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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进行协调引导，鼓励企业通过高科技开发更安全环保的烟花产品，同时加大市场监督力度，对生产危险、污染的烟花企业坚决取缔。这种从供需双方面的调节才能使燃放烟花爆竹的民俗与现代社会协调。”
每个中国人记忆中的春节都离不开那在除夕子夜绽放的烟花和“二踢脚”、“麻雷子”，以及夹杂着钢鞭、铁鞭的喧闹声。似乎满地的纸屑和充满着硫磺味的空气才是人们所说的“年味”。
然而，今年元宵节还没有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呼声却在各个媒体和网站上此起彼伏。北京市11位人大代表也提交了关于禁放烟花爆竹的议案，认为放鞭炮已不适合北京市现有环境，建议春节期间五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危害成为要求禁放者的主要理由。
除夕一天，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比去年同期上升178%。除夕零点至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而来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从除夕夜到初六共发生火灾11813起，死亡40人，直接财产损失5600多万元。为此，甚至有学者建议政府在销售环节征收烟花税，授予一个独立机构建立烟花爆竹救济基金，救助那些烟花爆竹受伤者，赔偿死亡者，赔偿第三者遭受的财产损失。
同时，烟花爆竹还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除夕当天，南京市在10小时内空气污染指数就由良好状态的62上升到重度污染的上限500。而北京市在除夕到初一早7点之间出动环卫车3000辆、环卫工人2万人、清理鞭炮纸屑2380吨。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使宠物狗惊恐不已，发生袭击主人的行为。从除夕到初一，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医院就收治了32位被狗抓伤咬伤的病人。
近日新华网关于禁放烟花爆竹做的调查显示：41%参加调查的人支持禁放，40.6%的人反对禁放，看来，在烟花爆竹禁与不禁的问题上，双方势均力敌。
在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这一延续了2000多年的民俗，为何与现代社会管理发生了矛盾？在烟花爆竹放与禁放之间有没有更合理的选择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告诉记者，其实，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议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有。但由于那时网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各种观点没有可以公开表达的平台和渠道。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本宽阔的农村被拥挤的城市所代替，悠闲的农业人口也更多地转化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空间的压缩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让燃放烟花爆竹所带来的安全、火灾、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负面因素被放大，也让这一民俗与现代城市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激烈。
在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看来，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民俗，不是简单的限制就能解决的。1993年，北京也曾经颁布过法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当时禁放的理由是“为了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并规定当时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并要逐步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仅仅过了12年，北京市又放开了烟花爆竹燃放。2005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正式确定北京市烟花爆竹由“禁止燃放”改为“限制燃放”，“禁改限”主要在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燃放时间和燃放地点上作了明确规定。
当时解禁的主要原因是要求解禁的群众呼声越来越强，而每年在禁放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大而收到的效果却甚微。记得当时政府为了禁放，每到春节不但警察全部上岗，连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的大爷大妈都被动员起来，尽管如此，除夕那一天鞭炮声仍然此起彼伏，偷放者与管理者甚至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这种明禁暗放的尴尬状况不但增加了法律执行成本，也让法律的严肃性打了折扣。
尹文刚也告诉记者，任何一种民俗都是长期文化、宗教、历史积淀的结果，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也是如此。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年兽的传说，所以在除夕一直流传着放鞭炮驱除年兽的传统。而春节是过去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的节点，在这个时候，烟花爆竹起到了辞旧迎新的作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过春节的习俗各不相同，但是燃放烟花爆竹却是各地共有的民俗，因此，放鞭炮与月饼之于中秋、粽子之于端午一样成了春节的唯一共同符号。因此，在禁放时，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了“年味”。
另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的民俗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它不但在心理上给人以安慰，还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和祝愿。在鞭炮声中人们觉得崩掉了晦气，迎来了福气。
但是在尹文刚看来，任何民俗都有利有弊，比如西班牙斗牛，每年都会有人被踩踏受伤，而动物保护组织也极力反对这种杀牛的行为。但是由于它代表了西班牙的文化和民族传统，所以一直保留下来。所以代表文化心理的民俗不是创造一个新的娱乐方式就能引导的，作为春节符号的烟花爆竹也是如此。当前，提倡放与禁放的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完全放开与全面禁止恐怕都无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所以就需要双方博弈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政府可以进行协调引导，鼓励企业通过高科技开发更安全环保的烟花产品，同时加大市场监督力度，对生产危险、污染的烟花企业坚决取缔。这种从供需双方面的调节才能使燃放烟花爆竹的民俗与现代社会协调。
比如美国在庆祝圣诞节仪式上燃放的冷烟花，生产和燃放都不会产生爆炸，从燃放方式上降低了烟花爆竹的危险；在日本，春节时人们也会燃放烟花爆竹，但是在日本的大街上都会放置很多铁笼子，人们把鞭炮点燃后扔进铁笼子里放，这样就安全多了，也降低了环境污染。
高巍认为，在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上，政府应该调动民间的力量因势利导，采取多种方式来解决。比如台北101大厦每年春节都会组织大型的烟花表演，成为台北春节的重要亮点。高雄、台南、基隆等城市也会由当地政府或企业出面在春节组织大型烟花表演。这种由政府和企业社团组织的烟花燃放表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安全和环保，也活跃了春节气氛，并使民俗得以延续，使民众欢乐的情怀得以表达。这种方式北京可以借鉴，先由政府出面组织，在有代表性的标志建筑附近集中燃放，之后再慢慢过渡到民间社团和企业出面组织集中燃放。
春节的民俗有很多，有一些随着社会变迁逐渐淡化了，唯独燃放烟花爆竹这一民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面对这样有着独特生命力的民俗，城市管理者在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时应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宽容。
