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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题:道德起源论的“猴群模型”
有这样一种“道德的起源”说: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上头有一串香蕉。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而这五只猴子都会给水淋个浑身湿透。
首先,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当然结果是每只猴子都淋得很狼狈。之后每只猴子在几次的尝试后,发现莫不如此。于是猴子们达到一个共识:不要去拿香蕉,以避免被水淋到。
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A。这只猴子A看到香蕉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还没拿到就被其他四只猴子狠揍了一顿。因为其他四只猴子认为猴子A会害他们被水淋到,所以制止他去拿香蕉。
A尝试了几次,虽被打得满头包,依然没有拿到香蕉。当然这五只猴子就没有被水喷到。
后来,实验人员再把一只旧猴子释放,换上另外一只新猴子B。这猴子B看到香蕉,也迫不及待要去拿。当然一如刚才所发生的情形,其他四只猴子狠揍了B一顿。特别的是,那只A猴子打得特别用力。B猴子试了几次总是被打得很厉害,只好作罢。
后来慢慢的,一只一只的,所有的旧猴子都换成新猴子了,大家都不敢去动那香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去动香蕉这个做法不好,会挨打。
这样,道德产生了。
这个材料来自于网络,其最初的来源难以考证,只知道网络流传着很多版本并用于“解释”道德的起源、阶级的产生、道德的沦丧、道德的重建、信仰的起源、迷信的起源等等,这里节选的只是这个“宏大”(不只是“规模”宏大而且是“解释的能力”也宏大)的实验系列的一个部分。这个实验的可靠与否虽未可知,但从其引起的关注程度而言,却是在“草根学术思考”史上前所未有的。
应该承认,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心理学的“强化学习”理论与这个“实验”的相关性更大,可是它却偏偏用于对道德起源的解释。实际的情况是,道德的起源是一个史前的历史事实,是一个“实然”的问题,而研究史前人类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只研究有遗物或田野调查证明的文化现象,对诸如道德和宗教等精神文化的起源过程问题,目前尚无证可寻,也就无能为力。道德哲学关于道德的起源的“推演”最早有两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一曰“宗教说”,二曰“习俗说”,后来休谟这样区分了宗教心理与道德心理,他说:宗教心理的特征是希望和恐惧,而道德心理则是同情。诚然,道德哲学的理论推演总不及进化心理学的实验分析来得实在,这就是“猴群模型”为什么引人注目的原因。
二、机制:道德的传递原来可以这样运作
在“猴群模型”中,道德认知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与时俱进”的。人们历来倾向于认为:善恶观念的存在无不以理智、认识为基础,此事于人有益,为者即善,彼事于人有损,为者即恶。但从猴子们的行为选择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当初的五只猴子固然通过“试错法”得以了解摘香蕉会给众猴带来灾难的事实,所以众猴可以达成共识:私摘香蕉会损害公众利益,是一件坏事(取香蕉=损害公众利益=恶),这是群体善恶理念的最初形态。香蕉虽好,但无人可摘,时间长了,就成为了“禁果”。
在猴群达成纯粹共识的时候,群体的秩序无需强力之维持,这一局面一直稳定到新成员猴A的加入。当A加入以后,群体打破了纯化的结构,产生了两个对立面:一边是保守势力,认同共同行为习惯,主张维护现状,不允许改变现状;另一方是A所代表的新生力量,喜欢尝试,喜欢挑战。可是,力量对比的悬殊使A屈从于保守势力。就这样,群体对A连“试错”的机会都不给,就硬生生地通过惩戒手段对它实施了粗暴的群体规则的植入,结果,A无法了解到取香蕉会给同类们招致水淋之苦的事实,只知道取香蕉会招致公共厌恶,它的屈从成就了群体理念的“内化”。当A成为“良民”以后,道德认识的障碍开始了,因为A从外部输入了观念是:取香蕉=恶。
可是,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个悲剧,这就是猴A角色的转变。这首先缘于B的加入。B虽然很不幸重复了A的命运,但是,“同病相怜”这种心灵感应并不能在两者的身上发生。由于B的到来,改变了原来群体的利益与力量结构,使A所面临3 1和1 1之间的选择。而我们所知道的结果是,在强大的“公众力量”的影响下,A不仅很“识时务”地服从了马太效应的作用,而立刻对猴B操起了规则的大棒。B的加入让A摇身变成了规则的忠实维护者。
