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两岁丧父，“父女亲情”这四个人生最幸福的字眼，在我的脑海和心目中没有丝毫存在。
只是听妈妈说，我父亲的官名叫戴邦彦，字俊卿，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2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太原国师附小、盂县中学、祁县中学任教。
父亲的一些轶事，从我童年的耳旁一直回荡到现在。
听妈妈说，我父性格刚正不阿，沉默寡言，整天一副严肃的面孔，连正在哭着的两岁的我，一见父亲就不敢吭声了。只有一次例外，父亲在临终前三个月的一天，他对我笑脸相迎：“来，爹抱抱。”说着潸然泪下！
听说父亲治家严谨，不管是他的父母还是妻子，皆不能有分毫歪心邪意；父亲的禀性虽然沉稳，但办起事来急如风火，见事也易一触即怒，不管谁有什么缺点错误，他都铁面无私。
一个冰封酷冷的腊月天，我爷爷由于想戒鸦片烟，跪在茅石板上难以站立，我妈边扶着他边小声说：“爹，您还是抽吧！别改了，您在咱县当校长一辈子了，也有资格抽袋烟的，至于钱，有您这份家产，还不够您晚年享用？”
“不！我儿有病，人们劝他抽一口鸦片烟缓缓病情，可他宁愿早走，也不近这些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毒品，他有决心不吃，我哪能不下决心改呢？我们父子起码得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做个榜样！”爷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事后才知道，爷爷的戒烟是我父要求的，因为他要坚定不移地拒绝毒品进戴家门。
妈妈最痛苦的是抗战时期我父送子参军。
当时，我的长兄祖荫才十五六岁，还在县立中学读书，父亲就执意要送他参加山西新军的决死队。长兄在忻口战役中负伤回家养病，当时父亲病重，舌僵不能说话，只是“努努”嘴，瞧着窗前的平柜，意思是让祖荫从柜里取什么东西。母亲和长兄知道是这个意思，立刻开柜寻找，但父亲看着却在摇头，好不容易从柜的最底层的夹层找出了一封信，我父才点点头，并让我兄长即刻放在火里烧掉，不让看。我兄灵机一动：“爹，俺出外间去烧，别把您呛着。”
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封信非同小可，在当时一旦张扬出去，定会牵连全家遭杀头之罪。
“孩子，信上究竟说些啥？”妈妈急着问。
“妈妈，有些语句我还不懂，好像是我爹的朋友说，要他好好保重身体，病好后，请他到边区当区长什么的……”兄长对妈妈说话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啊！您爹是当教师的，哪会当区长？”妈妈的话音未落，被我兄捂住了嘴：“别高声。”
父亲临终还用尽全力，僵着舌根唱——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
全家听不清他的咬字，只有妈妈会与父亲和声歌唱。
送走了父亲，我大哥祖荫按大人的遗嘱，立刻到太行分区找部队，寻找未果后才参加了太岳分区为搞反战工作而开办的日语训练班，不久，在反抗日寇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年仅18岁。
我曾记得每逢过春节，村上敲锣打鼓还有歌舞队上门给军烈属送白面、猪肉。但是，每逢听到鼓乐，妈妈就把我父的遗像挂起来：“你！下来接你儿的血吃吧！俺咽不下去。”接着，又是妈妈的一场好哭！
童年时，又听叔叔大伯、亲戚邻里说，我父对抗日救国的忠心和决心坚如磐石，而且机智沉勇：
一天下午，正在养病的父亲在房檐下踱步，忽听大门门环被人敲得震耳响，接着是门外“咿哩哇啦”的声音。是日寇！
父亲不由怒火冲天，边跺脚，边大骂！邻居的一位叔父一把将父亲的嘴捂住：“鬼子来了，还不悄悄地，你不要命了？疯啦？”
“弟，哥的病已无挽救，想最后解一解我对鬼子的恨气，为国为民多铲除几个刽子手，也算我尽了救国的一份力量！”说着，举起双拳狠狠地击在了门柱上。
