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史记》是一部在文学和史学领域都被誉为经典的巨著。在它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无数的人物在书中展现，不尽的历史事件在文中上演，被传为佳话的名篇如同夜空繁星。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要谈其文学性，我们必须要了解文学特质的所在。有句很富有哲理的话说：美即真实，美是客观的存在，一切客观的存在均具有美质。那么文学为什么要反映它呢？因为美能给人带来愉悦，是世世代代人们所追求的，在文学中包含了它，文学的目的才能实现，因而，美也是文学的一个特质。但光有美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学目的的实现不能单靠情感和美质，它还需要有作为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想象。因此说，文学特质的内涵里，包括着情感的因素、美的因素、想象的因素。
为什么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比先秦诸子散文更让人喜爱？因为它使人欣喜并感动心灵，是在于文学所具有的特质：情感。文学的感动力是因为文学都是要传达力量，我们读文学作品要思索由文学所给予的感动，这种感动来自于文学作品中人物与事实的遭遇。没有感情的文学将失去文学感人的力量，文学也就不是文学了。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也许是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的梦想，但都无一例外地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说神道鬼、上天入地的《西游记》成为文学名著，就是很好的佐证。所写的也许是极平常的事，而在这平凡事实中蕴含的人生的意义是用实实在在的人生烘托出来的，是以人情、人心为起点，在真实情感的倾诉中把阅读者带到作者所设的境界中体会人生的真意义。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目标,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研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何谓感情?通俗点讲,就是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文学的最大愿望,就是使人们喜欢,进而达到感召和促使行动的目的。为了使人们喜欢，就需要一条连接文学与人们的纽带,这纽带便是情感,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人性使然，而单纯的科学或史学都是“崇实疾虚”忌谈情感的。与此相比，《史记》充满了丰富的感情。
司马迁是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因李陵事件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鹗《老残游记》序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这一点在《五帝本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介绍五帝时,作者竭尽赞美之词如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称帝尧更至“其知如神”等语。五帝所处的是人类的初民阶段，在上古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能够战胜困难，度过难关，生存下来，就是很了不起的，作者在这里用赞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华夏先祖神灵般的崇敬之情。当然，这其中还夹杂着对盖世英雄的赞叹之情。在描写黄帝最终成就功业时，作者这样描述：“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雄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虽然没有一句人物形象的具体描绘,但大气的描述已使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清晰地浮现于我们的脑海之中，作者对明主仁君的渴望之情也饱含于字里行间。在《五帝本纪》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去塑造一个个明主与仁君的形象。比如,黄帝“劳勤心力耳目”，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作者在此处所用笔墨,包含着作者对贤明之君的企盼之情。
司马迁的《史记》在抒发作者个人情怀的同时，也体现了所记载人物的情感。司马迁非常清楚地表述着：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对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绝不赞美。《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刺客列传》以一半的篇幅写五个刺客之一的荆轲刺秦。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完全不必如此，但作为文学作品，读来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抒情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荆轲不为一己之利慨然赴死；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一幕幕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格对命运的顽强的抗争，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中国民族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并为之感叹再三。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也许最能反映这一点。尧在位的第七十年，他发觉自己老了，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本来作为部落联盟首领,且功高盖世,德高望重，自己决定接班人本无可厚非，而帝尧一定要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当大家都举荐舜时，尧还是不放心，还要对舜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以观察他在家中的言行。