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与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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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颇有争议的皇帝。
  后世谈论历史人物,但凡说有争议,往往代表他在正史上声誉不佳。朱厚照已不仅是声誉不佳,简直成了国家公敌,被后世树为昏君典型。他好玩,建立豹房,肆为淫乐;又尚武,曾与猛虎搏斗,又曾溜出关外,亲自调兵对抗鞑靼;他还给自己上封号,封自己为大将军、大庆法王;种种荒唐行为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不符合传统文化对帝王的要求,因此被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视为昏君是理所当然之事,倘若抛开儒家的观念而为之辩护,亦可视之为个性叛逆的表现。如果他能做好皇帝的本职工作,任贤使能,明刑简政,使百官各司其职,庶民安居乐业,那么即使私生活太有想象力,照样是个合格的君主。问题是,朱厚照不仅“耽乐嬉游”,还“暱近群小”,还跟一些奸佞之徒打得火热。他做太子时,刘谨是贴身太监,常顺从着他的贪玩之心,帮他对付道貌岸然的师保,带他溜出去玩,声色犬马,无所不至。朱厚照因此宠信刘谨,登基之后,用为司礼太监。刘谨依仗朱厚照的恩宠,掌握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排斥异己,官员想要升迁,必须投靠刘谨和他的党羽,向其行贿。其他得宠的太监如张忠、马永成、魏彬等等,同样热衷于收钱。于是朝中政风大坏,邀赂公行,赃贿狼籍。
  宫中的宦官大多是霸州文安县人。文安有个豪强,姓张名茂,與太监张忠是邻居,在张忠身上花了许多钱,终于讨得其欢心,与他结为兄弟。张茂有这个靠山,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当地无赖子弟纷纷投靠到他门下,比如刘六、刘七,都是有名的亡命徒。后来张茂闹得实在太过,张忠也保不住了,在朝廷督办下,御史宁杲率众将其逮捕,械送京城。刘六等人倒也讲义气,跟随其后来到京城,试图营救。张忠让他们拿两万两银子,便替张茂向皇上求情;刘谨的家人也不客气,张口就要一万两。刘六、刘七等人都是江湖草莽,搞到钱便挥霍一空,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他们打算在京城附近干几票,搞一笔钱救急。不料有个同伙与官府发生冲突,竟然放火焚烧官署,事情闹大了,他们只好逃出京城,各自散去。
  霸州一带因有卫所屯兵,军民杂处,民风比较剽悍,一旦日子不好过,便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人称“响马贼”。刘六、刘七逃回霸州后,无事可做,便也入行当起了响马。刘六、刘七是亲兄弟,《明史记事本末》说他们“胆力弓矢绝伦”,有胆识,有魄力,箭法超群,非常人可及,入行不久,就以过硬的业务能力闯出名头,“诸盗皆畏之”。涿州官府苦于剿不完的响马,想出以贼制贼的方略,把刘氏兄弟招安过来,让他们负责捕盗。刘家兄弟于是从盗贼变身官差,兢兢业业地征剿以前的同行。但他们毕竟是贼骨头出身,官府并不信任他们,当他们把响马贼抓得差不多后,就准备卸磨杀驴。好在刘六、刘七精明,发现不对,立即逃之夭夭。曾经逮捕张茂的宁杲又受命来追捕他们,绘影图形,到处悬赏,还抄了他们的家,将其妻儿老小打入牢狱。刘六、刘七穷途末路,一怒之下,索性揭竿造反。
  明朝最大外患是北方的蒙古。蒙古被朱元璋赶回大漠,一直心有不甘,不时南下侵扰。与蒙古作战,骑兵异常重要,因此朝廷极重马政。但因原先的官方牧场日益减少,养马的负担逐渐摊派到民间。北方人户五丁养马一匹,作为补偿,可减免一半田租(《明史·马政》)。故而京畿附近马匹甚多。刘六、刘七造反之后,招罗一批亡命徒,抢来许多好马,驰骋纵横于京南诸州县。
  刘氏兄弟以前有名同党,叫齐彦名,被安肃县官府捉拿,投入大牢。刘六、刘七决定劫狱救人,于正德六年正月,率众强攻安肃县城。这是他们第一次攻打官府,难免惴惴然,不料发动攻击后,竟然“穷民响应,旬日间众至数千”(《明史记事本末》),不但顺利攻下县城,成功救出齐彦名,还迅速壮大了队伍。如此梦幻的结果使刘氏兄弟头脑发晕,从此再也不将官府当回事,率领手下这支队伍,在京南各州县到处劫掠,逍遥快活。