A角色的转变启动了群体演化的另一种趋势,那就是理性屈从于暴力与行为惯性。从A开始,一只只老猴子换出来,新猴子换进去,每一个新成员都从惩罚中学会了服从、随俗、与人为“善”。当原来的五只老猴子都离开了笼子以后,这个群体已经完全确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善恶观念与行为习惯,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取香蕉=恶”。
道德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一种外在的自动自发的力量。在“猴群模型中”,这一力量的发端可追溯到B的加入。当B偷尝禁果的企图遭到发觉以后,结果当然也是群猴共殴,但“群猴”之中仍存在两种力量。三只老猴子的殴打行为源于一种认知力量,它们具有“理性认识”,其行为出于“公心”、“公愤”;但猴A却不然,它丝毫不存在任何对禁果何以为禁的理解,它之所以加入殴打的行列,一方面是向强大的群体势力示好,另一方面是借以发泄私愤,将个体的苦难转嫁他人,而这种泄私愤行为背后赫然插着公心与正义的大旗。这一行为对猴A来说只是一个利害的选择,可是在“道德发生史”上已立下了一个里程碑,那就是外在于理性的、作为力量惯性而自动自发产生的道德惩罚力量的发端。自此以后,不需要沟通,不需要理解,A逐渐同化了B,AB逐渐同化了C,ABC逐渐同化了D,当猴群实现了完全的新旧更替以后,道德的社会遗传模型形成了,同化的进程变成了道德传递的过程。
当道德传递的过程成为独立的系统以后,实验所使用的自动喷水装置变成了一种无用的摆设。在试验的初始阶段,这一设备用于建立第一代猴子的条件反射系统,使它们将“摘香蕉——喷水——公众受苦——不能摘香蕉”这一系列行为与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一旦这种条件反射建立以后,这个喷水装置即可关闭。因为猴A的同化不需要这个装置,只需群体惩罚就够了,对B、C、D的同化也一样,当喷水装置成为一种多余的装置的时候,道德的运行系统已经完整到不需要任何中介力量了。
三、效应:人指挥习惯抑或习惯指挥人?
很多人可能会从一开始就觉得猴群与人群没有多大的可比性,原因是猴子没有语言,没有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可能,猴群里根本没有道德产生的可能性,而人类有语言能力与理性思维,道德只能发生在人类社会,所以这个材料没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但是正如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持这种观点的人从一开始就高估了语言与思维的功能,以为有了语言就不再存在沟通问题,有了思维就有不再存在理智问题,这就容易使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如果人类的沟通、理解、思维、理性丝毫不存在瑕疵,那么人类发展史上决不会存在连天烽火、恩怨情仇,今天也决不会还存在9.11恐怖袭击与巴以和谈困局。有了语言不等于有了沟通,有了现代日新月异的通讯技术也不等于有了相互理解。当前,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得楼群鳞次栉比,但对门相见不相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人们对身边的同类仍然还是相见不相识。正是因为道德的运行系统具有奇异的封闭性,使这种原本属人的文化日渐失去了理性的光亮。
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在中国长期定居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这样说过:“中国人请你吃饭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地为你准备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食物,事实上你不喜欢吃,也吃不下那么多。可是如果你不吃的话,就是你的不对了,主人不会认为自己失礼,别人也不会那么认为(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不知今天国人作何感想,不过,今天中国社会盛行的“酒风酒德”倒印证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酒桌上的“礼”是不是当年周公所制至今不得而知,但它肯定已沿袭多年,比如:在席上第一个具有举杯的资格的必须是“档次”最高的人(如果桌上两人各有所“高”,还会引起不少麻烦,有一次用午餐,同桌上有一位老哥年高望重,另一位老弟是小有官职,两人就为这个“举杯资格”辞让到大家都心焦),席间给别人敬酒的时候要“先饮为敬”,当别人对自己敬酒的时候一定要一仰而尽以示尊重。更有一些“补充细则”:碰了杯之后,如果不立刻喝光,酒杯是不能放在桌子上的,否则自己要认罚,也就是把剩下的酒倒在自己的脑袋上。据说,一个人酒桌上的“酒德”就是其德性的体现,因此,酒桌上“失礼”表示做人“失德”、“缺德”。为了不予人缺德的口实,大家都需要举杯之前三思而后举。