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9月5日，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在上海去世，享年93岁。下文是他怀念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旧作。
光阴如驶，转眼已到曾祺九十冥诞之期，也就是说曾祺离开我们也已十多年以往了。老话说，人往风微，换句白话，也就是人走茶凉，令人欣慰的是，曾祺身后颇不寂寞，记得他的颇有人在，纪念活动，不断如缕。朋友记起，六十多年前，我与曾祺、永玉曾有过年把过从密切的日子，命我回忆前尘，写点东西。这可是个艰难的任务。我等三人，以黄永玉的记忆性为强，前两年他写过一篇《浅识》，断记颇详，但不免少（稍）有夸张之处。例如，他将我说成一家轮船公司的高等职员，慷慨好客，俨然如春申君似的角色，这就多少离开了真实。
当时我在一家进步报馆工作。人皆尽知，靠这一职务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许多人就不能不谋兼职维持生活。当时有一句笑话，称之为“自费革命”。我是由父辈的照顾，在中兴轮船公司中当了一名“秘书”，业务清闲，只是收发公司来往函件，写个摘由的公文函套，此外也兼管商务电报的译转，同事都是父辈人，对我十分宽容，有些事就代我做了。当时上午上班，除了看大小报纸外，就是抽空写千把字的“旧戏新谈”，午饭后踱步到不远的报社发稿。就在这种宽松的工作条件下，才能一见曾祺、永玉站在面前，就能交待一声，站起来就走。这种做派，就被误会为高级职员风度了。
离开办公楼就是找地方吃喝、消遣。也不像永玉说的那么豪纵，最高级的去处只能数霞飞路上的“DD’S”了，店里有“吃角子老虎”的设备，每次也总要喂它几文。偶然得彩，一下子吐出一大堆角子，必兴高采烈地喂还它不可。咖啡馆的奶油蛋糕是有名的，一坐下来就是许久，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
吃馆子是常事，但并不大吃大喝。记得常去的是三马路上的“四川味”，那是我经常宴客之处。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照例也是酒酣耳热，狂言惊座。“四川味”有一个好处，离古书铺甚近，出酒馆，就踏入来青阁。我至今还对曾祺陪我逛书店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其实并不喜欢线装书，曾祺晚年写过一篇谈廉价书的文章，极力推崇一折八扣书，我看得出，那是发泄陪我走书坊，看“善本”的无聊、厌烦之反感。当时我初入买旧书之门，对“善本”只能有看的资格。所买多是残本书，曾祺在文字中明言说过我喜欢买残明本云云。言外之意，我是明白的。
选书既毕，两人醉醺醺地提了一撂旧书，乘三轮车（当时出差汽车是只供“高等华人”所用的），赶往霞飞坊巴金家去谈天。那撂旧书不敢提进二楼客厅，只能放在门口外面。
巴金和沈从文是好朋友。两人曾经因文学创作问题有过长信来往争论。我是同意巴公文无定法，信笔所之的写作态度，同时也不喜读文学批评文字的。因此至今也说不清沈巴争论焦点所在。曾祺则是沈公的得意传人，因此在巴金客厅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持谨慎态度。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这是我的理解。
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他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可是论关系的密切，远不及穆旦。