“哥，你！你这勇敢不是在杀敌，明明是在给乡亲和全家招引祸害啊！我的哥，一人莽撞，会给大家带来灾难啊！”说着，这位叔父死拉硬拽将我父推出后门，“咣当”一声上了锁。
日本鬼子进村后，像一群野兽，挨家逐户一进门就东抓鸡，西牵羊，屋里抢东西，窖底寻粮食，一阵儿把各家弄得一片狼藉！
鬼子虽然身背刀枪，但他们只顾抢东西，顾不得寻捕革命党。邻家叔叔看着仰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天哪！有幸没遭杀害，家运还算不错哪！”
“是呀！我要是真得硬与鬼子对抗的话……”我父隔门接着邻叔的话茬说。
“那就得株连九族！”邻叔抢上一句。
“不够，还有全村喽！我要是在天涯海角的话，至少也得杀狗日的两个。”
“感谢哥的沉勇，顾全大局。”
弟兄俩回家来一看，屋里乱七八糟，满院都是血淋淋的鸡毛，连一条小狗也都被他们杀得吃了。再听着妻子儿女的哭声，父亲气得紧攥双拳浑身颤抖：“恶鬼！这就是你们宣扬的所谓东亚共荣吗？”“总有一天，中国人民要把你们剁成肉泥扔在粪坑里嘞！”
父亲总觉得他的病无大碍，然而，三度月圆的正月14日含泪归西。
父亲去世后，有一年的农历7月15日，妈妈偕我给父亲上坟。在回家的路上恰巧与大伯和邻居叔叔同路，大伯朝我父坟头长叹一声：“老弟啊！看看你的妻子儿女多可怜！就怨你太认真，太劳神，太忠实，太勤于教学累死了……”大伯说话的声音也颤抖了。
二位长辈边交谈边给我们讲着父亲的故事：1932年春节，乡亲们互相登门拜年时，父亲不管见到长辈还是幼辈，不管是家人还是乡亲，一碰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新衣料子是从那个店铺买来的？”大家都知道抵制日货是爱国行动，父亲的意思是要用国产货，但也有人穿着日本料子做的衣服，我父就将自己家的料子送给乡亲，希望他们把日本料子做的衣服扔掉。父亲对乡亲没办法多说，但对于自己的亲兄热弟以及近邻就要求换国产衣料了。大伯指着他身上穿的一件褴褛的夹袄对我说：“孩子，你看，这就是你爹生前，在有一年的大年初一，硬要我换上它的。”
二位大人边说边伸出大拇指，说我父不但一片忠心，对学校教学更是认真负责，不但循循善诱而且纪律严明，真正是严师诤友的楷模。他们还讲了不少关于我父爱国如家、拯救国民的正义行动——那就是抵制日货呀，反对贪官呀，保护学生等等。二位长辈对我父的赞扬，在我幼小的脑海中激起了深深的父女情感。 妈妈还多次给我们姐弟兄妹讲过父亲支持妇女解放的事情：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村上总要演戏、闹红火，据说，那时是不让小媳妇大姑娘撵着看的，我父却在这方面不加约束，老人们笑话父亲丢了男子汉的尊严，我父却不放在心上，还说男女应该一律平等，看街头剧人人有份嘛！
解放后我上高小读书，有一天，代历史课的刘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刘老师就说： “孩子，别拘谨，坐下，老师告你。”刘老师指指桌前的一个凳子：“按说，你还该叫我大伯嘞！”我大着胆子问：“刘老师，您认得俺爹？”“何止认得？你父戴邦彦还是我要好的朋友哪！”接着，他向我讲起很多关于我父的身世。他说我父亲生性刚强，为人忠厚，正直无私，还有宽广的胸怀，只可惜死得早啊！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哪！“老师，俺爹有啥了不起？”“闺女，老师只是随便扯了一句，你不必深问。这么多年了，你父究竟是什么身份都无用了。我倒是敢肯定他是一位坚定的抗日救国者，有民族气节的人。他干什么也精明稳练，不求速效。人生没有不苦的经历，但他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他有哪些艰难和苦衷，我真佩服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
当时十几岁的我，虽然对这位老师评价我父的话还不大理解，但心头油然升起一种崇敬父亲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力量，支持着我们姐弟兄妹三人在校自觉勤奋地学习，在家不怕苦累、不怕饥寒交迫地生活。
