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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教育而言，都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之后，中国教育改革将要开启新的征程。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过去的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成果背后，有着教育“基石”的强力支撑。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教育也实现了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不断提升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民族共识。
7月29日，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智慧凝聚，《教育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已清晰可见。教育为民，回望《教育规划纲要》的制订过程，“民意”的表达无疑为《教育规划纲要》增色不少。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会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保障。这一年，教育领域的众多会议、活动都围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展开。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展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的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多，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对于《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实现教育科学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允许和鼓励各地进行探索和试验，通过改革创新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需要，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殷切期望。
谈改革，还要注重“经验”。说到底，改革是“继往开来”，不是抹杀过去。实际上，对于中国教育改革而言，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甚至教训，都是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宝贵的财富。
以《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以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教育改革将要开启下一个“十年”。无论是高教的招生改革、大学自主权、去行政化等问题，还是职教服务地方、校企合作等问题，都是未来5年或者10年需要直面的问题。
展望未来，改革征途未尽。
点击·年关键
1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发出教育改革总动员令
2010年7月13—14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10年7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胡锦涛指出，全党全国要积极行动起来，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央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主要考虑和确定的教育工作方针。他特别指出，《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表明了党和政府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坚定决心。他对组织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作了全面部署。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始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围绕“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全面部署，发出了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动员令，吹响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雄浑号角。
[声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和《教育规划纲要》，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这届大会是最大范围地统一全国人民教育观念和思想的重要大会，是明确未来十年发展目标和任务的重要大会，是关系未来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盛会。
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整个国家的前进、国民素质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要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
吉林大学校长展涛：“育人为本、改革创新”绝不能是空话。每所学校、每个教师都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育人质量。
2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绘就中国教育发展“蓝图”
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教育规划纲要》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强国必先强教。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制定并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需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把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重要职责，加强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的组织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是一次科学民主决策的实践，在近两年的制定过程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将社会需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吸收到了《教育规划纲要》当中。
[声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教育规划纲要》涉及改革的六大任务，包括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学校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观念，涉及体制，还涉及切身利益，教育改革充满艰巨性、复杂性。因此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中，我们从两个方面设计了改革的推进策略。一是自下而上，鼓励支持各地各校大胆探索，不断总结推广。二是自上而下，因为有的改革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做不了，它需要整体设计，全国统一考虑。因此我们强调了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促进教育科学发展，就必须努力改革创新。以人为本、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统筹协调，不改革不行；更新观念、优化机 制、创新方法，不改革不行。这次颁布实施的《教育规划纲要》将“改革”放在“发展”之前，就证明我们国家的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改革当中实现，从而最终实现人才强国的目标。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稽裘：职业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缓解我国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环节。正因为如此，中央要求《教育规划纲要》应把职业教育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吴岩：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把职业教育摆在这么高的位置。《教育规划纲要》不仅着眼于教育内部，而且还着眼于教育外部，即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谋划教育。《教育规划纲要》还前所未有地提出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比如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法规，以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3 技能大赛：成就职教品牌，引领职教发展
2010年6月25—27日，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天津举行。本次大赛，参赛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4087人，大赛共设14个专业类别42个比赛项目。其中，中职学生组设10个专业类别35个比赛项目。高职学生组设4类专业领域7个比赛项目。此外，主办单位也大幅增加，由去年的11个部门增加到了今年的16个部门。
今年，以技能大赛为核心，还同期举办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中职校学生技能产品展洽会”“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和“职业院校学生文艺调演晚会”等4项活动。相应的配套活动，丰富了技能大赛的内涵。
