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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汉诺威，干燥阴冷的空气中响彻电车的铃铛声，催促我走向地图上的“红线”。这是一条画在地上的环线，从中心火车站出发，鲜明地把游客引向汉诺威36个著名景点。
我沿着它，去找寻一个雕塑和一座建筑。
我想去看看尼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 Phalle）创造的“女人”Nanas，（一般音译为娜娜）。圣法尔是法国人一个女人，她的艺术生涯颇具传奇性：在疯癫的状态中由一位职业模特转变成了新现实主义团体中的艺术家。而促使她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安东尼奥高迪的雕塑花园—古埃尔公园。那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出生，她到马德里和巴萨罗那旅行，受到高迪斑斓的世界观的影响，决定要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雕像花园。
“娜娜”最早是圣法尔用化纤布料和塑料植物等材料制造的系列软雕塑，是“体态臃肿、形象丑陋，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而后，她的心灵豁然开朗，作品也变得优美起来。有人说，她的快乐美学始于她与同样是“新现实主义”艺术家坦戈利(Jean Tinguely)的结合。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旁边，有她与坦戈利合作的装置作品：《斯特拉文斯基喷泉》。前年初到巴黎的一天，我们在地铁里遇到两个台湾人，我给其中一个扛着沉重摄影器材的男生让了座。几天后，我们竟然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又遇上了。这次有趣的二度偶遇就发生在斯特拉文斯基喷泉前。斯特拉文斯基（lgor Feodro-ovich Stravinsky）是美籍俄罗斯作曲家，在他创作的芭蕾舞曲《火鸟》的影响下，生铁、机轮组件、马达等元素被激发成男人的形象，与鲜艳的人偶一起演出了二十世纪最经久不息的舞台童话。
其实我很难欣赏新现实主义的某些作品，尤其是以现成品集成的方式：熟石膏、纤维布料、废弃物如纽扣、铁钉、塑料植物、社会流行符号等等。我可以理解这些工业化时期极端理性化的基本元素，但我无法从它们的集合里读出美来。也或许这就是这种揭露想要达到的效果—当生抽活剥出工业社会的逻辑，没有人不觉得反胃。
莱纳河水静静流淌，一个女人欣赏着另一个女人创造的“女人”。在我眼前，是三个色彩艳丽的人形雕塑，在她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早期“娜娜”作品里那种绝望的死亡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柔美、活泼的印象。
新市政厅离“娜娜”不远，我一转身，高达100米的大穹顶在晨曦中向我招手。据说通向圆顶的升降梯是欧洲唯一一座倾斜上升的电梯，它以17度的角度攀爬约50米直达圆顶画廊的观景平台。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新市政厅在马施湖（Maschteich）上的倒影，它加倍了建筑的壮观。清晨的阳光角度十分温柔，我沿着湖畔的小路走了一圈，靴子上沾满了潮湿的泥土。水鸟和野鸭都不愿意等待我的镜头，枯枝的倒影荡漾在空阔的湖面上，使得这一份静谧也有几分张牙舞爪。
紧挨着新市政厅的Nord L B银行办公楼，配合了这种乖张。它由Behnisch, Behnisch & Partner事务所设计，由多个大小不等的长方体楼块交错地堆叠在一起，大量的挑梁悬空由每层底部粗细不一的柱子支撑起来—尽管如此，也丝毫没能纾解我看到它时紧张的情绪。
我返回旅游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EXPO 2000的场馆有好多已经不开放了。我临时想去离汉诺威一个小时车程的沃尔夫斯堡汽车城，那里有Zara Hadid设计的Phaeno科技馆。但车站问讯处的人又告诉我，如果你既想去沃尔夫斯堡、又想去不莱梅，最后还要赶到汉堡，那最好的办法是你总是以汉诺威为起点。太不经济了，我只好放弃沃尔夫斯堡。
去不莱梅吧。不莱梅这个名字，光是念着，就已经觉得有音符在跳动了。
