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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中旬，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收到一封落款写着“北新泾镇完颜缄”的人民来信，这是一封匿名函，就即将开始进行的虹桥机场重建工作的征地动迁补偿事宜向陈毅反映情况并提出建议……
机场筹建觅站址
上海虹桥机场的筹建始于1920年，当时负责管理全中国航空的相当于“国家民航总局”机构的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拟定了一个全国航空线计划，决定先行筹办京沪航空线，并在航空事务处内附设京沪航空线委员会，管理该航线一切事宜。京沪航空线将北京作为始发站，沿途在天津、济南、徐州、南京及终点站上海各设航空站一处，在廊坊、桑园、滕县、大城口、宿县、明光、丹阳、苏州各设备降机场一处。
为此，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派出包括外国技术专家在内的技术人员以及官员前往上海勘察“上海航空站”的站址。这一行人在上海市区外围区域考察一番后，选中了属于吴淞地区的一处名唤“老鼠沙”的地方，认为此处非常适合作为京沪航空线的上海站址。于是，勘察组就回京复命，写出了一份报告呈递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批准了这份报告，交由航空事务处具体操办筹建机场的一应事宜。航空事务处接受使命后要办理的第一桩事儿自然是先拿到老鼠沙的地产，经办官员赴沪一打听，老鼠沙一带的大片淤滩原是无主土地，不久前刚由上海浚浦局申请获得了地产权。这样，航空事务处就只能出钱向浚浦局转让。哪知，当航空事务处向浚浦局提出商买时，该局总工程师海德生代表局方答复称：“此地本局因作己用，碍难让渡。”一口回绝了。消息报到北京，北洋政府试图协调，可是上海这边不肯买北京的账。于是，航空事务处又派勘察组再次赴沪踏勘站址。先是看中了位于老鼠沙附近的“高桥沙”，因面积小不甚合适，便放弃在吴淞地区选择站址的念头，而转向上海西郊。当技术人员踏勘了虹桥路西端上海县与青浦县交界处时，顿觉此处是建造机场的理想之地。站址选定后，航空事务处立即呈报北洋政府国务院核准。
1921年1月24日，上海县署根据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决定及江苏省省长训令，派员会同已由航空事务处扩编为航空署的技术人员，在青浦县署的配合下，前往上海县与青浦县交界的第二十九保三图地处，圈画民田267亩，其中240亩属上海县，其余属青浦县，涉及农家60余户。
虹桥机场的辟建工程，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承揽施工单位。当时，航空署将该机场建筑说明书大纲、投标章程及承标合同，全部公开登在上海各报上。结果，中标单位是美商允元实业公司。1921年2月27日，航空署与允元实业公司正式签订合同，约定四个月内全部竣工。是年3月10日，虹桥机场辟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辟建工程由航空署组织进行。经过四个月的努力，主要工程于6月底基本完成。
上海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开始着手研究重建虹桥机场的问题。1950年年初，中央军委派出技术力量对旧虹桥机场进行了勘察，查明虹桥机场面积为2513余亩，场内有两条稍有基础的平行碎石跑道，三条滑行道，七条推机道和一座被拆破的场门。查明情况后，中央军委随即组织专家对重建虹桥机场进行设计。1950年4月20日，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出面宣布决定重建虹桥机场。
1950年5月4日，上海防空司令部根据专家设计方案提出了基本建设计划和预算；5月17日，提出补充计划，追加预算；7月20日，又提出扩大预算。工程设计方面要求合乎标准，符合新式空军需要。征地移民、施工方面，要适应需要及时完成。
为确保重建任务顺利完成，上海市于5月6日成立了虹桥机场修建委员会，简称“修建委”。机场修建委员会的成员由以下13人组成：上海市郊政府秘书长朱德群、中央军委上海航空办事处主任谢斌共同担任主任委员，他们的具体工作是负责征地动迁工作；中央军委上海航空办事处副主任王炜之、上海市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和上海警备司令部所辖解放军第97师参谋长胡兰芝任副主任委员，这三位分别负责会务、工务和部队施工力量及警备工作；担任委员的有上海防空司令部后勤部部长明昌学、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副主任李扬群、上海市工务局结构处处长朱国洗、上海市郊公安局局长田文达、上海防空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田云樵、上海市新泾公安分局局长张玉清、空军上海虹桥机场站站长张道祥和副站长曹干，他们分别负责财经、工务、防保、材料等工作。