  这些人虽然强悍,但毕竟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投奔刘六刘七,固然是由于活不下去了,但在落草为寇之后,最大的理想就是抢钱抢女人,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日子。作为首领的刘六刘七,也不过是一介草莽,并没有什么长远计划和战略目的,就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烧杀掠抢不亦乐乎,看到好看的女人,还会用他们的方式强行表达他们的喜爱之情。不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痛恨,官府征剿他们也就显得格外正义和合法。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的队伍没有再进一步壮大,只是像游魂野鬼一样在河北大地上流窜,直到他们遇到赵鐩。
  赵鐩原本是文安县的生员,有功名在身。明清的生员俗称秀才。今人说到生员,往往语带轻视,实则生员殊不易得,必须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者才能获此功名,进入官府的县学深造,并按月领取一定的补贴,之外还享有免除赋役、见官不跪等特权。未考取生员功名的,一律称为童生,所以有不少人考到须发尽白,仍是一介童生。取得生员功名,是科考的第一步,接下去可以参加乡试考举人,然后是会试的贡士、殿试的进士。赵鐩具有生员功名,便可籍由科举往上爬,倘若祖坟冒烟,侥幸得中,就能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成为世人艳羡的士大夫阶层中之一员。所以,如果没有遇到刘六刘七,赵鐩的人生之路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模样。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刘六、刘七和他们的响马部队轰隆隆地杀过来了。赵鐩带领妻小逃避,在河边被响马赶上。赵鐩妻子皆有姿色,响马们一见钟情,便要抢来亲热一番。赵遂虽是读书人,却也“有勇力,好任侠”,颇有几分豪气。此时妻女受辱,赵鐩怒不可遏,提拳与响马贼打起来。他在愤怒的支配下勇猛无比,以一抵众,竟然打伤了两名响马。恰好刘七率众赶到,看那汉子如此野蛮,正是队伍需要的人才,将其制服后一交流,竟然还是个秀才,顿时崇拜不已,诚恳邀请他入伙。赵鐩自度难以脱身,好死不如赖活,便跟刘六刘七谈了个条件:可以入伙,但必须按他的要求改造队伍,“毋淫掠,毋妄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这两点看似平淡无奇,但若真的执行,却无异给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响马部队套上了缰绳。赵鐩毕竟是个读书人,眼界和格局比那些只会杀人放火的强盗高得多,知道怎么做才有利于一支队伍的发展和壮大,乃至于轰轰烈烈干上一番事业。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赵鐩不仅有勇力好任侠,还“每大言自负”,经常讲大话,为人自负。自恃其才,又爱讲狂妄话,联系到他偌大年纪还只是个生员,大概率是个心比天高、自认怀才不遇的主儿。他要入伙,当然不甘心只做小喽罗,既然豁出去要干,就干大的,按自己的要求改造队伍,否则这样一伙不得民心的乌合之众,早晚会被官府剿灭,那么与其身败名裂死于官府之手,还不如就此死在响马贼手里。   刘六和刘七答应了赵鐩的要求。这等于已经承诺了赵鐩在队伍里非同寻常的地位。赵鐩在得到承诺之后,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诚信。他回到家,将两个弟弟也拉下水,又招聚了五百多人,来到河间与刘六、刘七会合,从此成为这支叛军的灵魂人物。而从赵鐩轻易便能招聚到五百多人,以及之前刘六刘七攻打官府时获得的热烈响应,可知当时的民间对官府的仇恨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刘六刘七当时答应赵鐩,不过是一句敷衍,说说而已,给固执的赵秀才一个台阶下,事实上并没有按照赵鐩的意见来改造队伍。