解放前，他的父亲熊乔双交友广泛，上到土司下到平民百姓、流浪汉，他都和他们交朋友，常常关照生活有困难的人家。他交往的人中，不但有普米族，还包括汉族、彝族、纳西族和摩梭人。他为别人打抱不平，遇事总是挺身而出，还出面为人打官司。因此得到附近百姓的尊重和敬仰。
　　解放后，熊乔双以他爱结交人的个性，结识了很多当地干部，因此很多干部都认识他和他家里人。有一次，熊胜祥的母亲布芝麻到乡上赶集，遇到乡党委书记，书记很热情地请她吃饭，还喝了酒。布芝麻从来不会喝酒，可乡党委书记如此热情，只得硬着头皮喝，喝了几口人就醉了。那天还是乡党委书记找了匹马，一路护送布芝麻回家。熊胜祥当时就很感动，要知道那是七里山路，书记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因为有了那次经历，熊胜祥一直有个信念，那就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既亲切又会关怀群众的好干部。
　　不过肖立功却说，还是不要麻烦别人，我们在包谷地里睡一夜也可以。“那边有些包谷叶，睡在上面应该暖和的。”他指着田边的一堆包谷叶对熊胜祥说。
　　“天还没黑，说不准还能找到人。你等着，我去试试看，不行我们再来这里睡。”熊胜祥说。
　　他去到乡政府找乡党委书记，不巧的是，乡里正在开“三干”会，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不过乡党委书记通情达理，让他们睡自己的床。“我家离这里不远，可以回家住，你们今晚就睡我的床吧。”乡党委书记说了和车队事务长同样的话。那时的干部都是这样，很少摆官威和架子，真正做到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他们的作风同样影响到熊胜祥，在他今后的干部生涯中，总以这些朴实善良的人为榜样。
　　天亮后，熊胜祥和肖立功继续赶路，中午刚过就回到了学校。就这样，熊胜祥完成了第一次从丽江到宁蒗，再从宁蒗返回丽江的行程。
　　有一次是熊胜祥自己独自一人走了个来回。
　　那次他从宁蒗出发，搭上一辆过路的车，到了战河，再从战河走往永胜。当晚，他和一个守庄稼的老人在草棚子里过了一夜。对于熊胜祥求宿的要求，老人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和老人一番攀谈后，熊胜祥得知老人没有家人，独自一个人过日子。
　　老人用米饭和香肠招待熊胜祥，熊胜祥走的时候留下了点干巴、炒面和糌粑答谢老人。糌粑这种东西最适合长途跋涉时带在身上，既不会变质，还富有营养。至于水，行走在山里，到处是溪流，水是不会缺的。所以宁蒗地区的人，出门在外只带上干粮，就可以走很远的路。
　　第二天熊胜祥到达大安乡，找到当地的党委书记。那时乡里没有接待室，党委书记便将自己的床让给熊胜祥住，说自家就在离得不远的村子里。走之前还让炊事员买肉，炒菜招待熊胜祥。书记走后，炊事员对熊胜祥说：“我们书记对你太好，你刚才吃的肉是书记自己拿出钱来让我买的。”
　　熊胜祥听了十分感动，心里在想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干部呀。
　　次日凌晨离开前，熊胜祥吸取以往的经验，写下一张纸条压在床下，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留下了两三块干巴以表谢意。熊胜祥后来去丽江工作的时候，还专程到大安找过这位书记，但由于时间隔得太久，加之他不知道这位书记的名字，并没有找到他。这对熊胜祥来说是个遗憾。
　　那天清晨，熊胜祥行走于山间小路，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水，耳边听到的是小鸟的啁啾呢喃，不多时，已行至金沙江边。金沙江边有著名的铁索桥和十二栏杆坡。
　　过了铁索桥，熊胜祥开始攀登十二栏杆坡。这十二栏杆，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涧，共有十二个弯，路宽仅数尺，走在上面，胆小的人绝不敢四处张望。因为来之前听说丽江监狱有劳改犯越狱，熊胜祥怕和劳改犯遭遇上，有些心虚，想尽快赶到丽江，脚下越走越快。不想走得太急，脚抽筋，只好在一棵松树下休息。蹲了一阵，约摸过了一个小时，他站起来试着走了走，觉得脚没事了，才又开始上路。
　　周围没有人烟，没有村庄，黑夜如同无边的屏障，连星光都显得冰冷。熊胜祥一路走得飞快，两三个小时后就翻过那座山。黎明中第一缕晨光穿过树干缝隙落在身上的时候，熊胜祥看到丽江坝子，心里顿然踏实下来。经过一夜奔走，到了学校，熊胜祥感到双腿已经绵软得抬不起来，在宿舍里睡了一天才逐渐恢复。
　　那年夏天，熊胜祥从丽江回宁蒗，一直到晚上也没看见一个村庄，只得在野外露宿。就他一个人，森林里是不敢住的，便找个空旷的地方，身上盖一层塑料布和衣而卧。好在是夏天，睡在野外并不算冷，况且还有一张塑料布。
　　有了很多长途跋涉的经验后，熊胜祥便懂得在路上最好带块塑料布，下雨的时候这塑料布可以当成雨衣披在身上，要是晚上非得在旷野里过夜，还可以把塑料布当成被子盖隔绝湿气。
　　累了一天的熊胜祥躺下很快就睡去，以至夜里下起雨来都不知道。早上6点多起来，感觉半边身子冰冷，一看，原来一夜的雨引发山水从山上淌下，水流过的地方正好是熊胜祥睡觉的地方。没盖塑料布的半边身子已被雨水泡湿，雨过之后留下了泥巴、碎石，此刻全粘在他身上。熊胜祥顾不了那么多，站起来就走。
　　熊胜祥是第二天到达木碓窝梁子的。那次他带了一包饼干，经头晚的雨水一泡，饼干全成了浆。没有吃的，他就到一户彝族老百姓家里，把自己的情况对那家人说，那家人马上从地里挖了洋芋回来，煮成一锅给他吃。那时还不到洋芋成熟的季节，这家人没有别的食物，惟一能提供的只是一点洋芋。那锅洋芋吃着发脆，和成熟的洋芋全然不同，可熊胜祥对这家人还是很感激。
　　下午熊胜祥到达垭口林。没有火柴，不能生火，他合计着怎么才能在森林里度过这个晚上，至少要能找到个容身之处。他在树林里面找来找去，看到不远处有块岩石，岩石旁边有几根树的枝条，正好搭成一个洞。熊胜祥走上前看看，觉得这里正好是个相对安全并可以睡觉的地方。
　　熊胜祥猫下身往那洞里钻，里头勉强够他蹲下。蹲着自是睡不着，加上独处原始森林难免心虚，就靠在石头上休息，连打瞌睡都只能是一眨眼功夫。他很想上路，可这夜里，不辨方向，又能往哪里去。熊胜祥想起那次和肖立功他们在森林里过夜的情景，当时他们有三个人，并不觉得多么害怕，现在是他孤身一人，平添了许多寂寞与不安。
　　好不容易捱到天明，还不等到鸟开始叫熊胜祥就上路了，那天是下午四点多钟到的家。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熊胜祥一生受益非浅。使他真正懂得了激流勇进者方能领略江河源头的奇观胜景的道理。其实，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是为不畏艰难的人留下了一条攀登之路，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往前走，那些只在水泥地上走路的人,是永远无法留下深深脚印的。正像鲁迅所说：“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而这种“不怕”的品格正是海浪的品格,就是无数次被礁石击碎又无数次扑向礁石的品格，惟有经过大海的一番磨砺,卵石才变得更加美丽光滑。
　　困难坎坷是人们的生活教科书。生活可以是甜的，可以是苦的，但不能是没味的。你可以胜利，可以失败，但你不能屈服。
　　这些经历还让熊胜祥懂得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真情，这种真情不但存在于相识的人之间，还存在于陌生人之间。他感到自己心中充满了对这片热土，对这热土上生活的朴实无华的人们的无比热爱和眷恋。
　　
　　中篇 工作时代
　　
　　成为人民教师，我很自豪
　　1973年，熊胜祥以优异的成绩从丽江师范学校毕业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乡下的大拉坝小学教书。大拉坝小学是县里条件比较艰苦的学校之一，没有通公路，从县城到学校要走两天，从熊胜祥的家走到学校需要一天。走在这条路上，沿途要经过原始森林，要翻过高高耸立的万格梁子。解放前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当年曾是剿匪斗争最激烈的地方，由此可见此处地势的险要。
　　其实毕业前夕，熊胜祥的老师何世琼已向文教局提出申请，希望熊胜祥能到他任校长的三中当老师。当时文教局批准了何世琼的申请，但熊胜祥最后却被分配到大拉坝，这真可谓阴差阳错。
　　事情是这样，何世琼是熊胜祥念高小时候的老师，后来调到宁蒗县第三中学当校长，得知熊胜祥快从丽江师范学校毕业，何世琼向教育局提出申请要熊胜祥到三中任教。申请中，何世琼把熊胜祥的名字写成了小名，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叫的都是熊胜祥的小名“长保”。这样一来，县文教局就没有通知熊胜祥到三中报到。
　　直到熊胜祥已到大拉坝小学教书，才有人打电话来问熊胜祥，他是不是还叫熊长保？熊胜祥告诉对方，长保是自己的小名。对方说：“那就对了，三中的何校长提出申请要你到三中任教。查了很长时间才查出何校长申请里的‘熊长保’就是你。”
　　熊胜祥何尝不想去第三中学教书，那里的条件比大拉坝好得多。可转念又想，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下去，不应该三心二意。正如分配之后领导问他有没有意见时他所说的：“我听说大拉坝虽然条件不好，可那里有很多老师，也有很多学生，别人能在这里当老师，我为啥不能？”
　　熊胜祥的一生中，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而命运之神似乎不那么眷顾于他，几次三番让他失去这些机会。幸而坚强肯干的性格让他摆脱了命运之手的掌控，他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头脑创造了新的机遇，一次又一次开辟了人生崭新的局面。
　　就这样熊胜祥留在了大拉坝。
　　刚到大拉坝，熊胜祥就当上了班主任。当时，学校设有初中班，除去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他还兼任学校会计，负责学校账目和老师工资的发放。
　　大拉坝小校有非常良好的传统，老师们自己做饭、养猪、种菜、上山砍柴、背柴。这样的条件，是现在的老师们难以想象的。学校的老师们每年养一两头猪，用以改善生活。因为气候和土质的原因，种菜只能种洋芋。每天早上，十来个老师要很早起来，拿着手电筒上山，在山上各砍一背柴，把柴背回来后才洗脸、吃饭、上课。上完课后，再背一背柴。水倒很方便，是用水槽引下来的。
　　为了做背柴的背架，那里年长的老师还学会木工活。背架不仅仅只是个背架，他们还在上面画上花，画上鸟。后来熊胜祥通过看书自学，学会了雕刻，就在背架上刻出了繁复的花纹和图样。不止如此，老师们还学做皮匠，天冷的时候自己削羊皮，画样，剪裁，缝制，一番工夫之后，一件用来御寒的皮衣就做成了。在大拉坝，熊胜祥在老教师们的指点下，学会了木工和皮匠的活计。
　　学校没有任何娱乐场所，电影要很长时间才能看一次，熊胜祥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来看书，他看的书主要是历史和小说。熊胜祥深深感到，不读书，思想就会停止。于是他常常在煤油灯下通宵达旦看书，只觉得一晚上的时间过得飞快，才刚刚感到身体有些疲倦，天空便已微明。
　　这时的熊胜祥年仅十八岁，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让他焕发出非同一般的活力。
　　熊胜祥组织了很多校内外的文体活动。他组织篮球队比赛，组织全校区和公社的运动会。根据当时的条件，运动会有跳高、跳远、乒乓球和中长跑等比赛项目。他还组织文艺队演出，找了几个会吹拉弹唱的人组成一个文艺队，而他自己则担任脚踏风琴手。
　　在熊胜祥的带动下，以学校为中心，整个公社都活跃起来，大型活动的现场不断传来人声、笑声。只有亘古以来一直沉寂的大山依然沉寂，它的沉寂把人们欢乐的情绪衬托得更为浓烈。
　　在这样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熊胜祥从未气馁过，而是对学校，对当地群众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像蜡烛为人照明那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忠诚而踏实地为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纯朴、谦逊的品格。他具有谦和、愉快、诚恳的态度，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忍耐精神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他的学生。
　　教育者的个性、思想信念及其精神生活的财富，是一种能激发每个受教育者检点自己、反省自己和控制自己的力量。熊胜祥的个性和他百折不挠的人生信念，使他成为一个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受其他老师尊敬的同事。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熊胜祥从进大拉坝小校起，就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开展工作，一干就是六年。因为表现出色，工作两年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学校副校长、校长。
　　这时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1976年，熊胜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1岁。
　　同一年，他被选派到云南省体委举办的“中小学教师体育集训班”学习。
　　
　　说到1976年，中国人对三件事印象最为深刻。一是三大领导人相继去世；二是地震；三是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逝，正当人们还沉浸于失去总理的悲伤中，7月6日又传来了朱德委员长辞世的消息，紧接着又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共和国的三位主要开创者竟相继在同一年去逝，噩耗连连，哀乐声声，全国人民无不心痛万分，许多人在葬礼举行过程中，因悲痛过度而晕倒。加上那年自然灾害频发，许多人都有“天已经塌了”的感觉。
　　1976年3月8日，吉林发生罕见的陨石雨，三千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最大的陨石重1700多克；同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6．2级地震；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同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破坏范围超过三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区、市。唐山地震使新兴的重工业城市被夷为一片废墟，地震共造成24万余人死亡，16多万人受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亿元。到了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之间又发生了7．2级地震，地震有感范围西至甘肃高台，南至昆明，北至呼和浩特，东至长沙。
　　同年的11月7日和12月13日，在四川省盐源县城西40公里、云南省宁蒗县城东约30公里的两省交界地区先后发生了6.7级和6.4级地震,前者震中烈度4度；后者震中烈度8度。
　　这两次地震使盐源县的大草、辣子、桃子等13个公社和宁蒗县的红桥、宁利等11个公社遭灾，受灾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共死亡33人，受伤460多人。牲畜损失320多头。毁坏耕田近400亩，房屋倒塌400余间，损坏大堰86条，堵塞公路28公里。
　　这时的熊胜祥刚从省体委集训完回到宁蒗，亲身经历了这次地震。
　　他还记得那天天气很冷，他到宁蒗是为了参加和林业局的篮球比赛。打完比赛后，熊胜祥和当时在宁蒗县文工团做歌唱演员的曹新华一起到熊顺保的住处喝茶。
　　曹新华和熊胜祥一样出生于1955年，同样是普米族。1971年的时候，曹新华凭着一曲《东方红》考入了宁蒗县文工队，当时就被认为是难得的超级男高音。曹新华演唱风格独到，从他的歌声里能够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到了1981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声乐教授，开始系统全面的专业学习。如今，曹新华是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云南民族音乐团现任团长。
　　那天比赛完之后，熊胜祥把在省体委发的回力鞋换下。熊顺保和曹新华都问他，一双鞋子，老抱在身上干什么。
　　“这可是我在省体委时发的，还一次没穿过哩。”
　　熊顺保和熊胜祥的大哥同在商业局工作，同住一栋宿舍楼，熊国忠就住在熊顺保楼下。熊胜祥先去看望了哥哥和嫂子，才和曹新华和熊顺保上楼。三个人坐下来喝茶。熊顺保从外面端了盆碳火来取暖。熊胜祥说：“新华，你们文工团唱歌唱得好的人多不多？”
　　“多啊。”
　　“以后会不会派你到昆明进修？”
　　“不知道，有这可能吧。要是那样就太好了。你前段时间是去省体委参加集训？”
　　“是啊。”
　　“怎么样？昆明很好吧？”
　　熊胜祥喝了口茶，苦笑道：“好是好，就是小偷太多了。”
　　熊顺保问：“小偷？”
　　“是啊。我第一天去昆明，坐公共车去师大找沙健康，在车上就被人把我那顶新的确凉帽子给偷了。”
　　两人齐声问：“怎么偷的？”
　　“我刚坐上车，小偷上来一把就把我的帽子抓跑了。我都没反应过来，旁边更没有人叫一声。我是惊了一跳。当时没办法追，等我反应过来车都开动了。”
　　曹新华和熊顺保都笑了。
　　“还有一次，一个小偷跑到我们体工队，在下面大喊一声：‘地震了！’很多人真以为地震，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往操场跑。等发现根本没地震，莫名其妙回去的时候，一楼二楼的运动员服装被洗劫一空。这才知道楼里的全部人都中了小偷的计，大家义愤填膺。”
　　“这些小偷太厉害了。”熊顺保说。
　　“前面这段时间小偷非常猖獗，我听说云大那边发现了小偷，被师生活活打死了。”曹新华说。
　　“体工队一样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天，小偷又来偷东西，被发现了，好多运动员堵住大门，小偷只好向楼上跑。他哪里跑得过运动员，很快被抓住，大家都在喊打小偷，想起上回衣服被偷的事，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上次是不是他，把全部气撒在这个小偷身上。哎，打得太狠了，我在旁边劝都劝不住，最后小偷被他们打死。小偷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三个人都沉默了。
　　最后是熊胜祥说：“这茶太苦了。我这几年都没有喝这种茶。”
　　“苦的才叫茶，不苦的那叫什么？”熊顺保说。他往火盆里添了几块碳。
　　“你们在文工团唱些什么歌？”他问曹新华。
　　曹新华很含糊地说：“什么都唱。”
　　“那唱首歌来听听。”熊顺保说。
　　“你想听什么歌？”
　　“你不是唱《东方红》最拿手吗？就唱那首。”
　　“哎哟，那是好多年前唱的啦。”
　　“那就唱《阿诗玛》。”
　　“是啊，唱《阿诗玛》。”熊胜祥附和道。
　　曹新华站起来，开始引吭高歌——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我和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妈妈不忧伤，不忧伤……
　　刚唱到这里，他就不唱了。“不唱了，”他说，“三更半夜的，唱什么唱。我回去了。”任其余两人怎么要求曹新华都不愿唱偏要执意回去。
　　曹新华走后，熊胜祥留下来和熊顺保住。因为喝了浓茶，翻来覆去睡不着，熊顺保是很早就睡着了。熊胜祥想找本书看看，找来找去只找到几本和会计有关的书，硬着头皮拿来读，却又索然无味。其实，熊胜祥对会计学毫无兴趣。
　　一直到临晨两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这声音熊胜祥从未听到过，细听之下，如同什么怪兽在远处咆哮。这时熊胜祥是真的睡意全无。紧接着房子就摇晃起来，熊胜祥知道这是地震，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夺路而逃。眼看已经快到门边，原先敞着的门却在摇晃中关起来，他冲过去伸手拉门，门却打不开。
　　熊胜祥只好返回房间，房子一直在摇晃，险些让人站立不稳。他知道地震的时候如果人在房子里出不去，最好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免得房子垮塌的时候砸到自己。
　　他看见面前有个小饭桌，放了些锅碗瓢盆，正要钻到桌子下面，还没等人过去，桌子就倒了，盆子里的水酒了一地。这时摇晃得更厉害，人只能靠在墙上才能保持站立姿势。熊胜祥这才发现熊顺保居然还躺在被子下面没动静，刚才一阵忙乱，熊胜祥以为他早已跳起来找地方躲藏了。
　　熊胜祥冲过去掀开他的被子，见他在下面吓得发抖。“你怎么回事？地震了还躺着不动？”
　　熊胜祥一把将他抓起来。
　　幸好熊胜祥及时出手拉他起来，否则紧接着掉下来的五、六块大土坯就会砸在他身上。
　　土坯没有砸到熊顺保，直接掉在床上，把床板压断了。在剧烈的震动中，门又被震得敞开来，熊胜祥拉起恍如在梦中的熊顺保往外跑。
　　商业局的宿舍楼前有一片空地，那是农民家里的责任田，比较空旷，熊胜祥和熊顺保跑到这地方的时候，已有好些人从房屋里出来聚在此处。熊胜祥的哥哥嫂子也出来了，见到熊胜祥便焦急的问：“你们没事吧？”
　　“没事。不过差点出不来了。”熊胜祥气喘吁吁。
　　“人没事就好。哦，你还带了条被子？”
　　被哥哥一问，熊胜祥才注意自己竟披了条被子，想起来这是熊顺保盖着的那条，大概是刚才去拉熊顺保，不知怎么竟一起把被子给拽出来了。
　　熊胜祥不禁笑起来，到了空旷的地方已经安全，紧绷的神经可以稍稍放松。
　　“哈，那倒好了，省得受冷。”
　　熊胜祥倒还好，穿了背心裤衩，其他人很多都光着身子，有的只穿着裤衩。跑的时候太匆忙，谁都没顾上穿衣服。站在旷野里，风呼呼地吹，打在身上像被刀割一般，大家冻得直打哆嗦，然而余震不断，没人敢回去拿衣服，很多人走到熊胜祥身边避风。
　　空地上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感到很恐惧，而且天又冷，所以彼此不怎么说话。眼看大震已经过去，小震不断，熊胜祥对熊顺保说：“不如我们去周围看看。”
　　熊胜祥和熊顺保披着被子去周围查看，没走远，才走到球场附近就听到球场方向传来隐约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走过去，只见十余名女青年正围坐在一起。熊胜祥这才发现今晚的月亮很亮，简直像个大灯泡，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熊胜祥所见到的景象让他感到不好意思，原来那十多名女青年中好些人忙着跑出来，来不及穿衣服，现在都围坐在一起抱成一团。熊顺保对熊胜祥说，她们是刚刚分到商业局的，平时就住在商业局宿舍。此刻这十几个人正一边哭一边叫，一是因为受了惊吓，二是因为没穿衣服感到难为情。
　　熊胜祥走过去对她们说：“有什么好哭的？人没伤着就算幸运的了，快回去穿衣服吧。”
　　不过她们大多数人并不理他，只一个劲地哭。
　　只有其中一个对他说：“我们都不敢回去，怕再地震。”
　　熊胜祥对熊顺保说，不如我们去帮她们拿衣服。
　　“那你们等着，我们去拿。”熊顺保说。
　　不过走到宿舍楼跟前却发现，他们离开的时候还有电，现在所有楼里的灯全灭了，大概电线已断了。他们走近女青年们所住的那幢楼，脚下的月光被楼房的阴影吞噬，他们高一脚低一脚走着，不时被砖块和散落的木块、瓦片绊住。
　　“我们要先找个手电。这样黑，什么都看不见啊。”熊胜祥说。
　　“我去找找看，你在这里等着。”
　　“你上哪里找？”
　　熊顺保没有明说，只说：“找找看。”不一会儿，熊顺保来了，手里多了只手电筒。两人拿着手电筒，顺着楼梯爬上去，好在楼梯没有垮掉，没费多少周折就上了楼。余震还在持续不断，他们走起来摇摇晃晃，因为害怕大的地震再次发生，两个人分头进房间随意抱了一些衣服就下来了。
　　来到球场，他们把衣服分给那些女青年，衣服虽然不多，至少可以让她们遮挡一下身体。熊顺保说，天气太冷，我们去拿我们的衣服吧。熊胜祥说：“你去吧，帮我也拿一件来。”熊顺保走后，熊胜祥听人说商业局的一个职工家属，在房子摇晃得很厉害的时候从二楼直接跳下来，把腰给跌断了。此时还有几个轻伤员被人们扶到空旷处，所幸一直没发现有受重伤的人，更没有死亡的人。
　　突然间宿舍那边又爆发出一阵喧闹声，早已对地震心有余悸的人们听到喊声，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难道又地震了？可那边地震这边会有感觉的!众人怔怔地站在那里，像是麻木了。熊胜祥率先朝传出喊声的地方跑去，他首先想的是什么人给压住了。他奋力奔跑，却感觉得双腿使不上力气。
　　跑到宿舍楼跟前熊胜祥才见到一股浓烟正顺着房顶飘起来。商业局的宿舍楼都是土坯房，房梁、楼梯及地板都是木质的，遇火很容易燃烧起来。熊顺保跑过来对他说：“烧起来了！快去找水！”
　　熊胜祥又赶快往回奔。他边跑边回头看，火苗夹杂着浓烟，已经从窗户里窜出来。
　　“快！快！快！大家快去提水，着火了！”熊胜祥对着仍呆立观望的人群喊。
　　听到他和熊顺保的喊叫，大家才陆续行动起来。整个商业局又是一片扑火的沸腾声，人人到各自熟悉的地方去找桶找盆，常常两个人撞个满怀。好在人多力量大，一人一桶水，好不容易将火扑灭，大家都舒了口气。
　　灭完火，天已经微亮，人们还是不敢回房子里面。虽说看着没倒，不过说不定什么时候再震一下就麻烦了。大家在操场和空地上一直等到天亮。天亮后他们这才看清，这幢宿舍楼一层和二层楼层之间的连接处已经错开了十多公分，真要再震一下，可能房子就真的倒了。而街面上路边的其它房屋，倒的倒塌的塌，已经不成样子。好在这次地震，人居住的房子倒的少，所以整个县城死亡的人只有两个，不过受伤的倒很多。
　　地震过后，熊胜祥回到了大拉坝学校，继续他的教育生涯。
　　
　　即便现在，熊胜祥回想起在大拉坝学校的经历，常常怀念和感叹那时师生之间的父子情和同事之间的手足情。
　　曾经有一次，熊胜祥就把涨工资的名额让给了学校里的一位年长老师。那位老师是白族，快30年的教龄，工资依然和工作才几年的熊胜祥差不多，熊胜祥就把上级给自己的名额让给他。这名额实在得来不易，每一百个人才有两个这样的名额。名字报上去之后上级主管部门不批，说这个老师有历史问题。虽然熊胜祥和这个老师都没有加成工资，可这件事全体老师都看在眼里，觉得熊胜祥虽然年青，他的为人却很正派值得大家尊敬。
　　学生们同样敬爱他们的校长，熊胜祥每天早晨上课前还有个任务，就是给全校学生带操。他带着孩子们出去跑步，跑到有水的地方就让他们在那里洗洗脸，洗完脸再带着他们跑回来。到了冬天，下过雪后水结了冰，他就让他们把冰敲碎了洗脸，这样做除了能锻炼学生们的意志外，还能预防感冒。
　　一开始孩子们都觉得冷，不想动，熊胜祥告诉他们，你们越不动就越冷，现在你用冰水洗脸，洗过后就会热起来。他告诉他的学生，征服畏惧、建立自信的最快最确实的方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在熊胜祥的鼓励下，孩子们慢慢习惯用冰水洗脸，每天早晨出去跑步、洗脸，跑回来的时候每张小脸都是红扑扑的。
　　
　　熊胜祥早已把这些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但1978年一场车祸的突然发生，使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中一个学生死在自己眼前。
　　那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熊胜祥和学校的一个老师去找一个民办教师。他们沿着那条刚刚修通的土路往前走，边走边议论着新修通的路。
　　“我们大拉坝终于通公路了。”那个老师说，“以后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大拉坝。太好了。”
　　“是啊，要是早点通就好了。”
　　两人一路走一路闲聊，走到转弯处，见到一辆拖拉机翻在路边的箐沟中。
　　“一辆拖拉机。”这个老师说。“是不是出事了？”
　　“我们下去看看。”
　　两人从公路上下来，走到箐沟边，看到他们要找的那个老师正躺在拖拉机旁边。
　　“哎呀，是他！”两人不约而同地说。
　　他们急忙跑过去。拖拉机旁边不但有那个老师，还有一个熊胜祥的学生，还有另外两个不认识的人——一个是中年男子，另一个是小伙子。中年男子的头部正在流血，熊胜祥的学生昏迷不醒。
　　熊胜祥跑过去把那个中年男子扶起来，掏出手帕按在他的伤口上，想止住流血。可血液仍源源不断往外流，很快把他的手帕染红了。“他的血止不住，这样流下去，会死的！”熊胜祥大声说。“你去找人，找医生，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和他同来的老师听了熊胜祥的话，急忙朝公路上跑。熊胜祥又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紧紧捂住中年男子血流不止的伤口。他朝四周望望，好在那个老师伤得不重，此时拖着受伤的腿走到那个仍旧昏迷的学生身边。
　　“他怎么样？”熊胜祥问。
　　“没醒过来。”
　　“他伤在哪里？”
　　“看不出来，他一身的血……”这个老师忍不住哭起来。
　　“你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盖着。”
　　熊胜祥又看看那个在旁边一直哭泣的小伙子。“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受伤？”小伙子不回答，只是哭个不停。
　　“他们俩是一起的，他可能是他的徒弟，我们在路上遇见他们，看他们开着拖拉机觉得新鲜，就搭他们的车。后来这个小伙子说让他开了试试，没想到就开翻了……”
　　“真是糊涂，他不会开车，怎么能让他开呢？”
　　“他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那个老师无奈地说。
　　“那你和我这个学生又怎么会在一起呢？”
　　“我来领工资，在路上碰见的他。”
　　那个小伙子听着他们的对话，哭的声音越发大了。“你别哭了好不好？”熊胜祥对他说，“现在哭有什么用？！”小伙子干脆嚎啕大哭起来。
　　熊胜祥只得深深叹气。
　　中年男子的伤口仍在往外冒血，血已经浸透了熊胜祥的外衣，正从他的指缝间往下淌。“他恐怕是不行了。”
　　时间仿佛停滞不前，熊胜祥觉得过去的每一分钟都像是一年。救援的人怎么还不来？难道是没找到人？还是那个寻求救援的老师出了什么事？要不就是找到别的地方去了？但这怎么可能呢，就这么一条路，再没有别的路了，又怎么可能找错？中年男子的脸显得晦暗而毫无血色，他肯定已经失血过多。从车上翻下来的时候，他的头肯定撞到了那根有血迹的树桩上，这才使得他的头部大量流血。熊胜祥想，现在他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流走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从指缝间流走的。面对这种残酷的流逝，一个人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
　　好在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看来救援的人已经赶来了，他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一放。同来的人当中有一名赤脚医生，他查检了两名重伤员。
　　“怎么样？”熊胜祥问道。
　　“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我看已经不行了。”
　　“有心跳有脉搏那就是还没死，你再看看，我想最好先给他们止住血。”
　　“除非现在已经在医院，可以马上给他们输血抢救。这里交通这么不方便，等我们赶到医院那得什么时候？路上再这么一折腾，肯定是来不及了。”
　　“那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吗？”熊胜祥焦急地说。
　　赤脚医生叹了口气，“这是没办法的事啊。”
　　“那个是我的学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说到这里，熊胜祥喉头哽咽，再说不出一句话。赶来救援的十多个人都沉默了。
　　“我先帮他们止血看看吧。”赤脚医生说。
　　在给中年男人处理伤口的时候，赤脚医生又说，这个已经死了。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心情无比沉重，熊胜祥更是如此。他曾替这个人止过血，这个人的血流到过他的身上、衣服上，可他还从没有和这个人说上一句话，没有和他对视过一眼。
　　经过包扎处理，受伤的人和那个中年男子被放到马背上送往大拉坝。回去之后，熊胜祥又和其他人一起把在半路上咽气的学生送回家，接着又把那个中年男子送回他自己的家，最后还要去看望那个受伤的老师。做完这些事，已经是第二天上午。
　　有人问精疲力尽的熊胜祥，你和那个中年男子没有任何关系，何苦为他做那一切？熊胜祥回答说：“如果我对这件事置之不理，我还算一个共产党员吗？人民是土壤，它含有一切是事物发展所必需的生命汁液；这个人是人民的一分子，是整个土壤上结出的花朵与果实，我能无动于衷吗？”从熊胜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正气的力量，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本色形象。
　　学生父母和中年男子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久久在熊胜祥心中萦绕不去，他替学生父母感到惋惜，他们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他替中年男子的家人感到不幸，她们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从此以后，她们以后的路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回到学校以后，熊胜祥让每个学生做了一朵小白花，以悼念逝去的这个同学。
　　
　　熊胜祥在大拉坝不但拥有极好的师生情、同事情，还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大拉坝公社，上到公社书记，下到生产队的每个会计都认识熊胜祥。
　　熊胜祥有组织各类活动的能力，公社就把团的工作全部让他抓，让他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这样一来，熊胜祥更忙了。不过即使这样，熊胜祥仍像拥有无穷精力，所有工作都做得游刃有余。
　　熊胜祥在公社的工作不是专职，可却成了公社少不了的干部。这期间他有机会调到宁蒗县教师进修培训学校任教，公社没有放他去；县法院院长曾经考虑过让他去做秘书，公社同样不放人。