一封寄给陈毅的信
虹桥机场重建工作是以高效率进行的，5月中旬，第一期工程即在原机场的基础上建造跑道、警戒机坪、停机坪、推机道、滑行道，以及建造房屋、库站、油库，安装电网线、电力线等。与此同时，修建委开始进行其他工作。
7月10日，由修建委出面颁布的《虹桥机场工程关于征用土地、房屋》的公告在虹桥镇、北新泾镇的大街小巷及虹桥机场大门口等处张贴出来了。因为涉及60多户农民的土地、房屋以及上百户农民和市民的坟墓迁移，所以关注的人很多。修建委考虑到可能其中有些涉及迁坟的人家不在附近居住，因而就会看不到公告，于是，又请报纸予以刊登以及电台广播。
三天后，一封寄自北新泾镇、信封上的收信人为“陈毅市长”、落款署名为“完颜”的匿名信由邮局以普通信函形式送至上海市人民政府。市府秘书处信访股拆阅后，因见内容涉及重建虹桥机场征地事宜，认为可能比较重要，便经由秘书处领导审阅后呈送陈毅市长案头。
7月15日，陈毅亲阅了这封来信。该信内容为：一是说明自己系一介百姓草民，与该次虹桥机场重建工程征地征房动迁等无涉，非常支持人民政府重建虹桥机场；二是认为目前政府公布的征用土地、房屋以及迁坟、青苗等的补偿标准定得偏低，群众普遍觉得“不尽满意”，建议政府考虑适当提高补偿标准，或用其他方式如“以工代偿”予以补偿，总之，应使老百姓对此感到“大体上满意”。
陈毅阅读此信后，随即指令市政府秘书处派人前往实地调查，具体要求：一、实地察看张贴出的《公告》上列明的各类补偿标准是否与来信所反映的数据相符；二、找到写信人，当面听取其意见并表明政府对其反映情况行为的感谢之意；三、以“微服私访”的方式听取北新泾、虹桥两镇群众对这次公布的补偿标准的说法。 当时的市政府，部门少，人手紧，因此，对于落实陈毅市长亲自交办的调查事项，秘书处也只能派出一名干部执行。而且，这位被派遣的干部竟是只有22岁、参加工作不过一年有余的秘书处干事罗永浩。
罗永浩是江西南昌人氏，1946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来沪上学后，因为追求进步，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1948年秋天，他被发展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共青团。两个月之后，地下党从打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内线那里获得消息称罗永浩已经引起潜伏于复旦大学学生中的特务分子的注意，被列入了“重点监视，伺机逮捕”的黑名单。于是，组织上安排罗永浩撤往浙江四明山根据地，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返回，被组织安排在市府秘书处工作。
从罗永浩的上述经历来看，他对做陈毅市长所交办的调查使命算不上内行。不过解放初就是这样，内行工作要做，外行工作也要做，不会就学，边学边干，只许干好，不能干坏。
7月16日，罗永浩单枪匹马前往北新泾“微服私访”。北新泾是个江南小镇，在清嘉庆年间称北新泾市，罗永浩去调查时该镇是新泾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按照秘书处领导转达的陈毅市长的调查要求，他先查看核对了张贴在镇上大街小巷的落款署名“虹桥机场修建委员会”的公告内容，发现与写给陈市长的那封信函上所说的没有出入。然后，就要查摸一下该信函的作者“完颜”其人了，查到后他要登门拜访，执行领导指令中的第二项内容。
罗永浩去了新泾区派出所，想请民警查一下户籍资料中是否有复姓“完颜”的居民。民警说属于北新泾集镇上的那一万余名居民中肯定没有这个姓氏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姓氏，如果有的话我们肯定会记得很清楚。罗永浩寻思“完颜”应该是宋代跟岳飞打过仗的金兀术那帮子的姓氏，那应该算是少数民族了，又问民警居民中是否有北方的少数民族，得知有一户是回族人，姓马，全家都是文盲，不可能写这样的信函的。
派出所建议罗永浩去新泾乡政府了解一下是否有“完颜”姓氏的农民。于是，罗永浩就去了位于哈密路上的新泾乡政府。乡是没有派出所的，只有一个同时兼管几个乡的公安特派员，姓林。正好这位林特派员也管着虹桥乡，于是罗永浩一并请教。可是，其结果跟在新泾区派出所所获得的是一样的。
这样几番折腾下来，一天也就过去了。