这种考察从舜二十岁开始，一直到舜六十岁，尧才放心地将部落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为什么一位经验丰富的氏族首领要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如此慎重？在尧年老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过让尧的儿子丹朱当未来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尧当时坚决地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可见，尧的用心在民。为了这一目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花费四十年的时间去考察接班人，这正体现了他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没有这种强烈热爱之情，责任感便失去了根基。文字简短,但情切意重，感情因素得以表现出来。
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是感情因素的三方面。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使人物的感情有圆满适宜的发泄，而后使读者感动于书中人物，使读者于文学作品中得到关于人生的启迪。《史记》在这三方面都有极为高超的艺术表现。
《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形象地再现了历史场景和人物活动,其中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都充满了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美质的内涵。《史记》的美表现为：道德、悲壮、朴拙、含蓄。道德与悲壮之美产生于个体人格与社会规范的矛盾冲突，是人物的美的因素。《史记》既描写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刻画锐意进取的小人物。各种人物都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都具有豪迈进取的精神和道德美。
《史記》洋溢着道德美。古语说：文以载道，即认为文学的目的要有益于社会，负有宣传道德的责任，这与文学的特质并不矛盾，道德是具有人性的美质的。比如《五帝本纪》中的尧与舜的让贤之美,上古五帝心系百姓的仁爱之美，舜为民操劳的恭勤之美,以及舜的宽宏大度之美等等,不胜枚举。此间以舜的宽宏之美体现得最为鲜明。舜从小受到父亲的毒打，继母的虐待，弟弟的欺凌，但舜毫不计较，长大后，依旧孝顺父母，善待弟弟。舜在此所表现出的宽厚是一般人所难以具备的，这体现的不仅仅是忠孝，更是一种在高尚道德支配下的宽阔的胸襟，是人们世世代代追求的道德的最高境界，给人以震撼的道德美感。
《史记》表达了奋斗之美。奋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奋斗给人们的不只是丰硕的物质果实,还给人们以心灵上的荡涤,使人充满了向上、向前的动力。因此,奋斗同样成为人们的心仪之美。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惧权贵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军，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和震撼人心的美的感动。使读者在阅读时,不禁跃跃欲试,热血沸腾,一股加入其中的冲动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息,深深地沉浸其中，道德之美在人物的构成和人物的进取精神中得以充分体现。
《史记》蕴涵着远古先民自然的民风美。朴拙、含蓄之美产生于人类情感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正所谓美即真实,真实即美。而《史记》里保留的先民的没有过多修饰的生活素材，就具有了原质的美。先民们生活在崇山峻岭,河畔山巅,或刀耕火种,或渔猎制器,没有对大自然过多地索取,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不到市井的喧嚣,遭受不到凡尘的骚扰，体验不到心灵的焦躁，品味着的是安静、闲适、清新的自然的生活,与河流山川为伴,与鸟兽虫鱼为伍，这种自然的民风，不正是人类现今所追求的美质吗？
《史记》充溢着精妙绝伦的想象美，驰骋想象以赋神韵。其中许多精彩的故事细节是驰骋想象而虚构的，这种合理想象给人以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如《淮阴侯列传》中的萧何追韩信，韩信请为假王,《赵世家》中的程婴匿孤,《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垓下之围等，情景活灵活现，人物维妙维肖。鸿门宴上的樊哙“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冠，目皆尽裂”，荥阳城外“项王瞋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都是详其迹而伟其事，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在《史记》以前，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主要目的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叙事态度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评判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纪实有很明显的文学性。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在细节方面通过合理的想象进行虚构。
如《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想象的成分，但想象是创作的源泉，在文学的三个因素中是很重要的。情感与美质如果缺乏了想象这样一个艺术的组织形式,便会失去文学的光彩。