不莱梅旅游中心的人告诉我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步行到老城中心，不远。于是我决定，让我的背包和我一起结伴游览不莱梅，就像格林童话里的驴子、狗、猫和公鸡一样，结伴追求自由生活。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这几个动物都变得很老，主人认为他们没有用处了，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进屠宰场。于是驴子提议：我们有高亢的声音，不如大家到不莱梅去做城市里的音乐家吧。于是他们结伴而行，不料在途中遇到了一屋子强盗，他们合力大喊，把强盗们赶跑了，从此在那栋屋子里快乐的生活下去。其实这四个动物最终没有到达不莱梅，但不莱梅人却骄傲地认为不莱梅就是这个童话发生的场所。1953年，不莱梅市在市政厅前竖起了四个动物的金属雕塑：驴子驮起了狗、狗驮起了猫、公鸡则站在顶端。这四个垂垂老矣的动物，团结一致，完成了打击强盗的艰巨任务。
穿过市集广场，圣诞节的气氛已经慢慢在酝酿，红与绿在这里绝对不是丑陋的搭配，而是生气与生机的绝妙组合，可以让人短暂地忽略北德阴郁的天气。我前后左右拍了几张照片，突然发现迷失在不莱梅交错的窄巷中。我定定地看了地图半天，还是没弄明白置身何处，而沉重的包袱明明白白地压住我的脊梁，让每一个方向的试探都成为负担，终于困在原地。突然，有人凑上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说，我准备去施诺尔小区，可是路牌并不清楚，我有些糊涂了。那人接过地图，立马指出了我在地图上的位置。我谢过他，发现他竟然也很欢快。这种欢快感染了我，也感染了老天爷，天空突然放晴了。
施诺尔小区是不莱梅最古老的城区，建于十五、十六世纪的玲珑小屋密密麻麻地凑在一起，今天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多是餐馆和经营手工艺品的商店。这里是德国古老城镇格局的最佳范本，街道最宽处也不到5米，狭窄的地方仅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小屋多是两层楼，顶着三角形的阁楼，砖墙上浅浅地刷了一层彩漆，与窗台上悬置的花盆相映成趣，一切都是朴素自然的风貌。只要整洁，青苔和砖块夹缝中的杂草便生不出破败的样子。玻璃窗一层不染，将手工艺品的精致准确地传递出来，即便是粗糙的山寨产品也在这一层光洁背后变得圆滑。
我这个“叠罗汉”造型并没有帮助我走向“自由”。我背着15公斤的背包在不莱梅转了两个小时，卸下包袱休息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地球都轻飘飘的了。直到我上了去汉堡的火车，我还觉得心不在心的位置，而是扭成一团，堵在那些我可以出气的地方。
汉堡中央车站是德国最繁忙的火车站，在欧洲仅次于巴黎北站。它的建筑语言也类似于巴黎北站（建于1860年代）：新古典主义站屋集售票厅、候车、餐饮及行李转运等现代功能于两层空间。紧接站屋的车站为“U”形，月台在钢结构、玻璃拱顶的保护之下，形成一种安全、通透、大气的格局。美中不足的是，这一设计限制了日后扩充轨道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看到的汉堡中央车站只有八个月台，而巴黎北站的长途火车驶入车站后只能调转车头开出去。反观落成于2006年的柏林新中央火车站，有效地区分了长途火车、市郊火车和地铁线路，既保留了已有轨道在城市空间中的走向，也为多个不同方向的列车预留了空间。
从杜塞尔多夫到汉诺威到不莱梅到汉堡，德国各大城市的中央车站基本格式如此相似，已经帮助我培养出一种认知：地下一层或地上一层有一条狭长的商业通道，贯穿起多个平行的月台。我试图把这一格局想象成两个向量：纵向代表了它的社会属性，横向代表了它的经济属性。前者即交通、运输、工作；后者即娱乐、休息、交流。由一座车站引申开来，城市也是按照它自身的属性进行设计的，多数时候，所谓设计规划也需要顺应其自发性。现代城市初具雏形的诱因之一在于人口的激增，以往城市中相对单一的宗教、政治功能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工业革命后诸多新兴的社会功能，比如工作、交通、教育、医疗、购物等等。自19世纪以来，各种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不断被提出、丰富并付诸实践。在此之前，城市的发育看上去好像是无序的，体现在街景水平线不连贯、公共设施缺乏、相邻建筑高度不一、风格各异。尽管如此，当我们仔细分析它们的行政中心、居民区、商业区、娱乐场所、公共资源配给区的兴起和成熟，依然能从诸多特质中提炼出当时城市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也可以说，对这些城市稍加解析，便能够发现当时人们的社会制度、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还能约莫读出他们的性格。