　　公社书记说：“熊胜祥是我们这里的优秀老师。我们培养一个好老师，你们就要调走一个，我们还办不办学？要调走他，我不同意。”
　　熊胜祥便继续留在大拉坝。公社需要到下面传达的文件要他下去传达，公社要到下面支农他又成了支农队员。他和乡村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都很好。这还得益于他精通彝族话，大拉坝公社彝族同胞很多，如果不会彝语工作起来会很困难。由于熊胜祥会讲彝族话，又很平易近人，彝族同胞都把他看作自家人。
　　一旦把他当成自家人，有了好东西自然会想着他，下面的干部到公社集中开会的时候，都给熊胜祥带干巴肉、炒面。至今熊胜祥还常常说：“那地方条件那么恶劣，环境那么差，但人与人之间是有真情的。那些人都是纯朴善良的好人。”
　　这6年的生活和工作，建立了熊胜祥对地方、对基层群众的深厚感情。
　　感情虽好但并非意味着没有矛盾。有两次大拉坝学校的两位老师，差点就和熊胜祥打起来。
　　原来在熊胜祥担任小学校长期间，学校调来一个新老师，这个老师是从县城里来的。可能自小待在城里，没吃过多少苦，面对学校艰苦的环境有些不适应。特别是早晨，他做不到像别的老师那样，一大早天不亮就起床。
　　熊胜祥对他说：“你要是起不来就留在学校做饭，我们其他老师上山砍柴。反正总是要有人留在家里做饭的。”
　　那个老师马上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不亮熊胜祥就和其他老师拿着手电筒，肩上背着背架从学校出发。
　　到了山上大家一起动手砍柴，有的捡拾掉落的枯树枝，有的用砍刀把细弱的枝杈砍下来。很快周围的寂静便被砍柴的咚咚声打破，还有的老师修整收集其他老师砍下来的枝杈。不多时，几大捆树枝便码放得整整齐齐放到背架上。
　　渐渐地，东方露出一点鱼肚白，启明星升起，这正是老师们背着柴禾返回学校的时刻。经过一番运动每个人都出了一身汗，走在晨星的光茫下，寒凉的微风轻轻吹来，不但不觉得寒冷，反而觉得凉快舒适。大家一路走一路谈笑，黎明前的宁静才刚被鸟儿打破，老师们就已经回到了学校。
　　到了门口，大家就愣住了，新来的那个老师还没有起床做早饭，熊胜祥顾不上累，跑到门口喊他，好一会儿他才慢腾腾起来开门。熊胜祥提醒他，他还没有开始做饭，他这才穿好衣服去做饭。
　　熊胜祥想到这个老师刚来总要适应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这样的事接二连三又发生了几次，一天早晨老师们砍柴回来以后，这个老师还是没有按时起来烧火做饭。这回熊胜祥再也忍不住了，冲到那个老师的门前，一脚踢开房门闯了进去。那个老师还在睡觉，听到响动吓得猛地坐了起来。熊胜祥毫不客气，过去一把将他从床上拽起来。
　　“你这像什么话？到现在还在睡！是你妈在这里，还是你爹在这里服侍你？这里是工作的地方，大家辛辛苦苦去砍柴，汗流浃背背回来，你饭都不做，你想干什么？我几次三番交待过了，你还是这样？”熊胜祥说。
　　那老师身上只穿了条短裤，既惊讶又害怕，加上天气又冷，站在那里发抖。
　　熊胜祥接着说：“你是个老师嘛，你都这样懒洋洋的，又怎么为学生做出表率？你不做饭，学生上课都耽误了，这个你会不知道？”
　　那老师自知理亏，没有说什么，穿了衣服急急忙忙做饭去了。
　　还有个游手好闲的老师，不讲卫生，双脚从来不洗，还经常脱了鞋，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众人围在火塘边吃饭，他还当着众人的面在火塘边脱鞋。其他老师都提出抗议，要他把鞋穿上，他不但没有所收敛，反而振振有词。熊胜祥照样狠狠训了他一顿——
　　“你作为老师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怎么教育学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可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不要以为事小，‘小孔里看大千世界”，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都被学生看在眼里。你不自我约束，怎么去约束学生？”
　　被熊胜祥这一说，那位老师觉得丢了面子，就跳起来卷起袖子要跟熊胜祥打架。
　　熊胜祥问他：“你要怎么打？是传统的打法，还是现代的打法？你要跟我打，还要再练一练，还要吃饱了饭有力气才能打。”
　　平时爱好体育锻炼的熊胜祥，不仅个子高人一头，体格也非常健壮。然而这个老师还是不服气，做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这时其他老师过来说：“校长你不要动手，我们来教训他。”
　　熊胜祥对其他人说：“谁叫你们教训了？大家都是在一起工作的老师。我只是批评批评他，我们都打起架来，让学生看着成什么样子！”
　　这个老师看到在这件事他非常理亏，其他人都倒向熊胜祥一边，就借机溜走了。这样批评了他两三次后，他终于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几年以后，熊胜祥到宁蒗县文教局工作，还专门调这个老师到一所完小做负责人，去了以后，他慢慢学会了怎么管理一个学校，怎么对待别人。有一回他见到熊胜祥，不好意思地说：“那次我真不该那样对你。现在我知道我大错特错了。”熊胜祥笑道：“你明白就行了，任何改正都是进步。认识到这点就算是一种进步。你要争取做一个深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在熊胜祥的严谨治校和严格管理下，大拉坝小学的教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栽培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有的考到云南大学，有的考到云南师范大学，还有的进入到云南其他大学深造。
　　熊胜祥为学校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很多很多，就连学校放寒暑假，别的老师都回了家，他还要每天到学校去看一看，有时候回不了家就住在学校。“反正我是单身一人，家庭负担小；其他老师住得远，我常来看看是应该的。”
　　熊胜祥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取得什么。他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在往返学校及家里的途中，关于学校的教育事业熊胜祥想得最多。从自身的经历，他认识到教育事业对一个人、对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性。要知道，宁蒗县是由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一个集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经民主改革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与内地和发达地区相比，在发展之初就已落后一大步。要想改变山区的愚昧落后面貌，只能以教育作为突破口。然而要怎么才能迅速提高宁蒗全县的教育水平，这正是熊胜祥思考的核心问题。此时，一步一个脚印走在人生道路上的熊胜祥还不知道，生活的激流已经涌到万丈峭壁,只要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壮丽的瀑布。
　　
　　人生的转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观念。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指出了毛泽东主席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同一阵暖风，把人们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尽，全国人民无不奔走相告，无不为之感到欣喜鼓舞。当全中国经历转折期的同时，熊胜祥同样经历了他人生当中的转折期。
　　任何业绩的质变都来自于量变的积累。熊胜祥多年来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教育教学工作有着高度的献身精神，展示了为人师表、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位优秀教师高尚的师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1979年，熊胜祥被评为全国优秀老师，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五•一”观礼活动。
　　与熊胜祥共同参加这次观礼活动的，是各行业的劳模和“自卫还击战”中的战斗英雄，以及英雄的家属，还有一些民兵英雄。观礼之后，他参加了“英模报告团”。当时，华国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报告团的全体成员，赞扬了他们的英雄壮举，这之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英模报告团又在全国各地做了报告。
　　报告过程中，报告团成员里有不少人不会讲普通话，熊胜祥不但能熟练地讲汉语、普米语、彝语、纳西语，还会讲傈僳语和摩梭语，连藏语也懂一些。他自动担任了翻译的角色。熊胜祥性格坦率，对人真诚，乐于助人，处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受到了报告团成员的一致好评。
　　这次巡回报告，他们到过不少地方，差不多走遍半个中国，从大庆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辽宁……他们参观了工业、农业、油田、军队等方面的建设情况，使熊胜祥增长了不少见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回来后，熊胜祥又到丽江地区、宁蒗县和大拉坝公社做报告，做完报告，他被调到宁蒗县团委做办公室主任，之后又到县文教局任副局长。本来丽江要调熊胜祥到丽江团地委工作，可县文教局不放人硬将他留了下来。
　　在宁蒗县文教局任副局长的几年，熊胜祥把多年以来积攒的档案重新建立建全，对宁蒗的教育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在教育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他提议宁蒗的教育要实行改革，他的这些提议得到了宁蒗县委县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他们共同摸索出一套适合小凉山地区教育发展的新路子。
　　宁蒗是一个集“山、少、边、穷”为一体的国家级特困县。1950年解放，1956年成立宁蒗彝族自治县，直至1986年，宁蒗仍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治理的272个贫困县之一。就是这样一个特困县，解放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1951年才创办第一所省立小学。这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宁蒗的民族教育才从此起步。1957年宁蒗开办第一所初级中学，到1972年开始兴办高中教育。而其间又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冲击，致使本就起步晚、起点低的民族教育事业长期陷于办学条件差、教师素质差、教学质量差的“三差”困境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好教育，几乎不可能。
　　然而熊胜祥知道，“不可能”三个字只存在于蠢人的字典里。当一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只有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心态，才能更好的去战胜困难。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从管仲的这句话中，足可见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不仅是各种社会要素的聚焦领域，更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构建团结社会的基础，而且还是传承优秀文化、培育先进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宁蒗是一个集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经民主改革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新中国建立后，很多奴隶得到了解放，这些被解放的奴隶需要像其他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不止是这些奴隶，还有其他很多贫困的人群，他们同样要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要使所有人享受同等受教育权，就必须扩充教育资源。而当时的状况是，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备陈旧。
　　那时的宁蒗只有一所完中——宁蒗一中，区区一所完中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孩子读书的需要。九年义务教育以后，能从初中升到高中的学生寥寥无几，连高中都升不了，无法谈进一步的教育，所以要搞输送和培养途径，高中是一个瓶颈。
　　终于在宁蒗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宁蒗扩大了招生，成立了民族中学。对学生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生活上给予补助，在分数上给予照顾，这样就能把一些贫困、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吸收来继续学习深造。
　　学校有了，学生有了，那么又到哪里找老师？所谓“筑巢引凤”，巢已筑好，可去哪里引来凤凰？
　　宁蒗是特困县，愿意到宁蒗教书的老师少之又少，连本地出去上学的学生毕业后都不想回来。面对这样的难题，熊胜祥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为何不自己招一些老师进来？这些老师必须能够教授高中学生，必须是一些优秀的老师。老师强则学生强，老师弱则学生弱，这个道理谁都懂。
　　说是这样说，可用什么办法吸引这些老师来宁蒗？熊胜祥提出了“五不要政策”。
　　什么是“五不要”？工资关系不要、档案不要、粮食关系不要、户口不要、组织关系不要。要的只是1966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如果老师要从别的学校来，他们能提供的只是毕业证。至于工资，我们可以到原单位查，只要他们一来，我们就录用。
　　“当然还得有特别的优惠待遇，首先，老师来了，工资马上升级，在他原工资的基础上至少上浮二十块钱；其次，他的家属，包括爱人、子女可以农转非，吃商品粮；第三，子女符合招工招干条件的，县里招工招干，这样就解决了这些教师子女的工作问题。”
　　熊胜祥的提议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肯定。
　　这一举措开始施行，马上收到了成效，很多丽江、大理，甚至昆明的优秀老师、骨干老师先后来到了宁蒗。当时来的就有七十余人。连熊胜祥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效果。这些人有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子女解决不了工作问题，有的是因为爱人农转非解决不了，而在宁蒗县，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
　　“我们确实担着很大风险”，熊胜祥说。宁蒗这样做，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违反了国家的很多相关规定，如人事制度、组织原则、户籍管理、档案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但当时不这样，一个都招不来。”熊胜祥向记者解释道。“虽说国家一直在讲内地要支援边疆，可没有优惠政策别人凭什么来。就是因为没有政策，宁蒗才出台了这些教育政策。”
　　真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大理、丽江，包括熊胜祥的母校丽江师范学校都在写材料上报省里，对宁蒗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说宁蒗正在挖他们的“墙角”。
　　这一来，熊胜祥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几乎每天都接到抗议的电话，有一天接到的竟是时任大理州州委书记的电话，书记在电话里批评熊胜祥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
　　但刚开始大理州委书记并没亮明自己的身份，熊胜祥耐心解释说，宁蒗处于无奈才出此下策。因为宁蒗是一个直过县，大部分孩子都是翻身奴隶的孩子，解放前这些孩子的父辈不读书不识字，成了奴隶主的牛马，解放后如果这些奴隶的后代仍然不能读书识字，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熊胜祥说：“我们一样想正式聘请老师，可真正实施起来，没人愿意到这种特困地区支边，甚至本地的毕业生都不来，他们都愿意留在昆明、丽江等大城市。宁蒗二十多万人口，他们的儿女要改变命运，需要的就是教育和老师。我们没有老师，所以才借大城市的人才资源，才不得不违反规定。”
　　熊胜祥接着说，“至于我本人，早已经做好接受各种处分的准备，甚至做好了受指责或被开除的准备。”
　　书记听完熊胜祥的一番话，口气软下来，说：“听你这么一说，证明你还是一个有觉悟有良知的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说站得高，有思路。但是你这个做法是笨办法。”
　　这时书记才亮明自己的身份，熊胜祥趁机说：“我们有三个人去大理宾川接老师，被他们扣留了。”
　　书记说：“他们是违法的，但你们同样违反了规定。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了，但你们要下不为例。”
　　熊胜祥放下电话长舒一口气。这关算过了，可来自丽江师范学校老校长的指责就让熊胜祥感到有些内疚和痛心了。
　　老校长一打来电话就责问熊胜祥：“你是不是丽江师范毕业的？你是不是要把丽江师范的墙脚挖倒？”
　　“我从没想过要挖母校的墙角，我对丽江师范学校是有感情的，想都没有想过。老校长，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我们从没派人去联系过。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有政策在先，不能不接纳啊。”
　　“其他的先不谈。现在我这里的和老师也要去宁蒗，你跟他说说！”
　　老校长把电话递给和老师，让熊胜祥跟他讲。和老师是丽江师范学校在语文教学方面特别优秀，而且是特别有教学经验的老师，熊胜祥没有想到连和老师都想到宁蒗任教。
　　和老师在电话里说：“熊局长，你不要怕，我不为难你，这与你无关。今天除非校长把我绑住，否则我今天就要赶到宁蒗。”
　　熊胜祥劝他再考虑考虑。
　　“用不着考虑啦，我早想好了。我只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把我爱人安排在县里工作，我求他们把她从白沙乡调到丽江师范，申请多少次了他们都不同意。”
　　熊胜祥感到左右为难，只能说：“那你再好好跟校长说一说。”
　　和老师回答说：“不用了，跟他们说不清楚。”
　　和老师真的把电话放在桌上，老校长看到打电话不管用，就把气发到熊胜祥身上，又责怪了熊胜祥一番。
　　熊胜祥感到事情颇为棘手，两头为难。丽江师范是他的母校，而且以后宁蒗需要的师资力量，还要依靠丽江师范来培养呢。
　　熊胜祥在电话里对校长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丽江师范会有老师要过来。如果他们来了，我对母校有愧疚。因为丽江师范才是丽江教育的大局，我们这里只是局部。你们还是多做他们的工作，同时我们这边也做这些老师的工作。”
　　接下来丽江教育局局长，地教委也打电话来，那些天熊胜祥天天守在电话旁，不敢离开一步生怕出事。
　　后来和老师还是不顾丽江师范学校的反对，坚持来到了宁蒗。熊胜祥没有直接让他到民族中学任教，而是先把他安置在宁蒗招待所，让他在招待所住了整整一个月，目的是让和老师再慎重地考虑考虑。那是因为宁蒗采取的新举措争议太多，熊胜祥不想牵连更多的人进来。直到上面没有追究，熊胜祥才安排和老师到民族中学任教。
　　当时熊胜祥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甚至跟县委县政府领导说，如果上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的话，我作为教育局的副局长，有事就追究我，由我一个当事人来承担，不要牵连更多的人。
　　熊胜祥并不害怕犯错误，更不害怕承担责任，因为他知道人生最大的错误是不断担心会犯错。
　　对于这件事，云南省政府还出台了一个“4号文件”要“追究”宁蒗的责任。正在这个时候，中央突然下发文件，让城市和较发达地区支持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工作，要求各地支边、支教，并出台新的优惠政策。
　　这个文件一发下来，宁蒗县委县政府和熊胜祥本人才松了口气。宁蒗的经验变成典范，不但不追究宁蒗的责任，其他地区反过来开始总结宁蒗的经验，并在全区推广，全省推广甚至全国推广。
　　回忆当初，熊胜祥无比感慨，当年这些老师都是他一个个亲自挑捡筛选出来的，与老师们联系好他们表示愿意到宁蒗工作后，还专门派人派车去接。如果白天不方便，就晚上去接。“那时就有些像搞地下工作。”熊胜祥对记者笑言。
　　令熊胜祥没想到的是，“招来女婿气跑儿子”。
　　眼见从外地来的老师都加了工资，本地老师有意见了：“难道我们是后娘养的？领导心里只有外面招来的老师，完全不拿我们当回事！这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算了，我们都到外地去好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几个老师真开始往外面跑。
　　熊胜祥这才意识到这还真是个问题。按他的想法，本地的老师都是宁蒗土生土长的人，所面对的都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所教的都是自己的子女，付出再多是应该的。现在熊胜祥发现这样理解不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觉悟，于是针对这个问题，又适当给本地老师增加工资，事情才得以圆满解决。
　　之后熊胜祥又建议设立校长基金和班主任补贴，班主任补贴是初中部每月五元，高中部每月七元。当时云南全省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有班主任补贴。熊胜祥有做老师的经历，曾经一连数年做班主任，深知其中的辛苦，和其他老师相比，班主任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和汗水，发点补贴理所应当，同时能更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熊胜祥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证明，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放手一搏的人，永远不会成功。他很清楚，人在学会走路的同时，还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
　　“关键在于一定要行动，不行动就等于失败。努力争取，把事情做到最好，成功与否不是我所能决定，失败了我不会后悔，因为尽了力。”熊胜祥这样说。
　　他始终记得周恩来总理的那句话：“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
　　熊胜祥爱祖国、爱人民，热爱祖国的教育事业，把祖国和人民看得比生命更宝贵。正是基于这满腔赤诚，熊胜祥把个人得失与荣辱置之度外，他这种深沉的爱，超越了生命的长度、心灵的宽度、灵魂的深度。
　　由于打好了基础，宁蒗中考升学率连续十多年在丽江地区保持前列，高考录取率也名列全区前茅，北大、清华都录取过从宁蒗出去的学生。其后的二十年多年，宁蒗历届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坚持“换届不换思路，换人不换目标”的思想，始终把教育摆到全县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敢为人先”成为了宁蒗教育赖以发展的内在动力。
　　1988年，宁蒗与江苏教育强县海安县签署联合办学协议，群体引进海安教师创办示范型学校——宁海中学，引进了海安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经验和竞争激励机制。在初中教育合作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93年，宁蒗把这一模式延伸到高中教育层面，铸就了声名远播的“宁海模式”和“宁海效应”，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熊胜祥在经历了事业和工作的转折后，他的个人生活同样悄然发生着变化。1982年，二十七岁的熊胜祥与胡忠芝结为终生伴侣，开始了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胡忠芝是普米族，毕业于楚雄卫校，她与熊胜祥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头一次见面她就对面前这个高大开朗、上进有为的青年心存好感。而对于熊胜祥来说，胡忠芝是一个善良、单纯和有奉献精神的好姑娘。第二年，他们的儿子熊晨降生。那时熊胜祥忙于工作，常常需要下乡，没有时间照顾她们母子，便把母亲接来与妻子同住，帮着胡忠芝带孩子。解决了后顾之忧，熊胜祥又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
　　下乡的见闻使他深受触动，以前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过过苦日子的人，下乡后才知道，有很多百姓生活在更艰苦的环境中。据熊胜祥回忆，他下乡的很多地方连水都没有，人们不得不走到很远的地方去背水。一来一回一个白天就在路途上过去了，傍晚时分到家最多只能背回一桶水。
　　在大拉坝公社的毛牛坪，这个地方只有一潭死水，远远看上去绿莹莹的，水塘边长满苔藓，水里有很多藻类植物和细菌。周围一带只此一个潭水，不管是人还是牲口都得依靠这水活命。当地人把水背回去以后，要先用纱布把背来的水过滤一道，水过之处就见纱布上有不少长着黑色头、红色身子的小虫正来回蠕动。等把虫子和一些渣子滤过一遍后，才用火来煮沸。烧开后倒出来的水呈灰白色，然而也只能硬着头皮喝。缺水地区的群众，平时喝水都成问题，背水回来不敢随便使用，因严重缺水，衣服被子很长时间都不能洗一次。
　　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让熊胜祥无比心痛，他下定决心，将来无论作什么，只要精力允许，就要首先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并使自己的一生成为有用的一生。哪怕只能效绵薄之力，他一样会感到热血沸腾。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熊胜祥愿意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燃烧起来！
　　1984年，熊胜祥被调到宁蒗县委工作，担任宁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1985年，熊胜祥考入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进入省委党校的“干部培训班”学习。理论是思考的根本，是实践的精髓。在省委党校的两年，熊胜祥系统地学习了很多理论知识，看了很多书，深深体会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常重大。
　　那时党校学员一星期考一次试，同学都是地方干部，生怕考不好丢了脸面，因此压力极大，熊胜祥同样不敢怠慢。经过两年的学习，熊胜祥感到以前在实践工作中想不明、想不透的问题已豁然开朗。他花了大量时间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意识地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来指导具体的工作。
　　熊胜祥认识到，只有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干部，才能成为该时代所需要的干部；脱离了时代需要，不管你有多么杰出的才能，最终会因落后于时代而被抛弃。作为新时期优秀领导干部，一定要认准时代的需要，把个人志向和事业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本领，把个人奋斗的坐标系确定在时代的要求上。
　　
　　情系丽江
　　熊胜祥从省委党校毕业后，于1987年调到丽江地区任文化局副局长。丽江地区地处滇西北的金沙江上游，面积为21219平方公里，辖有丽江、永胜、华坪、宁蒗、玉龙、古城等县区。丽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十二个世居民族，居住着纳西、彝、傈僳、普米等二十一个少数民族。
　　丽江古城在南宋时期就初具规模，到现今，已有八、九百年历史。丽江战国时属秦国蜀郡，汉属越郡，三国属云南郡，南朝为遂段县，唐时曾为姚州督府地，宋为大理善巨郡地，并开始建城。忽必烈南征大理时，居民已有千余户，至元十三年改为丽江路，丽江之名始于此，以依傍于丽江（金沙江古名）而得名。丽江明末已具规模，日渐繁荣，府城“大研”这一名称亦始于明代。因为其位于丽江坝子中心，四周青山环绕，形似一巨砚，故名。清代时为丽江府，结束木氏土司元代以来的世袭统治，至清乾隆三十五年，设置丽江县。解放后的1961年，成立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属丽江地区。
　　熊胜祥在丽江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在丽江待过，此次来了之后像是重返故地，抽空看望了在丽江工作的老师和同学。
　　他先在丽江文化局熟悉一下工作，把局里的关系处理协调好，在有矛盾的地方把矛盾化解、关系理顺。
　　按照熊胜祥的心愿，文化工作正是他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以来，他对少数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历史颇感兴趣，在做老师的时候熊胜祥已开始了对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工作。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在这片拥有4500多万人口的红土高原上，生息繁衍着25个少数民族，人类的文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共存成了人类文明得以丰富传承的前提。
　　不同文明或文化表现出来的特征千差万别，但就其本质而言，各民族彼此之间绝无大小高低之分，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是相对而言。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其核心是由许多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居、联结、融合后，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各民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发展，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二十世纪正是中国变化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巨大的变革中，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与文化正面临着濒危与消亡。以熊胜祥的亲身经历为例，他去过很多地方，比如木里、盐源，那里的少数民族青年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已经了解甚少。熊胜祥会吟诵的很多普米族调子，不要说年青人，就连年长的人，甚至有的韩规都不会吟唱，当熊胜祥把这些调子一段段唱出来的时候，这些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这些调子只是小时候听过，后来就再没有听人吟唱过了。
　　熊胜祥感到抢救民族文化完全有必要，而且要快，要及时。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之本，失去民族文化便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衰败。
　　1988年熊胜祥把自己关于民族文化建设的想法加以归纳总结整理，撰写了《民族文化断想》一文并得于发表。这篇论文后来被云南省文化厅评为优秀论文。
　　熊胜祥从最熟悉的普米族民谣、民间传说入手，开始收集整理资料。为此，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走访了很多民族民间文化的传人，着手准备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工作。
　　普米族在历史上创造了很多想象丰富、优美绚丽的民间文学作品，然而普米族却没有流传至今的本民族文字，仅在云南宁蒗和四川木里的普米族那里曾经见到过简单的图画符号，这只属于文字萌芽状态的原始阶段。普米人曾用藏文字母来拼记普米语，用以记载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和歌谣等，但流传不广。这些文学作品除了少部分用东巴文和藏文记录下来，人们可以按照歌词进行唱颂外，其他的只是通过一代代普米族人的口传身教传至今天，所以收集起来难度很大。
