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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灾难事件频繁发生。在此背景下，西方气候变化小说迅猛发展，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气候小说类型研究和批评也随之勃兴。脱胎于科幻文学的气候小说，因呈现气候灾难的时间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洪水叙事、极寒叙事和全球变暖叙事三类，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地球和气候的不同认知和想象。新世纪的人类世气候小说紧扣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近未来”现实主义特征，这一新的文学类型也在改变着文学研究的范式。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慢性暴力，也是一种隐性暴力。气候暴力距离的三维，即时空距离、认知距离和权力距离，注定了应对气候变化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基于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时空特征，认清气候暴力的本质，追溯其根源，倡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构时空命运共同体，是气候批评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气候变化小说;人类世;气候批评;气候暴力距离
在人类地球史上，气候变化是一种常态。在过去250万年间，即人类由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的“第四纪”时期，地球至少经历了“32轮的冰期-间冰期（冷-热）的变化”。①气候变化的周期远超人类寿命，往往难以被直观感受。但在21世纪的今天，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荷兰大气化学家克鲁岑（Paul J. Crutzen）于2000年提出“人类世”概念，认为人类已成为影响地球系统的决定性力量，地球进入以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表征的新的地质时期。这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对地球“历史方位”的最新判断，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已陷入空前的“生存困境”。②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人类面对的气候变化危机不仅是自然危机，也是文化危机和“想象危机”，亟需新的类型叙事，以加深对当下气候变化速度及严重程度的认知，并探索新的未来的可能性。比尔（Lawrence Buell）认为：“故事、意象、艺术表现、审美元素、伦理和文化理论，在环境意识形成中可发挥重要作用。”③甚至有学者指出：“想象是问题出路的第一步。在人们想象新的故事、思考可能性的后果之前，已有的问题将不可能得到解决。”①因此，“讲好气候故事”，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紧迫性的认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世纪以来，“人为气候变化小说”（anthropogenic climate fiction）不断涌现，成为西方文坛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即便如此，2005年英国作家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依然呼吁作家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他说：“迫切地需要更多的气候变化小说，以便探讨、感知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在思想激荡中激发力量。”②2007年，美国记者丹·布卢姆（Dan Bloom）发明“cli-fi”一词，作为“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 change fiction）的缩写，用以描述这种日趋成型的文学类型。这一名称使散落在科幻文学、生态文学名义下的气候书写作品得以聚集，并因强烈的现实观照而引发广泛关注。施奈德-迈耶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撰文指出：“新世纪头10年气候小说的类型化是美国文学的重大发展。”③不仅在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出现了气候变化小说创作的热潮。
西方气候小说聚焦气候灾难呈现，依据出现的先后顺序，可分为洪水叙事、极寒叙事和全球变暖叙事三类。其中，洪水书写历史最为悠久，极寒书写历史较短，而全球变暖书写则代表着最新趋势。那么，气候变化小说究竟如何发展而来，因何缘起，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有何不同特征？气候小说的发展同人类文明进程、科技进步有何关系？文学研究者又该如何审视气候小说并开展批评？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试图揭示气候变化小说的前世今生，并尝试探索人类世气候小说批评，以期为生态批评提供理论话语支撑。
一、洪水叙事：气候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在气候变化小说三种叙事形态之中，洪水叙事发源最早，这与人类史前“大洪水”记忆密切相关。“大洪水”是世界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文明中，都有洪水灭世传说。从时间记载来看，史前大洪水传说距今大约七八千年，而直接的洪水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多年《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中的大洪水以及公元前1500年《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史前大洪水传说是人类对于远古时期，尤其是地球从冰期到间冰期变化过程中气候突变的集体记忆。