我与T小姐相约在汉堡的酒店碰头。从汉堡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还不到六点，天已经黑得深沉了。我们的酒店在火车站出来的红灯区里，在Booking网上的风评不太好，这些纯洁的欧洲人无法忍受灯红酒绿的一晚下榻，他们的评语多是这个酒店环境很“脏”。而最滑稽的是，荷兰、比利时、德国的声色场所都集中在火车站周边，他们打出桃红色的招牌，让那些过客沉湎于无边的暧昧中。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要见识一下汉堡的声色犬马，却只看到几个在寒风中缩成一团的疑似皮条客。酒店就在车站正对面的轴线上，刚到酒店，我就被告知换到另一家酒店——离火车站更近，房间也更好。这种事情偶尔会发生，多数时候都是“免费升舱”的好消息。我正准备联系T小姐，T小姐到了。
T小姐也经历了曲折的一天，她从阿姆斯特丹换了两趟车才赶到汉堡，我们交换了这一天的种种辗转，又兴致勃勃地决定去汉堡港看看。
汉堡是大城市，站在伦巴第大桥上远眺埃尔斯特内湖，湖畔的倒影整齐划一，同是水城印象，汉堡之于威尼斯，正如德国人的大气兼有刻板之于意大利人的奔放略带世故。沿着Dovenfleet大街向港口走去，六车道、八车道—完全看不到施诺尔小区的小心翼翼，与之相应的是钢铁森林的冷冰冰。
现代建筑中最重要的突破，除了标准钢铁制件，就是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而世界上最早取消石料作为建筑基本材料，而代之以钢铁承力结构的建筑师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尽管创造钢铁承力结构思想的是威廉詹尼提出的，但他对如何把现代结构与装饰结合起来感到束手无策，是沙利文设计协调了结构和装饰的问题，第一个建成了现代摩天大楼。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沙利文对现代建筑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明确了现代高层建筑的“三段式”立面布局：下部两层是商店门面；中间采用纵向线条分割出办公空间，纵向线条部分可以容纳装饰细节；顶部采用横向线条与中层的办公空间分开，作为建筑的维护、配电部分。这种两条横线夹着中间大面积的纵向线条的布局方法，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高层商业楼宇的基本格式。正当沙利文意气风发，却在1893年举办的哥伦比亚世博会上遭遇了华而不实的巴洛克风格的卷土重来，违背了他“完全抑制装饰，集中精力于创造优美而裸露的造型”的倡导。而今天，当我们走在汉堡的街上，就像走在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街上，满目皆是独立的钢。
沙利文提出“形式随功能而定”（Form Follows Function），这个“功能”包括了与环境的关系，是涵盖文明在内的大环境，它实际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当这个世界社会分工日益明确，需求又趋于一致的时候，建筑的分门别类也逐渐同质化，就好像到达了生物进化的某个平台期，和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一样，它引起了当下广泛的不适，敏锐的革新者在审美上不再对它趋之若鹜，而开始呼唤新的风格。
我扛着三脚架，在仓库老城（Speicherstadt）对面的空地上，想捕捉这些方格子在夜幕下的闪耀。我们边走边玩，不亦乐乎。每当我们在钢铁森林里行差踏错的时候，T小姐的GPS就及时发挥作用，把我们从歪路上拉回来。正如T小姐所说，刚刚从阿姆斯特丹、汉诺威、不莱梅过来的我们，一时间不能适应汉堡的“大尺度”。
我们不能适应的，还有傍晚汉堡港的人烟罕至，除了一个，找我们要烟的人。据说北极熊的嗅觉可达十公里之外，准确地判断出潜在的猎物或者配偶。T小姐抽点女士烟，身上淡淡的烟味引来了这个神经兮兮的人，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紧紧的跟在我们身后，问了一句：你们有烟么？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清楚，而T小姐当时没带烟。我们一边说着抱歉，一边缓缓地转身离开，他还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前面是汉堡港深邃的墨色，昏暗的路灯把前路照得并不明朗，没有人。我拉了T小姐一把，慌忙穿过马路，好避开这个古怪的人。我隔着一条马路观察他，他将单薄的衣领立起，就那么机械地往前走着。
我们更不适应的，是遍寻不着的洗手间。德国、比利时、荷兰，在公厕这个问题上也玩起了资本主义的供需把戏，你需要投资才能享用这个公共资源。但更多的时候，公厕如此罕见，因此排泄这项最基本的人权只好在你精确地控制下实现。
