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2年8月，原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来到北京，就任团中央书记。
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中国青年要做什么？胡耀邦认真想过了。到团中央上班不久，他召集团中央各宣传单位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要用知识将一代青年人武装起来。
怎样渡过“两条大河”呢？胡耀邦认为，对青年来说，首先是学习，读书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是胡耀邦用心钻研的书
进入和平时期，条件好了，读书和藏书对胡耀邦来说成了甚为容易的事情，更加激发了他的读书热情。
胡耀邦大量地收藏图书，从川北时期就开始了。离开川北，他把几大箱子书都带到了北京，这些书和胡耀邦相伴了一生。对于胡耀邦好读书，秘书曹治雄1952年就从周扬那里听说了。这年秋天，曹治雄在中央团校当秘书，校部请来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常务）周扬来作学习报告。周扬在报告中讲到青年人应当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头脑的时候，突然拉开了话题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都很熟悉。”
这番话，当时就引起了坐在台下的曹治雄的兴趣。到胡耀邦身边以后，他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在20世纪50年代，胡耀邦读书最用心、反复研读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的书和文章，在战争年代里，胡耀邦有一篇读一篇，有一本读一本。他收藏的毛泽东著作，有解放区书店出版的老版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著作有各种版本，特别是《毛泽东选集》，胡耀邦都有了。他在1951年就有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前3卷，此后凡有毛泽东著作结集出版，胡耀邦都能及时得到。一有新篇，胡耀邦总是读得如饥似渴。
胡耀邦还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逐本面世，到1959年出版至38卷。胡耀邦要求秘书曹治雄和高勇随出随买。胡耀邦拿到一卷，都立即开始阅读。除了开会、批阅文件，他集中精力阅读，每天晚上靠在床头继续读，一般总要读到半夜12时、1时左右。有时候读得入神，读到两三点钟也是有的。在通常情况下，胡耀邦一周即读完一卷《列宁全集》。1959年胡耀邦就完成了对《列宁全集》的第一次通读。
1956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陆续出版，胡耀邦也同样逐本买来，凡是以前没有读过的，此时都从头读起，阅读速度相当快。到1974年该版马恩全集共出版了39卷（41册），胡耀邦都实现了该卷的当年出版，当年通读。这其中也包括对比较艰深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通读。
中文版《斯大林全集》出版速度最快，从1953年9月至1956年4月出版了13卷。斯大林的著作通俗易懂，胡耀邦的阅读速度更快，
胡耀邦曾和曹治雄谈起他读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体会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著作，占相当数量的却是大量的书信和电报、摘记、批示和命令。这些文献的文字或许不多，但是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写这些东西，也往往是“急就章”，这就保持了作者的风格和“原始”的样子，作者本人没有作多少修改，别人也没有怎么加工。这部分内容还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战胜各种困难的。相反，《斯大林全集》中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是有秀才加工的。
胡耀邦有一次谈起关于阅读经典著作的数量目标时说：“要读马恩列斯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40岁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惜他在这里没有提到应该阅读的自然科学著作。
了解邻国领袖的经历和思想
20世纪50年代，胡耀邦对亚州各国重要历史人物的著作很感兴趣。
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1954年和1955年非常密切，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先后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出版了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还有《苏加诺文集》。这两部书篇幅浩大，胡耀邦吩咐秘书买来，虽然读得断断续续，还是在较短的时间里都读了一遍。