我，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在三四十年的工作简历表中，父亲的那一格总是清白的。
这天，文友给了我一本老家的史书，上面有一段文字颂扬我父是驱逐贪官的先锋。书云：
1933年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盂县街上突然出现了“驱逐贪官王堉昌！”和“驱逐借口整理田赋税契剥削盂县民众的王堉昌！”等大幅标语。红红绿绿贴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教育界认为整理田赋税契是王盘剥人民钱财的恶劣手段。因而多在暗中酝酿，愤抱不平。事有凑巧，适逢这段时间王赴省城开会不在。青年教师认为时机成熟，于是驱王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阴历4月17日下午，有教师杨春甫、韩中愈、郑赋嘉等人发起，在平民学校院内召开会议。参加会的有中学、师范、一高小等三个学校的二十余名青年教师。中学有赵印川，师范有戴邦彦，一高有郑子尚。
会议最后决定，一致同意驱逐县长王堉昌。有人当场高呼口号：“撵走王堉昌！”会后几个人赶写了标语。18日上午，派专人在大街上张贴。
隔了两天，王堉昌赶回县政府，以了解教学情况为名，召开了中学、师范、一高的教职员会议。散会时，王突然宣布留下郑赋嘉、戴邦彦、刘浩、杨春甫四人，以他们有共产党嫌疑，拘留在县看守所。
后经学校师生声援以及当地有威望人的关照说情，得以释放。
离别父亲70多年后的我，通过从小的听闻又目睹着这篇文章，从此对父亲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才知父亲在他短短的人生路上，该是多么的坎坷、艰难，但他又是多么的忠贞、沉勇。这篇文章给我们姐弟兄妹留下了对父亲不可磨灭的崇敬、思念。
父亲没有死，仍活在子孙后代、故里乡亲们的心里。
只是听妈妈说，我父亲的官名叫戴邦彦，字俊卿，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2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太原国师附小、盂县中学、祁县中学任教。
父亲的一些轶事，从我童年的耳旁一直回荡到现在。
听妈妈说，我父性格刚正不阿，沉默寡言，整天一副严肃的面孔，连正在哭着的两岁的我，一见父亲就不敢吭声了。只有一次例外，父亲在临终前三个月的一天，他对我笑脸相迎：“来，爹抱抱。”说着潸然泪下！
听说父亲治家严谨，不管是他的父母还是妻子，皆不能有分毫歪心邪意；父亲的禀性虽然沉稳，但办起事来急如风火，见事也易一触即怒，不管谁有什么缺点错误，他都铁面无私。
一个冰封酷冷的腊月天，我爷爷由于想戒鸦片烟，跪在茅石板上难以站立，我妈边扶着他边小声说：“爹，您还是抽吧！别改了，您在咱县当校长一辈子了，也有资格抽袋烟的，至于钱，有您这份家产，还不够您晚年享用？”
“不！我儿有病，人们劝他抽一口鸦片烟缓缓病情，可他宁愿早走，也不近这些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毒品，他有决心不吃，我哪能不下决心改呢？我们父子起码得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做个榜样！”爷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事后才知道，爷爷的戒烟是我父要求的，因为他要坚定不移地拒绝毒品进戴家门。
妈妈最痛苦的是抗战时期我父送子参军。
当时，我的长兄祖荫才十五六岁，还在县立中学读书，父亲就执意要送他参加山西新军的决死队。长兄在忻口战役中负伤回家养病，当时父亲病重，舌僵不能说话，只是“努努”嘴，瞧着窗前的平柜，意思是让祖荫从柜里取什么东西。母亲和长兄知道是这个意思，立刻开柜寻找，但父亲看着却在摇头，好不容易从柜的最底层的夹层找出了一封信，我父才点点头，并让我兄长即刻放在火里烧掉，不让看。我兄灵机一动：“爹，俺出外间去烧，别把您呛着。”