我们在水泥森林里走得太疲惫，是时候休息一下了。
我沿着它，去找寻一个雕塑和一座建筑。
我想去看看尼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 Phalle）创造的“女人”Nanas，（一般音译为娜娜）。圣法尔是法国人一个女人，她的艺术生涯颇具传奇性：在疯癫的状态中由一位职业模特转变成了新现实主义团体中的艺术家。而促使她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安东尼奥高迪的雕塑花园—古埃尔公园。那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出生，她到马德里和巴萨罗那旅行，受到高迪斑斓的世界观的影响，决定要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雕像花园。
“娜娜”最早是圣法尔用化纤布料和塑料植物等材料制造的系列软雕塑，是“体态臃肿、形象丑陋，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而后，她的心灵豁然开朗，作品也变得优美起来。有人说，她的快乐美学始于她与同样是“新现实主义”艺术家坦戈利(Jean Tinguely)的结合。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旁边，有她与坦戈利合作的装置作品：《斯特拉文斯基喷泉》。前年初到巴黎的一天，我们在地铁里遇到两个台湾人，我给其中一个扛着沉重摄影器材的男生让了座。几天后，我们竟然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又遇上了。这次有趣的二度偶遇就发生在斯特拉文斯基喷泉前。斯特拉文斯基（lgor Feodro-ovich Stravinsky）是美籍俄罗斯作曲家，在他创作的芭蕾舞曲《火鸟》的影响下，生铁、机轮组件、马达等元素被激发成男人的形象，与鲜艳的人偶一起演出了二十世纪最经久不息的舞台童话。
其实我很难欣赏新现实主义的某些作品，尤其是以现成品集成的方式：熟石膏、纤维布料、废弃物如纽扣、铁钉、塑料植物、社会流行符号等等。我可以理解这些工业化时期极端理性化的基本元素，但我无法从它们的集合里读出美来。也或许这就是这种揭露想要达到的效果—当生抽活剥出工业社会的逻辑，没有人不觉得反胃。
莱纳河水静静流淌，一个女人欣赏着另一个女人创造的“女人”。在我眼前，是三个色彩艳丽的人形雕塑，在她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早期“娜娜”作品里那种绝望的死亡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柔美、活泼的印象。
新市政厅离“娜娜”不远，我一转身，高达100米的大穹顶在晨曦中向我招手。据说通向圆顶的升降梯是欧洲唯一一座倾斜上升的电梯，它以17度的角度攀爬约50米直达圆顶画廊的观景平台。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新市政厅在马施湖（Maschteich）上的倒影，它加倍了建筑的壮观。清晨的阳光角度十分温柔，我沿着湖畔的小路走了一圈，靴子上沾满了潮湿的泥土。水鸟和野鸭都不愿意等待我的镜头，枯枝的倒影荡漾在空阔的湖面上，使得这一份静谧也有几分张牙舞爪。
紧挨着新市政厅的Nord L B银行办公楼，配合了这种乖张。它由Behnisch, Behnisch & Partner事务所设计，由多个大小不等的长方体楼块交错地堆叠在一起，大量的挑梁悬空由每层底部粗细不一的柱子支撑起来—尽管如此，也丝毫没能纾解我看到它时紧张的情绪。
我返回旅游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EXPO 2000的场馆有好多已经不开放了。我临时想去离汉诺威一个小时车程的沃尔夫斯堡汽车城，那里有Zara Hadid设计的Phaeno科技馆。但车站问讯处的人又告诉我，如果你既想去沃尔夫斯堡、又想去不莱梅，最后还要赶到汉堡，那最好的办法是你总是以汉诺威为起点。太不经济了，我只好放弃沃尔夫斯堡。
去不莱梅吧。不莱梅这个名字，光是念着，就已经觉得有音符在跳动了。
不莱梅旅游中心的人告诉我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步行到老城中心，不远。于是我决定，让我的背包和我一起结伴游览不莱梅，就像格林童话里的驴子、狗、猫和公鸡一样，结伴追求自由生活。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这几个动物都变得很老，主人认为他们没有用处了，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进屠宰场。于是驴子提议：我们有高亢的声音，不如大家到不莱梅去做城市里的音乐家吧。于是他们结伴而行，不料在途中遇到了一屋子强盗，他们合力大喊，把强盗们赶跑了，从此在那栋屋子里快乐的生活下去。其实这四个动物最终没有到达不莱梅，但不莱梅人却骄傲地认为不莱梅就是这个童话发生的场所。1953年，不莱梅市在市政厅前竖起了四个动物的金属雕塑：驴子驮起了狗、狗驮起了猫、公鸡则站在顶端。这四个垂垂老矣的动物，团结一致，完成了打击强盗的艰巨任务。
