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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可追溯到1937年。当时胡耀邦是延安抗大学生，邓小平在抗大讲课。所以，后来人们说他们有师生关系。
1938年初，邓小平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不久胡耀邦也被派去做统战工作。1949年3月，胡耀邦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年底，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管理川北有方，得到负责西南局的邓小平的赞赏。
195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一起奉调回京。1956年，邓小平任党中央总书记，而胡耀邦则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各自负责党、团工作。胡成为邓的得力助手。据胡耀邦回忆说，1956年初，邓小平曾对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说过：“你们工作很努力，取得了成绩。你们的错误并没有党的错误那么严重。即使你们犯有错误，你们仍然在努力工作。”因此，胡耀邦说：“总书记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我们的话。”
1969年九大召开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期，胡耀邦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不少人找他谈话，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胡耀邦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
当时把持中央的林彪、江青等人对胡耀邦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胡耀邦作检查，但胡耀邦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些人认为胡耀邦一定掌握了很多邓小平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限。
1969年10月，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下放到河南满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然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检查，态度十分恶劣。许多同志劝他，这样硬顶不是办法。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写了一份检查。但检查里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两三千字，空洞无物，只是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耀邦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仍然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耀邦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积极协助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如果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统帅，他制定了挫败“凡是”派路线的战略，那么胡耀邦则是一名率军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指挥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推举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此后，胡耀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
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老战友，胡耀邦对邓小平是非常尊敬和佩服的。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仲方曾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与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他在文章中这样说：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我第二天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出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3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6月29日下午，胡耀邦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1982年6月，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在讲到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几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他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等几位老革命家的作用。他在讲话中这样说：几年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正确的，这些决策的绝大多数，首先是由我们党的几位老革命家作出的，这就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还有徐帅、聂帅、彭真、颖超等几位老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也出过许多的主意，做了重大的贡献。我深深感到，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确实起了卓越的带领作用。老革命家健在，并且能够在领导集体中发生这样重大的影响，实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运，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1986年9月23日下午，胡耀邦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美国新闻界负有盛名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一行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晤谈，他坦率开朗地回答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
当谈到中国领导人接班问题时，格雷厄姆问：虽然邓小平主任希望自己能早日告退公职，但党和人民却希望他继续留任，这是不是意味着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胡耀邦回答说：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他会受到中国人民如此强烈的爱戴呢？我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几十年实际生活中了解到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忠诚和智慧是超群的；二是因为人民从“四人帮”倒台到今天这十年的经历中，亲身体会到小平同志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主张和政策是最为正确的。他是起核心作用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因为这两条，所以中国人民希望他仍然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这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从这一点出发，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完全赞成阁下的意见，即我们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没有解决。其实，关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问题，几年前就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在方向和方针问题上已经得到了解决。首先，我们已经明确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第二，我们还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以避免过分突出一个人的权力。第三，不久前我们党商定将在一年之内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有了上面三条，我相信，在明年我们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 叶剑英：小平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邓小平和叶剑英便互相熟悉。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苏区中央局，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等25人为军委委员的苏区军委，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共事。
1952年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10月，叶剑英调中央军委任职，从此，他们又一起供职中央，都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搞乱地方，搞乱军队，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觉察到运动矛头指向不对，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尤其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受到的错误批判和斗争深感愤怒。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下，叶剑英被疏散下放湖南、广东等地，邓小平、王震则下放江西。他们虽身处异地，但彼此牵挂，患难不相忘。有一次，王震在江西见了邓小平以后，又到长沙探望叶剑英。叶剑英仔细地询问了邓小平的身体、起居情况。在谈到对国内领导人的看法时，叶剑英鲜明地指出：“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之后，他叫王震赶快回江西，照顾和保护邓小平。从叶剑英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中可以看出叶剑英非常认可、推崇和赏识邓小平的治国才能。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他始终不忘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多次找机会，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迅速改变邓小平的状况，恢复他的工作。叶剑英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最积极、最努力的支持者之一。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立即登门看望，帮助邓小平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积极为邓小平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他还特意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并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之所以如此器重邓小平，是由于他在与邓小平的长期接触中认识到邓小平具有治国治党的经验，是党内难得的人才。
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到邓小平住处，与他研究军队建设问题，同时通知军委、各部门向邓小平作汇报，使他尽快了解和熟悉军队情况。从此，两位军队领导人又一起共同战斗。
1975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再度受到错误批判。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随即在玉泉山9号楼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重大问题。叶剑英深知“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所造成的残局，非邓小平出来收拾不可。所以很快就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告知了被“软禁”的邓小平，并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做好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经过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努力，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曲折过程中，叶剑英作为最早、最坚决、最积极的支持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确定了邓小平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叶剑英参与领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全会作出正确的决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他主动让位，全力支持和确立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和表现出来的高尚革命情操，得到众人的认可和赞同。