新设置的一些赛项成为赛场“亮点”。而这些新赛项，都紧密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所设，体现出了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也体现出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积极性。而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也成为大赛男一亮点。以大赛为媒，校企合作关系渐入佳境。
作为我国教育领域一项重要的国家级赛事，随着比赛影响力的日渐扩大，技能大赛的品牌效应逐步显现出来。技能大赛，既成为职业教育的一张鲜活“名片”，也成为影响和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风向标”。
[声音]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不仅规模大、覆盖面广，而且有创新、有发展、大赛内容上的德技并重和方向上的教产结合，使大赛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风采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行业企业对大赛的深度参与，彰显了大赛在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关于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经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思考的是：今后如何让各行各业都能了解我们的技能大赛，从而吸引企业的关注，推进我们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技能大赛是激发和促进学校教育改革一个很好的诱导因素，一方面它促进职业学校培养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大赛获奖选手得到企业的认可、社会的尊重，在全社会增强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有助于人们产生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尊敬。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辛宝忠：从2010年看，大赛对学校办学理念的转变和引领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大赛设置的赛项与职业教育现在进行的教学活动紧密结合，既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注重平时的积累，而非单纯靠竞技场上的临场发挥。
山东教育厅总督学徐曙光：要持续发挥大赛的引领作用，通过大赛促进职校生技能水平的提升。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志君：通过大赛，我感到整个职业教育的技能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西部职业教育在投入方面与东部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
4 热议大学“去行政化”，高教改革进入深水区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靠科技的力量与人才的智慧，大学也因此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这一转变，要求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加关注社会需求，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
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触及了高教改革问题的核心。高教改革到底要改什么?高教改革势在必行，但却举步维艰，尤其每每到了体制改革层面，就如同进了“死胡同”，体制改革被看做高教改革的最大难点。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大学“去行政化”是焦点中的焦点。
在2010年的“两会”上，《教育规划纲要》中的高校“去行政化”，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尽管大家对“去行政化”改革方向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具体到对“去行政化”的理解，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而围绕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也延伸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是否需要行政管理”，等等。
袁贵仁也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这一思路非常明确，如何“去行政化”既有方法，又有可操作性。如此，以《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为引领，将我国高教改革的“航船”逐步驶向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声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杜玉波：去行政化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人办学校、管教育，因为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的学术水平与威望，绝不是行政级别。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要防止一种极端认识，即在大学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20世纪未以来，加强管理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中国高校现下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但高校其实只能靠学术追求和学术优秀来驱动。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的表象，行政化其实质是学校的运作靠行政权力去推动，这种状态要改变。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就涵盖了“去行政化”，要围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目标，围绕“去行政化”这样一个发展方向，逐步改革、稳步实施。要建立一套学校章程，按章程办事。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相关的高校管理去行政化，也被纳入《教育规划纲要》文本之中。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解决这一问题，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必须做，这是大势所趋，是国家确定的今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向，需要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二是怎么做，应是“先立后破”，“立”就是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破”就是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三是什么时候做，应从容易地方做起，逐步向难点推进。所以，国家要求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再作推广。
5 《职教法》修订，期待仍在持续
全教会和《教育规划纲要》为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0年，职教界也在持续关注一件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
自1996年颁布实施《职教法》以来，这部法律已历经14载。《职教法》在当时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背景下，在明确职业教育地位、体系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事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职教法》中的不少内容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或者在新形势下不具有可操作性。现行的《职教法》在现实中到底遭遇了怎样的问题?在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又该如何修订才能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起到长久、积极的推动作用?一部看似薄薄的《职教法》，实则分量极重，它关系着民生、国计和未来。在深入研究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职教法》进行修改尤为必要，这是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2009年，全国人大曾把修订《职教法》作为立法计划的一部分，但至今，新《职教法》仍未“现身”。职教界在持续等待中盼望着，期盼修订后的《职教法》能够给中国的职业教育撑出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描绘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声音]