穿过市集广场，圣诞节的气氛已经慢慢在酝酿，红与绿在这里绝对不是丑陋的搭配，而是生气与生机的绝妙组合，可以让人短暂地忽略北德阴郁的天气。我前后左右拍了几张照片，突然发现迷失在不莱梅交错的窄巷中。我定定地看了地图半天，还是没弄明白置身何处，而沉重的包袱明明白白地压住我的脊梁，让每一个方向的试探都成为负担，终于困在原地。突然，有人凑上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说，我准备去施诺尔小区，可是路牌并不清楚，我有些糊涂了。那人接过地图，立马指出了我在地图上的位置。我谢过他，发现他竟然也很欢快。这种欢快感染了我，也感染了老天爷，天空突然放晴了。
施诺尔小区是不莱梅最古老的城区，建于十五、十六世纪的玲珑小屋密密麻麻地凑在一起，今天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多是餐馆和经营手工艺品的商店。这里是德国古老城镇格局的最佳范本，街道最宽处也不到5米，狭窄的地方仅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小屋多是两层楼，顶着三角形的阁楼，砖墙上浅浅地刷了一层彩漆，与窗台上悬置的花盆相映成趣，一切都是朴素自然的风貌。只要整洁，青苔和砖块夹缝中的杂草便生不出破败的样子。玻璃窗一层不染，将手工艺品的精致准确地传递出来，即便是粗糙的山寨产品也在这一层光洁背后变得圆滑。
我这个“叠罗汉”造型并没有帮助我走向“自由”。我背着15公斤的背包在不莱梅转了两个小时，卸下包袱休息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地球都轻飘飘的了。直到我上了去汉堡的火车，我还觉得心不在心的位置，而是扭成一团，堵在那些我可以出气的地方。
汉堡中央车站是德国最繁忙的火车站，在欧洲仅次于巴黎北站。它的建筑语言也类似于巴黎北站（建于1860年代）：新古典主义站屋集售票厅、候车、餐饮及行李转运等现代功能于两层空间。紧接站屋的车站为“U”形，月台在钢结构、玻璃拱顶的保护之下，形成一种安全、通透、大气的格局。美中不足的是，这一设计限制了日后扩充轨道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看到的汉堡中央车站只有八个月台，而巴黎北站的长途火车驶入车站后只能调转车头开出去。反观落成于2006年的柏林新中央火车站，有效地区分了长途火车、市郊火车和地铁线路，既保留了已有轨道在城市空间中的走向，也为多个不同方向的列车预留了空间。
从杜塞尔多夫到汉诺威到不莱梅到汉堡，德国各大城市的中央车站基本格式如此相似，已经帮助我培养出一种认知：地下一层或地上一层有一条狭长的商业通道，贯穿起多个平行的月台。我试图把这一格局想象成两个向量：纵向代表了它的社会属性，横向代表了它的经济属性。前者即交通、运输、工作；后者即娱乐、休息、交流。由一座车站引申开来，城市也是按照它自身的属性进行设计的，多数时候，所谓设计规划也需要顺应其自发性。现代城市初具雏形的诱因之一在于人口的激增，以往城市中相对单一的宗教、政治功能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工业革命后诸多新兴的社会功能，比如工作、交通、教育、医疗、购物等等。自19世纪以来，各种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不断被提出、丰富并付诸实践。在此之前，城市的发育看上去好像是无序的，体现在街景水平线不连贯、公共设施缺乏、相邻建筑高度不一、风格各异。尽管如此，当我们仔细分析它们的行政中心、居民区、商业区、娱乐场所、公共资源配给区的兴起和成熟，依然能从诸多特质中提炼出当时城市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也可以说，对这些城市稍加解析，便能够发现当时人们的社会制度、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还能约莫读出他们的性格。
