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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十九年前梅兰芳先生首次访日演出，到今天上海昆剧人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近百年间的沧桑更迭，难以掩盖岁月留下的文化积淀与审美神韵。
梅兰芳东京留墨。
在2018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闭幕式上，由上海昆剧团的演员带来的昆剧《扈家庄》作为唯一表演节目，登上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舞台的开场展示。展示结束后，昆剧电影《景阳钟》剧组主创主演成为此次电影节闭幕式第一个上台的剧组。作为出品人的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发表讲话：“非常感谢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周给予中国戏曲电影第一次闪亮登台的机会。中国首部3D戏曲电影《景阳钟》是幸运的。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榜首。十七年来，我们在新时代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今天我们将戏曲艺术拍成电影，就是希望通过电影更国际化更高科技的方式，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到剧场观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因缘，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戏剧艺术上，日本社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由于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传统文化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国昆曲、京剧艺术历经数百年不改魅力，这种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东方审美在尊崇传统的日本也必然引起关注。从99年前梅兰芳先生首次访日演出，到今天上海昆剧人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近百年间的沧桑更迭，难以掩盖岁月留下的文化积淀与审美神韵。
歌舞伎艺术与京剧同属于亚洲的土壤上诞生的传统艺术，它们各有门派与大师传承。也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过互动交流与影响。近百年间，从梅兰芳开始，几代戏曲艺术家与日本歌舞伎的相遇相知，从另一侧面也证明了艺术是互通的，而蕴藏在艺术背后的情感，也是互通的。
王汝刚等主创的《七十二家房客》在日本有不少粉丝。
据记载，梅兰芳先生曾经先后五次到访日本，其中1919年、1924年和1956年是率团公演;1929年与1930年则是赴美演出时往返路经日本，梅兰芳因此而与日本传统戏剧的歌舞伎结下不解之缘。
1919年4月至5月间，应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及帝国剧场邀请，梅兰芳首次率团访日公演，演出以传统剧目为主，颇为成功，迅速被帝国剧场的传统派歌舞伎艺术家与观众引为知己。同时，梅兰芳也为初次与歌舞伎的相遇而感到兴奋，他在《日本人民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文中回顾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使我很惊奇的是不但不觉得陌生，而且很亲切、很熟悉。我的看法是歌舞伎和中国的古典戏剧共同点很多，尤其是京剧。例如歌舞伎剧中人的一切举止动作都不是从生活当中直接搬上舞台，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典型的精美的原料，经过艺术手法加工，适当地加以夸张提炼而成的。他们的唱和舞，是一种与韵律高度结合的艺术，对于身上的肌肉能够极精确地控制……总而言之，中国人看日本歌舞伎，虽然言语不通，但是不难接受，我们完全可以体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表演。”
歌舞伎之所以与京剧如此近似，在梅兰芳看来，其原因正是“一千多年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声气相闻，呼吸相通的成果”。
从1920年代至50年代，梅兰芳多次访问日本，演出、交流、教学，不仅努力重新架设起了京剧与歌舞伎亚洲这两大亚洲传统戏剧之间的交流桥梁，也为两国恢复邦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一次访日时，他还特意偕女儿梅葆玥、儿子梅葆玖同行，从而使得在梅兰芳逝世后，梅葆玥与梅葆玖姐弟继续与歌舞伎保持了半个世纪的交往，梅氏姐弟与坂东玉三郎、片冈仁左卫门的友谊，也同样传为两国的梨园佳话。