如果说大洪水记忆是一种感性认知，那么16世纪哥白尼提出的、作为现代科学诞生标志的“日心说”，则为人们从整体上认知地球和气候变化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西方气候小说基于现代科学，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在整个19世纪，英国和法国是气候书写的中心。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认识世界、改造地球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醉心于征服自然，已产生的以及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引起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创作了“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的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为现代气候书写第一人。她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1826）可视作现代气候书写的滥觞之作，故事最后一部分呈现了暴雨、大洪水之后英国的末日景象。该小说记述了人类史前洪水经历，虽称不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氣候小说，但却是现代气候叙事的起源。除此之外，法国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旋转乾坤》（Sans dessus dessous， 1889）和英国小说家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伦敦湮没》（After London， 1895）也都涉及洪水叙事，充满科幻想象。其中，前者讲述的是人类为了开采煤炭资源，试图调整地球轴心的倾斜角而可能引发大洪水的故事;后者讲述的则是人类因过度发展而导致资本主义文明湮灭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发展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的焦虑。征服自然、人类必胜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教士和哲学家德勒姆（William Derham）在1713年的著作《自然神学》中就提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洗劫整个星球，渗透到地球的内脏中去，沉潜到最深处的深渊，到最边远的区域去旅行，去攫取财富。”① 20世纪，尤其是一战之后，世界科技中心逐渐由欧洲转向美国，气候小说创作的中心也同时发生转移。一战中和战后美国航空技术迅速发展，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大增强了人们突破传统时空的想象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由高速发展滑向“经济大萧条”，《惊奇故事》②（Amazing Stories）、《奇妙故事》③（Wonder Stories）等多本美国科幻文类通俗读物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文化港湾。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美国民众，在气候科幻小说中找到了些许慰藉。此类故事情节带有浓厚的奇幻色彩，而非基于科学事实。
自从1926年美国科幻杂志编辑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杂志上连载《旋转乾坤》英译本之后，灾难性洪水成为此类科幻故事的“标配”，比较重要的作品有海威尔克（Geoffrey Hewelcke）的《向阳千里》（“Ten Million Miles Sunward，”1928）、维利尔（A. Hyatt Verill）的《月球疯狂时》（“When the Moon Ran Wild，” 1931）、沃尔什（J. M. Walsh）的《当地球倾斜》（“When the Earth Tilted，” 1932）、伯特的《彗星來袭》（“When the Meteor Struck，” 1936）和艾尔（Thornton Ayre）的《环形秘密》（“The Secret of the Ring，”1938）等等。这些作品都聚焦大洪水，洪水产生的原因或者是自然力因素，比如彗星撞地球，或者是月球轨道突变，抑或是超级地震，还可能是外星人力量因素等。可以说，这些洪水故事是史前文明大洪水传说同现代工业文明碰撞出的火花，基于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哥白尼日心说，但具体的情节设计都是出于臆想，缺乏科学依据。
由上文对洪水叙事的梳理可知，洪水叙事的创作中心由19世纪的欧洲转移到20世纪的美国，短篇小说成为主要形式，气候变化的叙事模式相对比较单一，更多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需要，气候灾难的发生机制缺乏深刻的科学基础，故事本身也缺乏深刻性。可以说，作为气候小说的源头，洪水叙事代表了早期气候小说叙事的灾难主题，也是20世纪上半叶气候小说的重要模式。同时，洪水叙事也推动了另外一种气候小说叙事主题——极寒叙事的发展。
二、极寒叙事：现代气候小说的衍生与拓展
现代气候小说中的极寒叙事发源于美国。当美国作家在创作洪水故事的同时，极寒也随之成为相应的重要话题。可以说，极寒叙事是对欧洲现代气候小说洪水主题的拓展。事实上，早在1785年，英国科学家克罗尔（James Croll）的《气候和时间》（Climate and Time）基于地球轨道运动，揭示了冰期旋回与地球运动之间的关系，为地球冰期理论（ice age theory）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极寒想象的科学依据。到了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担心墨西哥湾流的变化可能导致欧洲的冰期，促使极寒成为气候变化叙事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惊奇故事季刊》①（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奇妙故事季刊》②（Wonder Stories Quarterly）、《惊奇故事》、《惊悚奇妙故事》（Thrilling Wonder Stories）等通俗读物刊登了一系列极寒小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洛恩（Warner Van Lorne）的《地球之冬》（“Winter on the Planet，”1931）、威廉姆森（Jack Williamson）的《冰冻体》（“The Ice Entity，”1937）、韦斯特（Jack West）的《当寒冰恐怖降临》（“When the Ice Terror Came，” 1940）和伯克斯（Arthur Burks）的《白色灾难》（“White Catastrophe，”1949）等等。这些故事都聚焦于外因导致的极短时间内的气候突变，或是源于星云遮掩了太阳，抑或是外星生物干涉，呈现了处于极寒笼罩之下的地球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但是这些故事设计大都缺乏科学依据，作者也无意严肃地探讨气候问题，其主要的功能是供读者消遣娱乐，因此并无警示意义。