次日，罗永浩赶了个早，先去北新泾镇上坐茶馆，听听那些前去喝茶的群众对虹桥机场修建工程和征地动迁是怎么说的。然后再奔虹桥镇，那里的茶馆已经散市，他去看了张贴着的征地动迁公告，又随机询问了一些群众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当天完成任务，罗永浩向秘书处领导复命：来信反映的数据与“公告”相符；写信人“完颜”无法找到，据户籍资料显示，均无复姓“完颜”的居民；在茶馆、集市听了多名群众的议论，确有一些对政府补偿标准不满的。
当天晚上，秘书处即把罗永浩调查的情况简报完成，次日上午呈递到陈毅那里。陈毅看了这份调查简报后，要求“收集民国10年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的征地补偿情况，以及上海抗战前的土地、大米的价格资料后送来供我阅读”。
陈毅看了收集来的当初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的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发放方式以及抗战前的上海市地价、米价情况（抗战后物价飞涨，无参考价值）资料，结合罗永浩的民情调查情况汇报，对“完颜”来信作了批示，要求机场修建委对北洋政府的补偿标准、发放方式与抗战前上海的土地、大米价格进行比对研究后，重新制订征收土地、房屋、青苗以及迁坟的补偿标准，强调“一切从群众生活出路来考虑照顾与赔偿”，“要让群众满意，政府多出些钱没有关系，补偿标准要讲得出依据，说得清道理”。修建委遵照陈毅的指示，当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对之前制订的各类补偿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议，作了修改。
三天后，新的补偿标准张榜公布。群众对此如何评价呢？
新标准获好评
新标准不仅提高了各类补偿的金额，而且还以“附件”的形式与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的征收补偿标准以及抗战前上海市的土地、大米价格作了清晰的横向比较：
民国10年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1月28日由上海县署知事沈宝昌颁发的《布告》中公布的征收价格是：“超等水田每亩给价银80元，地内坟墓迁费，不论砖灰，每具给银12元，小坟每具给银6元，骨坛每具给银3元；青苗蔬菜，每亩给银2元。”这年上海市的大米价格是10元一石（注：每石约为75千克），征收土地每亩最多给80元也就是八石大米，其他迁坟、青苗补偿以此类推。
抗日战争前，虹桥机场、中山西路一带土地价格每亩银洋200元，以当时的米价合13石米左右；虹桥路西首一般农田价为七石米，有些地方还要低。
这次人民政府修改后的新补偿标准为：土地每亩给价七石米，宅基地三亩以下给价14石米，超过三亩的部分照10石5斗计算。专用铁路的征地给价是土地每亩9.9石米，宅基地每亩给价22.2石米。
房屋的给价：瓦房每间299.81万元（旧人民币，下同），草房每间124.48万元，水井每口7.12万元。
青苗补偿给价：以种植不同品种的农作物以及种植位置处于机场内外予以不同的金额，从最低的玉米每亩15.40万元到最高的薄荷每亩72万元。未种的空地，机场内的每亩补偿8万元，机场外的每亩补偿10万元。
坟墓迁移补偿费标准为：砖葬坟墓：每具棺材14万～15万元；如棺材已坏需用骨箱者10万元。灰葬坟墓：每具棺材12万元；如棺材已坏需用骨箱者8万元。骨灰箱6万元；骨灰罐5万元。
人民政府还推出了两项与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不同的举措：一项收购廊砖（砖葬坟墓所用的砖头）。此类坟墓，墓主迁墓时拆除廊砖需要人力，如将廊砖运出实在不合算，常常成为迁坟时的一个使墓主头痛的问题。这次修建委决定由政府统一代为拆除并收购后做“三合土”之用，价格以每立方3万元计算。
另一项举措是机场修建委员会组织被征用土地家庭中的青壮年及一部分妇女，参加机场建设，每人每天平均工资为7700元（约折合四市升到四市升半米），从而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安然度过了当时上海郊区农村遇到的1950年的夏荒和1951年的春荒（荒：指青黄不接时的缺粮饥荒）。
新的补偿办法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和拥护，征地动迁工作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没有出现波动，也没有人闹事。1951年5月，重建虹桥机场工程竣工，6月通过验收，随即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上海的民用机场是龙华机场。十多年后，由于龙华机场紧靠市区，受净空条件等限制，已无法适应大型飞机起降，不久便改为小型飞机的试飞站和训练基地。虹桥机场在1963年11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扩建成为民航国际机场。