自梅兰芳之后，中国戏剧人与日本戏剧界交流互动频繁。特别是在改革開放的40年时间里，几乎每数年就有一次值得称道的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1987年昆剧《长生殿》在日本的演出，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合作演绎昆曲《贵妃东渡》，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梅葆玖与坂东玉三郎联合演绎《杨贵妃》，以及坂东玉三郎向昆曲艺术家张继青学习演出全本昆曲《牡丹亭》……不独昆曲、京剧，在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互动中，也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文化认知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2006年，中日友谊文化节在大阪开幕，有趣的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登上了日本的舞台，在东京国立大剧院，大阪邮政剧院演出六场，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在演出时，除了保留上海滑稽戏的经典桥段，由王汝刚、毛猛达等著名喜剧艺术家领衔主演之外，也邀请了不少日本本土笑星的加盟，充当新的“房客”，演绎出一些别致的片段，令台下的日本观众拉近了距离感，同样捧腹大笑。在此基础上，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积极与日本最大的娱乐集团之一——吉本兴业合作，将“吉本新喜剧”引进国内，与传统的滑稽戏、独脚戏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风貌。“说到底，不管是本土的滑稽戏还是日本的‘新喜剧’，都是笑的艺术。”对此，王汝刚分析说，亚洲文化同宗同种，地域性差异没有中西方文化那么大，这为“吉本新喜剧”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擅长表现当代人所思所想，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喜剧，更不会因为语言、国界的不同而发生差异，反而会在“幽默”的本质下，焕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与包容性：“‘吉本新喜剧’之所以在日本深受欢迎，是因为它以普通市民生活的有趣现象作为内容，这和滑稽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新喜剧’对流行音乐的运用和具有视觉冲击的多媒体包装，又弥补了滑稽戏在包装上的不足。”在王汝刚看来，“上海吉本新喜剧”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即由“吉本兴业”提供原创剧本，人民滑稽剧团的艺术家们借鉴、学习“新喜剧”的表演模式，进行本土化改编。“这样，上海的观众也能看到来自亚洲的笑星。我想，这些剧本贴近群众，内容反映现实生活，群众一定会喜欢。”而对于这样一种跨国滑稽戏的合作，滑稽界泰斗杨华生也曾兴奋地表示，老噱头也要说厌、听厌的，希望吉本新喜剧的搞笑元素能给上海滑稽戏带来新生和活力。
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通过艺术的语言，两国戏剧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交流、互动，不仅加深了彼此间的文化认知，也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交流，更显意义非凡。
在2018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闭幕式上，由上海昆剧团的演员带来的昆剧《扈家庄》作为唯一表演节目，登上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舞台的开场展示。展示结束后，昆剧电影《景阳钟》剧组主创主演成为此次电影节闭幕式第一个上台的剧组。作为出品人的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发表讲话：“非常感谢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周给予中国戏曲电影第一次闪亮登台的机会。中国首部3D戏曲电影《景阳钟》是幸运的。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榜首。十七年来，我们在新时代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今天我们将戏曲艺术拍成电影，就是希望通过电影更国际化更高科技的方式，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到剧场观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因缘，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戏剧艺术上，日本社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由于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传统文化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国昆曲、京剧艺术历经数百年不改魅力，这种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东方审美在尊崇传统的日本也必然引起关注。从99年前梅兰芳先生首次访日演出，到今天上海昆剧人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近百年间的沧桑更迭，难以掩盖岁月留下的文化积淀与审美神韵。
梅兰芳的艺术影响
歌舞伎艺术与京剧同属于亚洲的土壤上诞生的传统艺术，它们各有门派与大师传承。也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过互动交流与影响。近百年间，从梅兰芳开始，几代戏曲艺术家与日本歌舞伎的相遇相知，从另一侧面也证明了艺术是互通的，而蕴藏在艺术背后的情感，也是互通的。
据记载，梅兰芳先生曾经先后五次到访日本，其中1919年、1924年和1956年是率团公演;1929年与1930年则是赴美演出时往返路经日本，梅兰芳因此而与日本传统戏剧的歌舞伎结下不解之缘。