二战之后，尤其是1947年“杜鲁门主义”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两个超级大国开展核军备竞赛，投入数十亿美元建立各自庞大的核武库。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人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生物圈的能力以及自我毁灭的能力，其毁灭性影响引发恐慌。“在20世纪50年代，民众之中普遍存在一种忧虑情绪，担心核试验会对气候造成永久性影响。”③这触发了民众对地球再次进入冰期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核试验促进了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中就强调了核污染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在科幻小说领域，极寒想象成为气候小说的重要部分。
与现代气候小说相比，当代气候小说最大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寒叙事成为英美气候小说的主流，代表性作品包括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的后启示录小说《寒冬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Winter， 1962），美国作家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的《大冰冻时代》（Time of the Great Freeze， 1964），英国作家穆考克（Michael Moorcock）的《冰帆船》（The Ice Schooner， 1969），奥吉尔（Douglas Orgill）和格里宾（John Gribbin）合著的《第六个冬天》（The Sixth Winter， 1979），以及洛布（Jacques Lobb）和罗谢特（Jean-Marc Rochette）合著的漫画小说《雪国列车》（Snowpiercer， 1982）等等。在这些故事中，地球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新的冰期，整个星球成为一个冰雪世界，人类或者被迫住在“地下城”，或者在冰雪世界里艰难生存。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60—80年代，由于人们对核冬天的焦虑，极寒小说受到青睐，但是随着气候科学研究的深入，全球变暖小说逐渐成为主流。 三、全球变暖叙事：当代人类世气候小说的崛起与繁荣
如果说从气候科学角度来看，大洪水和极寒叙事相对比较久远，全球变暖叙事则是对当下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事件的呈现和思考，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时代特征，成为人类世时代的发声器。较早发展的、现代意义上的洪水小说和极寒小说是人类世背景下的氣候小说，全球变暖小说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世小说。
西方对全球变暖这一科学事实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早在1896年，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在《空气的碳酸对地表温度的影响》一文中就提出“温室效应理论”（greenhouse effect），认为化石燃料燃烧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但并未受到重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温室效应才开始受到关注。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研究，与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当时并未把气候变化作为环境问题来看待，而是在美苏冷战背景下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的战略需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寂静的春天》主要关注人口爆炸、化学毒物、核污染等问题，鲜有提及气候变化。
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发现氯氟烃对臭氧层的破坏性作用，再加上美国科学家基林绘制的直观反映气候变化的“基林曲线”①得以广泛传播，大大增强了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现象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温室效应”——后被称为“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或“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受到重视，成为环境运动的新的关注点。②从此以后，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科学和政治问题之一”。③在20世纪80年代，将地球当作一个系统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日益重要”。④一方面，新的科学仪器，尤其是人造卫星和计算机的发明，使有关整个地球环境的数据搜集、计算和分析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科学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核武器、臭氧化学破坏物、温室气体足以改变全球环境，并可能使人类遭受灾难性后果，因此研究意识大大增强。