教育部原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杨金土：我期待修订后的《职教法》能够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得到推广，同时我希望新的《职教法》有比较大的突破。我认为，领导管理体制问题如果能够突破，这是一大贡献。这个问题和如何发挥行业的作用可以联系起来，难度是在职能的重新分配。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在职业教育里，劳方、资方、政府，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旧法里写了很多行业该干什么、企业该干什么，但没有写这两方在决策机构里、在管理高层里是什么位置，明显地责权利不对等。事实上，职业教育这么多年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多元办学体制这种利益格局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管理体制问题。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德国，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跨越了企业和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而《职教法》也同时遵循了职业和教育这两个规律，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样，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不能只有在企业里办培训，或者只在学校里办教育的分割的“定界”思维，应该有一个系统集成的思想。
6 “两个文件”——高职发展“布新局”
2010年9月，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紧跟《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出台，以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一时间“节点”，这次会议被高职教育界视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发展，全面部署未来10年高等职业教育战线发展战略及发展任务而专门召开的一次全国性高等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会上，“两个文件”——《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五年规划(2011—2015年)》成为讨论焦点。
作为“年轻”的教育形式，高职少了一些历史包袱，也被寄予了更多改革的厚望。这些年来，为适应经济体制之变、社会环境之变、高等教育之变，高职教育改革未曾止步。其中，“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建立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独招生考试改革、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跨区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然而，对复杂的高职改革而言，问题盘根错节。高职改革如同一个巨大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宏观上看，有国家政策、政府投入，等等；微观上看，有校企合作的成效、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式，等等。归结起来，都与高职管理体制与教学模式有关，而根本的诉求点，无疑就是“质量”。
在《教育规划纲要》的政策框架下，教育部逐步明确了高职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两个文件”也为下一步高职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声音]
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职成所所长马树超：在过去那些历史转折的关头，尽管有了好的理念却很难引出好的实践；即使有了好的开端也很难得到好的结果，往往是做着做着就走了样，由此可见高职教育改革之“难”!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从参观考察以及平时了解的情况来看，政府主导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和一个措施。要想打破教师聘用制度，如果人事部门、相关部门不给予支持和松绑，是做不成的。
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所长石伟平：通过立法程序，在法律上明确政府、企业、行业等职业教育相关主体的职责，协调各方关系。同时，通过利益杠杆撬动校企合作，比如，通过税收优惠，让企业乐于参与校企合作。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李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从突破瓶颈着力。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人手，认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及难点所在，强调政策引导发展，体制推进改革，机制提高质量。从宏观层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强调战略地位；从中观层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强调体制机制；从微观层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强调教育运作。
湖南教科院高教所副所长欧阳河：质量和公平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两大工作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十二五”期间，如何贯彻落实《纲要》和全教会关于“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精神，是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重点研究和重点解决的大问题。
7 独立学院的“旗”还能扛多久
2010年7月，300多所独立学院的700多名管理者齐聚无锡，参加“全国独立学院表彰大会暨中国独立学院协作会2010年峰会”。此次峰会无论是参会院校，还是与会人员的数量均创往届之最。然而，这规模空前的盛景，却隐藏不住一种长久以来的顾虑和担忧——走到“三岔口”的独立学院该何去何从?
自2008年2月，教育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来，独立学院的命运一直备受关注。因为从当年4月开始，独立学院进入“5年过渡期”。如今，两年多过去了，独立学院的过户、“转设”情况不容乐观。
迷茫。这是此次峰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在选择发展路径时，许多独立学院的未来表现出了不确定性。除了没有过户的事实外，大批独立学院的投资人、管理者不愿“转设”，他们担心独立学院这个称谓将永远消失。独立学院的未来走向很多学校并不明朗，甚至看不清方向，这些都加剧了观望气氛。
[声音]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中“共同举办”指谁?就是指独立学院。“独立学院会长期存在”，这个问题不会含糊，包括独立学院的举办方式，独立举办与共同举办是两种办学模式，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对于转设到民办教育，这个问题表述不准确，独立学院中有一些 “假独立学院”，只是把学校的牌子借别人或卖别人使用，这种学校发展的路径就应该是转设民办学校。
哈尔滨德强商务学院院长修朋月：转设后的普通本科高校相对于国有普通本科高校而言属于民办高校，但人们对民办高校的认识在转变，对民办和国有普通本科高校的界限逐渐淡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和家长对民办高校观念在转变，对他们来说，择校就是择业，因此，越来越看重的不是学校的性质和名称，而是毕业后能否就业。二是社会用人单位的人才观念在转变，对他们来说，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就是人才，因此，越来越看重的不是学生毕业于什么性质的学校，而是人才的质量。
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原院长助理迟云平：独立学院“转设”后优势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可以全心全意地进行品牌建设。现在好多独立学院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母体高校的品牌效应，还是自身的办学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说，独立学院这样的“混合品牌”，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自身品牌锻造的不力影响越大。
8 从行业“对话”开始，校企合作进入新时代
“校企合作、产教结合”，被视为职业教育教学特色，也是职教成功的“法宝”，但是，在职教发展过程中，校企合作却成为了最大的“绊脚石”。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在于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桥梁，缺少相应的法律、机制保障。
从20109-3月开始，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中国化工协会、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文化促进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以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连续举办了5次以“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的对接对话活动。据教育部统计：5次对话会共有31个不同行业协会(学会)、600多家大中型企业、665所职业学校参与其中，参会人数达2000余人。行业、企业的参与热情超乎预期，参与企业的层次之高、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从一系列对话活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教育部，还是行业协会，都以非常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对话”之中，通过活动，为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搭建起了对话的平台与沟通的桥梁。此举有利于校企双方促进信息交流，拓展合作渠道，密切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联系，为有关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实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双方“对话”只是打破僵局之举，借鉴职教发达国家经验，需以更宽广的视野、创新性的思路，探索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建立经常性的对话协商机制。