胡耀邦几次向秘书曹治雄谈及自己的阅读体会，他说，读完了《印度的发现》，在对比中可以发现，印度原来完全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是1949年诞生的。印度的面积约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可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人口则略比中国少一些。印度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个纱锭，而中国的“蒋委员长”只给我们留下了2万多公里长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为少。纱锭不是“蒋委员长”而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留下的。再看美国，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是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的头10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30万公里。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我们至少应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铁路太少、交通落后，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干不成。所以中国要抓紧铁路建设。比如到80年代，最晚到2000年，中国的铁路达到30万公里时，我们的许许多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胡耀邦还对尼赫鲁、苏加诺的两部书作了一番比较，说：《印度的发现》内容丰富，文笔流畅，水平很高。相比之下，《苏加诺文集》就差了一截。这两大部著作反映了亚洲两个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概况，也反映出两位作者文化素养的高下。
胡耀邦读《印度的发现》很有心得，读完这部书时，正好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前来，胡耀邦情不自禁地对他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代就很有事业心！”
尼赫鲁在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在新侨饭店设宴款待。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胡耀邦递给曹治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暗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胡耀邦说，这是毛泽东在致辞中提及的一句古语，你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吗？
曹治雄说：这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江淹《别赋》中的第一句话。不过，这里的“暗”一般都写作“黯然”。
一句话提醒了胡耀邦：“哦，对了对了，就是说‘江郎才尽’的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胡耀邦显露出满心欢喜。
在此前后，胡耀邦曾要秘书曹治雄到坊间看看，能不能买到一本《圣经》。也许是看到了秘书诧异的神情，胡耀邦说：“《圣经》虽然是基督教经典，却也包含了很多的学问，很值得研究。”曹治雄依命而行，跑了几家书店，又到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乃至琉璃厂海王村旧书肆去找过，终因无处可觅而作罢。
胡耀邦准求甚解
胡耀邦喜欢博览群书，凡心有所会，亦求“甚解”。1954年，团中央召集了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有各大区和一些省区的团委书记前来参加。胡耀邦请政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前来作报告。
会议在远东饭店举行，邓子恢到会讲了治理黄河、长江，以及治理海河、淮河的事情。他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极大希望。邓子恢引用一句古语激励座中青年说：“河之清，人寿几何？”大意是说，人生一世，看到黄河变清的机会是很少的，而你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黄河永远清澈。
散会之后，胡耀邦在汽车中问曹治雄：“邓老刚才引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
曹治雄答：“意思是懂的。谁说的，出自何书，不知道。”
胡耀邦要曹治雄回去查一查，把答案告诉他。
曹治雄在团中央的图书馆查不到出处，又来到北京图书馆，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查了出来，语出《左传·襄公八年》中引用的古佚诗。
曹治雄将此答案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看后诧异道：“《左传》中引的古佚诗，并不是左丘明写的，他还是引用的古代佚诗呢。如果左丘明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用的古诗，产生的年代更加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多么古老，是怎么的源远流长。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代了。”
胡耀邦感慨道，一定要按照邓老所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淮河和其它的水患治理好，也一定能治理好。胡耀邦还说：“一句古语，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放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