1985年南极臭氧空洞被发现，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开始被明确地界定为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促使了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筹划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成立。1990年，该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提出三大研究发现：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大大加重了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排放在温室效应的影响因素中占据一半以上;如果对碳排放听之任之，21世纪全球变暖的速度将远超过去1万年的水平。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复杂的科学问题，也开始成为各国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重要话题和国际重大议题。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旨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1994年该公约正式生效，由全球150多个国家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签署。在此框架下，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于2005年2月开始生效。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
因此，二战之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逐渐成为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并由科学问题转化为现实问题，成为涉及政治、经济、科学、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错综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且形势愈来愈严峻。在此背景下，全球变暖小说也随之发展、进化。
人类世气候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20世纪60—80年代为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潜意识”书写阶段。在这一阶段，英国科幻小说家巴拉德（J. G. Ballard）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小说的先驱。他的《神秘来风》（A Wind From Nowhere， 1961）、《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 1962）、《燃烧的世界》 ①（The Burning World， 1964）都涉及气候变化，而最后一部可视作第一部以人为气候变化主题的小说。该作呈现了因长期海洋污染、水蒸发循环停滞而枯竭的世界图景，涉及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本身并非作家主要的关注点。美国作家赫佐格（Arthur Herzog）的《炙烤》（Heat， 1977）、英国作家考珀（Richard Cowper）的《科莱之路》（The Road to Corlay， 1978）和澳大利亚作家特纳（George Turner）的《海洋和夏天》（The Sea and Summer， 1987）可视作当代人类世气候小说的先驱。
（2）20世纪90年代为人类世气候变化的“前意识”书写阶段。在这一阶段，气候变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化想象”的空间，②并开始展现出比较扎实的气候变化科学思想。正如施奈德-迈耶森所言：“尽管故事叙述者想象气候变化的结果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基于科学证据和合理依据的小说呈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③其中，重要的气候小说包括布林（David Brin）的《地球》（Earth， 1990）、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播种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罗森布拉姆（Mary Rosenblum）的《干旱之地》（The Drylands， 1993）、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恶劣天气》（Heavy Weather， 1994）和吉（Maggie Gee）的《冰人》（The Ice People， 1998）等。
（3）2000年以来是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意识”书写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世”概念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迅速传播和接受，对人类世小说创作产生了分水岭式的影响。200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报告，第一次明确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体责任。当代人类世气候小说基于全球变暖这一科学事实，通过全球变暖、大干旱、洪水、极寒、海平面上升、飓风等极端性气候事件呈现灾难场景和末日情景，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观照现实的旨趣，“使生态文学发展进入新阶段”。④在此阶段，创作进入“自觉期”，并在2007前后开始进入爆发期。