《史记·五帝本纪》，作者生活的年代距五帝的年代至少也有2000年，时间的久远加之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到司马迁写书的时候，史实恐怕也只剩下梗概了。如果按照史学的写法，人物、事件都会因干瘪而失去鲜活的生命力。为了弥补这样的缺陷,合理、适当的想象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一点在文章的人物对白中体现最为明顯,因为作者是无法知晓五帝的言谈的。再比如黄帝与神农氏的宏大的战斗场面,以及鲧治黄河的传说等等，都是在基本事实上，发挥想象所得的。在记叙尧舜禅让的历史事件时，当有人推荐尧之不肖子丹朱为未来部落联盟的首领时，作者就为尧设计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回答，掷地有声,贴切自然，尧的形象骤然高大，不仅丰满了人物，艺术效果也增强了。《史记》中作者合理的想象弥补了史实之不详的缺憾，使历史人物、事件跃然纸上，生动丰满。《史记》中的想象还借助神话以增奇彩。司马迁将神话写进历史，给历史涂上了神奇的色彩。他笔下的黄帝、颛顼、帝喾、殷契、后稷、大业、褒姒、刘邦等许多重要人物都具有这种神奇色彩。帝喾的元妃姜嫄踩上巨人的足迹而孕育出后稷，后稷是周民族的始祖；帝喾的次妃简狄吞食玄鸟的卵而孕育后契，后契是殷民族的始祖；帝颛顼的苗裔孙女修吞食玄鸟的卵而孕育大业，大业是秦人的始祖。这些神话与君权神授的思想有关，但司马迁强调的仍是人类活动创造历史。比如《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交战时所使用的动物（熊、貔、罴、貅、貙）好多都是神话传说中才出现的,想象不言自明。《史记》还写了楚人同情和怀念屈原，便幻想神鱼将屈原的尸体驮回家乡；废太子刘荣死的冤屈可怜，便幻想有上万的燕子为他衔土为坟，这不仅仅是寄托哀思，更是借助于奇特的幻想故事，曲折地表达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在这些想象中,实与虚、真与假、天与地、人与神得到了完满的结合,文学与史学在这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浑然一体,文学的特质也得到了极好的彰显。
当然,想象要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反映了事实基础,也就把握了“美”这一文学特质的要求,也就是说,在美的基础上的想象,才是文学的想象。同样,想象也是不能脱离情感的,作者的想象大都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其想象是融合了情感与美的想象,是充满了艺术生命力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史记》中,我们才阅读到了大量褒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的情感激烈的文字。
《史记》在深入揭示事件本质的同时，用具有深含情感的文笔、合理精妙的想象，真正传达出了具有崇高美感的精神品质，体现了《史记》所具有的文学特质，更是将文学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研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可永雪.史记的文学成就论说[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
[3]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文笔绝代，良史高才——浅谈史记的文学性与实录性的关系[J].安阳工学院学报，2010.10.
[5]韩兆琦.史记十表总论[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6.
[6]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
（作者简介：王岩（1962.3-）女，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要谈其文学性，我们必须要了解文学特质的所在。有句很富有哲理的话说：美即真实，美是客观的存在，一切客观的存在均具有美质。那么文学为什么要反映它呢？因为美能给人带来愉悦，是世世代代人们所追求的，在文学中包含了它，文学的目的才能实现，因而，美也是文学的一个特质。但光有美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学目的的实现不能单靠情感和美质，它还需要有作为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想象。因此说，文学特质的内涵里，包括着情感的因素、美的因素、想象的因素。
为什么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比先秦诸子散文更让人喜爱？因为它使人欣喜并感动心灵，是在于文学所具有的特质：情感。文学的感动力是因为文学都是要传达力量，我们读文学作品要思索由文学所给予的感动，这种感动来自于文学作品中人物与事实的遭遇。没有感情的文学将失去文学感人的力量，文学也就不是文学了。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也许是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的梦想，但都无一例外地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说神道鬼、上天入地的《西游记》成为文学名著，就是很好的佐证。所写的也许是极平常的事，而在这平凡事实中蕴含的人生的意义是用实实在在的人生烘托出来的，是以人情、人心为起点，在真实情感的倾诉中把阅读者带到作者所设的境界中体会人生的真意义。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目标,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研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何谓感情?通俗点讲,就是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文学的最大愿望,就是使人们喜欢,进而达到感召和促使行动的目的。为了使人们喜欢，就需要一条连接文学与人们的纽带,这纽带便是情感,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人性使然，而单纯的科学或史学都是“崇实疾虚”忌谈情感的。与此相比，《史记》充满了丰富的感情。