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甚解”，胡耀邦所求的“甚解”到了何种程度，是大可以研究的。要指出的是，胡耀邦不惟好读求解，还喜欢亲眼见识。
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耀邦和明史学家、第二届全国青联副主席吴晗颇有交谊。1955年，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主持了明朝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定陵是一座未被盗掘的皇陵，出土丰富，蔚为壮观。吴晗喜不自胜，亲自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与考古发掘没有工作关系的胡耀邦，邀请他抽出时间前往参观。
胡耀邦欣然前往。吴晗亲自迎接，笑逐颜开。所观都是实物，令人叹为观止。看得胡耀邦连声说：“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在这段时间里，胡耀邦的心情非常愉快。有一次他参加政协会议回办公室，打开公文包，落出来一张字条，秘书曹治雄拾起来交给胡耀邦，却见纸条上一行字：“耀祖耀宗又耀邦”。曹治雄看得有趣，问胡耀邦：“这是谁写的？”
胡耀邦笑答：“刚才开会，孙维世坐在我的侧边，她爱开玩笑，写了这个给我，说是半副对联，要我对上。”
“对上了吗？”曹治雄问道。
胡耀邦说：“我也凑了七个字，她抢走了。”
曹治雄说道：“可惜可惜。”
胡耀邦说：“那没什么。”说罢，他坐下来，将所对的七字写在纸上：“维国维家还维世。”
胡耀邦问曹治雄：“写得怎么样？”
曹治雄说：“这副对联不错，意思好，对仗也工整。”他指出了问题之所在：“如果上下联颠倒一下，就合乎平仄了。”
对于自己的好读求解，胡耀邦在这一时期多次向青年团员作报告时说到：“读书求学，研究问题，就要有贾宝玉那样一股劲头，一定要寻根究底。《红楼梦》第39回回目就说：‘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和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交往
胡耀邦对阅读整理理论著述有浓厚的兴趣，也喜欢读文学作品，经常交错阅读，即先读一会儿理论书籍，有些累了，就换一本轻松的文史类作品——主要是小说和人物传记阅读。
1955年底，香港《新晚报》编辑严庆澍以“唐人”笔名发表的描写蒋介石前半生历史的连载《金陵春梦》结集出版。当时此书没有在大陆发行，只从香港购进了很少数量，供高级干部借阅。《金陵春梦》共6卷，160余万字，胡耀邦一口气借来，大约用一周多些的时间就读完了，读后表示看得很过瘾。
来到了北京，胡耀邦有了和写书的作家群体直接接触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垂青于年轻小说家刘绍棠，有不少交往，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
刘绍棠生于1936年，是北京通县农家子弟，自幼生长在大运河边。那时的通县河流纵横，湿地错落。蒲柳人家看重耕读，滋养了刘绍棠的文思，他在1949年未及14岁发表第一篇作品，1952年，正读高中一年级的刘绍棠连续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后两篇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一时间，刘绍棠“文学神童”之称远播。
胡耀邦读过小说《摆渡口》后，将刘绍棠召来，告诉他，自己喜欢《摆渡口》，但是这篇小说有个缺点：“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没有他也可以嘛。不是每篇作品里都一定要写一写党员或党员干部，才算体现了党的领导。”
胡耀邦讲了很长一段话，首先要求小作家不要骄傲，他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成绩，只要他觉得自己不简单了，就要目空一切，满足现状，那么就完蛋了。党爱惜每一个有出息有才能的人，但是党决不姑息他的错误。共产主义事业缺少一个自高自大的人，照样能够完成，而一个人离开集体注定要灭亡。因此，他要刘绍棠对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夸奖，要打折扣地听。而对于那些尖锐的批评倒要仔细地听，严肃地考虑，不爱听也要硬着头皮去听，慢慢地锻炼自己，听批评的话比听夸奖的话还要入耳。
刘绍棠想不到从小投身革命的胡耀邦对文学很熟悉，能够轻松引用古典文学名作中的句子。胡耀邦告诉刘绍棠，他少年时在湖南乡间喜欢读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
胡耀邦赞扬起刘绍棠来是炽热情怀，批评起来急风暴雨，内心是将他当作小弟弟看待的。后来，他多次要秘书曹治雄到楼下找来已进入团中央工作的刘绍棠，交谈文学创作。有一回刘绍棠和胡耀邦谈起孙犁的小说，胡耀邦说他没有看过。刘绍棠说孙犁新著《荷花淀》正在王府井书店出售，胡耀邦马上打电话要曹治雄去书店买来。还有一回，刘绍棠向胡耀邦说起美国记者根室在《非洲内幕》一书里，曾经引用过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写的一篇散文，其中有描写坦桑尼亚维多利亚瀑布的一些优美文字，可称“大手笔”。胡耀邦听后问刘绍棠，你手中有丘吉尔散文的中译本吗？
刘绍棠说要找一找，如果没有，不妨读一读根室的引文。没有想到胡耀邦很快读了根室的那段引文，向曹治雄表示惊讶说，没有想到英国的大政治家居然写散文，而且还能写得那么优美、形象化。
胡耀邦喜欢读名人传记。有一次他找来刘绍棠，要他读一下当时已经有的几种《拿破仑传》。胡耀邦显然对几个版本都有接触，他对刘绍棠说起，拿破仑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班师之日，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那位将军说：真正的骠骑兵不应该活到30岁!可是我现在已经34岁了，是个没用的将领。言外之意是他应该战死成名。胡耀邦谈到这番叙述时翘起大拇指说：“这个家伙，是个英雄啊!”