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封信非同小可，在当时一旦张扬出去，定会牵连全家遭杀头之罪。
“孩子，信上究竟说些啥？”妈妈急着问。
“妈妈，有些语句我还不懂，好像是我爹的朋友说，要他好好保重身体，病好后，请他到边区当区长什么的……”兄长对妈妈说话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啊！您爹是当教师的，哪会当区长？”妈妈的话音未落，被我兄捂住了嘴：“别高声。”
父亲临终还用尽全力，僵着舌根唱——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
全家听不清他的咬字，只有妈妈会与父亲和声歌唱。
送走了父亲，我大哥祖荫按大人的遗嘱，立刻到太行分区找部队，寻找未果后才参加了太岳分区为搞反战工作而开办的日语训练班，不久，在反抗日寇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年仅18岁。
我曾记得每逢过春节，村上敲锣打鼓还有歌舞队上门给军烈属送白面、猪肉。但是，每逢听到鼓乐，妈妈就把我父的遗像挂起来：“你！下来接你儿的血吃吧！俺咽不下去。”接着，又是妈妈的一场好哭！
童年时，又听叔叔大伯、亲戚邻里说，我父对抗日救国的忠心和决心坚如磐石，而且机智沉勇：
一天下午，正在养病的父亲在房檐下踱步，忽听大门门环被人敲得震耳响，接着是门外“咿哩哇啦”的声音。是日寇！
父亲不由怒火冲天，边跺脚，边大骂！邻居的一位叔父一把将父亲的嘴捂住：“鬼子来了，还不悄悄地，你不要命了？疯啦？”
“弟，哥的病已无挽救，想最后解一解我对鬼子的恨气，为国为民多铲除几个刽子手，也算我尽了救国的一份力量！”说着，举起双拳狠狠地击在了门柱上。
“哥，你！你这勇敢不是在杀敌，明明是在给乡亲和全家招引祸害啊！我的哥，一人莽撞，会给大家带来灾难啊！”说着，这位叔父死拉硬拽将我父推出后门，“咣当”一声上了锁。
日本鬼子进村后，像一群野兽，挨家逐户一进门就东抓鸡，西牵羊，屋里抢东西，窖底寻粮食，一阵儿把各家弄得一片狼藉！
鬼子虽然身背刀枪，但他们只顾抢东西，顾不得寻捕革命党。邻家叔叔看着仰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天哪！有幸没遭杀害，家运还算不错哪！”
“是呀！我要是真得硬与鬼子对抗的话……”我父隔门接着邻叔的话茬说。
“那就得株连九族！”邻叔抢上一句。
“不够，还有全村喽！我要是在天涯海角的话，至少也得杀狗日的两个。”
“感谢哥的沉勇，顾全大局。”
弟兄俩回家来一看，屋里乱七八糟，满院都是血淋淋的鸡毛，连一条小狗也都被他们杀得吃了。再听着妻子儿女的哭声，父亲气得紧攥双拳浑身颤抖：“恶鬼！这就是你们宣扬的所谓东亚共荣吗？”“总有一天，中国人民要把你们剁成肉泥扔在粪坑里嘞！”
父亲总觉得他的病无大碍，然而，三度月圆的正月14日含泪归西。
父亲去世后，有一年的农历7月15日，妈妈偕我给父亲上坟。在回家的路上恰巧与大伯和邻居叔叔同路，大伯朝我父坟头长叹一声：“老弟啊！看看你的妻子儿女多可怜！就怨你太认真，太劳神，太忠实，太勤于教学累死了……”大伯说话的声音也颤抖了。
二位长辈边交谈边给我们讲着父亲的故事：1932年春节，乡亲们互相登门拜年时，父亲不管见到长辈还是幼辈，不管是家人还是乡亲，一碰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新衣料子是从那个店铺买来的？”大家都知道抵制日货是爱国行动，父亲的意思是要用国产货，但也有人穿着日本料子做的衣服，我父就将自己家的料子送给乡亲，希望他们把日本料子做的衣服扔掉。父亲对乡亲没办法多说，但对于自己的亲兄热弟以及近邻就要求换国产衣料了。大伯指着他身上穿的一件褴褛的夹袄对我说：“孩子，你看，这就是你爹生前，在有一年的大年初一，硬要我换上它的。”