我与T小姐相约在汉堡的酒店碰头。从汉堡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还不到六点，天已经黑得深沉了。我们的酒店在火车站出来的红灯区里，在Booking网上的风评不太好，这些纯洁的欧洲人无法忍受灯红酒绿的一晚下榻，他们的评语多是这个酒店环境很“脏”。而最滑稽的是，荷兰、比利时、德国的声色场所都集中在火车站周边，他们打出桃红色的招牌，让那些过客沉湎于无边的暧昧中。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要见识一下汉堡的声色犬马，却只看到几个在寒风中缩成一团的疑似皮条客。酒店就在车站正对面的轴线上，刚到酒店，我就被告知换到另一家酒店——离火车站更近，房间也更好。这种事情偶尔会发生，多数时候都是“免费升舱”的好消息。我正准备联系T小姐，T小姐到了。
T小姐也经历了曲折的一天，她从阿姆斯特丹换了两趟车才赶到汉堡，我们交换了这一天的种种辗转，又兴致勃勃地决定去汉堡港看看。
汉堡是大城市，站在伦巴第大桥上远眺埃尔斯特内湖，湖畔的倒影整齐划一，同是水城印象，汉堡之于威尼斯，正如德国人的大气兼有刻板之于意大利人的奔放略带世故。沿着Dovenfleet大街向港口走去，六车道、八车道—完全看不到施诺尔小区的小心翼翼，与之相应的是钢铁森林的冷冰冰。
现代建筑中最重要的突破，除了标准钢铁制件，就是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而世界上最早取消石料作为建筑基本材料，而代之以钢铁承力结构的建筑师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尽管创造钢铁承力结构思想的是威廉詹尼提出的，但他对如何把现代结构与装饰结合起来感到束手无策，是沙利文设计协调了结构和装饰的问题，第一个建成了现代摩天大楼。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沙利文对现代建筑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明确了现代高层建筑的“三段式”立面布局：下部两层是商店门面；中间采用纵向线条分割出办公空间，纵向线条部分可以容纳装饰细节；顶部采用横向线条与中层的办公空间分开，作为建筑的维护、配电部分。这种两条横线夹着中间大面积的纵向线条的布局方法，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高层商业楼宇的基本格式。正当沙利文意气风发，却在1893年举办的哥伦比亚世博会上遭遇了华而不实的巴洛克风格的卷土重来，违背了他“完全抑制装饰，集中精力于创造优美而裸露的造型”的倡导。而今天，当我们走在汉堡的街上，就像走在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街上，满目皆是独立的钢。
沙利文提出“形式随功能而定”（Form Follows Function），这个“功能”包括了与环境的关系，是涵盖文明在内的大环境，它实际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当这个世界社会分工日益明确，需求又趋于一致的时候，建筑的分门别类也逐渐同质化，就好像到达了生物进化的某个平台期，和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一样，它引起了当下广泛的不适，敏锐的革新者在审美上不再对它趋之若鹜，而开始呼唤新的风格。
我扛着三脚架，在仓库老城（Speicherstadt）对面的空地上，想捕捉这些方格子在夜幕下的闪耀。我们边走边玩，不亦乐乎。每当我们在钢铁森林里行差踏错的时候，T小姐的GPS就及时发挥作用，把我们从歪路上拉回来。正如T小姐所说，刚刚从阿姆斯特丹、汉诺威、不莱梅过来的我们，一时间不能适应汉堡的“大尺度”。
我们不能适应的，还有傍晚汉堡港的人烟罕至，除了一个，找我们要烟的人。据说北极熊的嗅觉可达十公里之外，准确地判断出潜在的猎物或者配偶。T小姐抽点女士烟，身上淡淡的烟味引来了这个神经兮兮的人，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紧紧的跟在我们身后，问了一句：你们有烟么？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清楚，而T小姐当时没带烟。我们一边说着抱歉，一边缓缓地转身离开，他还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前面是汉堡港深邃的墨色，昏暗的路灯把前路照得并不明朗，没有人。我拉了T小姐一把，慌忙穿过马路，好避开这个古怪的人。我隔着一条马路观察他，他将单薄的衣领立起，就那么机械地往前走着。
我们更不适应的，是遍寻不着的洗手间。德国、比利时、荷兰，在公厕这个问题上也玩起了资本主义的供需把戏，你需要投资才能享用这个公共资源。但更多的时候，公厕如此罕见，因此排泄这项最基本的人权只好在你精确地控制下实现。
我们在水泥森林里走得太疲惫，是时候休息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