　　普米诗歌，主要是民间歌谣的一部分。普米族的民间口头诗歌以体裁广阔、曲调多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远近闻名，是名副其实的诗与歌的统一。即凡是诗，都可以咏而唱之。诗歌分祝词、长诗、谜语、谚语等几种。祝词即祭祀歌，是在节日中出现的各种仪式活动中的祝福词，内容有祝福人间太平安康的，有祭祀祖先神灵的，有驱逐妖魔鬼怪的。短的两三句，长的达上千行，韵律节奏感强，格式规整，以五字和多体字的句式最常见。如《雀多帕》《祭锅庄菩萨》《荣赛荣来》(招供招福)《日怎切》(祭山神)《祖格》(捧鬼)《宗巴拉切》(祭祖先神灵)等。在通常情况下，普米人唱歌都是即席编唱，流传的诗歌都是经过加工提炼而成。
　　以演唱形式和体裁内容等特点划分，有“哩哩”和“格黑”。“哩”是普米语，译成汉语是“吟唱、轻唱或收声唱”的意思。“哩哩”类民歌，有汉族民歌中的小调含义，多为年纪较长的人唱，内容古老、形式完整，属于叙事诗性质。演唱者一般是学识渊博的长者和专门的民间艺人，在节日礼仪和在一些风俗仪式的祭典上演唱。“格黑”译作汉语即“唱”或“放声唱”之意，也可以译作歌名运用，多为年轻人唱，内容是见什么唱什么，就近创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完整性。
　　著名的普米族民歌有《古利歌》《柞树叶子歌》《贡嘎岭歌》《放牦牛歌》《煮茶歌》《办酒歌》等。著名的诗篇《白狼歌》讲述普米起源的神话。《古利歌》是记载普米传统习惯法规的诗歌，叙述了普米民族古代的历史和生活，以及一些古代的传说、法规等。《柞树叶子歌》是叙述普米人曾受到柞树叶子的救命之恩。《出嫁歌》《接亲调》《办酒酒》《开门调》《梳妆调》等风俗歌，反映了普米族的婚姻习俗。《送羊经歌》和《指路经歌》等丧歌,反映了普米族对死者的哀悼和对祖先的怀念。《祭山神》《祭龙神》《祭锅庄》《退口舌》等仪式歌表现了普米族的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请神歌》载于东巴文经书中，内容是把四方诸神全请来，接受主祭者的供品和召唤。
　　普米人能歌善舞，民歌丰富多彩，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反映了普米人的生产、生活、历史、伦理、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
　　熊胜祥还注意收集在普米人中间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源于生活本身，经过提炼和发展，最终成为生动的故事。和诗歌歌谣一样，这些故事有些反映普米人的向往和追求，有些讲述的是普米族的历史传说，有些则是宗教神话故事，还有一些反映了普米族人的现实生活。
　　神话在普米族民间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含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原始畜牧、迁徙活动以及图腾崇拜等各个方面，展示了普米族先民以幻想的形式解释自然，以大无畏精神征服自然的历程。
　　譬如，《洪水滔天》《提马的故事》《嘎达米》等神话故事，讲述了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及人同大自然、鬼怪作斗争的内容。《哄你》《本份人和狡猾人》《两姊妹》《墨母牛》《月亮上的花红树》等传说宣扬惩恶扬善的道德习俗。动物故事有《虎、豹、猫的故事》《狮子与小兔》《兔儿与老虎》等，这些故事阐述了一些人生哲理，同时反映了普米人的狩猎生活。普米人很爱养狗，在普米的口传文学中，有不少关于狗的故事和神话传说，如《人狗互换年纪的故事》《狗救主人的故事》等等。
　　这些故事里，有一些是熊胜祥从小就从父辈口中听到的，在编写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感到亲切而熟悉，有时候他禁不住轻轻吟唱起来。
　　那时，熊胜祥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宁蒗。熊胜祥总是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当最后一个下班的同事路过他办公室的时候，对他说：“熊局长，还不下班？”他总是说：“快了，快了。”同事说：“明天再干吧，熊局长。”他却笑着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明天做的事，最好现在就开始。”同事走了以后，他又独自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
　　熊胜祥在工作过程中感受到高度的快乐。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感到易朽的生命似那转瞬即谢的花朵，因此他总是说：“人生太短，要干的事太多，我要争分夺秒。”
　　如此充沛的生命力，正是对未来的渴望，对生的激情。
　　1985年，胡忠芝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熊霞。熊胜祥离开宁蒗到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熊霞已有六个月大，从党校出来后，他直接调往丽江赴任，又只得再次和家人挥手告别。平时熊胜祥只是趁到宁蒗开会的机会回趟家看看老人、妻子和孩子。掐指算来，熊胜祥见到两个孩子的时间极少，更不用说抱一抱他们了。
　　所以纵使回到宿舍，熊胜祥不是看书就是整理资料笔记。宿舍里仅有的不过是床，和几件旧办公家具，这哪里像个家？不过是办公室的延伸，是另外一间办公室而已。
　　熊胜祥想到再次回宁蒗的时候，就把熊晨带到丽江。反正熊晨已经四岁，不像小时候那么难带，随时需要家长的呵护。然而令熊胜祥没想到的是，这次回去，熊晨却像不认识他，熊胜祥想抱抱他，他马上扭扭身子躲开。
　　奶奶对熊晨说：“这是爸爸，你不记得了？”
　　熊晨不吱声，躲到一边玩玩具。胡忠芝对熊胜祥说：“他不是不认得，只是你离家时间太长，他有些认生，过几天就好了。”
　　“我想把他带到丽江。你们只带熊霞，这样还轻松些。”熊胜祥说出自己的打算。
　　胡忠芝有些不相信：“你一个大男人能带得了孩子吗？”
　　“谁说男人带不了孩子？”熊胜祥笑道。“我带他去可以做个伴。”他抬手摸摸孩子的头，这一次熊晨没有躲开。
　　听到这话，妻子就不吭声了。她何尝不知孤身在外的丈夫没有家人的陪伴，所忍受的孤独和寂寞？她在宁蒗有孩子有婆婆，回到家多少能享受一些天伦之乐，熊胜祥每天下班后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宿舍。
　　“那好吧，你带他去。”胡忠芝最后说，虽然心里有万般不舍，要知道这孩子从出生还从未离开过自己呢。
　　于是熊胜祥走的时候，熊晨的奶奶和妈妈替他收拾好衣物，送父子俩出门。
　　到了丽江，熊胜祥把熊晨送到事先找好的幼儿园，刚开始他送熊晨去了两次，路上教熊晨怎么认路，告诉他：“你现在认好路，以后爸爸就不送你，你要自己来幼儿园。”熊晨果然很仔细地记路。
　　在宁蒗的时候，胡忠芝要到医院上班，平时都是熊胜祥的母亲布芝麻带孩子。布芝麻带熊胜祥的两个孩子仍像以前带熊胜祥几兄弟一样，从不娇惯，任由孩子玩泥巴，更不怕他们被风吹被太阳晒。
　　“盆景秀木正因为被人溺爱,才破灭了成为栋梁之材的梦。”熊胜祥向来支持母亲的做法，从不对两个孩子骄纵、溺爱，这两个孩子反而长得结实，极少生病。在熊祥胜记忆中，他们从小到大都未住过医院。
　　熊胜祥送了几次熊晨，熊晨就自己能去幼儿园了。每天早晨熊晨和父亲一同出门，背着书包往幼儿园方向走去。望着熊晨小小的背影，熊胜祥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只是熊晨已经不会像他当年那样再经历挨饿的苦痛了。
　　有一次，熊胜祥要下乡，需要出去五天，他把孩子托付给隔壁的邻居，让他们帮忙看着。临行前，熊胜祥给儿子留下食堂的饭菜票，要他自己打饭吃。“你去吧，爸爸。”能晨对父亲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五天后熊胜祥赶回丽江，心里挂念着儿子，可手头有很多工作没有交待，一直工作到下午天色将晚才回去。回到家，开了门，只见儿子好好待在屋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邻居可能听到熊胜祥回来，就赶了过来。
　　“你这儿子真要强，”邻居说，“他不让我们管，说是要自己照顾自己。我们都没怎么管，真是对不住了。”
　　熊胜祥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熊晨安全就行。让他从小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只会对他的将来有好处。”
　　送走邻居，熊胜祥这才留意到儿子身上穿的衣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知道儿子是他不在时跑出去玩了。熊胜祥抱起儿子，笑着对儿子说：“你这小朋友都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啦。不错，不错。”
　　拖着鼻涕的熊晨不好意思地格格直笑，说：“爸爸不管我，我只有自己管自己了。”
　　熊胜祥到丽江工作一年后，胡忠芝从宁蒗县人民医院调到丽江地区人民医院，至此才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熊胜祥的母亲布芝麻也和自己的女儿熊霞一起来了，全家得以团圆，熊胜祥又开始感受到家庭的无比温暖。
　　熊胜祥让熊晨学拉二胡，等熊霞稍大些又让她学弹古筝。他常常告诫两个孩子，一定要勤奋。他告诉他们，懒惰像生锈一样，比操劳更能消耗身体，而常常使用的钥匙，却总是亮闪闪的。涓滴之水终可磨损大石，不是由于它力量大，而是由于昼夜不舍的滴坠。只有勤奋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获得那些技巧。
　　和熊胜祥住在一个大院的同事，只要听到从熊家的窗口传出叮叮咚咚，吱吱呀呀的声音，就知道熊家的两个孩子又在练习演奏乐器了。
　　熊胜祥还注意培养两个孩子真诚的个性，他说真诚就像是人生的基石，在年幼时就要稳固地奠定，否则以后那基石上必将永远有一个脆弱的点。为了培养孩子的独力性，不管上幼儿园还是小学，熊胜祥都主张让他们自己走着去走着回来，大人很少去接送。
　　
　　熊胜祥以为上级组织会把他一直留在文化岗位上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摸到一些搞文化工作的门道”。当时文化局的工作已经理顺，由他主持编定的《普米族故事集成》和《普米族歌谣集成》已经在收尾阶段。这两部书总字数接近八十万，出版后还获得了云南省故事歌谣集成优秀奖。
　　正待进行下一步对民族文化的收集整理、挖掘抢救工作，1989年中央要求各地加强廉政建设，丽江地区纪委缺人，就把熊胜祥调到中共丽江纪委任纪委副书记。此时，蓦然回首，熊胜祥这才想到从他到丽江工作至今，两年已经悄然过去。既然上级要把他派到纪委，他虽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难以割舍，但还是二话不说，和文化局的领导同事们简单告别后，很快走马上任。
　　杨国清同样任职当时丽江地区纪委副书记，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先后担任连队指导员、军政治部干事、营教导员等职，1981年转业回丽江工作。熊胜祥去纪委之后，在工作上和杨国清配合得很好。杨国清作决策，熊胜祥运用自己外交和协调方面的能力做好助手工作，他们共同查处了一些重大案件，提高了纪委的公信度和执行力。
　　在任期间，熊胜祥时时保持谦和的态度，这正是一个人无往不胜的要诀。作为领导者，管理的艺术在于沟通的技巧和真诚。时至今日，很多人都还对熊胜祥当时的表现赞不绝口。他提倡对党的干部重在教育和保护，不得已才采取抓人的办法。因为一个干部的成长是组织培养和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结果，培养干部很不容易，对待干部问题上要慎之又慎，熊胜祥常常说：“纪委干部要从自身开始讲原则、讲廉政、讲效率，并客观地历史地公正地看待每一个干部。”
　　因为工作出色，1992年丽江地委把熊胜祥列为后备干部推荐到省里进行见习锻炼。那次见习锻炼，省里非常重视，对前来见习的干部，由包括组织部在内的八个部门对后备干部进行考察，考察程序极其严格。这次见习锻炼是对口见习，熊胜祥在丽江地委时是在纪委部门工作，因此被分配到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纪委）办公厅任厅主任助理。在这四个月的见习当中，熊胜祥平均几天就要写一篇观点性文章，对思考的问题进行阐述。
　　在《关于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浅识》这篇文章中，熊胜祥阐述了几个观点：首先是怎么看待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其次是要怎样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培养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这篇文章得到了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赞赏，指定熊胜祥在全省的干部大会上做交流发言。
　　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熊胜祥从当干部那天起就想了很多，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在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进行现代化建设，就要依靠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而少数民族干部正是中国共产党联系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民族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二十世纪5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较快，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全省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还十分薄弱。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桥梁纽带作用。
　　当然，熊胜祥同样考虑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能有盲目性，要遵循国家的干部培养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根据“任人为贤”的原则来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才能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服务人民。
　　
　　下篇：领导时代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四个月见习期满以后，省委组织部通知熊胜祥留在所在部门任职，担任云南省纪委干部室副主任。一年后，云南省纪委机关开始和云南省监察厅合署办公，这两个部门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工作运行机制，履行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对云南省委全面负责。监察厅仍属于省政府机构，接受省政府的领导。熊胜祥身为干部室的副主任，有很多人事变动方面的工作要处理，那段时间真正忙得不亦乐乎。
　　在云南省纪委干部室工作两年后，熊胜祥调到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做主任。
　　在这期间，他参与办理了一个当时云南省最大的经济案件。这个案件从1995年开始到一直到1996年结束，历时一年多。
　　此案件的总负责人是云南省纪委领导，熊胜祥担任案件专案组的组长。专案组成员由公安、检察、纪委的人员共同组成。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云南瑞丽某银行的两千万元款项被骗，因为数额巨大，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为此成立了专案组。艰巨的任务使熊胜祥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对这个案件的侦办上，并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甚至到后来连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病重也顾不上回宁蒗看望。
　　熊胜祥和专案组成员将案件条分缕析，抓住了案件的蛛丝马迹，他带领专案组成员追查到广州、湛江等地，终于找到了涉案人员。熊胜祥对涉案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讲政策，在他和专案组成员坦率真诚的说服下，涉案人员同意将钱交出，承诺三天内将钱汇到云南省的银行。后来这个人到昆明的时候还专程去看望熊胜祥，并带了三万块钱表示谢意，熊胜祥当即拒绝。他说：“你自己都快被钱害死了，现在又拿钱来害我呀。”这人激动地再三表示，这是他自己的钱，是他这几年辛苦挣来的。熊胜祥说:“既然是你辛苦挣来的，更应该给自己留着，你还有老婆和孩子，把钱留给他们吧。”这个人听了熊胜祥的一席话之后深受感动，表示以后再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了。
　　这一案件为国家挽回了两千多万元的经济损失，这个案子办理得非常成功，得到中央及省里的肯定，获得中纪委、省纪委的表彰。熊胜祥因此案荣立了一等功。
　　熊胜祥却说，他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没有整个集体，他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正如树枝和树干连接在一起那样，脱离树干的树枝很快就会枯死。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最有力量。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团结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
　　然而除了熊胜祥，专案组的全体成员谁都不知道，正当熊胜祥赶赴外地办案之际，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已重病在身。熊胜祥焦急如焚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还得把这种焦急的心情暂时抛开，镇定自若地开展工作，不流露半点情绪，这需要何等的胸襟与气魄啊。
　　等他任务完成，从广东回来的时候，老母亲已经病了十多天。熊胜祥连夜赶回昆明，虽说人在飞机上，心却早已飞回母亲身边。在这茫茫无边的夜空中，熊胜祥仿佛又看到老母亲在宁蒗老家操持家务忙碌的身影；看到他和弟弟患麻疹，母亲给他们端来米粥时，双眼中透露出的忧虑和心酸；看到他第一次离开宁蒗老家，到丽江上学前母亲依依不舍的表情。想到这些，从不落泪的熊胜祥眼眶渐渐湿润。
　　父亲在半年前已经去世，现在母亲又重病缠身，不省人事，难道是受到了父亲的召唤？也许父亲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吧，她虽未表示过什么，但两人相携走过漫长的一生，经历了人生太多的磨难，早已相濡以沫，习惯了相互的陪伴，一个人离去后，剩下的那个人一定觉得先走的那个把自己的半个生命都带走了。熊胜祥不禁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老天保佑母亲，最低限度能让儿子再见她一面。
　　刚到昆明，熊胜祥立即马不停蹄赶到宁蒗县城。当熊胜祥到家的时候，家里的其他人正守候在母亲身边，他走到床边握着母亲的手，轻声呼唤着母亲。大哥对他说，母亲已经神志不清，十多天里没有吃过一口东西。熊胜祥的两个孩子把水果罐头里的糖水喂到奶奶嘴边，希望她喝一口。可布芝麻没有喝，只是强撑着羸弱的身子微微晃了一下头。熊胜祥几乎没有看到老母亲的眼睛在转动，但依稀看得出母亲的表情正慢慢变得平静，整个人似乎变得很放松，可能是已经知道久久盼望的儿子熊胜祥已经回到身边，再无其他牵挂了吧。
　　见到熊胜祥的第二天晚上，布芝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的所有亲人。“那天是1996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彝族的火把节。”时至今日，熊胜祥仍感到悲伤无法抑制。
　　为了工作，为了替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不能侍奉老母亲，熊胜祥内心感到非常内疚，深深体会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痛楚。熊胜祥的这种痛楚从未向人诉说过，办理完母亲的后事，熊胜祥又匆匆赶回昆明立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又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刚上班，省纪委的书记找熊胜祥谈话，要调他到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任州委副书记。熊胜祥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回想在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的工作经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熊胜祥经历过真枪实弹的对峙时刻，并曾在关键时候阻止过一场枪战。他有这样的勇气，并不表示内心从未有过恐惧，只是他敢于面对恐惧、克服恐惧。他曾经对他学生说过——一个人征服畏惧、建立信心最快最确实的方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熊胜祥敢于面对恐惧，恐惧也就离他远去了。
　　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熊胜祥曾有过因为办案时间过长没有换洗裤子，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穿着短裤去商店买裤子的尴尬经历，但这一切已经过去，回想起来不过是人生经历中的一点点插曲，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使生命更丰满更丰富罢了，熊胜祥轻描淡写的告诉记者。
　　在职责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已经算不得什么！
　　未经历坎坷泥泞的艰难，哪能知道阳光大道的可贵；未经历风雪交加的黑夜，哪能体会风和日丽的可爱；未经历挫折和磨难的考验，怎能体会到胜利和成功的喜悦？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我们也许可以改成——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996年，对于熊胜祥来说，还有一件令他记忆犹新的事，这就是丽江“2•3”大地震。
　　1996年2月3日，丽江地区发生7.0级地震，对丽江县城造成严重破坏并给丽江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主震发生后又发生余震2500多次，最大的一次为6.0级。地震波及范围相当大。丽江、鹤庆、中甸、剑川、洱源等地建筑物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丽江城区及附近地区约20%的房屋倒塌。受灾乡镇51个，受灾人口达100多万，重伤灾民有30多万。
　　当时熊胜祥还在云南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工作，他到丽江是为了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丽江地委民主生活会。会议结束后，熊胜祥买了第二天即2月4日的机票回昆明，他没想到会议结束的当天竟遇到了丽江历史上震级最大的地震。
　　1996年2月3日当晚，丽江县委副书记沙文明和他夫人，请熊胜祥到丽江县城的一家羊肉火锅店吃饭，同去的还有丽江地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何国新，以及熊胜祥带去的随员。
　　那时的县城还不像现在这么繁华，没有几幢房子，这家火锅店开在路边的一间平房内。他们几个吃饭吃到晚上七点十二分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熊胜祥之所以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当时刚好看了一下表。停电之后，大家开始警觉起来。这次不像1976年那次地震，那次震前有震声，这次没有任何预兆，只是灯突然灭了，紧接着感觉房子摇晃了几下。
　　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时有发生，这里的人们对于轻微的摇晃已经见惯不怪。
　　然而熊胜祥带去的那个人和何国新却十分警惕，房子才刚一摇晃，便两步并作一步蹦到门边。
　　熊胜祥看到他们警觉的样子，不觉笑起来，跟他们开玩笑说：“还亏得你们两个是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人，看你们胆小的样子，打仗的时候恐怕也会做逃兵呢，一点风吹草动就吓成这样。”
　　他们被熊胜祥说得不好意思起来，这时房子不再摇晃，两人就回到熊胜祥身旁坐下，没想到他们刚一坐下，大地震就来了。
　　与激烈的摇晃一起到来的是熊胜祥在1976年曾听到过的震声。
　　一时间所有人都站起来往门外跑，熊胜祥刚跑了一步，就被震倒在一堆柴禾上，砸到上面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看到房子要倒下来，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全都摔在地上。
　　几乎所有人都被震倒，在强震中人根本无法站起来，更别说行走。“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熊胜祥想，“只是死在这破房子里真不值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熊胜祥宁愿死在一场枪林弹雨中，也不愿死在这临时搭建的房屋下。
　　正想到这里，激烈的摇晃停了下来，突然得就像来的时候那样。他们几个人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出去。
　　此时余震仍然不断，跑出去后熊胜祥看到公路上的汽车开得摇摇晃晃，好像司机喝醉酒似的。
　　火锅店对面有一幢工商银行的七层楼，还没盖好，一个工人正在三层上施工，地震来的时候他可能抱在钢筋架上没掉下来。第一次震动后他刚想放松，没想紧接着第二次震动又开始了，这回他从上面掉了下来，掉到楼房前面的一堆破砖瓦里。熊胜祥想这个人可能不行了，没想到他突然又爬起来往外跑。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居然没事，这好像是一个人在求生欲望中创造的奇迹。
　　远处的景象更令熊胜祥吃惊，一片黄色的云雾直上云霄，然后在空中像花朵一样绽开了，这样的情景可谓前所未见。丽江古城多数是木结构房屋，墙体用粘土垒成，地震一来，这些土墙很多倒塌，墙体倒后形成的尘土从地面向空中飘升，当时没有风，尘埃上升后形成了蘑菇形状的烟雾。熊胜祥被眼前骇人的情景惊得呆立半晌。
　　既然人没有死，那么就要快速调整心态。此时仍旧余震不断，熊胜祥和几个人商量过后，决定去周边地区看看，沙文明身为县委副书记，有责任第一时间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查看，他的夫人就同他们一道去了。沿途所见，莫不使他们感到痛心。
　　熊胜祥他们看到，东干河一带的几个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许多房屋只剩下木架子歪歪斜斜立在那里，牲口棚里的猪牛羊都被倒下的土墙压死，河沟里的水在地震中都给全抖了出来，整条河道都快空了。他们去看望了很多村民，给死难者的家属带去了许多安慰。后又赶到受地震灾害最严重的村子，给幸存的人做思想工作，嘱咐村支部书记和村干部赶紧深入到农户家，一是了解情况，二是给予村民慰藉，同时还要维持好村里的秩序，防止有人趁乱打劫。
　　察看完灾情，熊胜祥他们回到丽江地委大院，已是夜里两点多钟。虽说极度疲乏劳累，却还不能马上休息，熊胜祥和地委的干部们交换了意见，紧急研究下一步怎么抢救灾民，怎么指挥抗灾救灾。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已是凌晨三点多钟。这时，余震仍然频繁发生，谁都不敢回到楼房里，只是找来几条被子披在身上，继续投入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中。
　　熊胜祥他们去过的几个村子中，有些遇难者的尸体仍压在倒塌的房屋下，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好在当时大部分年轻力壮的人还在地里干活，如果地震发生在晚上，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熊胜祥再次感到生命的脆弱和人力的渺小，他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这样就可以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继续发挥生命的光和热！
　　第三天熊胜祥回到昆明，立即向省里汇报民主生活会和地震的相关情况，汇报当中发现腹部疼痛，他想可能是受了伤，可当着领导的面不好翻开查看。下午回到办公室，熊胜祥掀起衣服，发现胸部全紫了，都是淤血。这大概是在火锅店里摔到柴禾上造成的，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熊胜祥对伤痛毫无觉察，之后去受灾严重的地区察看，忙着探望灾民，就更顾不上了。
　　熊胜祥在大灾大难面前冲锋在前，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在品质和能力的基础上，行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外在展示。
　　当灾难来临时，或许熊胜祥想到不是这些，因为他早已把舍身忘我的信念融化于本能的行动中，在国家和人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本能地挺身而出，完全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和其他党员干部一起搜集灾情、排查隐患、给灾区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参与抗震救灾的同时，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刚毅乐观的品格，给受灾群众带去安慰和鼓励。
　　这次地震，裂度6度以上，震中裂度达9度。电力、交通、通讯以及水利等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冲江河电站严重受损，已不能正常供电。滇藏公路214国道线上的鲁南金沙江大桥桥面开裂，整体结构下沉。地震造成丽江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亿人民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丽江纳西族民族风貌和人文景观同样受到极大毁坏，丽江这次大地震共死亡290人，重伤3736人。
　　震后，当地各级政府迅速开展了救灾工作。国际红十字会、日本、香港、台湾等提供了紧急援助。国内外的捐资总数折合人民币3.5亿元，其中香港社会捐资折合人民币2亿元。在抢险救灾阶段，香港慈善机构派出救灾志愿者来到灾区，给了灾区人民难以忘怀的帮助和厚爱。
　　
　　 香格里拉的召唤
　　迪庆，在藏语里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它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处，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全州辖中甸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三县。州府所在地中甸县（后更名为香格里拉县）距省会昆明600公里。境内居住有藏、傈僳、纳西、汉、白、回、彝、苗、普米等九个千人以上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16个民族的人民。
　　回顾迪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汉代，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到东汉时期，迪庆为牦牛羌地，三国蜀汉时期，属云南郡地。隋时为南宁州总管辖。唐代，吐蕃在境内设神川都督府经营南昭，元为宣政院直辖地，明代有丽江木氏土知府领辖的阶段，清代辖于云南巡抚，到了民国元年（1911年），中甸、维西改厅为县，直属云南省腾越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阿墩子改为德钦设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7年批准成立迪庆藏族自治州。2001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迪庆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是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因此这里地貌独特，是世界著名景观三江并流的腹心地带。滔滔大江、莽莽青山、湖泊晶莹、草原广阔，奇特的地形地貌构成迪庆独特的自然景观魅力；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又是深厚而诱人的人文景观。