二位大人边说边伸出大拇指，说我父不但一片忠心，对学校教学更是认真负责，不但循循善诱而且纪律严明，真正是严师诤友的楷模。他们还讲了不少关于我父爱国如家、拯救国民的正义行动——那就是抵制日货呀，反对贪官呀，保护学生等等。二位长辈对我父的赞扬，在我幼小的脑海中激起了深深的父女情感。 妈妈还多次给我们姐弟兄妹讲过父亲支持妇女解放的事情：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村上总要演戏、闹红火，据说，那时是不让小媳妇大姑娘撵着看的，我父却在这方面不加约束，老人们笑话父亲丢了男子汉的尊严，我父却不放在心上，还说男女应该一律平等，看街头剧人人有份嘛！
解放后我上高小读书，有一天，代历史课的刘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刘老师就说： “孩子，别拘谨，坐下，老师告你。”刘老师指指桌前的一个凳子：“按说，你还该叫我大伯嘞！”我大着胆子问：“刘老师，您认得俺爹？”“何止认得？你父戴邦彦还是我要好的朋友哪！”接着，他向我讲起很多关于我父的身世。他说我父亲生性刚强，为人忠厚，正直无私，还有宽广的胸怀，只可惜死得早啊！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哪！“老师，俺爹有啥了不起？”“闺女，老师只是随便扯了一句，你不必深问。这么多年了，你父究竟是什么身份都无用了。我倒是敢肯定他是一位坚定的抗日救国者，有民族气节的人。他干什么也精明稳练，不求速效。人生没有不苦的经历，但他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他有哪些艰难和苦衷，我真佩服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
当时十几岁的我，虽然对这位老师评价我父的话还不大理解，但心头油然升起一种崇敬父亲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力量，支持着我们姐弟兄妹三人在校自觉勤奋地学习，在家不怕苦累、不怕饥寒交迫地生活。
我，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在三四十年的工作简历表中，父亲的那一格总是清白的。
这天，文友给了我一本老家的史书，上面有一段文字颂扬我父是驱逐贪官的先锋。书云：
1933年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盂县街上突然出现了“驱逐贪官王堉昌！”和“驱逐借口整理田赋税契剥削盂县民众的王堉昌！”等大幅标语。红红绿绿贴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教育界认为整理田赋税契是王盘剥人民钱财的恶劣手段。因而多在暗中酝酿，愤抱不平。事有凑巧，适逢这段时间王赴省城开会不在。青年教师认为时机成熟，于是驱王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阴历4月17日下午，有教师杨春甫、韩中愈、郑赋嘉等人发起，在平民学校院内召开会议。参加会的有中学、师范、一高小等三个学校的二十余名青年教师。中学有赵印川，师范有戴邦彦，一高有郑子尚。
会议最后决定，一致同意驱逐县长王堉昌。有人当场高呼口号：“撵走王堉昌！”会后几个人赶写了标语。18日上午，派专人在大街上张贴。
隔了两天，王堉昌赶回县政府，以了解教学情况为名，召开了中学、师范、一高的教职员会议。散会时，王突然宣布留下郑赋嘉、戴邦彦、刘浩、杨春甫四人，以他们有共产党嫌疑，拘留在县看守所。
后经学校师生声援以及当地有威望人的关照说情，得以释放。
离别父亲70多年后的我，通过从小的听闻又目睹着这篇文章，从此对父亲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才知父亲在他短短的人生路上，该是多么的坎坷、艰难，但他又是多么的忠贞、沉勇。这篇文章给我们姐弟兄妹留下了对父亲不可磨灭的崇敬、思念。
父亲没有死，仍活在子孙后代、故里乡亲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