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直在看日本人讲生死观的作品，并且以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能比日本人更透彻、更坦荡、更优美地讲述死亡，以及人们看待死亡的态度，直到遇见这部电影——《刺猬的优雅》。
　　这是一部法国影片，改编自法国同名小说，2009年开罗电影节开幕电影，导演兼编剧莫娜?阿查切（Mona Achache）获得当届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的殊荣。
　　“我叫芭洛玛，今年11岁，住在巴黎第十六区，一个富人的豪宅里。”
　　这是影片开篇的第一段台词。镜头摇摇晃晃，粗糙的画面中映出一个女孩瘦弱又倔强的小脸。
　　在父母眼中，芭洛玛是个聪明却有点怪癖的小孩，时常会在早餐桌上说出“唯有心理分析能够媲美宗教”这等惊世骇俗又令人回味无穷的高深论调。事实上，芭洛玛是个怀着自杀念头的天才少女。“等到我12岁生日那天，165天后，我将会自我了断。”这个小大人的小小身体里似乎装着一个灵光频现又有点烦躁不安的哲学家，“我相信命中注定，所以我才要去死。”在她的小脑瓜里，有个和村上春树相似的观点：死亡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一部分。
　　但是在死之前，她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拍一部电影，拍出像她一样如同生活在玻璃鱼缸中的人们的荒谬与矛盾。
　　“我的新邻居是日本人。在我临死之前，这一定得发生。”
　　芭洛玛和小津格郎相遇在那个总是坏掉的铁栏电梯里。两个人都是有趣的人。这次偶然相遇似乎暗示了芭洛玛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日式的禅宗思想。
　　芭洛玛在学日语，而且讲得相当不错。她的小房间里有画着浮世绘的盒子。这一切，似乎佐证着她求死之心中带有一份日本人式的虔诚与超然。
　　小津格郎周身有一种淡然而超脱凡世的气质，举止彬彬有礼，有条不紊。他是个儒雅的人，妻子去世在十年前，独居的身份让他有了一份好似禅宗的孤独与洒脱。在芭洛玛为他画的画中，小津格郎仿佛是个独坐菩提树下的高僧。他看遍了凡尘，但是还是眷恋人与人之间的温存与感动。
　　他笃信缘分。一次奇妙的邂逅，让他认识了荷妮?米谢太太。
　　“米谢太太让我想到刺猬，浑身是刺，一座如假包换的堡垒，但内心像刺猬一样柔软，优雅得无以复加。”
　　荷妮?米谢太太是全片的核心人物，影片的题目就是为她起的。
　　在巴黎富人区做了27年的门房，54岁的她是个寡妇，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又矮又肥，没上过学，一直都很穷，毫不起眼，微不足道。”她把自己装扮成完全符合人们心目中典型门房的刻板印象，但私下里她躲在自己的小屋子内，在好几面墙书柜的包围下读列夫?托尔斯泰，读胡塞尔，读康德。书本，如同芭洛玛所说，为荷妮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藏身之处。在那里，她是自由的，平等的，优雅的。
　　小津格郎是个眼光独到的男人，第一次见到她，他便得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结论。他认为她与众不同。
　　他们共同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共同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他们都认同“幸福的家庭都同样幸福，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强烈的认同与吸引，接下来的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邀请她来家里吃亲自下厨的日式料理，一起看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一起出去吃饭庆祝他的生日。他没有掩饰对她的欣赏与赞美，她也逐渐放下伪装的坚硬外表。
　　然而，就在一切都顺利得令人微笑的时候，一场偶然的清晨车祸带走了她。
　　仿佛像一场生命的转交：本来策划自杀的芭洛玛没有死掉，而准备好幸福生活的荷妮离开了世界。如同《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平行的两条脉络，列文和凯蒂这一条走向光明，安娜这一条走向毁灭，两部作品互相印证，都在向人们展示生命与死亡的辩证法。
　　影片结束的那一刻，一句台词点醒了观者：重要的不是死，而是我们在死之前的那一刻，正在做什么。荷妮，你已经准备好爱了。
　　终究，这不是一部探讨死亡的电影，它不是悲剧，留给观者的更多是感动与回味。它教会人们怎样看待生命，怎样去活着。在现实世界里。每个人都像一只刺猬，活着，并该活得优雅。
　　童话 就像干面包外面的糖霜
　　《人鱼朵朵》就像一本缤纷梦幻的童话绘本，有细腻的彩色铅笔，有脏脏的蜡笔，有浓郁的油彩，有干净的黑白素描，五彩缤纷，梦幻得连牙医这样冰冷的职业都被赋予了微笑和温暖的含义。
　　每个童话都忧伤，却给人幸福的希望。在这部有关“鞋子”的童话里，“公主”却没有双脚。她原本就没有，后来拥有了就疯狂地执著，最终再次失去。
　　“鞋子”就是幸福，而双脚则是拥有幸福的能力。
　　幸福与爱情一样都是手里的沙，要珍惜但不能执著。当朵朵懂得了这个道理，回过身，就看到眼前依旧是那个甘愿顶着帽子为你遮阳光的那个人，看到已经渐渐长大的猫咪，看到温馨的小家——那曾经带她寻找幸福的黑羊和白羊，又悄悄来到了身边。
　　生活有时如同难咽的干面包，而童话就是面包外皮上的糖霜。它的精髓就在于不肯赤裸裸地揭开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和心态，让看童话的人慢慢地、从容地接受这世界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