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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刘、吴二人关系融洽
刘震与吴法宪是多年的战友，据说还交情不错。
早在冀鲁豫支队时，刘震是一大队队长，吴法宪是支队政委。
1946年，新四军三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二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但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党委书记比较顺理成章；同时，二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因此，他建议由吴兼任党委书记，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最后，东总和西满军区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二纵和39军时，刘震和吴法宪两人共事多年。
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但是，这并不是说刘震和吴法宪就是一团和气的。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吴法宪还是“有斗争”的。
1948年，二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五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五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缴战利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此后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吴法宪成为林彪心腹后与刘震反目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林彪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倒，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三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了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9月12日，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成钧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刘震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周恩来出面帮刘震恢复工作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三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杜博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望着杜博说：“你谈谈刘震同志怎么样？”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做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刘震以豁达胸怀包容“罪臣”吴法宪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首长，30年前，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让老部下王佐邦奇怪的是，他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以及1948年夏他们那场斗争。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二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二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嘛！”
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法宪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摘自《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陈冠任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震与吴法宪是多年的战友，据说还交情不错。
早在冀鲁豫支队时，刘震是一大队队长，吴法宪是支队政委。
1946年，新四军三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二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但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党委书记比较顺理成章；同时，二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因此，他建议由吴兼任党委书记，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最后，东总和西满军区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二纵和39军时，刘震和吴法宪两人共事多年。
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但是，这并不是说刘震和吴法宪就是一团和气的。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吴法宪还是“有斗争”的。
1948年，二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五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五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缴战利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此后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吴法宪成为林彪心腹后与刘震反目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林彪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倒，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三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了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9月12日，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成钧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刘震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周恩来出面帮刘震恢复工作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三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杜博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望着杜博说：“你谈谈刘震同志怎么样？”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做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刘震以豁达胸怀包容“罪臣”吴法宪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首长，30年前，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让老部下王佐邦奇怪的是，他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以及1948年夏他们那场斗争。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二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二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嘛！”
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法宪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摘自《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陈冠任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