对胡耀邦来说，1957年前的读书生活是最平和的，也是他心情特别舒畅的一段时期。再往后，他的政治岁月中出现了激烈的动荡，也使他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读书仍然是他一生不变的爱好，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读书也更加注重选择性，更加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了。⊙
（本文在写作进程中，得到胡耀邦秘书曹治雄、高勇、张耀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致谢！本文谢绝上网，如需转载请通过编辑部联系）
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中国青年要做什么？胡耀邦认真想过了。到团中央上班不久，他召集团中央各宣传单位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要用知识将一代青年人武装起来。
怎样渡过“两条大河”呢？胡耀邦认为，对青年来说，首先是学习，读书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是胡耀邦用心钻研的书
进入和平时期，条件好了，读书和藏书对胡耀邦来说成了甚为容易的事情，更加激发了他的读书热情。
胡耀邦大量地收藏图书，从川北时期就开始了。离开川北，他把几大箱子书都带到了北京，这些书和胡耀邦相伴了一生。对于胡耀邦好读书，秘书曹治雄1952年就从周扬那里听说了。这年秋天，曹治雄在中央团校当秘书，校部请来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常务）周扬来作学习报告。周扬在报告中讲到青年人应当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头脑的时候，突然拉开了话题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都很熟悉。”
这番话，当时就引起了坐在台下的曹治雄的兴趣。到胡耀邦身边以后，他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在20世纪50年代，胡耀邦读书最用心、反复研读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的书和文章，在战争年代里，胡耀邦有一篇读一篇，有一本读一本。他收藏的毛泽东著作，有解放区书店出版的老版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著作有各种版本，特别是《毛泽东选集》，胡耀邦都有了。他在1951年就有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前3卷，此后凡有毛泽东著作结集出版，胡耀邦都能及时得到。一有新篇，胡耀邦总是读得如饥似渴。
胡耀邦还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逐本面世，到1959年出版至38卷。胡耀邦要求秘书曹治雄和高勇随出随买。胡耀邦拿到一卷，都立即开始阅读。除了开会、批阅文件，他集中精力阅读，每天晚上靠在床头继续读，一般总要读到半夜12时、1时左右。有时候读得入神，读到两三点钟也是有的。在通常情况下，胡耀邦一周即读完一卷《列宁全集》。1959年胡耀邦就完成了对《列宁全集》的第一次通读。
1956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陆续出版，胡耀邦也同样逐本买来，凡是以前没有读过的，此时都从头读起，阅读速度相当快。到1974年该版马恩全集共出版了39卷（41册），胡耀邦都实现了该卷的当年出版，当年通读。这其中也包括对比较艰深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通读。
中文版《斯大林全集》出版速度最快，从1953年9月至1956年4月出版了13卷。斯大林的著作通俗易懂，胡耀邦的阅读速度更快，
胡耀邦曾和曹治雄谈起他读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体会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著作，占相当数量的却是大量的书信和电报、摘记、批示和命令。这些文献的文字或许不多，但是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写这些东西，也往往是“急就章”，这就保持了作者的风格和“原始”的样子，作者本人没有作多少修改，别人也没有怎么加工。这部分内容还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战胜各种困难的。相反，《斯大林全集》中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是有秀才加工的。
胡耀邦有一次谈起关于阅读经典著作的数量目标时说：“要读马恩列斯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40岁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惜他在这里没有提到应该阅读的自然科学著作。
了解邻国领袖的经历和思想
20世纪50年代，胡耀邦对亚州各国重要历史人物的著作很感兴趣。
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1954年和1955年非常密切，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先后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出版了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还有《苏加诺文集》。这两部书篇幅浩大，胡耀邦吩咐秘书买来，虽然读得断断续续，还是在较短的时间里都读了一遍。