[声音]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要解决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关键一点是要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进行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建设标准以及教材课程体系。此外，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教学质量评估等教育教学活动，也需要发挥行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下一阶段，我们将组织各行业指导委员会全面参与到行动计划的实施工作中来。
人事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徐颂陶：把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对接起来，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的课题。它不仅指明了中国职业教育的方向，同时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和智力保障。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秘书长任耀生：对行业最为了解的还是行业组织，但是在审批、认证、评估等管理环节，这些机构的参与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扩展。
9 高校自主招生联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联合组成的自主招生“五校联考”2010年扩容，在增加了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形成新的“华约”。以北京大学领衔的7所高校，则宣布联合组织自主招生考试，由此，与“华约”相抗衡的“北约”随之形成，并迅速扩容到13所高校。
2010年11月25日，“高校联盟”又添新成员：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8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在各自网站上同时发布8校将台作自主招生的消息。
从今年的北大、清华“状元”录取风波，到今天的高校“联盟”，“跑马圈地”的背后，是高校生源竞争的白热化。人们担忧，今后对优秀生源的争夺也许将从北大、清华两校之争，转变为两个联盟之间的“掐尖”斗争。争议之后，各“联盟”如何将宣扬的“深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口号落到实处，并对中国高校招生体制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以至于最终让广大考生如何从中受益，或许才是重中之重。
[声音]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关于形成招考联盟的条件，我的想法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选定少数几所大学(从那些国家计划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中选)，然后赋予其自主招生权，破格录取一些优秀人才。这也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辅相成：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赋予其自主招生权，把好学生招收进来。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年代，未来高考制度要进一步改革，使高校能够选拔符合自己标准的学生。在改革中，方向是清楚的，要多元化、多样化，同时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但招考牵涉面很广，种种矛盾汇集，改革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矛盾，要探索了才知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系统的设计，更需要切实落实的步骤与措施。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用意即在此，不能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折腾精力与时间。为此，建议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联考，能广泛听取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意见，科学决策，形成系统推进方案，并提前告知公众，这样，改革就不至于一再地被公众质疑在原地打转，公众也就会减少对改革的焦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郑晓齐：大学从录取更多优秀学生的角度出发，可以设计出多种形式的选拔制度，这对于建设高水平或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十分重要。
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丁光宏：现在的这种联考形式，并不是自主招生形式的结果，而只是一种过渡，但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改革还会不断往前走，冰已经破开，但还要穿过冰，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参加联考只是其中一部分。
10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先试先行探索新路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148号)，确定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和试点单位，各地各校申报的国家级试点项目即将全面启动实施。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对《教育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从2010年年初开始，《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结合规划纲要提出了重大改革，研究确定了近期启动实施的重点任务，并将这些重点任务公开发布，请愿意先行先试的地区和学校，选择一项或几项申报国家改革试点，按照“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协商论证、综合平衡、统 一部署”的原则，制定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体现了顶层设计、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原则。所有的试点项目，都是各地各校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改革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研究设计的。
具体来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基本内容为三大类，即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专项改革包括10大试点任务：基础教育有3项，分别是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途径；高等教育有3项，分别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另外4项是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和完善教育投入机制。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包括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和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旨在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实现形式。
总的来看，试点任务涵盖了各级各类教育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每项任务在确定试点地区时统筹考虑了东、中、西部的整体布局。
而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筹办3年之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没有拿到招生批文的情况下，近日高调宣布：要自主从高二招收学生组建教改实验班，自授南科大学位。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说：南科大(自主招生)遇到的都是“黄灯”，没有亮“红灯”叫停，也没有亮“绿灯”放行。
[声音]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我国教育改革正处在攻坚克难阶段，必须选择好的切入点。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起着龙头带动作用，应该成为改革的切入点。然而，我国2000多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办学水平、文化传统等差异极大，难以制定统一的改革思路。因此，有必要选择若干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特区，作为改革切入点，进行大胆的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从而带动整个教育改革。
国务院参事黄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这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改革人手，通过试点，取得突破，创新“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就抓住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提高的关键环节，牵住了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牛鼻子”，对于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改革切忌一刀切、齐步走。如果我们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能够促进各类高等学校朝特色办学方向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出现一个多彩多姿的繁荣局面。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过去的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成果背后，有着教育“基石”的强力支撑。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教育也实现了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不断提升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民族共识。