在多年前大学毕业的酒会上,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来看我们,这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对大家说完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以后,举起一个硕大的杯子,满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仰而尽(我看到的是:虽然只是一仰,然而也仰得很久很累),喝完以后,他还高举杯子至头顶,翻转,对着后脑勺做了一个倒酒的动作,然后肯定地、认真地、大声地对大家说:“喝光了,没作假。”当然了,此声一落,厅里又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虽然这种所谓酒德只是一种不成文规则,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巨大,以致在某程度上影响领导干部的选拔与晋升,“酒精(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一说就由此而来。由于公务私务的应酬都要通过酒量来表示诚意与敬意,所以,喝酒成了工作与交际的实际需要,酒量的大小成为干部素质考核的一个隐性指标。当一个新人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了,他很快就会受到“酒德”考核,这一过程正如猴A刚被换进笼子的情形一样。
真实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酒量与一个人的涵养并无关系,对一个人敬酒也不表示一定会带有敬意,这些无端的想象都是人们长期以来如同“猴群模型”一样建立并通过无形的心理暴力不断强化的一种条件反射。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人类有语言能力,为什么不在即将要产生误会之前及时沟通呢?一次笔者与几位刚相识不久的朋友吃饭,其中有一位周先生在商界小有成就,饭桌上喝酒当然免不了敬、劝、罚、斗,因为我酒量实在不佳,只能出一些洋相,最后仍无法完成任务。快要散席的时候,周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兄弟,我有一言相告,你在酒桌上的表现真的不敢恭维,做人不能太死心眼儿,不喝点酒你在社会上是绝对混不开的。其实,跟你说一个掏心窝子的话,谁也不喜欢喝酒,尤其当领导的,谁家缺酒啊?可是,有些酒不是我们不喜欢喝就能够不喝的,有些酒不是我们不想敬就可以不敬的……”我毫不怀疑这些都是朋友们的善意的角色期待,当然这一番话也使我对人际交往中沟通障碍的形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当道德场域的稳态形成以后,打破规则的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增大,在思想反复博弈之后,雄辩让位于沉默,思维让于习惯。人们的选择犹如猴子A的转型:究竟是联合猴子B一起对抗猴群中的多数派势力并探究强摘香蕉的真实后果有利,还是加入作为社会主流的群体多数派、利用社会已有的“现实合法性”向新成员施压更有利呢?从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考虑,当然后者是成本收益比最优的一种选择。
有这样一种“道德的起源”说: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上头有一串香蕉。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而这五只猴子都会给水淋个浑身湿透。
首先,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当然结果是每只猴子都淋得很狼狈。之后每只猴子在几次的尝试后,发现莫不如此。于是猴子们达到一个共识:不要去拿香蕉,以避免被水淋到。
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释放,换进去一只新猴子A。这只猴子A看到香蕉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还没拿到就被其他四只猴子狠揍了一顿。因为其他四只猴子认为猴子A会害他们被水淋到,所以制止他去拿香蕉。
A尝试了几次,虽被打得满头包,依然没有拿到香蕉。当然这五只猴子就没有被水喷到。
后来,实验人员再把一只旧猴子释放,换上另外一只新猴子B。这猴子B看到香蕉,也迫不及待要去拿。当然一如刚才所发生的情形,其他四只猴子狠揍了B一顿。特别的是,那只A猴子打得特别用力。B猴子试了几次总是被打得很厉害,只好作罢。
后来慢慢的,一只一只的,所有的旧猴子都换成新猴子了,大家都不敢去动那香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去动香蕉这个做法不好,会挨打。
这样,道德产生了。
这个材料来自于网络,其最初的来源难以考证,只知道网络流传着很多版本并用于“解释”道德的起源、阶级的产生、道德的沦丧、道德的重建、信仰的起源、迷信的起源等等,这里节选的只是这个“宏大”(不只是“规模”宏大而且是“解释的能力”也宏大)的实验系列的一个部分。这个实验的可靠与否虽未可知,但从其引起的关注程度而言,却是在“草根学术思考”史上前所未有的。