（谢绝转载和上网）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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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机场的筹建始于1920年，当时负责管理全中国航空的相当于“国家民航总局”机构的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拟定了一个全国航空线计划，决定先行筹办京沪航空线，并在航空事务处内附设京沪航空线委员会，管理该航线一切事宜。京沪航空线将北京作为始发站，沿途在天津、济南、徐州、南京及终点站上海各设航空站一处，在廊坊、桑园、滕县、大城口、宿县、明光、丹阳、苏州各设备降机场一处。
为此，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派出包括外国技术专家在内的技术人员以及官员前往上海勘察“上海航空站”的站址。这一行人在上海市区外围区域考察一番后，选中了属于吴淞地区的一处名唤“老鼠沙”的地方，认为此处非常适合作为京沪航空线的上海站址。于是，勘察组就回京复命，写出了一份报告呈递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批准了这份报告，交由航空事务处具体操办筹建机场的一应事宜。航空事务处接受使命后要办理的第一桩事儿自然是先拿到老鼠沙的地产，经办官员赴沪一打听，老鼠沙一带的大片淤滩原是无主土地，不久前刚由上海浚浦局申请获得了地产权。这样，航空事务处就只能出钱向浚浦局转让。哪知，当航空事务处向浚浦局提出商买时，该局总工程师海德生代表局方答复称：“此地本局因作己用，碍难让渡。”一口回绝了。消息报到北京，北洋政府试图协调，可是上海这边不肯买北京的账。于是，航空事务处又派勘察组再次赴沪踏勘站址。先是看中了位于老鼠沙附近的“高桥沙”，因面积小不甚合适，便放弃在吴淞地区选择站址的念头，而转向上海西郊。当技术人员踏勘了虹桥路西端上海县与青浦县交界处时，顿觉此处是建造机场的理想之地。站址选定后，航空事务处立即呈报北洋政府国务院核准。
1921年1月24日，上海县署根据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决定及江苏省省长训令，派员会同已由航空事务处扩编为航空署的技术人员，在青浦县署的配合下，前往上海县与青浦县交界的第二十九保三图地处，圈画民田267亩，其中240亩属上海县，其余属青浦县，涉及农家60余户。
虹桥机场的辟建工程，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承揽施工单位。当时，航空署将该机场建筑说明书大纲、投标章程及承标合同，全部公开登在上海各报上。结果，中标单位是美商允元实业公司。1921年2月27日，航空署与允元实业公司正式签订合同，约定四个月内全部竣工。是年3月10日，虹桥机场辟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辟建工程由航空署组织进行。经过四个月的努力，主要工程于6月底基本完成。
上海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开始着手研究重建虹桥机场的问题。1950年年初，中央军委派出技术力量对旧虹桥机场进行了勘察，查明虹桥机场面积为2513余亩，场内有两条稍有基础的平行碎石跑道，三条滑行道，七条推机道和一座被拆破的场门。查明情况后，中央军委随即组织专家对重建虹桥机场进行设计。1950年4月20日，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出面宣布决定重建虹桥机场。
1950年5月4日，上海防空司令部根据专家设计方案提出了基本建设计划和预算；5月17日，提出补充计划，追加预算；7月20日，又提出扩大预算。工程设计方面要求合乎标准，符合新式空军需要。征地移民、施工方面，要适应需要及时完成。
为确保重建任务顺利完成，上海市于5月6日成立了虹桥机场修建委员会，简称“修建委”。机场修建委员会的成员由以下13人组成：上海市郊政府秘书长朱德群、中央军委上海航空办事处主任谢斌共同担任主任委员，他们的具体工作是负责征地动迁工作；中央军委上海航空办事处副主任王炜之、上海市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和上海警备司令部所辖解放军第97师参谋长胡兰芝任副主任委员，这三位分别负责会务、工务和部队施工力量及警备工作；担任委员的有上海防空司令部后勤部部长明昌学、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副主任李扬群、上海市工务局结构处处长朱国洗、上海市郊公安局局长田文达、上海防空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田云樵、上海市新泾公安分局局长张玉清、空军上海虹桥机场站站长张道祥和副站长曹干，他们分别负责财经、工务、防保、材料等工作。