7月29日，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智慧凝聚，《教育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已清晰可见。教育为民，回望《教育规划纲要》的制订过程，“民意”的表达无疑为《教育规划纲要》增色不少。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会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保障。这一年，教育领域的众多会议、活动都围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展开。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展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的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多，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对于《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实现教育科学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允许和鼓励各地进行探索和试验，通过改革创新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需要，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殷切期望。
谈改革，还要注重“经验”。说到底，改革是“继往开来”，不是抹杀过去。实际上，对于中国教育改革而言，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甚至教训，都是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宝贵的财富。
以《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以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教育改革将要开启下一个“十年”。无论是高教的招生改革、大学自主权、去行政化等问题，还是职教服务地方、校企合作等问题，都是未来5年或者10年需要直面的问题。
展望未来，改革征途未尽。
点击·年关键
1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发出教育改革总动员令
2010年7月13—14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10年7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胡锦涛指出，全党全国要积极行动起来，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央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主要考虑和确定的教育工作方针。他特别指出，《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表明了党和政府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坚定决心。他对组织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作了全面部署。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始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围绕“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全面部署，发出了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动员令，吹响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雄浑号角。
[声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和《教育规划纲要》，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这届大会是最大范围地统一全国人民教育观念和思想的重要大会，是明确未来十年发展目标和任务的重要大会，是关系未来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盛会。
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整个国家的前进、国民素质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要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
吉林大学校长展涛：“育人为本、改革创新”绝不能是空话。每所学校、每个教师都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育人质量。
2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绘就中国教育发展“蓝图”
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教育规划纲要》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强国必先强教。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制定并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需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把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重要职责，加强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的组织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是一次科学民主决策的实践，在近两年的制定过程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将社会需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吸收到了《教育规划纲要》当中。
[声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教育规划纲要》涉及改革的六大任务，包括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学校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观念，涉及体制，还涉及切身利益，教育改革充满艰巨性、复杂性。因此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中，我们从两个方面设计了改革的推进策略。一是自下而上，鼓励支持各地各校大胆探索，不断总结推广。二是自上而下，因为有的改革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做不了，它需要整体设计，全国统一考虑。因此我们强调了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促进教育科学发展，就必须努力改革创新。以人为本、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统筹协调，不改革不行；更新观念、优化机 制、创新方法，不改革不行。这次颁布实施的《教育规划纲要》将“改革”放在“发展”之前，就证明我们国家的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改革当中实现，从而最终实现人才强国的目标。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稽裘：职业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缓解我国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环节。正因为如此，中央要求《教育规划纲要》应把职业教育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吴岩：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把职业教育摆在这么高的位置。《教育规划纲要》不仅着眼于教育内部，而且还着眼于教育外部，即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谋划教育。《教育规划纲要》还前所未有地提出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比如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法规，以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3 技能大赛：成就职教品牌，引领职教发展
2010年6月25—27日，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天津举行。本次大赛，参赛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4087人，大赛共设14个专业类别42个比赛项目。其中，中职学生组设10个专业类别35个比赛项目。高职学生组设4类专业领域7个比赛项目。此外，主办单位也大幅增加，由去年的11个部门增加到了今年的16个部门。
今年，以技能大赛为核心，还同期举办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中职校学生技能产品展洽会”“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和“职业院校学生文艺调演晚会”等4项活动。相应的配套活动，丰富了技能大赛的内涵。