他们没有这个兴趣,也不会得到兄弟们的支持,大家的志向就是当响马,杀人放火抢东西,快快活活过日子,而不是当吊民伐罪、秋毫无犯的政治家。所以在之后的流动作战中,他们照旧杀人放火,也照旧奸淫掳掠。倘若官兵攻打,他们就驱赶百姓当前锋,他们则骑马在后面观看,如果官兵后退,他们就趁势进攻,如果官兵凶悍,他们则掉转马头绝尘而去,使得官兵常常奈何他们不得。当然,比之以前,他们会有那么一点收敛,也更讲究策略。赵鐩传檄各州县,宣称“降者秋毫无犯,拒者寸草不生”,令“官吏师儒毋走避”,准备好刍粮酒肉供军即可。因此一路攻州破县,势不可挡。
  寇势日大,朝廷围捕甚急。正德六年六月,刘六等人率众南下,分头掳掠,刘六、刘七等人转战山东,刘三、赵鐩等人则进入河南。部众立刘三为主,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以赵鐩为副元帅,事实上的领袖人物则是赵鐩。兵势最盛时,赵鐩麾下有二十八营人马,骑兵五千,步兵十三万,在诸股叛军中势力最大。赵鐩及其他各路首领分合不定,横行南北,以致“五省生灵,鱼糜肉烂(《明史记事本末卷四十五》)”,造成了极大破坏,為靖难之役以来明朝内部最大的战乱。
  二
  也许有人会感到讶异:赵风子入伙时,不是说过要“毋淫掠、毋妄杀”吗?
  不错,赵风子的确这样要求过,并且我们不应怀疑他在彼时的真诚。作为自视甚高的读书人,赵鐩不可能甘心于混迹强盗之间,当个打家劫舍的响马贼。他在大帐外书有对联一副,“英雄吞河海,气势转乾坤”,可见其志不小。在转战大河南北的几年间,他不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大学士焦芳阿附刘谨,臭名昭著,赵鐩攻打泌阳时,他正在泌阳老家居住,还好运气不错,逃过一劫。赵鐩求人不得,便将他的祖坟挖掉,又扎一只草人,蒙上焦芳的衣裳,将之当作焦芳,历数其罪恶,命剑士斩之,宣称“吾手诛此贼,以谢天下。”
  朝廷官员一度想要招抚赵风子,赵鐩回信大发议论:“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一群奸臣充斥朝廷,祸乱天下,诛杀忠直敢谏的人,又排斥元老重臣,希望皇上乾纲独断,砍了那些奸臣的头以谢天下,然后再砍掉我赵鐩的头以谢那些奸臣。他试图用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为他们的叛乱作辩护:他们起事是官逼民反,他们的行为则是替天行道,因此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向皇帝表明心迹,让皇帝知道,他跟梁山宋江一样,造反是反贪官,而不是反皇帝。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政治性、也很懂政治策略的宣言书。
  朝廷官员不是刘六刘七,不可能让他随便提要求,更不可能接受这种不知自己斤两的要求。赵鐩也没有接受招安。这并非赵鐩意志坚决,誓死不愿妥协。事实上他是希望被招安的,自称“奉天征讨副元帅”之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怀忠”,便是其心迹之流露。另据《后鉴录》载,赵鐩寇掠泰县时,曾题诗一首:
  得罪男儿愁满腹,胸中豪气虹霓吐。
  满怀血泪洒雕鞍,几回魂梦归乡土。
  贻累父母囹圄中,连坐妻子钓台苦。
  平欺敌将虎擒羊,纵横六合谁敢捕。
  惟愿君恩似海深,释我宁家万事足。
  完全一副宋江的情怀和腔调。据此推断,赵鐩入伙造反,未必不是一个迂回求荣的策略。反正科途蹭蹬,通过科举入仕的可能很微小——以此诗来看,赵鐩的才情也实在有限,能混个生员都是意外,宜乎其“怀才不遇”。——那么就不妨试一试造反招安的路子,所谓富贵险中求。所以他才会在回复朝廷官员的书信里讲得那么冠冕堂皇。而他之所以没有接受此次招安,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招安并无诚意,仅仅是负责剿匪的朝臣马中锡的权宜之计。之前马中锡已经在刘六、刘七那儿玩弄过这一手,刘六差点上当,还好刘七冷静,派人去京城向贵幸宦官打听,才知朝廷并无招降之意。刘氏兄弟也不是不想招安,他们将劫掠的金银运进京城,献给朝廷权贵,希望能赦免他们的罪,结果钱都花了,事却没成,于是发狠报复,劫掠得更加凶猛。有此教训,赵鐩岂能中计?