一封寄给陈毅的信
虹桥机场重建工作是以高效率进行的，5月中旬，第一期工程即在原机场的基础上建造跑道、警戒机坪、停机坪、推机道、滑行道，以及建造房屋、库站、油库，安装电网线、电力线等。与此同时，修建委开始进行其他工作。
7月10日，由修建委出面颁布的《虹桥机场工程关于征用土地、房屋》的公告在虹桥镇、北新泾镇的大街小巷及虹桥机场大门口等处张贴出来了。因为涉及60多户农民的土地、房屋以及上百户农民和市民的坟墓迁移，所以关注的人很多。修建委考虑到可能其中有些涉及迁坟的人家不在附近居住，因而就会看不到公告，于是，又请报纸予以刊登以及电台广播。
三天后，一封寄自北新泾镇、信封上的收信人为“陈毅市长”、落款署名为“完颜”的匿名信由邮局以普通信函形式送至上海市人民政府。市府秘书处信访股拆阅后，因见内容涉及重建虹桥机场征地事宜，认为可能比较重要，便经由秘书处领导审阅后呈送陈毅市长案头。
7月15日，陈毅亲阅了这封来信。该信内容为：一是说明自己系一介百姓草民，与该次虹桥机场重建工程征地征房动迁等无涉，非常支持人民政府重建虹桥机场；二是认为目前政府公布的征用土地、房屋以及迁坟、青苗等的补偿标准定得偏低，群众普遍觉得“不尽满意”，建议政府考虑适当提高补偿标准，或用其他方式如“以工代偿”予以补偿，总之，应使老百姓对此感到“大体上满意”。
陈毅阅读此信后，随即指令市政府秘书处派人前往实地调查，具体要求：一、实地察看张贴出的《公告》上列明的各类补偿标准是否与来信所反映的数据相符；二、找到写信人，当面听取其意见并表明政府对其反映情况行为的感谢之意；三、以“微服私访”的方式听取北新泾、虹桥两镇群众对这次公布的补偿标准的说法。 当时的市政府，部门少，人手紧，因此，对于落实陈毅市长亲自交办的调查事项，秘书处也只能派出一名干部执行。而且，这位被派遣的干部竟是只有22岁、参加工作不过一年有余的秘书处干事罗永浩。
罗永浩是江西南昌人氏，1946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来沪上学后，因为追求进步，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1948年秋天，他被发展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共青团。两个月之后，地下党从打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内线那里获得消息称罗永浩已经引起潜伏于复旦大学学生中的特务分子的注意，被列入了“重点监视，伺机逮捕”的黑名单。于是，组织上安排罗永浩撤往浙江四明山根据地，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返回，被组织安排在市府秘书处工作。
从罗永浩的上述经历来看，他对做陈毅市长所交办的调查使命算不上内行。不过解放初就是这样，内行工作要做，外行工作也要做，不会就学，边学边干，只许干好，不能干坏。
7月16日，罗永浩单枪匹马前往北新泾“微服私访”。北新泾是个江南小镇，在清嘉庆年间称北新泾市，罗永浩去调查时该镇是新泾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按照秘书处领导转达的陈毅市长的调查要求，他先查看核对了张贴在镇上大街小巷的落款署名“虹桥机场修建委员会”的公告内容，发现与写给陈市长的那封信函上所说的没有出入。然后，就要查摸一下该信函的作者“完颜”其人了，查到后他要登门拜访，执行领导指令中的第二项内容。
罗永浩去了新泾区派出所，想请民警查一下户籍资料中是否有复姓“完颜”的居民。民警说属于北新泾集镇上的那一万余名居民中肯定没有这个姓氏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姓氏，如果有的话我们肯定会记得很清楚。罗永浩寻思“完颜”应该是宋代跟岳飞打过仗的金兀术那帮子的姓氏，那应该算是少数民族了，又问民警居民中是否有北方的少数民族，得知有一户是回族人，姓马，全家都是文盲，不可能写这样的信函的。
派出所建议罗永浩去新泾乡政府了解一下是否有“完颜”姓氏的农民。于是，罗永浩就去了位于哈密路上的新泾乡政府。乡是没有派出所的，只有一个同时兼管几个乡的公安特派员，姓林。正好这位林特派员也管着虹桥乡，于是罗永浩一并请教。可是，其结果跟在新泾区派出所所获得的是一样的。
这样几番折腾下来，一天也就过去了。
次日，罗永浩赶了个早，先去北新泾镇上坐茶馆，听听那些前去喝茶的群众对虹桥机场修建工程和征地动迁是怎么说的。然后再奔虹桥镇，那里的茶馆已经散市，他去看了张贴着的征地动迁公告，又随机询问了一些群众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当天完成任务，罗永浩向秘书处领导复命：来信反映的数据与“公告”相符；写信人“完颜”无法找到，据户籍资料显示，均无复姓“完颜”的居民；在茶馆、集市听了多名群众的议论，确有一些对政府补偿标准不满的。