　　这里的气候干湿两季分明。湿季是每年的6到10月，此时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阴雨天气多，雨量占全年雨量的80%。干季是每年的11月至次年5月，这段时间迪庆受干暖的南支西风急流控制，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20%，此时的特点是睛天多，光照足，蒸发量大。
　　迪庆境内山高谷深，气候随海拔升高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一山分四季”的典型立体气候。以中甸坝子为主的高原，平均海拔3450米，年平均气温为五到八摄氏度，没有夏季，和熊胜祥的家乡宁蒗相比，这里高出足足1000米，也比宁蒗冷得多。而且高原上空气层透明度高，太阳辐射比同纬度低海拔地区强，所以白天增温剧烈，夜间降温剧烈，一天当中气温变化很大。到了干季，一天气温温差可高达三十摄氏度。可谓“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
　　刚到迪庆的时候，熊胜祥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要不是身体底子原本就好，他还真有些吃不消，有个别体弱的同志高原反应就很强烈。这次，考虑到家人的身体状况，熊胜祥没有让她们到迪庆来。孤身一人的熊胜祥，在迪庆一待就是五年，其间除了开会外，他很少回家，一般情况是一年回去一次。
　　每次回去，熊胜祥都告诫孩子们要努力学习，多读书，他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它会带领人从狭獈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并再三叮嘱他们，做人要有信念，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就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这五年，熊胜祥和妻子长期分居，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少，管教两个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在妻子胡忠芝一人身上。没有陪伴孩子成长，对熊胜祥来说是做父亲的一大遗憾，后来当他因工作调动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便把对他们的疼爱加倍给予补偿。
　　在迪庆，他的职务是州委副书记，协助州委书记分管全州的组织、政法和宣传工作。他充分发挥自身能上下协调、左右沟通、遇事果断处理的能力，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稳定、对外宣传、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竭尽所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次熊胜祥同样以当好助手，协助好州委书记的工作为己任，坚守为官者必先为德，从政者必定从民的理念，深思熟虑果敢处事，始终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在任用干部上采用“任人为贤”“选贤任能”的办法，按“德才兼备”原则任用干部。
　　“心无私欲，自然会刚；人无邪念，自然会正。”时至今日，他在迪庆各族群众当中口碑仍然很好。
　　在单位，熊胜祥是领导，是州委副书记，下了班却得自己做饭、洗衣、种菜，虽不用砍柴，却要到山上买柴来烧。
　　当记者问及这样的生活条件苦不苦时，熊胜祥笑着说：“算是比在大拉坝公社当老师时好多了。”
　　熊胜祥从来都不惧怕劳动，他在劳动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因为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文化幸福的基础。
　　熊胜祥认为正是劳动本身构成了幸福的主要因素，任何不是靠辛勤努力而获得的享受，很快就会变得枯燥无聊，索然无味。
　　有个星期天，熊胜祥独自到县城逛了逛，他走进了州府所在地东南隅的独克宗古城。独克宗古城，又名“白色石头城”，唐朝初建，历史长达千余年。这里的居民多半是藏族。古城依山势而修，岁月久远的旧石头铺成的路面起伏不平，至今，石板路上还留着深深的马蹄印，那算是当年的马帮给时间留下的信物吧。
　　传说独克宗是按照佛经中的香巴拉理想国建成的。香巴拉是一个隐藏在雪山中的神秘王国，国中居民不执、不迷、无欲，历代神圣国王为未来的世界保存了良知与文明。香巴拉居民富足和乐，过着智慧而平静的生活。但香巴拉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抵达的，要想进入香巴拉，必须作精神修行。一旦进入香巴拉，就可以看到四周有双重雪山围绕，如同八瓣莲花。
　　公元676年至679年，吐蕃把香巴拉作为范本，在这里设立寨堡，名“独克宗”。独克宗是藏语，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为“建在石头上的城堡”，另为“月光城”。后来的古城就是环绕山顶上的寨堡建成的。与此呼应的是在奶子河边的一座山顶上建立的“尼旺宗”，意为“日光城”。 在古城的兴建中，建筑材料大都就地取材。工匠们发现当地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可用作房屋外墙的涂料，于是古城民居外墙皆涂成白色，这种风格一直沿用至今。月夜，银色的月光把白色的古城打扮得分外妖娆，于是，当地人就把古城称作“独克宗”。
　　独克宗古城是中国保存得最好、最大的藏民居，而且是滇、川、藏茶马古道的枢纽。滇藏茶马古道的线路从云南普洱经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德钦、察隅、左贡、拉萨、亚东、日喀则、柏林山口，分别到达缅甸，印度。沿途经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拉萨河、雅鲁藏布江，还要翻越五座雪山。马帮的一个来回，往往要一年的时间。对于穿越茶马古道的马帮来说，独克宗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也是马帮进藏后的第一站。
　　傍晚时分，走在独克宗古城内，熊胜祥想到自己的父亲，当年熊乔双就曾经来到迪庆，他一定到过独克宗。熊胜祥的双脚踩在路上的马蹄印窝里，觉得像是和父亲一起走在独克宗悠长古老的街道上，觉得时光也在瞬间凝固住了。
　　 “今古悠悠日西坠”。丢失的牛羊可以找回，但是失去的光阴却无法找回。
　　尽管生活寂寞清苦，熊胜祥并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下乡的经历使他深知，很多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比他要艰苦得多。
　　有一次，熊胜祥代表州委州政府去安排一位傈僳族副州长的后事，所见情景给他留下了一生都不能磨灭的印象。
　　熊胜祥事先已经知道，副州长家那个村子是不通公路的，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途中还要过一道溜索。他们一行人走到奔腾的澜沧江边，看着宽阔的江面，看着江两边巍峨的群山，以及江面上时隐时现的雾霭，还有那悬在江面上的缆索，不禁有些怯步。难道自己的性命就靠这么两根缆索来维系？与宽广的江面和高耸的群山相比，缆绳看起来是那么不堪一击，带给人一种飘渺而不现实的感觉。
　　同行的一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望着宽宽的江面说：“我可不敢，就这么溜过去太可怕了。”
　　“没事，他们经常在上面溜来溜去，缆绳很牢固。”当地的一位干部介绍说。“这里的老百姓要带着孩子，带着背包，有时候带着牲口溜。”
　　听了此话，这位民政局的干部脸色有些难看。
　　“你不溜怎么办？难道你一个人原路返回去？”熊胜祥问他。
　　这时当地的那位干部已经把溜筒扣到溜索上，再把一根宽牛皮绳穿过溜筒。“这是双索陡溜桥，已经算是好溜的了，要是单索平溜更麻烦。溜到中间停住，还得用手倒攀着溜索爬过去。没有点臂力还不行。”说着话，他已经把牛皮绳穿好了。“过去以后冲力很大，那边有棵树，要用脚蹬一下，可以减缓冲力，不然会撞着身体。”
　　熊胜祥笑着说：“我先来吧。这个东西还真没溜过。”
　　随行的当地干部中有一个说：“我先过去，到时候可以扶熊书记一下。”
　　“不用，不就是用脚蹬一下吗。”熊胜祥说，“你们不知道，我可是在过体工队的人，现在还偶尔打打篮球呢。”
　　随行的工作人员用根粗绳绑住了熊胜祥的腿，又把这绳子挂在牛皮绳上。一番捆、绑、挂，熊胜祥就被吊在了溜索上，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尴尬。熊胜祥紧握绳索，两脚用力往地上使劲一蹬，整个人就溜了出去……
　　……熊胜祥觉得自己像是飞了起来。这种感觉确实从未体验过。江风在他耳边呼呼地吹，又从衣襟下钻入怀里，令每根汗毛倒竖。低头一看，江水的激流几乎将浪花溅在身上，那汹涌的江水好似正冲他直扑过来，不禁感到头昏目眩。他急忙把头抬起来，却也不敢闭眼，溜到头还得有个蹬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不能在闭着眼睛的时候完成。
　　溜过三分之二之后，熊胜祥就不再害怕了。到了对岸，他用脚一蹬树干，身子就停了下来。他把自己从溜索上解下来，心还在怦怦直跳，气也有些喘，不过人却很兴奋，这江边湿润的空气使头脑十分清醒。他抬手冲对岸挥了挥，表示已安全到达。
　　熊胜祥之后，一个个都了溜过来。那个没溜之前就已害怕的干部排在倒数第二个过来。眼看着人是过来了，脑袋却耷拉着，有经验的就说，他可能是晕过去了。等他过来，大家一看，他还真晕了。一阵手忙脚乱，把他从溜索上放下来，熊胜祥使劲掐他人中，他才醒过来。醒来后他愣了一下，看看周围的同事说：“我已经过来了？”大家见他没事这才放心。
　　民政局的干部说，他要溜回去是不可能了，干脆在附近村子里找匹马让人送他回去。
　　熊胜祥同意了。送走那名干部后，其他人继续赶路。当然，过溜索只是几分钟的事，要步行或骑马从山路绕行，可得花上大半天时间。
　　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继续前行，太阳炙烤着大地，除了说话声和偶尔的鸟叫声外，听不到任何声响。
　　“前面就快到了。”走在前边的一位女干部对熊胜祥说。
　　这人话音刚落，只见远处的山坡上走来一个人，看着离得不远，可迟迟不见他走下来，熊胜祥以为他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走动。熊胜祥他们一直朝前走，却并不觉得和这人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
　　“可能是村里来接我们的。很有可能是副州长他们村的村长。”有人对熊胜祥说。
　　突然那人人影大了起来，兴许是大地蒸腾起的热气将他的身影放大……他越走越快，从那人的动作可以推断，似乎是在一路小跑。很快这个人赶到熊胜祥等人面前。
　　“这是村长。这位是州委的熊副书记。”有人在旁边介绍。
　　熊胜祥这才仔细打量起此人。此人四十来岁，上身穿了件绿色外衣，下面是条蓝色裤子，村长这一身衣服已破烂不堪。熊胜祥特别留意到村长脚上那双解放鞋，鞋帮和鞋底已然裂开，一只用铁丝扎着，另一只用草绳绑住。
　　熊胜祥看了以后觉得心酸，还没到村子，却从村长的身上看出他将要到的那个村子有多么贫困。
　　村长按照习惯拿出烟来敬烟，抽出一支递给熊胜祥。熊胜祥说他不吸烟，接着向村长询问了村里的情况，问了问去世的副州长家里人的情况。村长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爬上山坡，村长在前面带路，熊胜祥这才看到他的屁股竟从破烂得不成样的裤子里露出来。熊胜祥赶紧脱下自己的风衣，叫秘书小何送过去。
　　“就当是我送他的吧。”熊胜祥悄悄对小何说。
　　小何小声说道：“他们这地方，送东西一送就要整个村子的都送。现在咱们只送给村长，怕别人不高兴。我看还是别送了吧。”
　　熊胜祥还是坚持把自己的风衣送给了村长。
　　不多时已经走进村里，尽管有心理准备，熊胜祥还是没有想到这个村子竟然如此贫困，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是曾经养育出副州长的村子。
　　村内稍好些的房屋还要算是老副州长家的。这房子以前是生产队的粮仓，不再使用后，老副州长便把这房子买下来自己住。老副州长工资不高，听说就只够全村人吃上三回酒，不过这样的房子花不了多少钱。
　　副州长家可谓清贫如洗。走进屋内，家里冷冷清清，除了停放的一口棺材外，仅有的是几样必需物品。熊胜祥抬头一看，房顶的瓦已经破烂，下雨天肯定会漏雨，到了晚上还能从这些窟窿里看到星星和月亮。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副州长在位时，从未想过要替子女安排工作，只有最小的儿子上过初中，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家里务农。
　　熊胜祥代表州委、州政府慰问了副州长的家属，并留下点慰问金和慰问品。在送酒给村里其他村民的时候，熊胜祥又看到有家人连生活的必需品都没有，屋子里只有一口大锅，一块木板，房梁下吊着几串干包谷。木板是用来晚上当床睡觉的，据说这木板上面已睡过三代人，看上去光滑发亮。
　　回去的时候，熊胜祥一言不发，想到自己工作的州里还有这样贫困的人群，熊胜祥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要采取什么措施使这里的群众脱贫致富，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熊胜祥又想到，那么多人为了金钱，为了名誉，为了地位，为了权势你争我夺不择手段，他们应该到这些地方看看，或许思想会有所转变，心灵会有所净化，什么名利、什么地位，也许都会抛之脑后吧。
　　回到县里，熊胜祥找到县领导，让他们想办法帮老副州长的小儿子安排个工作，他小儿子上过初中，安排个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不过熊胜祥很清楚，这最多只能帮老副州长一家人解决点困难而已，关键还得拿出措施，让这些贫困的人群快速脱贫解决温饱问题。
　　回去之后，熊胜祥就迪庆脱贫问题想了很长时间。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迪庆的扶贫工作仍旧十分艰巨繁重。
　　首先，迪庆全州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迪庆所辖三个县均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县，全州53%的乡镇是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扶贫攻坚乡；有42%的行政村属特困村。近32%的农村人口还处在贫困线下。这些贫困户主要分布在干旱缺水、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稳产高产农田稀缺的澜沧江边。农业基础十分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
　　其二，迪庆全州基础差、起点低、生产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程度低。全州各少数民族先后从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基础还是很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多数农户仍处于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的状况，家庭之间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联合，难以形成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从而难以建立与社会大市场相适应的新的经营机制，造成家庭小生活与社会大市场的矛盾。
　　其三，迪庆全州一些陈规陋习在人们的头脑中仍旧根深蒂固。随着生活的改善，一些地方“人情债”“吃喝风”“赌博风”这类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又滋长蔓延，不少贫困户刚解决温饱，开始有了些积累，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搞封建迷信上，使许多原来已经致富的农民因此返贫。
　　其四，迪庆全州科学文化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由于长期处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水平低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低层次劳动力水平，观念落后，商品意识差，商品经济不发达。
　　这样的情况在迪庆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是不是说就难以改变了呢？不，当然不是，熊胜祥相信，只要从上到下齐心努力，迪庆的发展状况就可以得到改变。主要在于政府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为此，熊胜祥总结出迪庆要快速脱贫必须要落实“五个到位”：
　　一是领导干部重视要到位。加大扶贫力度，关键在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扶贫攻坚工作，把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并真正体现在领导精力、工作布局和计划安排上，要层层落实扶贫攻坚目标责任制，真正做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挂县抓乡抓村帮户”。
　　二是扶贫攻坚宣传要到位。实现攻坚目标任务，必须把党和政府的扶贫意志、扶贫的方针政策变为贫困群众的实际行动。因此，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使扶贫攻坚的必要性、重要性、目标任务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是一般干部认识要到位。扶贫攻坚工作不只是领导干部的事，也不是贫困地区的事，而是所有干部职工义不容辞的事。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天不解决，各级领导和干部职工就要有一天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使命感。
　　四是贫困群众苦干要到位。解决温饱的主体是贫困群众，贫困群众解决温饱的积极性、原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要帮助贫困群众不断增强脱贫意识，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把等、靠、要变为争、干、创，树立“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的意识。
　　五是扶贫资金落实要到位。打好扶贫攻坚战，必须广开财源渠道，积极争取各种资金，增加扶贫的投入。扶贫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许挪作它用，必须用到贫困地区，用到扶贫攻坚的项目上。
　　但仅仅只是“五个到位”还不够，熊胜祥提出还必须实施“五个结合”：
　　一是实施治穷与治愚的结合。科学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和文化的贫困，是造成迪庆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要脱贫，首先要治愚。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要从基础教育抓起，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加快青壮年劳动力的扫盲工作，大力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提倡科学，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
　　二是实施发展区域经济与扶贫的结合。把经济发展项目有计划地覆盖到贫困户，努力做到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个支柱产业，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形式，把千家万户引向市场、走脱贫致富之路。
　　三是实施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的结合。农村党支部在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把贫困地区整个农村经济搞上去，有效地巩固脱贫成果，降低返贫率，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坚强有力、懂经济、会经营、能组织和带领农民群众发展经济奔小康的党支部，广大党员要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真正发挥骨干带头和先锋模范作用。
　　四是实施扶贫攻坚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贫困问题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长期历史的积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实行综合治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五是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结合。迪庆的经济增长点和扶贫攻坚的支撑点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如果不注重生态的保护，盲目地开发资源，为谋眼前利益而过多地采伐木材和修建水电站，长此以往将会使迪庆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增加扶贫的难度，同时还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造成不良影响。
　　熊胜祥知道，有了“五个到位”和“五个结合”，还需要一个引擎使得这部车快速跑起来。这个引擎就是旅游业。
　　迪庆处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境内有广袤的草原，神奇雄伟的雪山，深邃的峡谷，奔腾不息的河流，满山遍野的鲜花，一望无际的林海，金碧辉煌的寺庙，成群的牛羊，以及绚烂的民族文化和淳朴善良的人民，这些条件必然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同时，熊胜祥还想到，发展旅游业，对迪庆来说，除了具有创汇、回笼货币、提供就业机会等一般意义外，还具有另外几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调节物质财富再分配，缩小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二是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三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后来熊胜祥把这些思想整理成文，写成了一篇《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建成全国最好藏区》的论文，这篇论文被省里评为优秀论文，并收入云南省纪念真理标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理论研讨论文集中。
　　当然，使一个地方脱贫致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爬到最高的山上，一次也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几届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但他深信，只要人们的观念慢慢改变并付诸于实际行动，脱贫致富、让老百姓过上安逸和谐日子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香格里拉，在迪庆藏语里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
　　香格里拉，英文为Shangri-La，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所写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该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约60年前，几个英国人因为一次意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这里雪山环绕，与世隔绝，这几个英国人受到了当地人极其友好的接待。
　　在这里，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觉得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峡谷中的人们生活得自在逍遥，静静地享受着阳光和雪山的恩赐，对峡谷底部的黄金不屑一顾。而且香格里拉的人们惊人的长寿，他们也从不计算时间。
　　在这里，居住着以藏民族为主的居民，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各不相同，有儒教、道教、佛教等教派，四处遍布着基督教堂、佛教寺庙、道观和儒教祠堂，寺庙金碧辉煌，寺内园林典雅，中外藏书丰富，早晚乐声悠扬。住在这里的人们彼此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香格里拉在希尔顿笔下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种气候、多种地理兼容并存的地方。
　　希尔顿创作《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灵感来自奥地利裔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洛克生于1884年，被称为西方研究东巴文化的鼻祖，他38岁时来到云南丽江，在这里生活了27年。
　　初到丽江，洛克的工作是为美国农业部收集云南地区的植物和动物标本，但后来，他被神奇的纳西族文化所吸引，把他在丽江的工作重心从动植物研究转向对东巴文化的研究。
　　洛克把他在云南省西北部探险期间所写和所拍摄的文章和照片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引起他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注意和兴趣，他以洛克的文章和照片为素材，创作了《消失的地平线》一书。
　　《消失的地平线》于1933年出版，出版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并获得英国的霍桑登文学奖。1944年，好莱坞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将香格里拉的名声推向高峰。《不列颠文学家辞典》称此书的功绩之一，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
　　很多人开始向往“香格里拉”这个世外桃源的宁静祥和，纷纷踏足西藏、尼泊尔、印度、喀拉昆仑及中国的东部藏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寻找香格里拉热由此掀起。
　　一番探寻之后，人们发现各处所见都与书中描写的情景不尽一致，只有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不但再现了《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东方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画面，其祥和永恒、宁静淡泊、和谐相处的精神主题，都能在这部书里找得到踪迹。
　　经过专家反复考证认为，英文中“Shangri-La”(香格里拉)源于藏语。小说的作者根据洛克的考察笔记，将洛克笔记中的藏语“Xamgyi’ nyilha”转拼为英文的“Shangr-La”，由此《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才出现了“Shangri-La（香格里拉）”一词。英文“Shangri-La”其实是对藏语“Xamgyi’nyilha”的误读。不仅如此，“香格里拉”四个汉译字的读音，很接近藏语的“Xamgyi’nyilha”的读音。
　　199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了调研组，对“香格里拉”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从七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的结论，并于1997年9月4日郑重向世人宣布。
　　这一宣布引来了世界各新闻媒体的争相报道，云南迪庆藏区遂成为旅游探谜的热点，蜂拥而至的游客对迪庆的神奇自然景观赞叹不已，同时引出对迪庆文化、迪庆藏文化、迪庆香格里拉文化的深层思考。人们对香格里拉文化的博大给予极强烈的关注，香格里拉精神，香巴拉文化现象，藏民族文化的内蕴等一系列文化考察和探究把香格里拉旅游热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
　　当然，云南宣布香格里拉在迪庆，并在最早提请中央政府批准香格里拉的更名，是云南省政府出于开发地区旅游经济的考虑而做出的正确决策。云南省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以云南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人文资源优势，完全可以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然而好事多磨，就在人们把目光转向迪庆的时候，西藏、四川都宣布香格里拉在自己境内，连云南省境内的怒江、丽江都说香格里拉在自己境内，甚至印度、泥泊尔也一并加入了这场纷争。
　　早在1975年，印度国家旅游局向全世界宣布：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巴尔莱斯坦镇，正是人们寻找已久的“香格里拉”，一时间游客蜂拥而至，三十年间这座原本默默无名的小镇创造了近七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尼泊尔的木斯塘，从1992年起以“香格里拉”的名义向外界开放，吸引了大批旅游者的目光。然而，按照《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描绘，“香格里拉”位于喜玛拉雅山东南麓的藏区，巴尔蒂斯坦和木斯塘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后来都被认为是为旅游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的炒作，而非由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认证得来。
　　一片纷争中，甚至中宣部也曾为此感到不安，下发文件宣布暂时停止宣传香格里拉。1997年，云南开始筹备“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第一次研讨会，并组织开展研究并组织论文写作。
　　1999年1月，由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召开。
　　在这次研讨会上，熊胜祥作了一个主题发言，首先他肯定了省政府宣传香格里拉的眼光，同时表示不但不能停止宣传，而且应该大力宣传。因为发展有多样性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云南的个性，带有地方性特点和多样性特色的云南民族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要把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始终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又要充分发挥云南民族文化的优势，突出自身特色。把香格里拉定在迪庆是正确的，任何品牌都要有一个范围，这样才称得上品牌。
　　熊胜祥说，然而现在到处在争香格里拉这个品牌，用争的方式搞民族文化大省不是我们的初衷，不是我们的目的。现在不但境外争，国内争，就连迪庆境内也在争，这个非常不可取。既然省政府已经宣布在迪庆，那就是迪庆。香格里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说穿了大家都是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熊胜祥说他本人就是丽江人，不过他觉得香格里拉这个品牌做好了，对大家都是有益的事，迪庆发展好了，照样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最后熊胜祥说：“我相信从今天以后丽江不会争，怒江不会争，香格里拉就在迪庆。”他说完之后，台上台下，热血沸腾，心潮激荡，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
　　研讨会结束之后，虽然纷争少了，但直到2001年12月，国务院才批准了将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关于香格里拉品牌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定。
　　1999年，熊胜祥撰写的《弘扬民族文化、建设迪庆香格里拉文化区域》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收入西北文化丛书中，熊胜祥还被丛书编委会特邀出席了颁奖大会并指定在大会上做交流发言。