胡耀邦几次向秘书曹治雄谈及自己的阅读体会，他说，读完了《印度的发现》，在对比中可以发现，印度原来完全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是1949年诞生的。印度的面积约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可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人口则略比中国少一些。印度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个纱锭，而中国的“蒋委员长”只给我们留下了2万多公里长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为少。纱锭不是“蒋委员长”而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留下的。再看美国，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是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的头10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30万公里。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我们至少应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铁路太少、交通落后，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干不成。所以中国要抓紧铁路建设。比如到80年代，最晚到2000年，中国的铁路达到30万公里时，我们的许许多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胡耀邦还对尼赫鲁、苏加诺的两部书作了一番比较，说：《印度的发现》内容丰富，文笔流畅，水平很高。相比之下，《苏加诺文集》就差了一截。这两大部著作反映了亚洲两个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概况，也反映出两位作者文化素养的高下。
胡耀邦读《印度的发现》很有心得，读完这部书时，正好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前来，胡耀邦情不自禁地对他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代就很有事业心！”
尼赫鲁在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在新侨饭店设宴款待。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胡耀邦递给曹治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暗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胡耀邦说，这是毛泽东在致辞中提及的一句古语，你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吗？
曹治雄说：这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江淹《别赋》中的第一句话。不过，这里的“暗”一般都写作“黯然”。
一句话提醒了胡耀邦：“哦，对了对了，就是说‘江郎才尽’的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胡耀邦显露出满心欢喜。
在此前后，胡耀邦曾要秘书曹治雄到坊间看看，能不能买到一本《圣经》。也许是看到了秘书诧异的神情，胡耀邦说：“《圣经》虽然是基督教经典，却也包含了很多的学问，很值得研究。”曹治雄依命而行，跑了几家书店，又到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乃至琉璃厂海王村旧书肆去找过，终因无处可觅而作罢。
胡耀邦准求甚解
胡耀邦喜欢博览群书，凡心有所会，亦求“甚解”。1954年，团中央召集了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有各大区和一些省区的团委书记前来参加。胡耀邦请政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前来作报告。
会议在远东饭店举行，邓子恢到会讲了治理黄河、长江，以及治理海河、淮河的事情。他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极大希望。邓子恢引用一句古语激励座中青年说：“河之清，人寿几何？”大意是说，人生一世，看到黄河变清的机会是很少的，而你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黄河永远清澈。
散会之后，胡耀邦在汽车中问曹治雄：“邓老刚才引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
曹治雄答：“意思是懂的。谁说的，出自何书，不知道。”
胡耀邦要曹治雄回去查一查，把答案告诉他。
曹治雄在团中央的图书馆查不到出处，又来到北京图书馆，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查了出来，语出《左传·襄公八年》中引用的古佚诗。
曹治雄将此答案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看后诧异道：“《左传》中引的古佚诗，并不是左丘明写的，他还是引用的古代佚诗呢。如果左丘明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用的古诗，产生的年代更加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多么古老，是怎么的源远流长。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代了。”
胡耀邦感慨道，一定要按照邓老所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淮河和其它的水患治理好，也一定能治理好。胡耀邦还说：“一句古语，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放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
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甚解”，胡耀邦所求的“甚解”到了何种程度，是大可以研究的。要指出的是，胡耀邦不惟好读求解，还喜欢亲眼见识。
