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谢罪与谢罪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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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也就是《日韩合并条约》签署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日本首相菅直人就该国历史上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史无前例地向韩国发表了点对点式的谢罪谈话。谁料韩国高达70%的民众觉得谢罪隔靴搔痒、言不及义,而日本舆论则认为谢罪有辱国格。虽然8月15日菅直人顶住压力再次谢罪,但当初的精心策划与外交运作已经被淹没于纷纷扰扰当中。
  
  迟来的握手
  
  菅直人首相8月10日的谢罪讲话见仁见智,但其诚意倒是见诸行色。
  菅直人不但坦诚历史上的“日韩合并”违背韩国民族意愿,还承诺民主党内阁的全体阁员都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而言,这是“历史首次”。同时,对韩国而言,比起以前被列入“大东亚共荣圈”受害国名单中道歉,此次日本的点对点式谢罪,也是“历史首次”。特别是在移交文化遗产的问题上,菅直人答应归还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文献,是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明确规定不必返还的文物,这样的“慷慨”难得一见。
  面对日本政府的高调谢罪,韩国政府也积极作出反应。韩国外交通商部除第一时间对日本谢罪做出高度评价外,甚至把菅直人讲话中可能引起韩国舆论反感的“移交”文物“错译”为“归还”文物。在“8·15”光复庆祝活动致辞中,韩国总统李明博也与菅直人隔空唱和,大度地表达了一切向前看的核心思想。
  两国官方这样的心有灵犀,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菅直人的谢罪实质上圆了两国政府间一场迟到了两年的约会。
  早在2008年4月,刚刚当选总统2个月的李明博,不惜国内舆论的怪罪,重启了日韩终止3年多的“穿梭外交”(即两国领导人每年互访一次),并主动表示,“不会总要日本道歉”。其抛开历史旧账的诚意不比今天的菅直人逊色。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日本当时把韩国的美意当作软弱可欺,在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大做文章,生生使韩日关系的“向前看”壮举变成了空前的“向后转”悲剧。现在两年的风雨忧愁,日本总算出了一位能和李明博总统惺惺相惜的首相,双方连战略上的深意都同心一意。2008年李明博刚刚当上总统,便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对美外交占50%,对华外交占20%”,美日韩同盟从此成为韩国外交基轴。菅直人首相在今年8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谢罪意图时,也很直率地表示:“这一地区的稳定将以日韩为基轴,再加上美国,共3个国家构成。在作出这一展望的同时,我发表了此次讲话。”
  时移世易,但两国首脑的东亚构想都独独将中国排除在外。说到底,现在中国GDP总量随时可能超越日本,韩国则黄海军演屡受中国牵制。两个自认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优越的国家怎么也接受不了中国越来越强的现实,又不愿承认日韩基轴或美日韩同盟不似想象中那么强大。在美国迟迟无法从衰退阴影中抽身而出的情况下,强化彼此的价值观同盟就成为两国几乎唯一的选择。虽说李明博或菅直人心目中的日韩基轴并非一定要与中国对抗,但其制衡中国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
  
  完不成的和解重任
  
  一个是期许已久,一个是幡然醒悟,菅直人和李明博在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的亲善之举哪怕做不到历史性和解,也该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才对。但是事与愿违,2008年李明博的命运在2010的菅直人身上重演了一回。韩国国内几乎听不见赞赏的声音,几乎所有舆论都指责菅直人缺乏诚意。
  具体的批评无非两点,一是菅直人没有在法理上明确指出日韩合并的非法性,二是殖民時期的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和独岛问题都没有涉及。这样的批评自然有韩国的道理,毕竟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过去了近100年,韩国也没得到一个终极正义式的回复。但是道理如果翻过来讲,过去100年的纠葛非要菅直人在一次讲话中彻底来个了断,这样的要求对菅直人而言,风险几乎等同于政治自杀。同样,李明博政府也知道菅直人需要得到韩国的善意回应,好向日本国民证明谢罪之举的明智性,但是非要让李明博政府违背民众的基本判断来大肆夸奖菅直人,这种政治压力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韩国当前至关重要的内阁重组了。两难之局下的两国政府,本来的良好打算自然落空。
  其实,一个常态下的政府想要做到引导舆论和民意,别和政治需要作对并非太困难的事情。但是目前的韩、日政府,恰恰处于五行不定的脆弱处境,韩国已经三次内阁重组,被迫要塑造一个“放牛小子”总理出来凝聚人心,日本民主党内阁则朝不保夕,随时有倒阁的危险。脆弱的执政现状给他们聚拢民意、推行双方都非常迫切期待的价值观联盟政策带来极大困难。最具有意味的是,正是这两个风雨飘摇的政府,撞上了日韩合并百年这个难得的历史性和解的机遇,又在外交思路上有着难得的默契。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尴尬局面:台上尽释前嫌准备矛头对外,台下纷纷扰扰剑拔弩张,政府与民意的两张皮显得分外荒诞。
  
  价值观的战争打败价值观联盟
  
  一言以蔽之,把价值观等同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忽视其民族性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谢罪声明所引起的混乱,其实是日韩民族意识长期对立的自然结果。在东北亚这片饱受殖民主义侵害的土地上,无论当年的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民族主义都和强国意识、竞争焦虑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切不考虑民族主义影响力的外交战略,都像把地基打在沙滩上一样不可靠。谢罪问题直击日韩两国满是“骄、娇”二气的民族主义,碰壁也属正常。
  韩国人咬定了对日本要听其言、观其行,甚至期望日本把谢罪问题与承认韩国独岛主权结合起来,却毫不在乎这样的求全苛责只能把日本国内主张反省历史的政治家一网打尽,最后导致谁都会把谢罪视为畏途,日韩问题或许永无解决之日。韩国在庆祝“8·15”光复日重建光化门的揭匾仪式中,大匾恢复汉文原貌竟也被许多媒体指责为对“韩国文化”不敬,这样的孤倔与日本结成密切的价值观同盟谈何容易。
  日本舆论在民族主义的偏执上也不遑多让,表演型人格的政客与视反省为软弱的右翼情绪相互结合,曾经博得最有魅力头衔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安倍前首相一听见谢罪声明,第一反应竟然是归还文物会“出现各种个别补偿问题,后患无穷”。这样的小气还不是这位前大国首脑的唯一表演,安倍前首相目前荣膺“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和“思考公共广播应有方式议员会”的重要成员,而正是这两个协会推动了日本自民党表态,只要上台执政就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并因为NHK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日本登场》“没完没了地描述日本人的殖民罪行”而要求赔偿。
  看似针尖对麦芒的背后,日韩两国国内情绪都弥漫着一种谁也不缺谁的自负。韩国希望成为东亚主导国家、枢纽国家,日本又立志成为国际性的政治大国。民族主义的浸润加上获取竞争优势的焦虑,最终换来双方有违常识的冲突性认知。价值观的斗争激烈至此,还想着强强联合维护地区安全。这样的美好设计如何能够实现呢?
  
  于海洋
  青年学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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