　　墨守成规，四平八稳，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从来不是熊胜祥的性格气质。他相信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所做的事，特别是一个领导干部所做的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决不是安于现状。“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不安于现状，任何人、任何地区和任何国家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
　　在迪庆期间，还有一件令熊胜祥欣慰的事，是1999年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建成通航这件迪庆各族人民心中的大事。机场位于香格里拉县城西南部，是滇西北地区最大的飞机场之一。通航城市有昆明、成都、拉萨、广州、西双版纳、北京、深圳、贵阳等。曾荣获云南省“文明单位”称号。机场从开航之年的不足3万人次增长到2006年的30万人次，短短7年内，旅客吞吐量增长了10倍，成为云南省发展最快的机场之一。这样的发展速度连当年的建设者们都没有想到，于是从2007年到2009年机场经历了三次扩建，于2009年5月份开始投入使用。现在迪庆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达到120万人次。
　　2000年，熊胜祥调到了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工作，他到昆明后，先是两个孩子，后来是妻子都到了昆明，熊胜祥这才开始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在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的云南省会城市昆明安了家。这一年，熊胜祥45岁。
　　
　　和谐宗教
　　2000年6月，熊胜祥离开迪庆调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任局长。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工作的十年，是熊胜祥全面主持全局工作，真正按上级领导的指示结合自己的想法做事的十年。熊胜祥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任务、职责、人事、机构设置、经费保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谓一生情系于此，汗水也流干于此。
　　宗教事务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
　　关于宗教事务，熊胜祥与记者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记者说，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中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公民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各宗教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天主教、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
　　在中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未发生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彼此尊重，团结和睦。这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兼容、宽容等精神的影响，更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教关系。
　　熊胜祥刚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时候，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地址不在现在的昆明市北门街，而在昆明市西昌路的一个招待所的六楼。那时的工作人员只有二十来个，全部办公室加起来不到十间，而每间办公室仅有十来个平米。经过十年的发展，宗教局现有工作人员五十多人，办公场所已扩大到两千多平米。机构也由副厅级省政府内设机构升格为正厅级内设机构。这些变化是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对宗教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
　　像到其他地方开展新的工作一样，熊胜祥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后，一开始就花了大量时间在了解新的工作职责上。他对云南宗教的现状及特点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例如在《对21世纪云南宗教工作的思考》一文中，熊胜祥曾这样写道：当今世界，宗教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热点问题之一，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做好宗教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边防的巩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全省有25种世居少数民族，51种民族成份，有15种云南独有的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根据2002年8月份的统计，全省信仰五大宗教的群众就有350多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8%左右。
　　云南的宗教问题有五个显著特点：
　　一是教派齐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俱全。其中佛教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部派集于一省，为全国独有。同时，云南伊斯兰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二是信教公民相对集中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贫困问题、境外渗透问题相交织。
　　三是与境外交往密切。沿边境一线八个地州26个县（市），有16个民族的信教公民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跨境而居，自古以来就有边民互市、通婚的习俗，随着地区的扩大开放，近年来境内外边民交往甚密，外来的影响和渗透较为突出。
　　四是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相交织。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在现代旅游业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寺观教堂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成为旅游景点。
　　五是现代宗教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相交织。
　　多年来，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涉及宗教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绝大多数信教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宗教领域保持了稳定。但是，宗教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宗教涉外事务越来越频繁，反渗透工作面临严峻任务；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宗教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存在偏差；境外宗教院校在云南省非法招生的问题比较突出；宗教院校办学中存在较多的困难和问题。
　　面对头绪繁多的宗教事务问题，熊胜祥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可是既然上级部门把他派到这个岗位，那么无论克服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领导全局尽全力把工作做好。
　　熊胜祥这时候所要做的，是培养自己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而培育能力的事必须持续不断地去做，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从进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那天起，熊胜祥就认真学习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查阅了大量有关宗教知识的书籍和资料，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宗教工作的重心在基层，各项工作部署、任务落实、政策法规的制定，都必须符合基层实际。尤其在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求宗教工作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沉下去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真正吃透下情、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加强指导，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符合实际的政策法规，切实把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贯彻《宗教事务条例》落到实处。
　　毛泽东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为了对云南的宗教情况有更多的了解，熊胜祥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后，就和局里的干部下到基层了解情况。理论上一切争论而未决的问题，都完全由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来解决。每一年，熊胜祥都要数次带领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县乡村、深入到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中，了解民情、体察民情，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通过调查了解，并依靠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确定工作方向、目标和思路的方法一直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延续至今。
　　十年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主要围绕促和谐、保安宁，正确处理宗教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来推进，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确保了云南省宗教领域的基本稳定，为云南省的改革开放、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及复杂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在云南省尤为突出，加之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云南省宗教领域呈现的隐性和易于爆发的热点问题也较多。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依靠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有关部门，依靠各爱国宗教团体、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公民，坚持积极预防、妥善处置、消除隐患的基本原则；坚持积极预防、妥善处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讲究策略、确保稳定的原则，较好地解决了宗教领域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2000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根据中央关于伊斯兰教朝觐工作的文件精神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在做好云南省180名穆斯林有计划、有组织的正常朝觐工作的基础上，针对1999年云南省零散朝觐人员位居全国第二位的突出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劝堵措施，一是把劝堵零散朝觐人员工作情况及时向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作了专题报告；二是请有关部门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落实；三是协助重点地州做好劝堵工作，并会同公安部门到昆明机场做劝堵工作。经过努力，使云南省在2000年全国零散朝觐人员出现普遍反弹的情况下效果明显。
　　2001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妥善处理了因“山东阳信事件”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按照中央、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和要求，各地在云南省伊斯兰教界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确保了社会稳定，维护和巩固了云南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
　　同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密切注视美国“9•11”事件以来云南省伊斯兰教界的动态，积极做好疏导教育工作，维护云南省伊斯兰教界的稳定。美国“9•11”事件后，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通知精神，做好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工作。2001年9月14至17日，在昆明举办全省伊斯兰教涉外政策法规培训班，60多人参加了培训。10月19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并推动云南省伊协在昆明召开了全省伊斯兰教界稳定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建立工作责任制，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做到不串联、不声援、不聚集、不游行、不示威、不抗议，做好穆斯林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做到信息动态报告及时、反馈及时准确。19日下午，昆明少数人在清真寺内张贴鼓吹“圣战”传单标语，以扰乱清真寺的正常秩序。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接云南省伊协报告后，迅速于16时30分召集统战、公安、安全及昆明市宗教局、云南省伊协等有关部门紧急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听取各与会方的意见后，及时将对策意见报告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并通报各地州市，昆明市宗教局按紧急会议精神积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保证了云南省会城市昆明伊斯兰教界的稳定。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批示，对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这一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稳妥处理云南省天主教“两会”经济问题。云南省天主教“两会”的经济问题，历时一年多的调查核实，在基本情况已经弄清楚的基础上，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要求，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抽调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班子，集中力量进行处理。经过历时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妥善处理了发生在云南省天主教“两会”内部的经济问题，保护了教会400多万元财产，追回了被部分人私分的40多万资金，确保了云南省天主教方面的稳定。
　　2003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配合中共迪庆州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积极稳妥地处理了因恢复松赞林寺大土丹僧籍而引起的部分僧人集体上访一事，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所提出的处理意见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11月26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领导陪同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罗正富赴迪庆州，就恢复大土丹僧籍而引起的松赞林寺部分僧人集体上访一事进行专题调研，并就有关情况书面上报了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还妥善处理了报刊杂志伤害穆斯林群众感情事件。2003年3月21日，《春城晚报》刊登了伤害穆斯林群众宗教感情的题为“和平使者”的漫画，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并对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熊胜祥陪同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罗正富同志和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晏友琼同志到云南省伊协、昆明市伊协通报了处理决定：一是收回当天的《春城晚报》；二是对《春城晚报》总编、值班副总编、责任编辑作出撤职处理；三是《春城晚报》向伊斯兰教界人士赔礼道歉。
　　这一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处理了云南省沾益县回族群众误食猪油制作的“清真月饼”引发的矛盾，并于9月10日向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作出处理情况报告；指导楚雄州处理化解了“双汇清真火腿肠”商标引发的矛盾。
　　2004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同有关部门及时处理了境内外个别人组织零散朝觐问题；教育劝退了云南省昭通市部分穆斯林到昆明上访，反映李长谷涉黑案问题。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进一步加强对朝觐工作的领导，深化对“统一思想、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的认识和对中央精神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了“要疏堵结合，既要切实改进管理与服务，又要明确制止零散朝觐组织活动”的工作思路，确立了把“朝觐活动纳入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和依法管理的轨道”的工作目标，集中力量对朝觐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进一步重视基督教发展快、活动乱问题。
　　2005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组织力量对全省宗教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调研，并向中央四部委联合调研组作出专题报告；针对各地乱建佛教庙宇情况，下发《关于切实贯彻<宗教事务条例>坚决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造像的通知》,对各地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问题进行了严格检查和清理；在昭通、红河等地对少数新疆人开办的10余个非法“学经班”进行了坚决取缔，共劝退昭通市133名、红河州122名新疆籍师生离滇；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精心组织547名穆斯林群众赴沙特朝觐，并坚决制止零散朝觐活动；针对伊斯兰教哲派跨省（区）“上坟”活动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上报了《对哲派跨地区上坟活动加强管理的意见》；及时查证并坚决制止了美国“中美文化交流协会”与昆明夏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欲在昆举行纪念邪教“呼喊派”创始人李常受所谓“诞辰100周年”活动；精心指导搞好“圣体圣事年”宗教活动，大力宣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化解了保山市腾冲县26座清真寺管委会“联名申诉”，要求解决房屋土地纠纷而可能引发大规模上访活动。
　　2006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及时查处丽江市玉龙县福国寺举办祈福法会问题；妥善处理宾川鸡足山佛塔寺与山门值班室冲突和昆明昙华寺搞的所谓的“佛祖真身舍利瞻仰”问题。
　　在伊斯兰教热点难点问题方面，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采取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的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主动申请协调朝觐名额850名，缓解了全省朝觐工作压力；认真贯彻实施《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排队办法（试行）》，避免了因出现朝觐名额不能满足实际报名人数的矛盾而可能引发的纠纷；组织召开云南省2006年朝觐工作联席会议，总结了2004年以来云南省朝觐工作经验，分析了当前朝觐工作隐患和问题，部署了朝觐工作任务；按照中央五部局的要求，继续开展制止零散朝觐组织活动专项治理工作。截止2006年底，全省未发现零散人员出境参加朝觐问题。
　　当互联网上出现侮辱伊斯兰教文章、歌曲《天鹅之旅》引用《古兰经》等引起穆斯林群众不满的事件发生时，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伊协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配合云南省扫黄打非办对昆明市区出现的《信仰的光辉》《祈求》和《走向真理——伊斯兰信仰与道德》等非法刊物进行了查处。
　　同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通过法律手段妥善解决了昆明教区原威远街211号教产拆迁安置问题。指导处理了在昆外国人基督教活动场所问题，其活动场所已由楚雄大厦转设至北市区月牙塘东侧的金兰苑（韩国人宗教活动临时专场）和位于环城西路300号的昆明海航酒店（西方外国人宗教活动临时专场），并分别于2月5日和2月19日正式开展宗教活动。
　　2007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昆明市依法查处了一起由四川籍藏传佛教僧人擅自举行的非法宗教活动；指导昆明市依法取缔昆明机床厂内一私设佛堂的问题；指导富源县依法取缔一处非法佛教活动场所；及时调查并制止了玉溪通海县居士王丽珠在汉传佛教寺院传播藏传佛教的活动；在达赖获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所谓“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之际，做好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公民的思想工作并密切关注动态，使云南省藏区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僧人游行等不良事态；指导做好泰国王向景谷县雷光佛迹寺捐赠释伽衲衣的相关工作。
　　这一年，在伊斯兰教工作方面，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认真总结2006-2007年度朝觐工作，积极争取朝觐名额，并认真组织好2007年度的朝觐宣传及组织工作。全省共有1129名穆斯林参加了有组织、有计划朝觐；召开了全省制止零散朝觐工作联席会议；两次协同国家宗教事务局和新疆自治区民宗委的同志深入到昆明边防检查站、昆明机场、西双版纳边防检查站、景洪港和普洱市进行调查了解云南省制止零散朝觐工作情况，并积极推介云南省工作经验，在云南省有关口岸没有发现穆斯林人员出境参加零散朝觐活动的情况；妥善处理了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大回村穆斯林群众之间，因对该村清真寺是否拆除重建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发生的矛盾；妥善处置在香格里拉县发现的伊斯兰教克尔白图上打酒广告的问题。
　　同一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引导天主教界正确对待教皇牧函；妥善处理了瑞丽市帕色天主教堂举行开堂庆典涉外的有关问题。
　　对于此类重点难点问题的处理，只是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全部工作的一部分，宗教工作的繁重与千头万绪由此可见一斑。每个问题的顺利解决，除了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外，还需要宗教工作者具备处理各类复杂事件的能力和智慧。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面长期稳定和谐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为协调各种关系而努力工作的宗教工作者们默默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他们深知，不是每个人都要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人民的赞美；船锚是不怕埋没自己的，当人们看不见它的时候，正是它在为人类服务的时候。
　　熊胜祥要求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坚毅不拔的态度来完成工作，他强调，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之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前进，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
　　他说，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在具体工作中得到了提高，并总结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和值得借鉴的工作方法。
　　
　　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高度重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指示，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在省委维护藏区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维护藏区稳定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行动，采取有力措施，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维护云南省藏区宗教领域稳定的各项工作。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安排部署及时有效。多次召开局党组和机关干部职工会议，全面传达、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白恩培书记主持召开的省委“3•17”会议，以及黄毅、孟苏铁、刘平等领导同志分别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等会议精神，认真分析云南省藏传佛教领域情况，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及时向云南省迪庆等4个涉藏州（市）发出了《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关于切实维护藏区稳定的通知》，通报了西藏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有关情况和云南省藏区工作形势，传达了中共云南省委白恩培书记、秦光荣省长、李纪恒副书记等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重要批示精神，传达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中共云南省委藏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同志主持召开的维护云南省藏区稳定专题会议精神。要求各级宗教工作部门认清严峻形势，统一思想，积极行动，密切关注达赖集团破坏藏区稳定的动向，旗帜鲜明地与一切分裂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主要领导还直接与中共云南省藏区州（市）党委、政府负责人进行交流，交换工作意见和方法，并与宗教界上层人士沟通思想，作好稳定工作，掌握动态。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及时派出人员，迅速在云南省藏区开展工作。“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迅速指示自2007年11月参加省委维护藏区稳定工作队的有关人员加大维稳工作力度，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还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派出局领导和工作人员10余人次赴藏区开展工作。
　　同时，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还加强维稳情报信息工作。建立了专门的协调联络制度，指定1名局领导和4名同志为维护藏区稳定工作专人。了解汇总藏区信息和维护稳定工作情况以及各全省性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社会舆论情况，编写专报，及时上报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通报省级有关部门和藏区4州（市）宗教工作部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参加云南省委维护藏区稳定工作队的队员在完成维稳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调研，及时向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上报了15份有价值的调研材料。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增强工作指导力度，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指导、帮助藏区宗教工作部门认真排查分析安全稳定隐患，研究制定相关策略，切实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并适时向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帮助迪庆州宗教局解决了维稳工作经费。同时，通过大力宣传“6•15”专题会议精神，帮助协调解决了迪庆州宗教界人士的低保、医保和养老保险等问题，东竹林寺和书松尼姑寺的进寺道路、大殿重建改造、僧尼生活及排污设施改造等问题，争取了人心，聚集了人气。