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耀邦和明史学家、第二届全国青联副主席吴晗颇有交谊。1955年，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主持了明朝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定陵是一座未被盗掘的皇陵，出土丰富，蔚为壮观。吴晗喜不自胜，亲自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与考古发掘没有工作关系的胡耀邦，邀请他抽出时间前往参观。
胡耀邦欣然前往。吴晗亲自迎接，笑逐颜开。所观都是实物，令人叹为观止。看得胡耀邦连声说：“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在这段时间里，胡耀邦的心情非常愉快。有一次他参加政协会议回办公室，打开公文包，落出来一张字条，秘书曹治雄拾起来交给胡耀邦，却见纸条上一行字：“耀祖耀宗又耀邦”。曹治雄看得有趣，问胡耀邦：“这是谁写的？”
胡耀邦笑答：“刚才开会，孙维世坐在我的侧边，她爱开玩笑，写了这个给我，说是半副对联，要我对上。”
“对上了吗？”曹治雄问道。
胡耀邦说：“我也凑了七个字，她抢走了。”
曹治雄说道：“可惜可惜。”
胡耀邦说：“那没什么。”说罢，他坐下来，将所对的七字写在纸上：“维国维家还维世。”
胡耀邦问曹治雄：“写得怎么样？”
曹治雄说：“这副对联不错，意思好，对仗也工整。”他指出了问题之所在：“如果上下联颠倒一下，就合乎平仄了。”
对于自己的好读求解，胡耀邦在这一时期多次向青年团员作报告时说到：“读书求学，研究问题，就要有贾宝玉那样一股劲头，一定要寻根究底。《红楼梦》第39回回目就说：‘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和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交往
胡耀邦对阅读整理理论著述有浓厚的兴趣，也喜欢读文学作品，经常交错阅读，即先读一会儿理论书籍，有些累了，就换一本轻松的文史类作品——主要是小说和人物传记阅读。
1955年底，香港《新晚报》编辑严庆澍以“唐人”笔名发表的描写蒋介石前半生历史的连载《金陵春梦》结集出版。当时此书没有在大陆发行，只从香港购进了很少数量，供高级干部借阅。《金陵春梦》共6卷，160余万字，胡耀邦一口气借来，大约用一周多些的时间就读完了，读后表示看得很过瘾。
来到了北京，胡耀邦有了和写书的作家群体直接接触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垂青于年轻小说家刘绍棠，有不少交往，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
刘绍棠生于1936年，是北京通县农家子弟，自幼生长在大运河边。那时的通县河流纵横，湿地错落。蒲柳人家看重耕读，滋养了刘绍棠的文思，他在1949年未及14岁发表第一篇作品，1952年，正读高中一年级的刘绍棠连续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后两篇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一时间，刘绍棠“文学神童”之称远播。
胡耀邦读过小说《摆渡口》后，将刘绍棠召来，告诉他，自己喜欢《摆渡口》，但是这篇小说有个缺点：“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没有他也可以嘛。不是每篇作品里都一定要写一写党员或党员干部，才算体现了党的领导。”
胡耀邦讲了很长一段话，首先要求小作家不要骄傲，他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成绩，只要他觉得自己不简单了，就要目空一切，满足现状，那么就完蛋了。党爱惜每一个有出息有才能的人，但是党决不姑息他的错误。共产主义事业缺少一个自高自大的人，照样能够完成，而一个人离开集体注定要灭亡。因此，他要刘绍棠对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夸奖，要打折扣地听。而对于那些尖锐的批评倒要仔细地听，严肃地考虑，不爱听也要硬着头皮去听，慢慢地锻炼自己，听批评的话比听夸奖的话还要入耳。
刘绍棠想不到从小投身革命的胡耀邦对文学很熟悉，能够轻松引用古典文学名作中的句子。胡耀邦告诉刘绍棠，他少年时在湖南乡间喜欢读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
胡耀邦赞扬起刘绍棠来是炽热情怀，批评起来急风暴雨，内心是将他当作小弟弟看待的。后来，他多次要秘书曹治雄到楼下找来已进入团中央工作的刘绍棠，交谈文学创作。有一回刘绍棠和胡耀邦谈起孙犁的小说，胡耀邦说他没有看过。刘绍棠说孙犁新著《荷花淀》正在王府井书店出售，胡耀邦马上打电话要曹治雄去书店买来。还有一回，刘绍棠向胡耀邦说起美国记者根室在《非洲内幕》一书里，曾经引用过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写的一篇散文，其中有描写坦桑尼亚维多利亚瀑布的一些优美文字，可称“大手笔”。胡耀邦听后问刘绍棠，你手中有丘吉尔散文的中译本吗？
刘绍棠说要找一找，如果没有，不妨读一读根室的引文。没有想到胡耀邦很快读了根室的那段引文，向曹治雄表示惊讶说，没有想到英国的大政治家居然写散文，而且还能写得那么优美、形象化。
胡耀邦喜欢读名人传记。有一次他找来刘绍棠，要他读一下当时已经有的几种《拿破仑传》。胡耀邦显然对几个版本都有接触，他对刘绍棠说起，拿破仑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班师之日，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那位将军说：真正的骠骑兵不应该活到30岁!可是我现在已经34岁了，是个没用的将领。言外之意是他应该战死成名。胡耀邦谈到这番叙述时翘起大拇指说：“这个家伙，是个英雄啊!”
对胡耀邦来说，1957年前的读书生活是最平和的，也是他心情特别舒畅的一段时期。再往后，他的政治岁月中出现了激烈的动荡，也使他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读书仍然是他一生不变的爱好，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读书也更加注重选择性，更加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了。⊙
（本文在写作进程中，得到胡耀邦秘书曹治雄、高勇、张耀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致谢！本文谢绝上网，如需转载请通过编辑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