巴金在福建有几位朋友，因此常能得到闽中土宜的馈赠，如印泥、武夷的铁观音与茶具等，印泥转送给我，一直用于藏书钤记，确是名物。武夷山茶及茶具就给萧珊以初试身手的好机会。记得那是一次开明书店宴客，席散后一群人赶到霞飞坊品茗。在座的都有谁记不清了，靳以肯定有份。萧珊当众表演洗盏、生火、注水，将装了几乎全满铁观音的茶壶放在火上，然后在排列一圈的小小茶杯中依次三次温杯，最后才是品茶。费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口的乌龙茶确非凡品，茗苦回甘，一盏已足。曾祺是记得此番茶事的，曾有文记之。
值得记下的是若干年后，当曾祺和我在丁酉之役的泥潭里初步挣扎出来，萧珊在武康路宅备酒招待我们两人，那次曾祺是随赵老板（燕侠）的班子来沪的，曾祺面对佳酿，兴致全无，草草举杯，随即兴辞，回忆当年哄饮铁观音之盛，真的是不可再得了。
至于曾祺的“听水斋”，我没有一点印象，致远中学却曾访问过一次。记得仿佛是一间临时搭建的铅皮顶屋子，下雨时可以听到叮咚雨声的，也许这就是“听水斋”了，房内有铁床两只，床底铁条下陷，难怪永玉借宿时有小儿陷入窝内之感。一桌一灯，就是曾祺起坐之处。那时彼此虽常见面，但他喜欢弄笔，常有信来，天空海阔，无所不谈。蝇头小楷，颇以书法自喜。所谈以京剧界动静为多。一则我正在写有着旧戏的连载，同时也说明他的兴趣所在。这与他以京剧院编剧终不无香火因缘。谈角色，以“言（慧珠）、童（芷龄）、李（玉茹）”为多。曾祺能擫笛，惜无条件一展笛风。咖啡馆恐非合适吹笛子的场合罢？
曾祺已有一部“全集”出版，听说还将有新的“全集”问世，可惜“全集”所收无“书信”。曾祺离沪赴北平，途中及抵平后曾有许多长信给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以数通付某刊物，都是绝妙的好散文。记得未刊一笺中说起，我曾“警告”他不可沉湎于老北京的悠悠长日，听鸽哨而入迷，消磨“英雄志趣”，他的回信十分有趣，历经离乱，此笺已不复存，是可惜的。此后的笺札浸疏，倒是永玉通信中时常提起曾祺消息。李辉在现存永玉给我的信里涉及曾祺的零碎消息中，可以体会到他俩之间交往的变化，使我为之担心。常恐沪上一年交游之盛为不堪回首的记忆，是无端的杞忧么，不可知矣。
9月5日，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在上海去世，享年93岁。下文是他怀念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旧作。
光阴如驶，转眼已到曾祺九十冥诞之期，也就是说曾祺离开我们也已十多年以往了。老话说，人往风微，换句白话，也就是人走茶凉，令人欣慰的是，曾祺身后颇不寂寞，记得他的颇有人在，纪念活动，不断如缕。朋友记起，六十多年前，我与曾祺、永玉曾有过年把过从密切的日子，命我回忆前尘，写点东西。这可是个艰难的任务。我等三人，以黄永玉的记忆性为强，前两年他写过一篇《浅识》，断记颇详，但不免少（稍）有夸张之处。例如，他将我说成一家轮船公司的高等职员，慷慨好客，俨然如春申君似的角色，这就多少离开了真实。
当时我在一家进步报馆工作。人皆尽知，靠这一职务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许多人就不能不谋兼职维持生活。当时有一句笑话，称之为“自费革命”。我是由父辈的照顾，在中兴轮船公司中当了一名“秘书”，业务清闲，只是收发公司来往函件，写个摘由的公文函套，此外也兼管商务电报的译转，同事都是父辈人，对我十分宽容，有些事就代我做了。当时上午上班，除了看大小报纸外，就是抽空写千把字的“旧戏新谈”，午饭后踱步到不远的报社发稿。就在这种宽松的工作条件下，才能一见曾祺、永玉站在面前，就能交待一声，站起来就走。这种做派，就被误会为高级职员风度了。
离开办公楼就是找地方吃喝、消遣。也不像永玉说的那么豪纵，最高级的去处只能数霞飞路上的“DD’S”了，店里有“吃角子老虎”的设备，每次也总要喂它几文。偶然得彩，一下子吐出一大堆角子，必兴高采烈地喂还它不可。咖啡馆的奶油蛋糕是有名的，一坐下来就是许久，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