新设置的一些赛项成为赛场“亮点”。而这些新赛项，都紧密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所设，体现出了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也体现出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积极性。而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也成为大赛男一亮点。以大赛为媒，校企合作关系渐入佳境。
作为我国教育领域一项重要的国家级赛事，随着比赛影响力的日渐扩大，技能大赛的品牌效应逐步显现出来。技能大赛，既成为职业教育的一张鲜活“名片”，也成为影响和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风向标”。
[声音]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不仅规模大、覆盖面广，而且有创新、有发展、大赛内容上的德技并重和方向上的教产结合，使大赛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风采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行业企业对大赛的深度参与，彰显了大赛在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关于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经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思考的是：今后如何让各行各业都能了解我们的技能大赛，从而吸引企业的关注，推进我们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技能大赛是激发和促进学校教育改革一个很好的诱导因素，一方面它促进职业学校培养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大赛获奖选手得到企业的认可、社会的尊重，在全社会增强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有助于人们产生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尊敬。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辛宝忠：从2010年看，大赛对学校办学理念的转变和引领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大赛设置的赛项与职业教育现在进行的教学活动紧密结合，既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注重平时的积累，而非单纯靠竞技场上的临场发挥。
山东教育厅总督学徐曙光：要持续发挥大赛的引领作用，通过大赛促进职校生技能水平的提升。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志君：通过大赛，我感到整个职业教育的技能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西部职业教育在投入方面与东部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
4 热议大学“去行政化”，高教改革进入深水区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靠科技的力量与人才的智慧，大学也因此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这一转变，要求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加关注社会需求，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
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触及了高教改革问题的核心。高教改革到底要改什么?高教改革势在必行，但却举步维艰，尤其每每到了体制改革层面，就如同进了“死胡同”，体制改革被看做高教改革的最大难点。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大学“去行政化”是焦点中的焦点。
在2010年的“两会”上，《教育规划纲要》中的高校“去行政化”，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尽管大家对“去行政化”改革方向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具体到对“去行政化”的理解，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而围绕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也延伸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是否需要行政管理”，等等。
袁贵仁也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这一思路非常明确，如何“去行政化”既有方法，又有可操作性。如此，以《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为引领，将我国高教改革的“航船”逐步驶向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声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杜玉波：去行政化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人办学校、管教育，因为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的学术水平与威望，绝不是行政级别。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要防止一种极端认识，即在大学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20世纪未以来，加强管理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中国高校现下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但高校其实只能靠学术追求和学术优秀来驱动。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的表象，行政化其实质是学校的运作靠行政权力去推动，这种状态要改变。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就涵盖了“去行政化”，要围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目标，围绕“去行政化”这样一个发展方向，逐步改革、稳步实施。要建立一套学校章程，按章程办事。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相关的高校管理去行政化，也被纳入《教育规划纲要》文本之中。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解决这一问题，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必须做，这是大势所趋，是国家确定的今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向，需要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二是怎么做，应是“先立后破”，“立”就是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破”就是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三是什么时候做，应从容易地方做起，逐步向难点推进。所以，国家要求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再作推广。
5 《职教法》修订，期待仍在持续
全教会和《教育规划纲要》为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0年，职教界也在持续关注一件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
自1996年颁布实施《职教法》以来，这部法律已历经14载。《职教法》在当时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背景下，在明确职业教育地位、体系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事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职教法》中的不少内容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或者在新形势下不具有可操作性。现行的《职教法》在现实中到底遭遇了怎样的问题?在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又该如何修订才能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起到长久、积极的推动作用?一部看似薄薄的《职教法》，实则分量极重，它关系着民生、国计和未来。在深入研究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职教法》进行修改尤为必要，这是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2009年，全国人大曾把修订《职教法》作为立法计划的一部分，但至今，新《职教法》仍未“现身”。职教界在持续等待中盼望着，期盼修订后的《职教法》能够给中国的职业教育撑出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描绘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声音]
教育部原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杨金土：我期待修订后的《职教法》能够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得到推广，同时我希望新的《职教法》有比较大的突破。我认为，领导管理体制问题如果能够突破，这是一大贡献。这个问题和如何发挥行业的作用可以联系起来，难度是在职能的重新分配。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在职业教育里，劳方、资方、政府，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旧法里写了很多行业该干什么、企业该干什么，但没有写这两方在决策机构里、在管理高层里是什么位置，明显地责权利不对等。事实上，职业教育这么多年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多元办学体制这种利益格局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管理体制问题。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德国，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跨越了企业和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而《职教法》也同时遵循了职业和教育这两个规律，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样，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不能只有在企业里办培训，或者只在学校里办教育的分割的“定界”思维，应该有一个系统集成的思想。