应该承认,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心理学的“强化学习”理论与这个“实验”的相关性更大,可是它却偏偏用于对道德起源的解释。实际的情况是,道德的起源是一个史前的历史事实,是一个“实然”的问题,而研究史前人类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只研究有遗物或田野调查证明的文化现象,对诸如道德和宗教等精神文化的起源过程问题,目前尚无证可寻,也就无能为力。道德哲学关于道德的起源的“推演”最早有两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一曰“宗教说”,二曰“习俗说”,后来休谟这样区分了宗教心理与道德心理,他说:宗教心理的特征是希望和恐惧,而道德心理则是同情。诚然,道德哲学的理论推演总不及进化心理学的实验分析来得实在,这就是“猴群模型”为什么引人注目的原因。
二、机制:道德的传递原来可以这样运作
在“猴群模型”中,道德认知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与时俱进”的。人们历来倾向于认为:善恶观念的存在无不以理智、认识为基础,此事于人有益,为者即善,彼事于人有损,为者即恶。但从猴子们的行为选择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当初的五只猴子固然通过“试错法”得以了解摘香蕉会给众猴带来灾难的事实,所以众猴可以达成共识:私摘香蕉会损害公众利益,是一件坏事(取香蕉=损害公众利益=恶),这是群体善恶理念的最初形态。香蕉虽好,但无人可摘,时间长了,就成为了“禁果”。
在猴群达成纯粹共识的时候,群体的秩序无需强力之维持,这一局面一直稳定到新成员猴A的加入。当A加入以后,群体打破了纯化的结构,产生了两个对立面:一边是保守势力,认同共同行为习惯,主张维护现状,不允许改变现状;另一方是A所代表的新生力量,喜欢尝试,喜欢挑战。可是,力量对比的悬殊使A屈从于保守势力。就这样,群体对A连“试错”的机会都不给,就硬生生地通过惩戒手段对它实施了粗暴的群体规则的植入,结果,A无法了解到取香蕉会给同类们招致水淋之苦的事实,只知道取香蕉会招致公共厌恶,它的屈从成就了群体理念的“内化”。当A成为“良民”以后,道德认识的障碍开始了,因为A从外部输入了观念是:取香蕉=恶。
可是,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个悲剧,这就是猴A角色的转变。这首先缘于B的加入。B虽然很不幸重复了A的命运,但是,“同病相怜”这种心灵感应并不能在两者的身上发生。由于B的到来,改变了原来群体的利益与力量结构,使A所面临3 1和1 1之间的选择。而我们所知道的结果是,在强大的“公众力量”的影响下,A不仅很“识时务”地服从了马太效应的作用,而立刻对猴B操起了规则的大棒。B的加入让A摇身变成了规则的忠实维护者。
A角色的转变启动了群体演化的另一种趋势,那就是理性屈从于暴力与行为惯性。从A开始,一只只老猴子换出来,新猴子换进去,每一个新成员都从惩罚中学会了服从、随俗、与人为“善”。当原来的五只老猴子都离开了笼子以后,这个群体已经完全确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善恶观念与行为习惯,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取香蕉=恶”。
道德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一种外在的自动自发的力量。在“猴群模型中”,这一力量的发端可追溯到B的加入。当B偷尝禁果的企图遭到发觉以后,结果当然也是群猴共殴,但“群猴”之中仍存在两种力量。三只老猴子的殴打行为源于一种认知力量,它们具有“理性认识”,其行为出于“公心”、“公愤”;但猴A却不然,它丝毫不存在任何对禁果何以为禁的理解,它之所以加入殴打的行列,一方面是向强大的群体势力示好,另一方面是借以发泄私愤,将个体的苦难转嫁他人,而这种泄私愤行为背后赫然插着公心与正义的大旗。这一行为对猴A来说只是一个利害的选择,可是在“道德发生史”上已立下了一个里程碑,那就是外在于理性的、作为力量惯性而自动自发产生的道德惩罚力量的发端。自此以后,不需要沟通,不需要理解,A逐渐同化了B,AB逐渐同化了C,ABC逐渐同化了D,当猴群实现了完全的新旧更替以后,道德的社会遗传模型形成了,同化的进程变成了道德传递的过程。
当道德传递的过程成为独立的系统以后,实验所使用的自动喷水装置变成了一种无用的摆设。在试验的初始阶段,这一设备用于建立第一代猴子的条件反射系统,使它们将“摘香蕉——喷水——公众受苦——不能摘香蕉”这一系列行为与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一旦这种条件反射建立以后,这个喷水装置即可关闭。因为猴A的同化不需要这个装置,只需群体惩罚就够了,对B、C、D的同化也一样,当喷水装置成为一种多余的装置的时候,道德的运行系统已经完整到不需要任何中介力量了。
三、效应:人指挥习惯抑或习惯指挥人?