吃馆子是常事，但并不大吃大喝。记得常去的是三马路上的“四川味”，那是我经常宴客之处。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照例也是酒酣耳热，狂言惊座。“四川味”有一个好处，离古书铺甚近，出酒馆，就踏入来青阁。我至今还对曾祺陪我逛书店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其实并不喜欢线装书，曾祺晚年写过一篇谈廉价书的文章，极力推崇一折八扣书，我看得出，那是发泄陪我走书坊，看“善本”的无聊、厌烦之反感。当时我初入买旧书之门，对“善本”只能有看的资格。所买多是残本书，曾祺在文字中明言说过我喜欢买残明本云云。言外之意，我是明白的。
选书既毕，两人醉醺醺地提了一撂旧书，乘三轮车（当时出差汽车是只供“高等华人”所用的），赶往霞飞坊巴金家去谈天。那撂旧书不敢提进二楼客厅，只能放在门口外面。
巴金和沈从文是好朋友。两人曾经因文学创作问题有过长信来往争论。我是同意巴公文无定法，信笔所之的写作态度，同时也不喜读文学批评文字的。因此至今也说不清沈巴争论焦点所在。曾祺则是沈公的得意传人，因此在巴金客厅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持谨慎态度。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这是我的理解。
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他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可是论关系的密切，远不及穆旦。
巴金在福建有几位朋友，因此常能得到闽中土宜的馈赠，如印泥、武夷的铁观音与茶具等，印泥转送给我，一直用于藏书钤记，确是名物。武夷山茶及茶具就给萧珊以初试身手的好机会。记得那是一次开明书店宴客，席散后一群人赶到霞飞坊品茗。在座的都有谁记不清了，靳以肯定有份。萧珊当众表演洗盏、生火、注水，将装了几乎全满铁观音的茶壶放在火上，然后在排列一圈的小小茶杯中依次三次温杯，最后才是品茶。费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口的乌龙茶确非凡品，茗苦回甘，一盏已足。曾祺是记得此番茶事的，曾有文记之。
值得记下的是若干年后，当曾祺和我在丁酉之役的泥潭里初步挣扎出来，萧珊在武康路宅备酒招待我们两人，那次曾祺是随赵老板（燕侠）的班子来沪的，曾祺面对佳酿，兴致全无，草草举杯，随即兴辞，回忆当年哄饮铁观音之盛，真的是不可再得了。
至于曾祺的“听水斋”，我没有一点印象，致远中学却曾访问过一次。记得仿佛是一间临时搭建的铅皮顶屋子，下雨时可以听到叮咚雨声的，也许这就是“听水斋”了，房内有铁床两只，床底铁条下陷，难怪永玉借宿时有小儿陷入窝内之感。一桌一灯，就是曾祺起坐之处。那时彼此虽常见面，但他喜欢弄笔，常有信来，天空海阔，无所不谈。蝇头小楷，颇以书法自喜。所谈以京剧界动静为多。一则我正在写有着旧戏的连载，同时也说明他的兴趣所在。这与他以京剧院编剧终不无香火因缘。谈角色，以“言（慧珠）、童（芷龄）、李（玉茹）”为多。曾祺能擫笛，惜无条件一展笛风。咖啡馆恐非合适吹笛子的场合罢？
曾祺已有一部“全集”出版，听说还将有新的“全集”问世，可惜“全集”所收无“书信”。曾祺离沪赴北平，途中及抵平后曾有许多长信给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以数通付某刊物，都是绝妙的好散文。记得未刊一笺中说起，我曾“警告”他不可沉湎于老北京的悠悠长日，听鸽哨而入迷，消磨“英雄志趣”，他的回信十分有趣，历经离乱，此笺已不复存，是可惜的。此后的笺札浸疏，倒是永玉通信中时常提起曾祺消息。李辉在现存永玉给我的信里涉及曾祺的零碎消息中，可以体会到他俩之间交往的变化，使我为之担心。常恐沪上一年交游之盛为不堪回首的记忆，是无端的杞忧么，不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