6 “两个文件”——高职发展“布新局”
2010年9月，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紧跟《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出台，以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一时间“节点”，这次会议被高职教育界视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发展，全面部署未来10年高等职业教育战线发展战略及发展任务而专门召开的一次全国性高等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会上，“两个文件”——《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五年规划(2011—2015年)》成为讨论焦点。
作为“年轻”的教育形式，高职少了一些历史包袱，也被寄予了更多改革的厚望。这些年来，为适应经济体制之变、社会环境之变、高等教育之变，高职教育改革未曾止步。其中，“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建立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独招生考试改革、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跨区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然而，对复杂的高职改革而言，问题盘根错节。高职改革如同一个巨大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宏观上看，有国家政策、政府投入，等等；微观上看，有校企合作的成效、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式，等等。归结起来，都与高职管理体制与教学模式有关，而根本的诉求点，无疑就是“质量”。
在《教育规划纲要》的政策框架下，教育部逐步明确了高职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两个文件”也为下一步高职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声音]
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职成所所长马树超：在过去那些历史转折的关头，尽管有了好的理念却很难引出好的实践；即使有了好的开端也很难得到好的结果，往往是做着做着就走了样，由此可见高职教育改革之“难”!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从参观考察以及平时了解的情况来看，政府主导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和一个措施。要想打破教师聘用制度，如果人事部门、相关部门不给予支持和松绑，是做不成的。
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所长石伟平：通过立法程序，在法律上明确政府、企业、行业等职业教育相关主体的职责，协调各方关系。同时，通过利益杠杆撬动校企合作，比如，通过税收优惠，让企业乐于参与校企合作。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李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从突破瓶颈着力。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人手，认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及难点所在，强调政策引导发展，体制推进改革，机制提高质量。从宏观层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强调战略地位；从中观层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强调体制机制；从微观层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强调教育运作。
湖南教科院高教所副所长欧阳河：质量和公平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两大工作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十二五”期间，如何贯彻落实《纲要》和全教会关于“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精神，是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重点研究和重点解决的大问题。
7 独立学院的“旗”还能扛多久
2010年7月，300多所独立学院的700多名管理者齐聚无锡，参加“全国独立学院表彰大会暨中国独立学院协作会2010年峰会”。此次峰会无论是参会院校，还是与会人员的数量均创往届之最。然而，这规模空前的盛景，却隐藏不住一种长久以来的顾虑和担忧——走到“三岔口”的独立学院该何去何从?
自2008年2月，教育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来，独立学院的命运一直备受关注。因为从当年4月开始，独立学院进入“5年过渡期”。如今，两年多过去了，独立学院的过户、“转设”情况不容乐观。
迷茫。这是此次峰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在选择发展路径时，许多独立学院的未来表现出了不确定性。除了没有过户的事实外，大批独立学院的投资人、管理者不愿“转设”，他们担心独立学院这个称谓将永远消失。独立学院的未来走向很多学校并不明朗，甚至看不清方向，这些都加剧了观望气氛。
[声音]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中“共同举办”指谁?就是指独立学院。“独立学院会长期存在”，这个问题不会含糊，包括独立学院的举办方式，独立举办与共同举办是两种办学模式，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对于转设到民办教育，这个问题表述不准确，独立学院中有一些 “假独立学院”，只是把学校的牌子借别人或卖别人使用，这种学校发展的路径就应该是转设民办学校。
哈尔滨德强商务学院院长修朋月：转设后的普通本科高校相对于国有普通本科高校而言属于民办高校，但人们对民办高校的认识在转变，对民办和国有普通本科高校的界限逐渐淡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和家长对民办高校观念在转变，对他们来说，择校就是择业，因此，越来越看重的不是学校的性质和名称，而是毕业后能否就业。二是社会用人单位的人才观念在转变，对他们来说，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就是人才，因此，越来越看重的不是学生毕业于什么性质的学校，而是人才的质量。
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原院长助理迟云平：独立学院“转设”后优势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可以全心全意地进行品牌建设。现在好多独立学院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母体高校的品牌效应，还是自身的办学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说，独立学院这样的“混合品牌”，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自身品牌锻造的不力影响越大。
8 从行业“对话”开始，校企合作进入新时代
“校企合作、产教结合”，被视为职业教育教学特色，也是职教成功的“法宝”，但是，在职教发展过程中，校企合作却成为了最大的“绊脚石”。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在于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桥梁，缺少相应的法律、机制保障。
从20109-3月开始，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中国化工协会、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文化促进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以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连续举办了5次以“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的对接对话活动。据教育部统计：5次对话会共有31个不同行业协会(学会)、600多家大中型企业、665所职业学校参与其中，参会人数达2000余人。行业、企业的参与热情超乎预期，参与企业的层次之高、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从一系列对话活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教育部，还是行业协会，都以非常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对话”之中，通过活动，为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搭建起了对话的平台与沟通的桥梁。此举有利于校企双方促进信息交流，拓展合作渠道，密切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联系，为有关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实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双方“对话”只是打破僵局之举，借鉴职教发达国家经验，需以更宽广的视野、创新性的思路，探索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建立经常性的对话协商机制。