1919年4月至5月间，应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及帝国剧场邀请，梅兰芳首次率团访日公演，演出以传统剧目为主，颇为成功，迅速被帝国剧场的传统派歌舞伎艺术家与观众引为知己。同时，梅兰芳也为初次与歌舞伎的相遇而感到兴奋，他在《日本人民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文中回顾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使我很惊奇的是不但不觉得陌生，而且很亲切、很熟悉。我的看法是歌舞伎和中国的古典戏剧共同点很多，尤其是京剧。例如歌舞伎剧中人的一切举止动作都不是从生活当中直接搬上舞台，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典型的精美的原料，经过艺术手法加工，适当地加以夸张提炼而成的。他们的唱和舞，是一种与韵律高度结合的艺术，对于身上的肌肉能够极精确地控制……总而言之，中国人看日本歌舞伎，虽然言语不通，但是不难接受，我们完全可以体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表演。”
歌舞伎之所以与京剧如此近似，在梅兰芳看来，其原因正是“一千多年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声气相闻，呼吸相通的成果”。
全面多元的交流
从1920年代至50年代，梅兰芳多次访问日本，演出、交流、教学，不仅努力重新架设起了京剧与歌舞伎亚洲这两大亚洲传统戏剧之间的交流桥梁，也为两国恢复邦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一次访日时，他还特意偕女儿梅葆玥、儿子梅葆玖同行，从而使得在梅兰芳逝世后，梅葆玥与梅葆玖姐弟继续与歌舞伎保持了半个世纪的交往，梅氏姐弟与坂东玉三郎、片冈仁左卫门的友谊，也同样传为两国的梨园佳话。
自梅兰芳之后，中国戏剧人与日本戏剧界交流互动频繁。特别是在改革開放的40年时间里，几乎每数年就有一次值得称道的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1987年昆剧《长生殿》在日本的演出，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合作演绎昆曲《贵妃东渡》，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梅葆玖与坂东玉三郎联合演绎《杨贵妃》，以及坂东玉三郎向昆曲艺术家张继青学习演出全本昆曲《牡丹亭》……不独昆曲、京剧，在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互动中，也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文化认知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2006年，中日友谊文化节在大阪开幕，有趣的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登上了日本的舞台，在东京国立大剧院，大阪邮政剧院演出六场，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在演出时，除了保留上海滑稽戏的经典桥段，由王汝刚、毛猛达等著名喜剧艺术家领衔主演之外，也邀请了不少日本本土笑星的加盟，充当新的“房客”，演绎出一些别致的片段，令台下的日本观众拉近了距离感，同样捧腹大笑。在此基础上，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积极与日本最大的娱乐集团之一——吉本兴业合作，将“吉本新喜剧”引进国内，与传统的滑稽戏、独脚戏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风貌。“说到底，不管是本土的滑稽戏还是日本的‘新喜剧’，都是笑的艺术。”对此，王汝刚分析说，亚洲文化同宗同种，地域性差异没有中西方文化那么大，这为“吉本新喜剧”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擅长表现当代人所思所想，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喜剧，更不会因为语言、国界的不同而发生差异，反而会在“幽默”的本质下，焕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与包容性：“‘吉本新喜剧’之所以在日本深受欢迎，是因为它以普通市民生活的有趣现象作为内容，这和滑稽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新喜剧’对流行音乐的运用和具有视觉冲击的多媒体包装，又弥补了滑稽戏在包装上的不足。”在王汝刚看来，“上海吉本新喜剧”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即由“吉本兴业”提供原创剧本，人民滑稽剧团的艺术家们借鉴、学习“新喜剧”的表演模式，进行本土化改编。“这样，上海的观众也能看到来自亚洲的笑星。我想，这些剧本贴近群众，内容反映现实生活，群众一定会喜欢。”而对于这样一种跨国滑稽戏的合作，滑稽界泰斗杨华生也曾兴奋地表示，老噱头也要说厌、听厌的，希望吉本新喜剧的搞笑元素能给上海滑稽戏带来新生和活力。
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通过艺术的语言，两国戏剧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交流、互动，不仅加深了彼此间的文化认知，也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交流，更显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