其中，美国作家博伊尔（T. C. Boyle）的《地球之友》（A Friend of the Earth， 2000），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2003）、《洪疫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和《疯癫亚当》（Maddaddam， 2013），鲁滨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雨的40种征兆》（Forty Signs of Rain）、《零下50度》（Fifty Degrees Below， 2005）、《生死60天》（Sixty Days and Counting， 2007）和《纽约2140》（New York 2140， 2017），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追日》（Solar， 2010），金索尔弗（Barbara Kingsolver）的《飞逃行为》（Flight Behavior， 2012），里奇（Nathaniel Rich）的《末日危机》（Odds Against Tomorrow， 2013），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水刀》（The Water Knife，2015）等都是重要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世气候小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创作主体上，依然是以欧美小说家创作为中心，或者以北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白人男性作家创作为主，“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并未形成人类世文学运动;在小说主题上，大多聚焦于气候灾难呈现，以及在灾难中不同主体的政治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小说还是以人为中心，并未深刻地触及人类世气候问题的本质性根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外，尽管新世纪以来西方人类世小说不断涌现，但同当前地球最大的现实以及气候问题的迫切性相比还远远不够。
人类世气候小说从根本上说是“气候问题”小说，旨在呈现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及其影响，更多是呈现问题，很少有作家能够揭示气候变化产生的深层原因，而这些正是研究者需要进行拷问和反思的。
四、气候暴力距离之三维框架：人类世气候小说批评的话语建构
新世纪以来，“人类世气候小说”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鲜明的主题特征和独特的叙事格调，这为气候变化类型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话语基础。这一新的文学类型也在改变着文学研究的范式。美国学者维穆伦（Pieter Vermeulen）认为，继“9·11”事件之后，美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正在发生第二次范式“重塑”（rescale），需要在人类世更为宽广的视野中重新思考文学之意义。①曾提出“文学终结论”的米勒（J. Hillis Miller）尤为重视气候文学的研究价值。他认为：“全球变暖将会导致物种灭绝，人类也在劫难逃……任何可以达到奉劝缓和气候变化的文学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②诸多西方学者已着手研究气候小说，虽然提及人类世生态批评、气候变化批评等概念，③但在理论建构上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提出“人类世气候批评”（Anthropocene climate criticism），并尝试搭建相应的理论框架，以期为批评实践提供话语支撑。
开展气候批评首先要把握气候变化的本质特征。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也是一种隐性暴力。气候变化的动力来自温室气体，而温室气体主要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燃料的大肆开采利用，无异于唤醒了尘封在地下已沉睡上亿年的植物的“幽灵”。为强调这些“幽灵”的“施动力”（agency），本文提出“气候暴力”（climate violence）一词，意指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提高，全球气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内在秩序随之改变，呈现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各种极端性气候事件，阻碍甚至剥夺了地球生物本應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和发展权。气候暴力的施害者是温室气体，本质上是对人类暴力的“反暴力”，受害者是全体地球生物。根据气候暴力的激烈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绵柔型气候暴力”（subtle climate violence）和“激烈型气候暴力”（extreme climate violence）两种。前者是指全球变暖的不间断过程，地球生物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持续时间长，“施暴于无形中”;后者呈现为飓风、洪灾、旱灾等极端性气候事件，持续时间短，破坏力强。需要指出的是，绵柔型气候暴力的不断积累与发展会催生、导致激烈型气候暴力频率的不断提升。气候暴力具有呈现形式的隐蔽性、时间的延迟性和空间上的蔓延性三大特征。隐蔽性意指气候变化是一个“超级物”，气候暴力的场域是包括大气平流层之下包裹的整个地球，人类身处地球，缺乏新的时空参照物，因此很难感知。延迟性意味着气候暴力的“肇事者”和“受害人”往往存在错位现象，为典型的“前人肇事，后人买单”模式。蔓延性一方面指气候暴力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和范围会越来越高、愈来愈广，另一方面指暴力性气候事件的爆发在时空上具有不确定性，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暴露在暴力风险之中，这是气候事件的“量子效应”。气候暴力的三个特征决定了气候问题的认知和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阐释气候暴力的特征和复杂性，笔者参照荷兰社会心理学家穆尔德（Mauk Mulder）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概念进行内涵拓展，提出“气候暴力距离”（climate violence distance）一词，并借鉴和平学之父、挪威政治学家加尔通（John Galtung）的“暴力三角”①（triangle violence）概念，提出“气候暴力距离之三维”框架，如图1所示。这里的三维是指：（1）在物理层面遭受气候暴力的时空距离。