[声音]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要解决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关键一点是要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进行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建设标准以及教材课程体系。此外，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教学质量评估等教育教学活动，也需要发挥行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下一阶段，我们将组织各行业指导委员会全面参与到行动计划的实施工作中来。
人事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徐颂陶：把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对接起来，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的课题。它不仅指明了中国职业教育的方向，同时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和智力保障。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秘书长任耀生：对行业最为了解的还是行业组织，但是在审批、认证、评估等管理环节，这些机构的参与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扩展。
9 高校自主招生联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联合组成的自主招生“五校联考”2010年扩容，在增加了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形成新的“华约”。以北京大学领衔的7所高校，则宣布联合组织自主招生考试，由此，与“华约”相抗衡的“北约”随之形成，并迅速扩容到13所高校。
2010年11月25日，“高校联盟”又添新成员：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8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在各自网站上同时发布8校将台作自主招生的消息。
从今年的北大、清华“状元”录取风波，到今天的高校“联盟”，“跑马圈地”的背后，是高校生源竞争的白热化。人们担忧，今后对优秀生源的争夺也许将从北大、清华两校之争，转变为两个联盟之间的“掐尖”斗争。争议之后，各“联盟”如何将宣扬的“深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口号落到实处，并对中国高校招生体制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以至于最终让广大考生如何从中受益，或许才是重中之重。
[声音]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关于形成招考联盟的条件，我的想法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选定少数几所大学(从那些国家计划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中选)，然后赋予其自主招生权，破格录取一些优秀人才。这也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辅相成：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赋予其自主招生权，把好学生招收进来。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年代，未来高考制度要进一步改革，使高校能够选拔符合自己标准的学生。在改革中，方向是清楚的，要多元化、多样化，同时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但招考牵涉面很广，种种矛盾汇集，改革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矛盾，要探索了才知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系统的设计，更需要切实落实的步骤与措施。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用意即在此，不能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折腾精力与时间。为此，建议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联考，能广泛听取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意见，科学决策，形成系统推进方案，并提前告知公众，这样，改革就不至于一再地被公众质疑在原地打转，公众也就会减少对改革的焦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郑晓齐：大学从录取更多优秀学生的角度出发，可以设计出多种形式的选拔制度，这对于建设高水平或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十分重要。
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丁光宏：现在的这种联考形式，并不是自主招生形式的结果，而只是一种过渡，但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改革还会不断往前走，冰已经破开，但还要穿过冰，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参加联考只是其中一部分。
10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先试先行探索新路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148号)，确定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和试点单位，各地各校申报的国家级试点项目即将全面启动实施。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对《教育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从2010年年初开始，《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结合规划纲要提出了重大改革，研究确定了近期启动实施的重点任务，并将这些重点任务公开发布，请愿意先行先试的地区和学校，选择一项或几项申报国家改革试点，按照“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协商论证、综合平衡、统 一部署”的原则，制定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体现了顶层设计、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原则。所有的试点项目，都是各地各校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改革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研究设计的。
具体来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基本内容为三大类，即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专项改革包括10大试点任务：基础教育有3项，分别是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途径；高等教育有3项，分别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另外4项是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和完善教育投入机制。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包括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和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旨在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实现形式。
总的来看，试点任务涵盖了各级各类教育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每项任务在确定试点地区时统筹考虑了东、中、西部的整体布局。
而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筹办3年之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没有拿到招生批文的情况下，近日高调宣布：要自主从高二招收学生组建教改实验班，自授南科大学位。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说：南科大(自主招生)遇到的都是“黄灯”，没有亮“红灯”叫停，也没有亮“绿灯”放行。
[声音]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我国教育改革正处在攻坚克难阶段，必须选择好的切入点。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起着龙头带动作用，应该成为改革的切入点。然而，我国2000多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办学水平、文化传统等差异极大，难以制定统一的改革思路。因此，有必要选择若干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特区，作为改革切入点，进行大胆的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从而带动整个教育改革。
国务院参事黄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这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改革人手，通过试点，取得突破，创新“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就抓住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提高的关键环节，牵住了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牛鼻子”，对于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改革切忌一刀切、齐步走。如果我们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能够促进各类高等学校朝特色办学方向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出现一个多彩多姿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