很多人可能会从一开始就觉得猴群与人群没有多大的可比性,原因是猴子没有语言,没有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可能,猴群里根本没有道德产生的可能性,而人类有语言能力与理性思维,道德只能发生在人类社会,所以这个材料没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但是正如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持这种观点的人从一开始就高估了语言与思维的功能,以为有了语言就不再存在沟通问题,有了思维就有不再存在理智问题,这就容易使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如果人类的沟通、理解、思维、理性丝毫不存在瑕疵,那么人类发展史上决不会存在连天烽火、恩怨情仇,今天也决不会还存在9.11恐怖袭击与巴以和谈困局。有了语言不等于有了沟通,有了现代日新月异的通讯技术也不等于有了相互理解。当前,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得楼群鳞次栉比,但对门相见不相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人们对身边的同类仍然还是相见不相识。正是因为道德的运行系统具有奇异的封闭性,使这种原本属人的文化日渐失去了理性的光亮。
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在中国长期定居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这样说过:“中国人请你吃饭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地为你准备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食物,事实上你不喜欢吃,也吃不下那么多。可是如果你不吃的话,就是你的不对了,主人不会认为自己失礼,别人也不会那么认为(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不知今天国人作何感想,不过,今天中国社会盛行的“酒风酒德”倒印证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酒桌上的“礼”是不是当年周公所制至今不得而知,但它肯定已沿袭多年,比如:在席上第一个具有举杯的资格的必须是“档次”最高的人(如果桌上两人各有所“高”,还会引起不少麻烦,有一次用午餐,同桌上有一位老哥年高望重,另一位老弟是小有官职,两人就为这个“举杯资格”辞让到大家都心焦),席间给别人敬酒的时候要“先饮为敬”,当别人对自己敬酒的时候一定要一仰而尽以示尊重。更有一些“补充细则”:碰了杯之后,如果不立刻喝光,酒杯是不能放在桌子上的,否则自己要认罚,也就是把剩下的酒倒在自己的脑袋上。据说,一个人酒桌上的“酒德”就是其德性的体现,因此,酒桌上“失礼”表示做人“失德”、“缺德”。为了不予人缺德的口实,大家都需要举杯之前三思而后举。在多年前大学毕业的酒会上,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来看我们,这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对大家说完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以后,举起一个硕大的杯子,满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仰而尽(我看到的是:虽然只是一仰,然而也仰得很久很累),喝完以后,他还高举杯子至头顶,翻转,对着后脑勺做了一个倒酒的动作,然后肯定地、认真地、大声地对大家说:“喝光了,没作假。”当然了,此声一落,厅里又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虽然这种所谓酒德只是一种不成文规则,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巨大,以致在某程度上影响领导干部的选拔与晋升,“酒精(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一说就由此而来。由于公务私务的应酬都要通过酒量来表示诚意与敬意,所以,喝酒成了工作与交际的实际需要,酒量的大小成为干部素质考核的一个隐性指标。当一个新人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了,他很快就会受到“酒德”考核,这一过程正如猴A刚被换进笼子的情形一样。
真实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酒量与一个人的涵养并无关系,对一个人敬酒也不表示一定会带有敬意,这些无端的想象都是人们长期以来如同“猴群模型”一样建立并通过无形的心理暴力不断强化的一种条件反射。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人类有语言能力,为什么不在即将要产生误会之前及时沟通呢?一次笔者与几位刚相识不久的朋友吃饭,其中有一位周先生在商界小有成就,饭桌上喝酒当然免不了敬、劝、罚、斗,因为我酒量实在不佳,只能出一些洋相,最后仍无法完成任务。快要散席的时候,周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兄弟,我有一言相告,你在酒桌上的表现真的不敢恭维,做人不能太死心眼儿,不喝点酒你在社会上是绝对混不开的。其实,跟你说一个掏心窝子的话,谁也不喜欢喝酒,尤其当领导的,谁家缺酒啊?可是,有些酒不是我们不喜欢喝就能够不喝的,有些酒不是我们不想敬就可以不敬的……”我毫不怀疑这些都是朋友们的善意的角色期待,当然这一番话也使我对人际交往中沟通障碍的形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当道德场域的稳态形成以后,打破规则的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增大,在思想反复博弈之后,雄辩让位于沉默,思维让于习惯。人们的选择犹如猴子A的转型:究竟是联合猴子B一起对抗猴群中的多数派势力并探究强摘香蕉的真实后果有利,还是加入作为社会主流的群体多数派、利用社会已有的“现实合法性”向新成员施压更有利呢?从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考虑,当然后者是成本收益比最优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