1980年底，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叶剑英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责任编辑：徐嘉）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可追溯到1937年。当时胡耀邦是延安抗大学生，邓小平在抗大讲课。所以，后来人们说他们有师生关系。
1938年初，邓小平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不久胡耀邦也被派去做统战工作。1949年3月，胡耀邦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年底，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管理川北有方，得到负责西南局的邓小平的赞赏。
195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一起奉调回京。1956年，邓小平任党中央总书记，而胡耀邦则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各自负责党、团工作。胡成为邓的得力助手。据胡耀邦回忆说，1956年初，邓小平曾对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说过：“你们工作很努力，取得了成绩。你们的错误并没有党的错误那么严重。即使你们犯有错误，你们仍然在努力工作。”因此，胡耀邦说：“总书记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我们的话。”
1969年九大召开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期，胡耀邦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不少人找他谈话，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胡耀邦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
当时把持中央的林彪、江青等人对胡耀邦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胡耀邦作检查，但胡耀邦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些人认为胡耀邦一定掌握了很多邓小平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限。
1969年10月，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下放到河南满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然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检查，态度十分恶劣。许多同志劝他，这样硬顶不是办法。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写了一份检查。但检查里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两三千字，空洞无物，只是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耀邦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仍然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耀邦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积极协助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如果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统帅，他制定了挫败“凡是”派路线的战略，那么胡耀邦则是一名率军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指挥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推举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此后，胡耀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
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老战友，胡耀邦对邓小平是非常尊敬和佩服的。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仲方曾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与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他在文章中这样说：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我第二天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出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3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6月29日下午，胡耀邦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1982年6月，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在讲到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几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他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等几位老革命家的作用。他在讲话中这样说：几年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正确的，这些决策的绝大多数，首先是由我们党的几位老革命家作出的，这就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还有徐帅、聂帅、彭真、颖超等几位老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也出过许多的主意，做了重大的贡献。我深深感到，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确实起了卓越的带领作用。老革命家健在，并且能够在领导集体中发生这样重大的影响，实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运，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1986年9月23日下午，胡耀邦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美国新闻界负有盛名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一行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晤谈，他坦率开朗地回答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
当谈到中国领导人接班问题时，格雷厄姆问：虽然邓小平主任希望自己能早日告退公职，但党和人民却希望他继续留任，这是不是意味着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胡耀邦回答说：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他会受到中国人民如此强烈的爱戴呢？我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几十年实际生活中了解到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忠诚和智慧是超群的；二是因为人民从“四人帮”倒台到今天这十年的经历中，亲身体会到小平同志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主张和政策是最为正确的。他是起核心作用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因为这两条，所以中国人民希望他仍然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这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从这一点出发，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完全赞成阁下的意见，即我们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没有解决。其实，关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问题，几年前就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在方向和方针问题上已经得到了解决。首先，我们已经明确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第二，我们还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以避免过分突出一个人的权力。第三，不久前我们党商定将在一年之内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有了上面三条，我相信，在明年我们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 叶剑英：小平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邓小平和叶剑英便互相熟悉。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苏区中央局，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等25人为军委委员的苏区军委，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共事。
1952年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10月，叶剑英调中央军委任职，从此，他们又一起供职中央，都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搞乱地方，搞乱军队，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觉察到运动矛头指向不对，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尤其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受到的错误批判和斗争深感愤怒。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下，叶剑英被疏散下放湖南、广东等地，邓小平、王震则下放江西。他们虽身处异地，但彼此牵挂，患难不相忘。有一次，王震在江西见了邓小平以后，又到长沙探望叶剑英。叶剑英仔细地询问了邓小平的身体、起居情况。在谈到对国内领导人的看法时，叶剑英鲜明地指出：“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之后，他叫王震赶快回江西，照顾和保护邓小平。从叶剑英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中可以看出叶剑英非常认可、推崇和赏识邓小平的治国才能。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他始终不忘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多次找机会，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迅速改变邓小平的状况，恢复他的工作。叶剑英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最积极、最努力的支持者之一。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立即登门看望，帮助邓小平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积极为邓小平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他还特意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并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之所以如此器重邓小平，是由于他在与邓小平的长期接触中认识到邓小平具有治国治党的经验，是党内难得的人才。
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到邓小平住处，与他研究军队建设问题，同时通知军委、各部门向邓小平作汇报，使他尽快了解和熟悉军队情况。从此，两位军队领导人又一起共同战斗。
1975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再度受到错误批判。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随即在玉泉山9号楼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重大问题。叶剑英深知“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所造成的残局，非邓小平出来收拾不可。所以很快就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告知了被“软禁”的邓小平，并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做好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经过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努力，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曲折过程中，叶剑英作为最早、最坚决、最积极的支持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确定了邓小平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叶剑英参与领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全会作出正确的决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他主动让位，全力支持和确立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和表现出来的高尚革命情操，得到众人的认可和赞同。
1980年底，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叶剑英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