每个中国人记忆中的春节都离不开那在除夕子夜绽放的烟花和“二踢脚”、“麻雷子”，以及夹杂着钢鞭、铁鞭的喧闹声。似乎满地的纸屑和充满着硫磺味的空气才是人们所说的“年味”。
然而，今年元宵节还没有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呼声却在各个媒体和网站上此起彼伏。北京市11位人大代表也提交了关于禁放烟花爆竹的议案，认为放鞭炮已不适合北京市现有环境，建议春节期间五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危害成为要求禁放者的主要理由。
除夕一天，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比去年同期上升178%。除夕零点至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而来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从除夕夜到初六共发生火灾11813起，死亡40人，直接财产损失5600多万元。为此，甚至有学者建议政府在销售环节征收烟花税，授予一个独立机构建立烟花爆竹救济基金，救助那些烟花爆竹受伤者，赔偿死亡者，赔偿第三者遭受的财产损失。
同时，烟花爆竹还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除夕当天，南京市在10小时内空气污染指数就由良好状态的62上升到重度污染的上限500。而北京市在除夕到初一早7点之间出动环卫车3000辆、环卫工人2万人、清理鞭炮纸屑2380吨。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使宠物狗惊恐不已，发生袭击主人的行为。从除夕到初一，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医院就收治了32位被狗抓伤咬伤的病人。
近日新华网关于禁放烟花爆竹做的调查显示：41%参加调查的人支持禁放，40.6%的人反对禁放，看来，在烟花爆竹禁与不禁的问题上，双方势均力敌。
在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这一延续了2000多年的民俗，为何与现代社会管理发生了矛盾？在烟花爆竹放与禁放之间有没有更合理的选择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告诉记者，其实，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议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有。但由于那时网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各种观点没有可以公开表达的平台和渠道。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本宽阔的农村被拥挤的城市所代替，悠闲的农业人口也更多地转化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空间的压缩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让燃放烟花爆竹所带来的安全、火灾、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负面因素被放大，也让这一民俗与现代城市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激烈。
在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看来，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民俗，不是简单的限制就能解决的。1993年，北京也曾经颁布过法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当时禁放的理由是“为了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并规定当时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并要逐步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仅仅过了12年，北京市又放开了烟花爆竹燃放。2005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正式确定北京市烟花爆竹由“禁止燃放”改为“限制燃放”，“禁改限”主要在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燃放时间和燃放地点上作了明确规定。
当时解禁的主要原因是要求解禁的群众呼声越来越强，而每年在禁放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大而收到的效果却甚微。记得当时政府为了禁放，每到春节不但警察全部上岗，连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的大爷大妈都被动员起来，尽管如此，除夕那一天鞭炮声仍然此起彼伏，偷放者与管理者甚至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这种明禁暗放的尴尬状况不但增加了法律执行成本，也让法律的严肃性打了折扣。
尹文刚也告诉记者，任何一种民俗都是长期文化、宗教、历史积淀的结果，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也是如此。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年兽的传说，所以在除夕一直流传着放鞭炮驱除年兽的传统。而春节是过去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的节点，在这个时候，烟花爆竹起到了辞旧迎新的作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过春节的习俗各不相同，但是燃放烟花爆竹却是各地共有的民俗，因此，放鞭炮与月饼之于中秋、粽子之于端午一样成了春节的唯一共同符号。因此，在禁放时，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了“年味”。
另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的民俗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它不但在心理上给人以安慰，还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和祝愿。在鞭炮声中人们觉得崩掉了晦气，迎来了福气。
但是在尹文刚看来，任何民俗都有利有弊，比如西班牙斗牛，每年都会有人被踩踏受伤，而动物保护组织也极力反对这种杀牛的行为。但是由于它代表了西班牙的文化和民族传统，所以一直保留下来。所以代表文化心理的民俗不是创造一个新的娱乐方式就能引导的，作为春节符号的烟花爆竹也是如此。当前，提倡放与禁放的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完全放开与全面禁止恐怕都无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所以就需要双方博弈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政府可以进行协调引导，鼓励企业通过高科技开发更安全环保的烟花产品，同时加大市场监督力度，对生产危险、污染的烟花企业坚决取缔。这种从供需双方面的调节才能使燃放烟花爆竹的民俗与现代社会协调。
比如美国在庆祝圣诞节仪式上燃放的冷烟花，生产和燃放都不会产生爆炸，从燃放方式上降低了烟花爆竹的危险；在日本，春节时人们也会燃放烟花爆竹，但是在日本的大街上都会放置很多铁笼子，人们把鞭炮点燃后扔进铁笼子里放，这样就安全多了，也降低了环境污染。
高巍认为，在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上，政府应该调动民间的力量因势利导，采取多种方式来解决。比如台北101大厦每年春节都会组织大型的烟花表演，成为台北春节的重要亮点。高雄、台南、基隆等城市也会由当地政府或企业出面在春节组织大型烟花表演。这种由政府和企业社团组织的烟花燃放表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安全和环保，也活跃了春节气氛，并使民俗得以延续，使民众欢乐的情怀得以表达。这种方式北京可以借鉴，先由政府出面组织，在有代表性的标志建筑附近集中燃放，之后再慢慢过渡到民间社团和企业出面组织集中燃放。
春节的民俗有很多，有一些随着社会变迁逐渐淡化了，唯独燃放烟花爆竹这一民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面对这样有着独特生命力的民俗，城市管理者在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时应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