　　进入2009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高度重视维护云南省藏区稳定工作，在省委藏区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针对藏历新年、“3•10”“3•14”“3•28”等敏感时期、敏感节点多的实际，多次召开相关会议研究、分析、布置藏区工作；藏历新年前由局领导带领相关处室人员深入藏区调研，慰问宗教界人士，并在迪庆、丽江分别召开藏传佛教界人士座谈会，和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及宗教工作部门同志一起与活佛、藏传佛教界人士座谈，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改革开放成果，并对藏传佛教工作、藏传佛教界人士提出要求；藏历新年当天，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领导还与云南佛学院藏传佛教教师、学僧座谈，共庆藏历新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领导还多次深入迪庆、丽江、怒江等地藏区以及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综治维稳联系点香格里拉县调研，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开展工作；深入研究云南省藏传佛教领域实际，实事求是，开创性的工作，加大了境外学经回来僧人管理力度，加强培训，争取人心；协助迪庆州修订完善《迪庆州藏传佛教寺庙管理条例》并获得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及时召开伊斯兰教界代表人士座谈会，讲明这次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并通过云南电视台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和云南省广大穆斯林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及时派出领导和工作人员，与全省各地统战、宗教工作干部一起深入到清真寺、宗教界代表人士和信教公民中，特别是新疆籍维吾尔族穆斯林相对集中的地方和宗教活动场所，了解思想动向，排查不稳定因素，严防有人传播谣言、煽动闹事，有针对性地做好预案，并协调有关部门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指导和支持省伊协和全省各级宗教团体、教职人员通过讲“卧尔兹”等形式，宣传“稳定是福，动乱是祸”“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道理，向信教公民说明事件真相，谴责暴力犯罪行为，支持政府平息事态；宣传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云南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心、关怀，勉励大家为维护云南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做出贡献。斋月期间，与云南省委领导一起深入到昆明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崇德清真寺看望、慰问伊斯兰教界人士。
　　这一年的朝觐面临乌鲁木齐“7•5”事件和国际上甲型HlNl流感疫情蔓延冲击，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不确定因素多，保证朝觐人员政治安全和人身安全的任务非常重。按照中央部署，云南省召开了十多个部门参加的朝觐工作联席会议，全面总结以往组织朝觐工作经验，深入分析朝觐工作形势，听取意见建议，对朝觐和制止零散朝觐工作作出部署。制定了应急预案，改善服务，选派优秀的带队干部，为所有朝觐人员接种了甲流疫苗，积极做好境外安保工作，实现了1401人参加朝觐，“零伤亡、零事故”的目标。还协助有关省区制止了2起零散朝觐活动。
　　一年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局领导、局机关同志10余次深入到各级宗教工作部门、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界人士中，就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治理问题、宗教界代表人士培养问题、藏传佛教问题、“周泽群势力”问题、遏制“瓦哈比”教派发展蔓延问题、抵御“达洼宣教团”渗透问题、民间信仰情况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详细掌握了基础数据，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了全省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在工作中，熊胜祥总是强调：“虽说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做了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宗教工作中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隐患还存在，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做好工作，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充分调动信教公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他始终坚持以三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是作风要朴实，二是工作要扎实，三是任务要落实。可以这样说，正确的工作方法从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日常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和锻炼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正如玉石越磨越亮，黄金越炼越纯一样。无论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熊胜祥绝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灰心丧气，向着某一天终于要达到的那个最终目标迈步还不够，他还要把每一步骤看成目标，使它作为步骤而起作用。他知道，任何职业都不简单，如果只是一般地完成任务当然不太困难，但要真正事业有所成就，为社会作出贡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搞各行各业都需要树雄心大志，有了志气，才会随时提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相交错，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它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关键看能否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减少消极因素，发挥积极因素。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建设，第一方面是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在财力、物力上给予爱国宗教团体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
　　多年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帮助指导全省性宗教团体及时召开理事、常务理事会议；指导全省各宗教协会进行换届选举，并就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宗教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讨论研究宗教团体重大问题，及时安排部署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2001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积极指导宗教团体开展“宗教反邪”活动，深入揭批邪教“法轮功”。宗教与邪教“法轮功”势不两立，全省各级宗教团体积极开展了“宗教反邪”活动，坚决拥护党和政府严厉取缔和打击一切邪教，保持社会稳定。
　　为了加强对云南省宗教团体的管理，2004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对各全省性宗教团体的财务人员实行委派制，为省佛教协会、省道教协会、省基督教两会、省天主教两会委派了财务人员。
　　在佛教工作方面，2001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组织力量对昆明市圆通寺大殿维修工程进行验收；指导协助云南省佛协先后在楚雄兴隆寺、曲靖华严寺、红河宝华寺、大理鸡足山九莲寺举办了四次居士传戒法会，受戒人员达到1500多人；协助云南省佛协举行圆通寺方丈升座仪式，使昆明圆通寺完善了寺院丛林管理体制；配合云南省委统战部就接引殿归属问题开展了大量工作，保证了佛教界的稳定，并形成正式书面意见报告云南省政府，引起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和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帮助、指导云南省佛协加强制度建设，并召开了专题会议，落实了专人负责。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佛协召开了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座谈会，就当前佛教两大部派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进行了研讨。向云南省政府提出建议，批准开放了昭通地区威信县云海寺、净心寺两个佛教活动场所；在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依法取缔了德宏、怒江非法建盖宗教活动场所各一处、西双版纳假冒僧人承办佛事活动一起，使滥建小寺小庙和借佛教敛财活动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指导迪庆州组织藏传佛教表演队一行20人赴新加坡表演，宣传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了中国藏传佛教优秀文化，同时宣传了迪庆，宣传了云南，受到参加表演的其他国家代表的一致好评。
　　2003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批准认定了东竹林寺噶达活佛，丽江市宁蒗县扎美寺第二世关加贡绒活佛，维西县来远寺第四世王治活佛的转世灵童；2005年批准认定喜饶绛措为贡山县普化寺第四世郎确活佛的转世灵童，批准继任为第五世郎确活佛；认定达隆•土丹达吉为香格里拉县承恩寺第四世达根敦银巴转世灵童，批准为承恩寺第五世达隆活佛。
　　2006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佛协起草了关于云南省方丈升座和传戒法会的管理办法；指导云南省佛协举办曲靖弥陀寺、沾益大觉寺和昆阳普照寺的传戒法会；批准宝华寺举办水陆法会和玉泉寺举办祈福法会。
　　2007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佛协制定出台和贯彻落实传戒、方丈升座管理办法；批准成立了的云南省佛协下设汉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南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和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指导三语系佛教工作委员会的职能、职责的制定；指导云南省佛协完成《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的修改任务；指导“鸡足山祝圣寺百年庆典系列活动”的开展。
　　2008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积极协调将圆通寺接引殿移交昆明市圆通寺管理使用；指导迪庆州做好寿国寺十四世曲尼活佛认定和坐床仪式；指导迪庆州做好德钦县玉竹顶寺第五世斯那江楚活佛的转世灵童寻访及认定活动；指导做好接收境外捐赠袈裟等问题。
　　在道教工作方面，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2000年组织专门力量对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道教情况进行了调研，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道教界人士，实地考察昆明真庆观等道教宫观。在此基础上，广泛征求昆明、大理、保山等有关地州宗教部门的意见，为云南省道协筹备组推荐了一批有一定宗教学识，年富力强的道教界人士。等成立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的时机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后，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就云南省道协筹备组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组成、编制问题、经费问题已向省政府报了专题请示。
　　2003年10月，云南省道教协会成立，解决了长期以来广大道教界人士反映十分强烈的没有全省性道教团体的问题，从而使云南省五大宗教都成立了全省性爱国宗教团体。
　　2004年，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调指导下，昆明市黑龙潭公园部分宫观移交云南省道教协会管理使用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2007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助云南省道协抓好黑龙潭龙泉观房产落实的后续工作和道观维修的基本建设；2009年，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指导下，举行了龙泉观三清殿、山门修缮开工仪式。
　　基督教工作方面，云南省宗教事务局2003年召开云南省基督教两会常委会，督促省基督教两会出台了《云南省基督教堂点管理办法》《云南省基督教教牧人员管理办法》《云南省基督教神学教育管理办法》；指导省佛教协会和省天主教“两会”等宗教团体加强内部规章制度建设，使各个宗教团体的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4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助云南省基督教两会办公楼及附属三一国际礼拜堂顺利完工并举行开堂典礼。2006年，为发挥云南省基督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成立了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事工部。2009年，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协调下，基督教神学院迁建工作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落实了重建土地。
　　在天主教工作方面，2008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积极协调重建天主教昆明主教府事宜；妥善处理了弥勒县可邑天主堂土地纠纷问题；昆明市北京路天主教堂、主教府及省“两会”办公用房重建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举行了开工仪式并动工兴建。
　　伊斯兰教工作方面，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历年来一直积极指导云南省伊协作好朝觐组织工作，多年来使云南省逾万名穆斯林参加了有组织、有计划朝觐。多年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伊协举行了八届“卧尔兹”演讲比赛和古兰经颂读比赛。2005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推荐1人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2人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9人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八届委员会委员、13人为中国伊斯兰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2006年，1人当选为中国伊协副会长。
　　多年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宗教工作，领导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依法管理宗教团体事务，坚持独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5年，云南省伊协荣获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云南省天主教“两会”荣获全省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并受到表彰。
　　云南省宗教工作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使全省宗教工作不断呈现新局面。2006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多项工作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其中之一是集中力量圆满完成了云南宗教界的三件盛事。
　　盛事之一：圆满祝圣马英林为天主教昆明教区主教。
　　马英林主教是一位具有较高神学造诣和深孚众望的主教。他是中国河北邢台人，到云南天主教“两会”工作虽短，但他以高深的神学造诣、博学的宗教学识和亲和的为人品行，赢得云南天主教信教公民的喜爱和认同。马英林是九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2005年1月，在云南天主教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以满票当选为云南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主席和教务委员会主任。2006年1月，经云南天主教昆明教区全体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的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又以全票当选为天主教昆明教区主教。
　　马英林是建国以来云南天主教第二位自选自圣的主教，也是在云南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由本省的神长教友组织和在本省祝圣的主教。马英林成功祝圣主教，对中国天主教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的原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取得了又一次重大胜利。中央领导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梵蒂冈的反对下，2006年４月30日上午９点，“云南天主教昆明教区马英林主教祝圣庆典”在昆明北京路的天主堂如期隆重举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有关负责人，全国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９个教区的９位主教、助理主教和省内外的50余名神甫、修女为马英林主教举行了隆重的祝圣仪式。香港《文汇报》就此指出，这是中国和梵蒂冈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一次“较量”，中国向梵蒂冈说“不”。
　　祝圣仪式由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顾问、天主教武汉教区董光清主教担任主礼，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青岛教区李明述主教、汉中教区余润深主教、贵州教区王充一主教、湛江教区苏永大主教和济南教区张宪旺助理主教、唐山教区方建平助理主教、万州教区何泽清助理主教担任襄礼。云南省各堂区的1000多名教友参加了祝圣仪式。广大信教公民坚信，在马英林主教的带领下，云南天主教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轨道、开创构建和谐社会新局面。
　　马英林主教祝圣，是在梵蒂冈反对下进行，为了不受干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下，为祝圣仪式的顺利举行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早在元朝时期，昆明就有天主教活动的历史记载，明末清初正式传入云南。1840年，建立云南教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1958年２月，孔令忠神甫当选为天主教昆明教区主教。1962年１月21日，孔令忠主教在北京南堂接受皮漱石总主教的祝圣，成为云南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
　　 马英林主教祝圣典礼圆满成功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设宴庆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大主教主教团代主席傅铁山主教，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顾问、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唐山教区刘景和主教、黄石教区涂世华主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辽宁教区金沛献主教、汾阳教区霍成主教、石家庄教区蒋陶然主教等，以及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宗教团体和个人纷纷以贺电或贺信方式向马英林主教和昆明教区表示祝贺。
　　盛事之二：成功举办崇圣寺开光暨方丈升座仪式。
　　崇圣寺又名三塔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即公元713年至741年）。崇圣寺是一座总占地面积达六百亩、建筑面积达两万平方米、以明清时期建筑为主体风格、融北方建筑之恢弘大气和南方建筑的精巧秀丽为一体的佛教千年古刹。由于地震和战火，崇圣寺于150年前被毁，仅存三塔。在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理州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云南佛教界的积极努力下，崇圣寺历时两年、耗资上亿元，终于又以其起伏跌宕、错落有致、金碧辉煌、庄严大气之姿再现于世人面前，为苍山洱海的灵山圣水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2006年7月12日至14日，崇圣寺开光暨方丈升座仪式及系列文化活动在大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及香港、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十二个国家的108位高僧大德云集大理，吟诗诵佛，主礼各项法事，共庆这一法喜充满的佛门盛事。
　　盛事之三：圆满完成十一世班禅莅临云南进行参观学习和举行佛事活动的协调工作。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俗名坚赞诺布, 1990年2月13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嘉黎县一普通藏族家庭。1995年12月29日,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的佛祖释迦牟尼像前,通过金瓶掣签,并经国务院批准,被确任为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现亦为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2006年5月19日至29日，十一世班禅先后到迪庆藏族自治州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松赞林寺主寺大殿、宗喀巴大殿拜佛敬献哈达，登上法座向僧人传授《文殊赞礼》和宗喀巴上师的《班丹萨颂》，并为僧众摸顶赐福。
　　随后几天，班禅分别在德钦县午农地和东竹林寺为僧众摸顶赐福，在飞来寺朝拜梅里雪山，在小中甸为僧众摸顶赐福，在丽江指云寺举行长寿灌顶，在宾川鸡足山拜华首门、在金顶寺礼佛，并接受了云南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的拜见。
　　短短几天，班禅先后在香格里拉、德钦、丽江、大理等地，笑容慈和地为4万多名僧俗群众摸顶赐福，受到了广大僧俗群众的由衷尊崇和拥戴。同时，在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昆明石林等地的参观活动中，班禅认真了解当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旅游业发展等情况，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建设，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加强爱国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对宗教界人士的教育和引导工作，就是要努力建设一支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公民维护法律的尊严，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开展活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坚持对宗教界人士既团结又批评教育，必要时开展正常的思想斗争的原则，加强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每季度举办一到二期全省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学习活动；每年组织一到二期宗教界人士学习、培训活动。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培养爱国爱教的中青年宗教教职人员的力度。积极选送各宗教教职人员参加国家宗教事务局组织、举办的各类读书班、学习班。做好对宗教界人士的培养教育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帮助各宗教团体选拔一批中青年宗教教职人员，到各级宗教院校学习深造，以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宗教学识。
　　一系列的举措实施后，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帮助建设了一支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有较高宗教学识，并能广泛联系信教公民的教职人员队伍。
　　2000年4月24日至26日，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基督教“两会”在昆明举办神学思想建设研讨座谈会，来自全省各地的20多位牧师参加了会议。同年6月15日至25日，经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批准，云南省基督教“两会”在昆明举办“神学思想建设研讨班”。协助云南省基督教“两会”选拔政治立场坚定、神学思想清晰的牧师组成“巡回讲道团”，赴有关地区讲道，在实践中总结提高神学思想水平。重视解决好个别地方出现的基督教异端邪说问题和教派活动问题。
　　同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助云南省伊协审核推荐12名代表参加中国伊协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选送一名学员到巴基斯坦学习。审核推荐21名穆斯林青年报考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2000年五年制本科班，被录取2名。
　　这一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先后三次举办天主教界人士培训班，集中全省神父、修士、修女、爱国组织负责人及开放堂点负责人到昆明，进行形势、政策、法规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教育。共有230人次参加了培训班。通过开办培训班，在帮助神职人员和各地天主教会负责人正确领会中央精神，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增强政策法制观念、坚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信心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举办基督教人士培训班的同时，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助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举办妇女事工联络员培训班。为提高我省广大信徒群众和教职人员素质，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于2000年10月23日至11月8日在昆明举办了妇女事工第四期联络员培训班，来自全省各地的60多名妇女事工联络员参加了培训。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派人到会讲授宗教政策、法律法规课，帮助教职人员和信徒提高政策法制观念，做到学法、知法、守法，依法开展宗教活动。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还指导协助云南省佛协在鸡足山举办了一期汉地佛教重点寺院当家住持培训班，来自全省各地的30多名寺院负责人参加了培训；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与省委统战部到西藏协商选送云南省藏传佛教僧人到西藏学经，打通了云南省藏传佛教僧人到西藏“三大寺”学经的渠道，每年都可以选送5至7名年轻的藏传佛教界人士进藏学经，为云南省藏传佛教培养后备力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001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助全省性宗教团体举办了两期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研讨班，150人参加了培训；举办3期伊斯兰教禁毒培训班，180多人参加了培训；举办首次道教界人士政策法规培训班，100多人参加了培训。
　　2003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指导云南省佛协在德宏州陇川县举办首期“远离毒品”宣传培训班；指导云南省佛协举办汉传佛教寺院当家住持、财务管理人员培训班；协助云南省佛协继续选送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僧人到上海市佛协学习汉语；指导迪庆州继续选送藏传佛教年轻僧人到西藏拉萨三大寺学经；举办了全省天主教教职人员培训班，全省基督教妇女事工联络员培训班等。
　　2004年，受国家宗教事务局委托，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办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南传佛教中青年教职人员培训班”，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保山等五个州市的南传佛教僧人进行了培训；指导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举办了首期神学毕业生培训提高班，来自全省13个州市，11种民族的37名学员参加了培训；指导省天主教两会晋铎了4名神甫，选送6名学生到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西安备修院学习，进一步缓解了云南省天主教会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