当天晚上，秘书处即把罗永浩调查的情况简报完成，次日上午呈递到陈毅那里。陈毅看了这份调查简报后，要求“收集民国10年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的征地补偿情况，以及上海抗战前的土地、大米的价格资料后送来供我阅读”。
陈毅看了收集来的当初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的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发放方式以及抗战前的上海市地价、米价情况（抗战后物价飞涨，无参考价值）资料，结合罗永浩的民情调查情况汇报，对“完颜”来信作了批示，要求机场修建委对北洋政府的补偿标准、发放方式与抗战前上海的土地、大米价格进行比对研究后，重新制订征收土地、房屋、青苗以及迁坟的补偿标准，强调“一切从群众生活出路来考虑照顾与赔偿”，“要让群众满意，政府多出些钱没有关系，补偿标准要讲得出依据，说得清道理”。修建委遵照陈毅的指示，当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对之前制订的各类补偿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议，作了修改。
三天后，新的补偿标准张榜公布。群众对此如何评价呢？
新标准获好评
新标准不仅提高了各类补偿的金额，而且还以“附件”的形式与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的征收补偿标准以及抗战前上海市的土地、大米价格作了清晰的横向比较：
民国10年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1月28日由上海县署知事沈宝昌颁发的《布告》中公布的征收价格是：“超等水田每亩给价银80元，地内坟墓迁费，不论砖灰，每具给银12元，小坟每具给银6元，骨坛每具给银3元；青苗蔬菜，每亩给银2元。”这年上海市的大米价格是10元一石（注：每石约为75千克），征收土地每亩最多给80元也就是八石大米，其他迁坟、青苗补偿以此类推。
抗日战争前，虹桥机场、中山西路一带土地价格每亩银洋200元，以当时的米价合13石米左右；虹桥路西首一般农田价为七石米，有些地方还要低。
这次人民政府修改后的新补偿标准为：土地每亩给价七石米，宅基地三亩以下给价14石米，超过三亩的部分照10石5斗计算。专用铁路的征地给价是土地每亩9.9石米，宅基地每亩给价22.2石米。
房屋的给价：瓦房每间299.81万元（旧人民币，下同），草房每间124.48万元，水井每口7.12万元。
青苗补偿给价：以种植不同品种的农作物以及种植位置处于机场内外予以不同的金额，从最低的玉米每亩15.40万元到最高的薄荷每亩72万元。未种的空地，机场内的每亩补偿8万元，机场外的每亩补偿10万元。
坟墓迁移补偿费标准为：砖葬坟墓：每具棺材14万～15万元；如棺材已坏需用骨箱者10万元。灰葬坟墓：每具棺材12万元；如棺材已坏需用骨箱者8万元。骨灰箱6万元；骨灰罐5万元。
人民政府还推出了两项与北洋政府建造虹桥机场时不同的举措：一项收购廊砖（砖葬坟墓所用的砖头）。此类坟墓，墓主迁墓时拆除廊砖需要人力，如将廊砖运出实在不合算，常常成为迁坟时的一个使墓主头痛的问题。这次修建委决定由政府统一代为拆除并收购后做“三合土”之用，价格以每立方3万元计算。
另一项举措是机场修建委员会组织被征用土地家庭中的青壮年及一部分妇女，参加机场建设，每人每天平均工资为7700元（约折合四市升到四市升半米），从而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安然度过了当时上海郊区农村遇到的1950年的夏荒和1951年的春荒（荒：指青黄不接时的缺粮饥荒）。
新的补偿办法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和拥护，征地动迁工作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没有出现波动，也没有人闹事。1951年5月，重建虹桥机场工程竣工，6月通过验收，随即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上海的民用机场是龙华机场。十多年后，由于龙华机场紧靠市区，受净空条件等限制，已无法适应大型飞机起降，不久便改为小型飞机的试飞站和训练基地。虹桥机场在1963年11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扩建成为民航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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