司马迁是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因李陵事件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鹗《老残游记》序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这一点在《五帝本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介绍五帝时,作者竭尽赞美之词如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称帝尧更至“其知如神”等语。五帝所处的是人类的初民阶段，在上古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能够战胜困难，度过难关，生存下来，就是很了不起的，作者在这里用赞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华夏先祖神灵般的崇敬之情。当然，这其中还夹杂着对盖世英雄的赞叹之情。在描写黄帝最终成就功业时，作者这样描述：“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雄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虽然没有一句人物形象的具体描绘,但大气的描述已使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清晰地浮现于我们的脑海之中，作者对明主仁君的渴望之情也饱含于字里行间。在《五帝本纪》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去塑造一个个明主与仁君的形象。比如,黄帝“劳勤心力耳目”，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作者在此处所用笔墨,包含着作者对贤明之君的企盼之情。
司马迁的《史记》在抒发作者个人情怀的同时，也体现了所记载人物的情感。司马迁非常清楚地表述着：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对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绝不赞美。《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刺客列传》以一半的篇幅写五个刺客之一的荆轲刺秦。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完全不必如此，但作为文学作品，读来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抒情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荆轲不为一己之利慨然赴死；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一幕幕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格对命运的顽强的抗争，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中国民族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并为之感叹再三。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也许最能反映这一点。尧在位的第七十年，他发觉自己老了，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本来作为部落联盟首领,且功高盖世,德高望重，自己决定接班人本无可厚非，而帝尧一定要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当大家都举荐舜时，尧还是不放心，还要对舜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以观察他在家中的言行。这种考察从舜二十岁开始，一直到舜六十岁，尧才放心地将部落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为什么一位经验丰富的氏族首领要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如此慎重？在尧年老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过让尧的儿子丹朱当未来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尧当时坚决地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可见，尧的用心在民。为了这一目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花费四十年的时间去考察接班人，这正体现了他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没有这种强烈热爱之情，责任感便失去了根基。文字简短,但情切意重，感情因素得以表现出来。
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是感情因素的三方面。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使人物的感情有圆满适宜的发泄，而后使读者感动于书中人物，使读者于文学作品中得到关于人生的启迪。《史记》在这三方面都有极为高超的艺术表现。
《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形象地再现了历史场景和人物活动,其中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都充满了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美质的内涵。《史记》的美表现为：道德、悲壮、朴拙、含蓄。道德与悲壮之美产生于个体人格与社会规范的矛盾冲突，是人物的美的因素。《史记》既描写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刻画锐意进取的小人物。各种人物都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都具有豪迈进取的精神和道德美。
《史記》洋溢着道德美。古语说：文以载道，即认为文学的目的要有益于社会，负有宣传道德的责任，这与文学的特质并不矛盾，道德是具有人性的美质的。比如《五帝本纪》中的尧与舜的让贤之美,上古五帝心系百姓的仁爱之美，舜为民操劳的恭勤之美,以及舜的宽宏大度之美等等,不胜枚举。此间以舜的宽宏之美体现得最为鲜明。舜从小受到父亲的毒打，继母的虐待，弟弟的欺凌，但舜毫不计较，长大后，依旧孝顺父母，善待弟弟。舜在此所表现出的宽厚是一般人所难以具备的，这体现的不仅仅是忠孝，更是一种在高尚道德支配下的宽阔的胸襟，是人们世世代代追求的道德的最高境界，给人以震撼的道德美感。
《史记》表达了奋斗之美。奋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奋斗给人们的不只是丰硕的物质果实,还给人们以心灵上的荡涤,使人充满了向上、向前的动力。因此,奋斗同样成为人们的心仪之美。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惧权贵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军，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和震撼人心的美的感动。使读者在阅读时,不禁跃跃欲试,热血沸腾,一股加入其中的冲动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息,深深地沉浸其中，道德之美在人物的构成和人物的进取精神中得以充分体现。