　　2005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批准云南佛学院中青年僧人培训班报告、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三年制青年阿訇班报告、云南基督教神学院招收新生30名计划和云南省基督教“两会”第二期35人神学毕业生提高培训班报告；指导帮助云南省道协组织报考中国道教学院大专班，有6人被录取，云南省伊协积极为报考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云南省天主教“两会”组织信徒报考河北和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有9人被录取。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批准省佛协从2006年开始到2007年8月期间分期举办汉传佛教地区寺院中青年当家、住持培训班。2007年批准第一期全省道教宫观负责人培训班等。
　　2008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选派了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宗教界人士到国外、省外培训，并积极联系云南大学，拟选拔50位主持、方丈、牧师等有一定层次的宗教界人士到云南大学深造。2009与云南大学联合培养宗教界代表人士工作取得进展，选拔了80名政治可靠、年龄在45周岁以下、具有国民教育高中或宗教院校大专学历、身体健康，并担任各全省性宗教团体理事或委员以上职务的人员参加了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高辅班，有62人通过了全国考试，并被云南大学录取。
　　2008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组织省内重点寺院代表参加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和国家文物局三家联合举办的“全国佛教寺庙文物保护培训班”。
　　2009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选派天主教5名教友参加国宗局举办的全国中青年教友骨干培训会，指导昆明教区在陆良举办了一期堂点教友骨干培训班；指导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举办一期60名妇女事工参加的培训班。同时积极选派宗教界代表人士到国外、省外培训。
　　2009年，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开贤被国务院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建设，第三方面的工作是加强宗教院校的建设。宗教院校是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员的主要阵地，云南省宗教事务局适当增加对宗教院校的经费投入，从师资、教材、规章制度等多方面加强建设，使各宗教院校走上规范化办学的道路。
　　2001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组织云南省佛协完成了云南佛学院院本部初步设计方案论证并报云南省计委批准，保证了院本部能在这一年正式动工。云南佛学院本部建设工程进行了招标投标，建设工程已开工。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三一”圣堂的重建工程，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也积极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排除各种障碍，努力推进重建工程的前期工作。
　　到2003年，云南佛学院院本部建设按原计划逐步实施，已完成学院教学楼、图书馆主体工程，并完成院本部宿舍、教室、食堂建设招投标工作。
　　同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协助迪庆州完成云南佛学院迪庆分院的投资立项和初设工作并批准成立云南佛学院尼众部，加强对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的领导和管理，经云南省政府李汉柏副省长亲自协调，妥善解决了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欠300多万工程款的问题；还及时对神学院的院务班子进行了调整，选派了熟悉业务的干部担任神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批准招收2003级30名新生，开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加强了神学院的建章立制工作，对神学院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院领导的分工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督促和指导，使神学院基本走上了规范化办学的道路。
　　2004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加强宗教院校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云南佛学院院本部已完成教学楼、图书馆、宿舍、食堂等主体工程建设，于2004年10月开始招生，云南佛学院尼众部于2004年10月份在大理鸡足山九莲寺举行开学典礼并招生。迪庆州藏传佛教分院由省发改委安排资金400万元，已开工建设。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向国家宗教事务局上报了《关于对云南佛学院德宏分院给予立项的请示》，积极争取资金，经李汉柏副省长亲自协调，为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解决了拖欠多年的工程款300万元；协助、指导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召开了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董事会，调整充实经学院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基督教神学院的领导和管理，委派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干部到神学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并积极推进云南基督教神学院的择扯重建等工作。
　　2005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加大了对宗教院校建设的指导帮助力度，积极引导宗教院校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一批爱国爱教的骨干力量，审核批准了云南佛学院迪庆分院的教学方案和招生计划、经堂教育规范管理专项工作，力争使当前存在的无序办学问题纳入依法管理轨道；加强对云南基督教神学院的规范化管理。
　　2007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促进崇圣寺与日本缔结友好寺院工作顺利开展，南传上座部高级佛学院的立项申请及佛学院的修边工程等顺利进行。
　　2008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积极开展基督教神学院拆迁重建立项工作。
　　2009成立了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前期筹备领导小组，推进了学院的立项步伐。
　　熊胜祥在《对21世纪云南宗教工作的思考》一文中写道，宗教工作部门是代表党和政府做宗教工作的职能部门，一定要加强宗教工作部门自身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认真宣传和贯彻宗教政策，组织基层干部学习领会和掌握好宗教政策，提高政治敏锐力，围绕大局做工作，使宗教工作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
　　宗教工作部门要注重提高工作效率，坚持不懈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依法管理水平，提高新形势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建立宗教工作网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对宗教工作干部的教育培训，分期分批加强对全省宗教干部队伍的培训教育，每年举办一到二期宗教干部培训会议，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和大局意识、较高的政策水平、丰富的宗教专业知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的宗教干部队伍。
　　从2000年伊始，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机构改革工作就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认真学习文件，传达了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讲话，制定了“三定”方案，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学习动员。开展了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定岗工作。
　　经过公开报名、资格审查、演讲答辩、民主测评、综合考察、任职公示、组织决定等程序，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任命了竞争上岗的各处室正副处长（主任副主任）；同时，经过个人申报职位、处室选择、党组综合平衡等程序，局党组确定了各处室的处级非领导职务和其他人员。机关公务员的平均年龄从42岁下降到40岁，处室领导文化程度从大学本科以上占57%上到占80%。对处室人员进行了优化组合、合理配置，分流人员得到合理安排，整个工作进展顺利、健康，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交给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机构改革任务。
　　“团队像人一样，是一个生命体，应不断进步成长。”通过机构改革，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纪律、团结、精神面貌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强了服务意识，提高了办事效率，受到宗教界人士和基层宗教工作部门的好评。
　　经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申请、国家宗教事务局同意，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每年都组织省、州（市）、县（市、区）三级宗教工作部门的同志参加国家宗教事务局组织的宗教工作理论知识系统培训。并根据基层宗教工作部门的要求，举办了全省宗教干部宗教工作学习班，通过参加培训，云南省全体宗教干部学到了宗教方面的法规、政策和宗教业务知识。2008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积极申请、协调国家宗教事务局破例在北京专门为云南省集中举办了一期宗教工作干部培训班，选派了省级有关部门和16个州（市）、111个县（市、区）的部分党政分管领导以及宗教工作干部、全省性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的党员干部共计193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和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授课。这是云南省宗教工作历史上培训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培训。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每年都要推荐局机关工作人员赴基层挂职锻炼，选派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以加强同基层的血肉联系。熊胜祥说：“一个干部要对基层有感情，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
　　通过深入到县乡村、深入宗教活动场所，深入到信教公民中，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干部真正做到了了解民情，体察民情，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给宗教界人士和信教公民，加深了和基层群众的感情。信教公民非常感谢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带来了党和政府的关心，表示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要为云南省的团结、稳定、发展、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进一步加强局机关自身建设。注重局机关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建设，第一方面是抓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认真组织学习了党的各项会议精神、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和《宗教事务条例》等政策法规，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坚持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坚持用党的宗教政策统领宗教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觉运用国家法律法规处理宗教事务。
　　第二方面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成立了局党总支、局机关党支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宗教团体党支部，并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取得了新业绩。先后在各个全省性宗教团体成立了工会小组，进一步开展了工会组织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活动。成立社会评议机关作风工作领导小组，开展自评自查活动并接受了社会各界的评议。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实现“六无”并接受了省考评组考评。
　　第三方面是抓规章制度建设。财务、固定资产、车辆、出差、通讯、计算机、网络、保密和档案等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第四方面是抓保障服务体系。
　　第五方面是抓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第六方面是形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2009年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高度关心重视下，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由副厅级省政府内设机构升格为正厅级内设机构，按照“三定”方案，配合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选拔任用了3名厅级干部；在局机关公开选拔任用了6名处级干部；顺利完成了处室设置。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党风以及制度建设。进一步巩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党员队伍建设呈现新变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取得新成效。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了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创建平安单位、扶贫开发、反邪教、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五五”普法、NGO组织管理、依法行政、信访、扫黄打非、新农村等工作。规章制度更加健全完善。组织、干部、人事、人才、培训、教育、工会、政策法规、通讯、计算机网络、信息、保密、档案、统计、宣传、文秘、财务、固定资产、政府采购、工资、老干部、文印、后勤、车辆、出差等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毛泽东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单个的人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漂流的鲁滨孙一样，只有同别人在一起，才能完成许多事业。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团结、干实事、谋发展”为主题的团结干事思想教育活动。
　　通过团结干事思想教育活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机关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局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队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和团结协作的意识有明显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和领导水平有明显提高；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有明显改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领导班子干实事、谋发展的精神状态有明显进步。中共云南省委“团干办”以 “正气浓、人心顺、事业兴”高度评价了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团结干事思想教育活动取得的成绩。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全体工作人员孜孜不倦地努力下，云南省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得到有关方面的赞扬与肯定。
　　2004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干部的提拔、交流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熊胜祥被递补为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填补了云南普米族在中共云南省委还没有委员的空白；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被上级组织提拔任命党组成员、副局长1人，助理巡视员1人，通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提拔处级干部1人，任命副处长1人，推荐优秀处级干部到基层挂职副县长1人；另有多名同志被上级表彰，其中熊胜祥被推荐为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模范个人，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吉同志和助理巡视员郭滇明同志被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宗教工作先进个人。
　　2005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被国家宗教事务局评为“全国宗教工作系统‘四五’普法先进集体”、被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委员会评为“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单位”、被云南省档案局评为“省级机关档案工作年检优秀单位”、被五华区华山办事处评为“平安创建达标单位”。熊胜祥被国务院评为“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个人”，另有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机关5名同志先后被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610”办、云南省档案局等单位表彰。
　　2007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云南省宗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07年12月，人事部、国家宗教事务局首次对全国宗教工作系统进行表彰，昆明市宗教局被授予“全国宗教工作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昭通市民宗局宗教科长马敏荣被授予“全国宗教工作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同时，获得国家宗教事务局从事宗教工作20年表彰的58人，从事宗教工作30年表彰的8人。此外，各级宗教工作部门以及个人还获得了多项各级党委、政府的奖励。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被评为2006年度机关干部统计年报全优单位；政协云南省第九届委员会提案承办先进单位；打击邪教工作先进单位档案免检优秀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贡献奖。有1人获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优秀提案奖；2人被评为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先进个人；1 人被评为云南省政府系统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先进工作者；1人被评为全省党内干部统计先进工作者；1人被评为2007年度优秀档案员等。
　　2009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被国务院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每年都组织各类宗教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对外友好交往，在积极宣传中国、云南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情况，增进境内外人士对云南省宗教工作的了解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积极引导宗教界树立和谐理念，支持和引导宗教界大力弘扬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继续支持佛、道教界开展讲经交流活动，支持伊斯兰教推进“解经”工作，倡导在清真寺讲“新卧尔兹”，天主教巩固和扩大民主办教成果；支持基督教深化神学思想建设。积极引导宗教界参与社会救助、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耐心细致地做好上访人员的工作。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还加强了与有关部门的合作，进一步重视和扩大了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一是与《云南通讯》合作，在《云南通讯》上刊登了一系列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文章；二是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合作，通过广播电台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三是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共同编写了《云南宗教知识丛书》《云南宗教问题蓝皮书》等。
　　2004年，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组织编写了《云南佛教》《云南道教》《云南基督教》《云南伊斯兰教》《云南天主教》《云南原始宗教》《云南宗教情势报告2003－2004》《云南宗教情势报告2004－2005》等，并指导省基督教两会编辑出版了《云南基督教史料专辑》。
　　2007年1月15日至16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破例在昆明召开。
　　为什么说“破例”？因为这是自建国以来首次在北京以外城市召开的全国性宗教工作会议。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宗教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云南省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的鞭策。
　　这一会议在云南省的隆重召开，突出了几个亮点：一是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提议在云南召开，并表示这是对历届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宗教，云南宗教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肯定和鼓励。回良玉副总理还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二是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两次对会议作出批示、提出要求，这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极不多见。三是中央九个部委局的领导和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等出席会议，白恩培书记在会上致辞。四是此次会议确立的一些新观点，为今后做好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担负了这次盛会的会务保障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了回良玉副总理和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区与会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信教公民中少数民族信徒约占信教总人数的90%以上，各民族信教公民绝大部分居住在边境地区、内地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信教地区贫困程度深，脱贫致富的任务十分艰巨，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织，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因此，民族、宗教工作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工作。云南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多次对宗教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作出批示和指示。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多年来，云南没有发生过因宗教问题引发的重大事件，宗教工作为云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云南宗教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切实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信教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是新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二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云南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不仅经常听取宗教部门工作汇报，定期不定期研究宗教重点工作，及时有效地研究处理宗教领域的重大事项，并且在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深入做宗教界人士工作、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有认识、有研究、有办法，这已成为做好宗教工作最为重要、最为宝贵的有力保障。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宗教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抓培训、重投入、解难题，带动全省各级党政切实把加强宗教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努力为信教公民办实事、办好事，积极促进信教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做好宗教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例如为着眼社会稳定、维护信教公民利益，云南省增强了服务西北、西南伊斯兰教领域稳定的大局意识；在依法加强对朝觐事务的管理中，更加注重把服务体现在朝觐的全过程，在报名排队、包机落实、食宿保障、安全健康、降低成本等方面精心谋划，狠抓落实，最大限度地维护穆斯林群众的切身利益，使有组织朝觐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正是因为在服务大局、服务信众方面的意识增强和有效作为，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等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工作干部不仅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宗教界和信教公民普遍好评。
　　四是抵御渗透与教育引导相结合，是做好宗教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针对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加剧，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和各级宗教工作部门高度重视，从维护边疆稳定、国家利益和我国信教公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注重发挥宗教界作用，加大力度，有效遏制，以创建和谐宗教活动场所为载体，加大对信教公民国情、教情的教育和引导，增强宗教界的预防和抵御能力。
