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乡约，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伺父母，能教子弟，能守廉洁，能救患难，能决是非，能解斗争，能与利除害。”电影《白鹿原》刚开始不久，白嘉轩带领着村民一起背诵刻在祠堂石碑上的“乡约”。对于没看过小说直接看电影的观众来说，这是不被理解的。
　　在小说里，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带着“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等一大堆疑虑去向姐夫朱先生讨教，朱先生拿出一份文稿，这便是白鹿“乡约”。白嘉轩把抄来的“乡约”全文正镶在祠堂正门的两边，与栽在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竖碑互为映照，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偷盗、赌博、打架之类的事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乡约”是一种由地方制订，并形成条文共同监督遵守的乡规民约。推演“乡约”是牛兆濂教化生民的一个方式。在芸阁学舍，他亲自率领乡民演习周礼，为村民诵讲“乡约”。这里的“乡约”即宋代关中学派大家吕大临等人编写的《吕氏乡约》，据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成文的乡则民约，古时“皇帝不下乡”，农村基层全靠自治，由德行和知识兼具者执事，依靠的是一套农耕文明的道德规则。
　　“《吕氏乡约》的文本在建国后就绝迹了”，西安白鹿原文化研究院院长卞寿堂说，他把其全文复原在他的著作《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中。这份《吕氏乡约》共分7个部分，它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调整邻里乡党关系的规范，凡修身、齐家、交游、迎送、婚丧嫁娶，都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执行细则，号召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
　　“理学的概念很抽象，但‘四吕’的贡献就是将抽象的哲学原理写成了操作性强的条文，这样才能在乡间付诸实践。”卞寿堂说。负责组织管理、讲解、执行“乡约”奖罚的人，称为约长，约长与族长往往是同一个人，卞寿堂说，“约长必须德才兼备、公道正直、熟悉礼仪，特别是能以身作则、公正不阿，是乡民模仿的楷模”。约长由乡民公推，一般每个月讲约演习一次，并设立《记善》、《记恶》、《和处》、《改过》四簿，详加记录。约长最初仅仅教化民众，但后来肩负一定的行政事务，如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稳定，甚至被逐步纳入行政体系，成为一个官名。
　　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想知道，起码在他之前的3代人，在这个原上是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的，经历过怎样的喜悦和灾难，又是什么凝聚着次次重创后繁衍不息的生命？
　　而最初跃入陈忠实脑中的影像，便是原上一幢镂嵌着“耕读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他想探知门楼里的故事。各个人物形貌渐渐浮现时，陈忠实开始探寻收录在《蓝田县志》中的“乡约”，并将它抄录了下来，反复研读。
　　被原上子孙诵读八九百年的“乡约”和它代表的传统宗法，是陈忠实找到的白鹿原的灵魂，“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
　　宗法和“乡约”在白鹿原上铸造的秩序曾经无所不能，吸鸦片和赌博的人都会在族长白嘉轩严厉的惩治下羞愧害怕，进而戒烟戒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治理的有效范围越来越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大门打开，乡民们看到了裹挟着现代性的外部世界，“乡约”的世界被侵蚀了。
　　电影中，“交农”事件中获胜的白嘉轩，虽拒绝敲锣召集村民征粮，但却不得不在士兵的快枪面前屈服。更让他无力的变化来自村落甚至家庭的内部：外乡人田小娥用肉体击溃了白鹿原上男人们的道德防线，把村内家族间的各条关系搅得乱七八糟，直至纠缠着自己的儿子——未来族长的继承人，他用尽力量来压制她，甚至在她死后都要修塔镇窑，但还是脱离不了那根血缘的防线；最宠爱的女儿白灵离经叛道，放弃婚约，参加革命，他愤怒地与女儿断绝关系；曾经叛逆至极却又主动回乡祭祖的黑娃，让他对“学为好人”的训诫重燃希望，然而黑娃又被自己儿子使心计枪毙，求情不成的白嘉轩落到“气血蒙目”，瞎了一只眼。这一切，越来越超出儒家文化的解释范围，“乡约”的盛世再也回不去了。
　　尽管小说中的冲突是剧烈的，但现实的过程是缓慢的。据资料，这个辖管几十万人的白鹿原，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十几年后，才办起两三所新式小学。原上原下几百个大小村寨里的私塾，吟诵着古老的识字课本，遵循着儒学的传统理念。然而变化还是发生着，因为上这些私塾的人越来越少，私塾先生们讲授的方式越来越不被大家认同，直至内容被颠覆。
　　国民党为了清剿地下党，不断强化基层政权，致使流传千年的“乡约”崩盘，联保甲制的实行，让“乡约”形同虚设。（注：联保甲制由县以下设联保，联保主任由县府委派；联以下设保，保下辖甲。保长多由地方绅士活动贿选，甲长多为轮流担任。）
　　建国后，这套体制被废除，基层政权被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所取代。“乡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但人们还是习惯称村上的头面人物为“乡约”，直到1960年前后，还经常能听到村中对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开玩笑说“人窝中的‘乡约’”，足见“乡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乡约”中的一些民俗礼仪也还执行着，如建房会、婚嫁会等。
　　现在的白鹿原，庄子、厦房、“三合头”、牌楼、祠堂早已荡然无存，城镇化的浪潮也滚滚而来，年轻的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白嘉轩曾坚持，“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祠堂都不复存在了，何来跪拜呢？也许儿子白孝文才看得更远，预见了今天的白鹿原，他重新跪倒在祠堂后慨叹：“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现在白鹿原上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想法呢？有哪个年轻人，能记起那流传千年的“乡约”呢？
　　“乡约”渐行渐远，但社会需要秩序、需要道德，人心需要向善，这一点亘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