  赵鐩明白,必须把事情搞得足够大,朝廷才会真心招安。而要搞到足够大,乌合之众显然是不济事的,所以他必须对队伍进行改造。而他的改造计划之所以失败,则是队伍的整体素质使然。在这支队伍里,除了赵鐩,所有头目都是目不识丁的亡命徒。对他们来讲,弄些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怎么比得上随心所欲的痛快和自在?因此,在这个领导层内,赵鐩的意见是极度孤立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真对待他的理念和主张。在一个数目庞大的领导集体里,如果只有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他注定无所作为。试想,假如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除了大哥宋江,其他全都是李逵时迁阮小七之流,结果会怎样?
  理想是鲜花,现实是牛粪,意图变化登龙,却惹上一身跳蚤。对于这个结果,赵鐩定然失望。但他已经陷身于“贼”,要回头已不可能,只能被裹胁在这个洪流里走下去。他所能做的,只是要求他的手下尽可能少杀人。刘六、刘七抓到敌人将官,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而他则是先劝降,实在不降,也就算了。比如淮安知府刘祥、高邮卫指挥陈鹏、虞城知县,等等,都是捉而复释。他们攻破灵壁县,逼知县陈伯安投降,陈伯安不屈,刘三欲杀之,也是赵鐩阻止,才将他放了。他们攻进新蔡,一名退休官员率领绅民代表献上“金帛万计”,他便率部离去。襄城人馈送银两和马匹,他也没有骚扰。从赵风子的转战过程看,他基本上在努力遵守他所宣扬的口号:降者秋毫无犯。——虽然事实上往往并不能够做到,反倒是下一句“拒者寸草不遗”,常常被他的部下不打折扣地执行。
  以原罪而论,官府应该为这些“起义”承担更多的责任。农民作为传统专制社会的底层,一直是被统治的对象,只有被写进律法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具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在受到伤害——尤其是官府的伤害时,几乎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办法,只能被动承受。而当承受到无法承受时,一旦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他们就会群起响应。
  这就是古代专制社会之下的民变:官府用权力拿走他们的一切,他们就用暴力再去抢回来。
  在皇权专制时代,官方虽不反对——甚至还会鼓励——底层人读书,并且有科举制度作为底层向上层流动的通道,但在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并没有多少底层家庭供得起子孙读书。放眼望去,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涌动的,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被权力伤害,又极端羡慕权力,痛恨官府,又惧怕官府。唯一不羡慕也不害怕的,就是跟他们同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民。当他们造反,以暴力对抗官府时,也会惴惴不安,怕被朝廷报复,而如果是抢劫同为草民的老百姓,那就没有任何顾虑了。
  于是我们从史籍和古人笔记里就看到无数这样的记录:造反的农民最热衷于干的事,就是抢劫同一个阶层的农民,包括中农和富农,然后才是大地主和乡绅。而这些大地主和乡绅,事实上也在官府之外,属于民间百姓的一部分。只有当他们的首领野心极大,具有政治诉求或自建政权的图谋时,他们才会在首领的鼓动与带领下去攻打官府。
  三
  正德七年闰五月,赵鐩兵败豫南,削发潜逃,于武昌府江夏县被官军捕获,槛解京师,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后鉴录·刑部题奏》)
  同在是月,刘六被湖广官军追击,“风折帆樯,击死于水。”(《明史纪事本末》)
  刘七、齐彦名等势蹙,走奔江西。七月,官军围歼刘七残部于南通州,刘七赴水死,齐彦名被斩首。“贼逸而北者,官军追斩之,皆尽。”(《明史纪事本末》)
  血污布满屠刀,大地在不安中重归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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