　　五是充分挖掘和弘扬宗教思想中有关社会和谐的内容，是做好宗教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发挥宗教界和信教公民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和各级宗教工作部门恪守为民之责，常怀爱民之心，多办利民之事，通过联系到人、深入谈心、排忧解难等亲情式关心和服务，引导、鼓励、调动宗教界和信教公民在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积极性。引导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抗灾救灾、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经过党和政府的长期培养和关怀，一批宗教界人士在引领信教公民、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促进宗教领域团结稳定方面，云南省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实行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按照“党政动手、各尽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做到小事不出村、不出厂矿，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的原则，从省到县逐级签订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把维护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正确处理涉及宗教问题的热点、难点问题。云南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些事件，如“沙甸事件”等，虽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多年来，宗教工作部门十分重视这些遗留的问题，协助省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州市，全面落实了沙甸等地群众生活困难补助、危房改造和医疗补助，使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进一步妥善解决。三是努力培养一支爱国爱教，具有较高宗教学识，能广泛联系信教公民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教育，努力让宗教教职人员成为带领信教公民积极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2003年和2008年，熊胜祥两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所体现出的和谐政治的光芒，是新时期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个政治和谐的社会必然以人民对权益的享有为依归，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不断提升为基础。如果忽视人民对权益的享有，忽视人民利益的不断增进，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政治和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吸纳社会一切积极的因素参政，体现了人民政协的和谐和广泛参与性。
　　人民政协委员来自不同界别的人民，在认真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同时，又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及时将自己的提案，让民众知晓、讨论修正，这种心系民众、重视民意的做法，最能广泛地体现出民众的意愿，也最能唤起民众广泛参与的热情。
　　尽管每次全国“两会”召开时间不长，只是短短的十多个日夜，但气氛十分和谐，争论非常热烈。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的政协委员们说政协，话参政，议提案，学报告。这难眠的十多个日日夜夜，大家写提案，谈提案，说热点，辩是非，围绕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熊胜祥认真履行了参政议政的职责，建言献策，撰写并提交了一份又一份提案，其中有份提案是关于宗教的，题目为《请国家重视并加大对南传佛教僧人培训力度的提案》。南传佛教是指现在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省傣族等地区的佛教。它是部派佛教中的一个派系。南传，是从其源流及地理而说，因为这个派系是由印度南传到斯里兰卡而后发展起来的。在教义上，南传佛教传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因此称为“上座部佛教”。
　　南传佛教在全国惟一分布和流传均在云南，是中国佛教三大部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年代为公元7世纪，12到13世纪得到初步发展，15世纪以后得到广泛发展；传入云南德宏地区的年代为公元13世纪，15世纪以后得到广泛发展。此外，传入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区为15世纪以后至17世纪。云南信奉南传佛教的主要是傣族，15世纪以后逐渐为与傣族毗邻而居的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及部分佤族所信仰。云南省信仰南传佛教的人口有130多万，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临沧、普洱、保山等州市。云南全省现有上座部佛教寺院1600多所，有僧侣2000余人，另有小沙弥7000余人。
　　云南南传佛教信教公民和寺院众多，但现有佛教教职人员缺少而且整体素质普遍较低，佛学知识水平不高，部分寺院不能开展正常的佛事活动，无法满足信教公民过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佛教教职人员的缺少和素质的偏低不仅影响了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还直接妨碍了佛教的正常发展，影响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成为云南省佛教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熊胜祥提议请国家帮助解决云南佛学院南传佛学院分院建设资金，并进一步加大对南传佛教僧人的培训力度，每年或每两年定期为南传佛教举办培训班，并形成工作机制。
　　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特有民族的代表，熊胜祥也提出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提案。其中有一份是《关于进一步加大散杂居区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力度的提案》。提案指出，云南是全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有7个。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解放前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解放后，采取民族直过、土地改革等多种形式统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获得了平等待遇，经济上得到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消除贫困任务依然艰巨，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拉大。
　　2002年，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制定实施了《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采取措施加快我省七个人口较少特有民族脱贫发展步伐的通知》，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几年的实践证明，中央和云南省委加大对较少民族的扶持是必要的，及时的，正确的，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
　　但熊胜祥在工作中发现，在实施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工作中，存在政策上扶持不到位的问题，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的整体脱贫和共同发展，尤以普米族的问题最为突出。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16个乡镇中均有普米族分布，人口5400人，占全县总人口不到3%。但列入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规划的仅有3个村委会，受益人口仅有1400多人，仅占全县普米族人口的26%。全县普米族人口比例占村人口总数的30%以下的5个村委会，尚未列入全省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规划中。在全国惟一的普米族自治县的兰坪县和有普米族分布的宁蒗县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2006年年末，熊胜祥对玉龙县九河乡金普村、石鼓镇仁和村和宝山乡住古村的600多户村民调查发现，贫困户有495户，五保户28户，绝对贫困人口近1500人，低收入人口有1000多人，缺乏生存条件需异地搬迁的有28户，不通电的自然村有8个，不通电话的自然村有7个，没有广播电视的自然村有9个，至今仍居于简易住房的户数有78户。兰坪县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比例居高不下，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4年。贫困问题仍然是普米族群众的最大难题。
　　总体上看，云南省普米族群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乡村公路、通电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网改造、农村饮用水工程、温饱工程、素质提高工程等，与国家发展要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各项建设仍存在投资不足，难以完成实施计划。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由于历史和居住条件的原因，尚处于民族性、整体性、素质性的贫困状态。
　　自2002年以来，云南认真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帮助全省7个人口较少特有民族脱贫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按照目前政策规定，较少民族人口比例占全村人口总数的30%以上的村委会才能得到项目扶持，对于绝大部分散杂居地区的特少民族村委会没有享受到政策的扶持。譬如玉龙县普米族聚居村委会有7个，但列入扶持发展规划的仅有3个，受益普米族人口仅占全县普米族人口的26%。普米族人口占村人口总数的20%以上的4个村委会尚未列入到全省较少民族扶持发展的规划中。由于政策与现实的差距，目前存在全县散杂居普米族人口70%以上未享受到政策扶持的现实，既造成民族内部之间新的不平衡，也影响到民族整体脱贫、共同繁荣发展的要求。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需要从政策上扩大扶持发展的覆盖面。
　　为此，熊胜祥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如下建议：建议中央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出台新的政策，扩大政策的覆盖面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的受益面，解决整体性、民族性贫困的问题。同时，扶持发展标准不应受人口比例的限制，把尚未列入较少民族扶持发展规划中的散杂居的村社，全部列入扶持发展规划中，以加快较少民族聚居区的脱贫发展步伐。
　　转眼就到了2010年，熊胜祥倏忽觉得日子过得太快，特别是他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主持工作的这十年。十年前，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人员蜗居在一个招待所的顶楼办公，而现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各项条件的改善体现着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熊胜祥已经跨入55岁，然而55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得益于熊胜祥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体育锻炼，他有时打羽毛球、乒乓球，有时去爬山。
　　熊胜祥既喜欢亲身参与体育运动，也热衷于看体育比赛。体育运动除了强身健体外，还有一个好处，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让人们相互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各类运动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参与的原因。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像他在大拉坝、丽江、迪庆一样，开展一些体育运动比赛，让大家在比赛当中增进相互了解？
　　熊胜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2010年6月23日，熊胜祥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报纸，报纸上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6月20日至22日，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主办，中共大理州委、州政府承办的“云南省首届宗教界运动会暨文艺汇演”在大理举办。
　　本次活动以“爱国爱教、团结和谐、加强交流、增进友谊”为主题，旨在通过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形式，促进各宗教、各州（市）之间加强交流、加深了解、共创和谐。
　　全省十六个州（市）及五个全省性宗教团体共21个代表团1200多名运动员、演职人员直接参与。
　　6月21日晚，文艺汇演晚会在苍山饭店礼堂举行。晚会在大理州民族歌舞剧院表演的舞蹈《妙香佛国》中拉开帷幕。优雅的佛乐，优美的舞姿把观众带进妙香佛国大理；舞蹈《嘎诺嘎朵》展现了孔雀之乡的迷人魅力；用三种语言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让观众感受到来自怒江峡谷的原生态天籁之音；《平沙落雁•八卦掌》则让观众在聆听雅乐的同时，观赏道家刚柔相济的武术；晚会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满民族特色和宗教文化的节目让观众耳目一新。
　　晚会上，对文艺汇演优秀组织单位和获奖节目进行颁奖，省伊斯兰教协会、省基督教“两会”获得“优秀组织奖”；省佛教协会选送的舞蹈《嘎诺嘎朵》、省道教协会选送的武术表演《太极武当》、省伊斯兰教协会选送的舞蹈《生命的赞歌》、省基督教“两会”选送的合唱《友谊地久天长》、省天主教“两会”选送的舞蹈《快乐的阿细》获得“优秀表演奖”。与会领导向获奖单位颁发了奖杯。
　　为期四天的比赛，参赛队员秉承“爱国爱教、团结和谐、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的主题，坚持“竞技性、群众性、趣味性、艺术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各方努力，整个活动圆满成功。在体育竞赛中，五个全省性宗教团体、十六个州市代表团的900多名体育爱好者，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100米、800米、4X100米接力、跳远、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象棋、跳绳、拔河等项目比赛中。
　　通过四天激烈的竞赛，本届宗教界运动会暨文艺汇演共决出了十二个个人项目、四个团体项目的名次。
　　本届宗教界运动会暨文艺汇演既是对云南宗教界精神风貌的一次展示，又是促进各宗教和谐共荣、团结进步的一次盛会，也是云南宗教工作的一次创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保健，省政协副主席马开贤，省宗教事务局局长熊胜祥，大理州委书记刘明、州委副书记州长何金平等有关领导出席了本届运动会暨文艺汇演开幕式，并为文艺比赛获奖代表团颁奖。
　　中央和省级13家新闻媒体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大理州电视台对文艺汇演进行了全程录播。本届宗教界运动会暨文艺汇演的成功举办，有效地促进了当前全省“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宗教工作的创新与发展。通过体育、文艺这一载体和平台，全省宗教团体和各州(市)的代表们欢聚一堂，相互交流，展示了才华，增进了友谊，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必将对今后全省各宗教团结和谐、携手并进、健康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春节，熊胜祥没有回宁蒗。妻子胡忠芝早就备下了过节的年货，除夕这天从下午就开始忙碌起来。胡忠芝是医院的医生，相对来说她的工作不像熊胜祥那样繁重。这些年来熊胜祥一直忙于工作，几乎顾不上家，家里差不多是胡忠芝一人支撑。好在儿女已经长大，儿子熊晨从云南师范大学与泰国合办的东方大学毕业后，又去美国学习了一年。女儿熊霞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兄妹俩很小的时候，熊胜祥就培养他们一个学二胡，一个学古筝，熊晨还喜爱文学、书法、民乐和栽花，对历史也颇喜欢研究，特别对于普米族的历史，更是沉溺其中。熊霞向来是个好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学习成绩都很好。即便如此，熊胜祥仍不忘时时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给他们讲包容，讲“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希望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稳健地走好每一步。
　　此时胡忠芝正在准备年夜饭，熊胜祥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休息，暂时也没客人来，也没有电话，一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要是在宁蒗，过年可就热闹了。普米话里面，大过年叫“吾昔”。吾是年的意思，昔是新的意思。普米族的吾昔节一般在农历腊月初六、初七、初八。以初六为岁末，初七为岁首。人们节前要忙着作各种准备：砍柴、磨面、酿醅、杀猪、浆洗被褥、沐浴、择吉日打扫室内外卫生、修整火塘，使之焕然一新。除夕这天，家家都要砍来松树枝，在门前和神台及房顶插青松、挂经幡，宗巴拉上供新开的猪膘及其他祭品。
　　除夕这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饭，吃过饭，还不能睡觉，必须“守岁”，一直要守到鸡叫头遍。这个时候，村村寨寨都放响铜炮，吹海螺，各家老人开始祭房头，并用糯米粑粑、猪肉、香茶、清酒、水果等供品祭锅庄，另外再派人到深山密林中祭龙潭，祝愿平安吉祥、五谷丰登。而年轻人就要争先恐后跑至溪边背水。传说这天的晨水最为洁净，以最先取得者为吉祥。舀水的人还要是一男一女，象征着公羊母羊兴旺成群。
　　节日期间，同一宗族的人要集体上山放牧、聚餐。青年人会在一起打靶、捉飞鸟、赛马、摔跤、打秋千，以度过一个隆重喜庆的节日。
　　熊胜祥随意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翻开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说文•羊部》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这里的“羌”属于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这些游牧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习俗，惟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羌人的历史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那时，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国语•晋语》中记载：“昔少典娶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姜、羌是一个字的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也常常互用。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族，就是今汉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西行或南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其他民族的先民，如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
　　一个民族，从大西北到大西南，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不断迁徙，历时千年，然而民族的特色却能保持至今，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现今生活在云南云岭山区的普米族可以说是中国迁徙最远的民族之一。
　　这本书是熊晨买的，熊晨最近在研究普米族的起源，他还说普米族有可能是党项族的后裔，熊胜祥觉得这个推断倒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
　　熊胜祥独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暮色不知不觉已悄然降临，似有青烟在空气中飘散。稍远的房子和树木已经看不分明，像是退到较远的地方。他一时忘记身在何处。
　　有时他觉得自己是在大拉坝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仿佛听到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在大山里回荡；有时他觉得是在白羊村后的山上放羊，太阳正升得老高，晒着头顶，而四周一片岑寂，除了羊羔偶尔的咩叫声外，听得到微风吹过的声音，宛如一首乐曲，这乐曲由远及近，由近至远，似在山间缭绕，又好像穿行于树林的枝叶间；有时他又觉得是领着弟弟在晒场上捡拾谷粒，那时候弟弟才刚会走路，正呀呀学语。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正行走在大山深处的森林里，阳光透过树缝照射下来，在林中草地上留下斑驳的树影，那树影有时像一头牛，有时又像一匹马……眼前闪过的一幕幕，他不知它们是来自于自己的记忆，还是来自于对整个民族的记忆？
　　熊胜祥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想起艾青有一句传世之语：“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这片他曾经抛洒过热血和汗水的土地，记录了他永远难忘的青春岁月和沸腾的激情……
　　远处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空气里似乎弥漫起一味火药味，熊胜祥又回想起在老家宁蒗过年的情景，突然间，眼见一朵烟花在夜色里绽开，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彩，紧接着又是一朵……但很快便消失在浩渺的夜空中。像彩虹般美丽。熊胜祥在想，也许人生就是如彩虹般美丽和短暂吧。
　　“爸爸！”
　　熊胜祥听到女儿在叫自己，便从书房里出来。熊霞和熊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妻子已经做好饭就等他一个人。
　　熊胜祥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怎么不早叫我？”
　　“好美的烟花呀！”熊霞说着走到窗前朝窗外张望。
　　一家人跟着她聚拢窗前，只见一朵朵烟花将整个天空都照亮，而在天边，一颗流星正将夜空划破。
　　熊胜祥想到，人们赞美流星，是因为它燃烧着走过生命的所有路程。他突然想起前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保尔说过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这句熊胜祥青年时期最喜爱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仍叫人心潮澎湃。当年，这句话曾激励无数青年奋发进取，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如今，这句话仍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仍旧是熊胜祥忠诚于党的事业，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甘愿付出一切，即使将整个生命燃烧殆尽也在所不惜的真实心情写照。正如屈原所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凭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多年来，熊胜祥把许多事情都做得出类拔萃。这种卓越的精神信念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到青年、从青年走到中年，伴随着他穿过了人生的迷雾，越过了岁月的风雨，如今这种精神品格沉淀下来，成了一笔值得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星星撒到的地方，到处一片明亮；云彩铺到的地方，到处一片锦绣；共产党的阳光照到的地方，到处一片兴旺。” 从游牧部落到频繁迁徙， 730多年前就在滇西北高原千山万壑中定居下来的普米族，不仅有着一定要生存、一定要发展的勇气与信念，而且有着一股不甘落后于各兄弟民族的拼搏毅力和进取精神。而当共产党的阳光一下子照进了普米人的心窝，民族的平等、民族的团结和民族的和睦，促使普米族民众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就像普米族同胞的代表性人物熊胜祥一样，他的好学上进和善于团结兄弟民族干部早已成为普米族人的楷模。这位从小在宁蒗沪沽湖边长大的普米族青年，从做基层教育、基层文化工作到县、地区文化局领导，又从地区纪委副书记到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的主任，再到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直至今日的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的党组书记、局长，中共云南省委委员，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熊胜祥一步一个脚印勇攀高峰并终于抵达峰巅。这跟熊胜祥的为人随和，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和遇事沉着冷静，勤于深入基层访贫问苦，深受云南各族干部群众的认可和赞许是密不可分的；还跟熊胜祥他们这个民族固有的团结向上、乐观豁达、正直善良、是非分明、敬老爱幼、以礼待人、不卑不亢、自强不息的优秀民族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的；更跟以熊胜祥为代表的普米族人的善于应变、敢于开拓、吃苦耐劳、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越来越被各兄弟民族的充分肯定密不可分。
　　黎明在启明星的光茫中悄然到来，初春的夜风飒飒吹进窗口，不知何时鸟儿已在晨曦中快乐地歌唱，打破了周遭的宁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一轮红日正从天际喷薄欲出，站在窗口沐浴着漫天霞光的熊胜祥，开始了对党的事业、对宗教工作的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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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胜祥简历
　　熊胜祥，男，普米族，中共党员。1955年11月16日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云南省宁蒗县人。
　　1963年9月至1966年8月在宁蒗县毛家乡读小学；
　　1966年9月至1969年8月在宁蒗县新营盘读完小；
　　1969年9月至1971年8月在宁蒗县新营盘读初中；
　　1971年9月至1973年8月在丽江师范学校读中师；
　　1973年8月至1979年8月在宁蒗县大拉坝公社工作，先后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副校长、公社团委副书记；
　　1979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北京“五一”劳动节观礼，同时参加了云南省组织的“英模报告团”(由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功臣、英雄烈士父母和劳模组成的报告团)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巡回报告；
　　1979年8月至1982年4月在宁蒗县团委工作，任办公室主任；
　　1982年4月至1984年4月在宁蒗县教育局工作，先后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
　　1984年4月至1986年5月任宁蒗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1986年5月至1987年8月任宁蒗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85年8月至1987年8月在云南省委党校政治理论大专班读书)；
　　1987年8月至1989年3月任丽江地区文化局副局长；
　　1989年3月至1992年5月任丽江地区纪委副书记；
　　1992年5月至1996年7月在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先后任办公厅主任助理、干部室副主任、纪检监察四室主任(1995年4月至1O月抽调在云南省第六次党代会换届办组织组工作)；
　　1996年7月至2000年5月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任州委副书记(1997年7月至1999年6月在云南大学政治学研究生班读研)；
　　2000年5月至今任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3月至7月在中央党校进修二班第36期学习，2001年9月考取中央党校导师制研究生哲学专业)；
　　2000年6月被选为云南省宗教学会副会长；
　　2001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委第七次党代会上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20O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民宗委委员；
　　2004年3月被选为云南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2004年8月被聘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兼职教授；
　　2004年12月递补为中共云南省委委员；
　　2005年5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2006年11月在中共云南省委第八次党代会上再次被选为省委委员。
　　爱好及特长：
　　由于熊胜祥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对民族文化有相当酷爱和研究。曾主持编撰并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普米族故事集成》和《普米族歌谣集成》两本书共76万字，获云南省故事歌谣集成优秀奖；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地州级报刊发表论文26篇，其中四篇论文获奖。
　　1、1998年撰写的《民族文化断想》一文被云南省文化厅评为优秀论文；
　　2、199O年撰写的《论少数民族超生对策》一文获云南省《纪检监察》刊物优秀论文奖；
　　3、1998年撰写的《加大扶贫力度，建成全国最好藏区》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收入云南省纪念真理标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理论研讨论文集中；
　　4、1999年撰写的《弘扬民族文化、建设迪庆香格里拉文化区域》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收入西北文化丛书中，出席了颁奖大会，并指定在大会上交流发言；
　　5、在各级各类报刊上还发表了16篇文章，其中1998年撰写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迪庆经济发展》一文获《云南日报》二等奖；
　　6、主编了10万字的《云南宗教蓝皮书》；
　　7、与云南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杨学政共同主编了60万字的《宗教宗教知识丛书》，并被评为2OO5年度云南省政府社科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