《史记》蕴涵着远古先民自然的民风美。朴拙、含蓄之美产生于人类情感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正所谓美即真实,真实即美。而《史记》里保留的先民的没有过多修饰的生活素材，就具有了原质的美。先民们生活在崇山峻岭,河畔山巅,或刀耕火种,或渔猎制器,没有对大自然过多地索取,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不到市井的喧嚣,遭受不到凡尘的骚扰，体验不到心灵的焦躁，品味着的是安静、闲适、清新的自然的生活,与河流山川为伴,与鸟兽虫鱼为伍，这种自然的民风，不正是人类现今所追求的美质吗？
《史记》充溢着精妙绝伦的想象美，驰骋想象以赋神韵。其中许多精彩的故事细节是驰骋想象而虚构的，这种合理想象给人以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如《淮阴侯列传》中的萧何追韩信，韩信请为假王,《赵世家》中的程婴匿孤,《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垓下之围等，情景活灵活现，人物维妙维肖。鸿门宴上的樊哙“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冠，目皆尽裂”，荥阳城外“项王瞋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都是详其迹而伟其事，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在《史记》以前，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主要目的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叙事态度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评判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纪实有很明显的文学性。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在细节方面通过合理的想象进行虚构。
如《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想象的成分，但想象是创作的源泉，在文学的三个因素中是很重要的。情感与美质如果缺乏了想象这样一个艺术的组织形式,便会失去文学的光彩。
《史记·五帝本纪》，作者生活的年代距五帝的年代至少也有2000年，时间的久远加之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到司马迁写书的时候，史实恐怕也只剩下梗概了。如果按照史学的写法，人物、事件都会因干瘪而失去鲜活的生命力。为了弥补这样的缺陷,合理、适当的想象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一点在文章的人物对白中体现最为明顯,因为作者是无法知晓五帝的言谈的。再比如黄帝与神农氏的宏大的战斗场面,以及鲧治黄河的传说等等，都是在基本事实上，发挥想象所得的。在记叙尧舜禅让的历史事件时，当有人推荐尧之不肖子丹朱为未来部落联盟的首领时，作者就为尧设计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回答，掷地有声,贴切自然，尧的形象骤然高大，不仅丰满了人物，艺术效果也增强了。《史记》中作者合理的想象弥补了史实之不详的缺憾，使历史人物、事件跃然纸上，生动丰满。《史记》中的想象还借助神话以增奇彩。司马迁将神话写进历史，给历史涂上了神奇的色彩。他笔下的黄帝、颛顼、帝喾、殷契、后稷、大业、褒姒、刘邦等许多重要人物都具有这种神奇色彩。帝喾的元妃姜嫄踩上巨人的足迹而孕育出后稷，后稷是周民族的始祖；帝喾的次妃简狄吞食玄鸟的卵而孕育后契，后契是殷民族的始祖；帝颛顼的苗裔孙女修吞食玄鸟的卵而孕育大业，大业是秦人的始祖。这些神话与君权神授的思想有关，但司马迁强调的仍是人类活动创造历史。比如《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交战时所使用的动物（熊、貔、罴、貅、貙）好多都是神话传说中才出现的,想象不言自明。《史记》还写了楚人同情和怀念屈原，便幻想神鱼将屈原的尸体驮回家乡；废太子刘荣死的冤屈可怜，便幻想有上万的燕子为他衔土为坟，这不仅仅是寄托哀思，更是借助于奇特的幻想故事，曲折地表达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在这些想象中,实与虚、真与假、天与地、人与神得到了完满的结合,文学与史学在这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浑然一体,文学的特质也得到了极好的彰显。
当然,想象要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反映了事实基础,也就把握了“美”这一文学特质的要求,也就是说,在美的基础上的想象,才是文学的想象。同样,想象也是不能脱离情感的,作者的想象大都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其想象是融合了情感与美的想象,是充满了艺术生命力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史记》中,我们才阅读到了大量褒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的情感激烈的文字。
《史记》在深入揭示事件本质的同时，用具有深含情感的文笔、合理精妙的想象，真正传达出了具有崇高美感的精神品质，体现了《史记》所具有的文学特质，更是将文学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研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可永雪.史记的文学成就论说[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
[3]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文笔绝代，良史高才——浅谈史记的文学性与实录性的关系[J].安阳工学院学报，2010.10.
[5]韩兆琦.史记十表总论[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6.
[6]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
（作者简介：王岩（1962.3-）女，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