时空距离，顾名思义，包括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同处一个星球，不同时间和地区遭受气候暴力的可能性有差异。在空间上，气候生态环境越脆弱的国家和地区，受害指数越高;在“失控人类世阶段”，②在时间坐标上越走向未来，受害指数越高。（2）在心理层面遭受气候暴力的认知和心理距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体对气候暴力的紧迫性和灾难性影响的认知具有差异性，这直接影响其反应和应对行动力。一般而言，富裕阶层、上层阶级的气候暴力心理距离小，更能认知气候暴力，心理安全指数高;下层阶级、边缘弱势群体心理距离大，无法很好地理解或认知气候暴力，安全指数虚高。（3）在社会层面遭受应对气候暴力的权力距离，也即在气候暴力发生时能够掌握、调配的资源数量，以及有多大能力承受和应对暴力。很显然，那些上层阶级、富裕和主流群体的权力距离小，应对气候暴力的能力强;反之，弱势边缘群体权力距离大，应对气候暴力的条件差。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说“气候是民主的”，但气候暴力却不是民主的。
笔者提出的气候暴力距离三维框架与加尔通的“暴力三角”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人类世背景下加剧着整个世界的“撕裂”状态。首先，气候暴力是一种直接暴力，可造成地球生物的直接伤亡。其次，气候暴力可以强化原有的结构性暴力。结构性暴力形成的阶级分层、贫富差距、矛盾在气候暴力情境下变得愈加明显和激烈，并会加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暴力。最后，气候暴力在强化结构性暴力，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与相互伤害的同时，也会导致新的文化暴力。气候暴力会导致大批气候难民的出现，并滋生和助长新的地域歧视。需要指出的是，气候暴力，不管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都会造成创伤，形成“气候创伤记忆”（climate traumatic memory）。气候暴力距离的三维注定了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人类世小说不仅仅是呈现气候灾难事件，也往往围绕气候暴力的三种距离导致的行动、认知的错位而展开。 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超级物”在人类个体生命时空体验中，具有不可见性和不可感知性。沉睡上亿年的植物的“幽灵”已然被唤醒，人类却沉迷于征服自然。气候小说家的重要使命就是呈现气候变化的“真身”、气候暴力的“真面貌”，唤醒、警醒世人。要使气候变化“现身”，小说家必须基于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拉近气候暴力的距离。
在叙事时间上，为了缩短气候暴力时距，人类世小说注重“未来已来”理念，这也是气候批评关注的重点。按下时间的快进键，穿越到气候灾难即将全面爆发或已然发生的“未来”时刻，是人类世叙事的惯用手法。人类世时代是典型的风险时代，其时空具有扭曲性。人类世叙事是“对将来的考古学，也就是把我们的现在转换成未来确定将要面临的过去”。①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言：“在风险社会里，‘过去’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未来’。”②人类世时代是“未来已来”的时代。马歇尔（Kate Marshall）认为：“在21世纪，撇开人类世概念谈论现代小说中的时间性这一话题，注定困难重重。”③库里（Mark Currie）认为，小说家需要探索新的时间叙事范式，“使读者领会到在‘当下’在本质上对自身的脱离，认识到‘现在’也是未来记忆的对象”，小说形同于一个场域，“在其中，新的时间体验被演练、呈现和表达”。④如果说全球化造成了时间压缩，而人类世风险社会则造成时间扭曲或颠倒，也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前后因果关系、疆界往往被打破，因为“‘过去’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未来’”。⑤人类世小说也可称为“近未来现实主义小说”，它在时间上传递一种“未来已来”的概念。小说家需要构建一种“气候暴力图景”，形成一种“未来创伤性记忆”，从而改变未来之过去——现在。
在空间语境设置上，人类世气候小说往往聚焦气候暴力空间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但人类世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对气候批评提出了新要求，即突破傳统生态批评的“地方意识”，把握人类世小说内在价值和研究方法的要义。英美环境主义者一直认为地方意识是生态维护的核心，但气候变化对这一批评方法提出挑战。克拉克（Timothy Clark）认为：“人类世语境下的批评解读意味着过去的和现有的意识、理解的不可逆转的割裂。”⑥裂痕则源于人类世批评对全球视野的内在要求。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其解决也必须依赖于全球行动，而全球行动则首先需要全球意识的确立。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呼唤一种新的星球归属或“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思想的诞生。⑦人类世小说因对气候变化情境下环境和生态灾难事件及其影响的关注，而成为“可以把全世界人们团结起来的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文学。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气候小说“天然就具有生态世界主义的倾向”。⑨其实，这正是人类世小说的内在气质，要求人们在相关研究上必须超越传统的地方意识，采用全球视野。基于地方、放眼全球，发掘生态世界主义内涵，是研究人类世小说的重要方法和内容。
气候暴力必然会加剧当今世界的“撕裂”状态，但同时也是全人类重新思考未来、反思共同体重建的良机。基于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时空特征，探索和坚持建构“时空命运共同体”，是气候批评的重要内容。要理解人类世气候变化，必须立足于整个地球空间并穿越时间的迷雾，才可能发现人类世的真相。《巴黎协定》明确提出了遏制全球变暖的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2℃之内，并努力控制在1.5℃之内。如果不跨越到工业革命时期，不跨越到1.2万年前的全新世（Holocene）农业文明时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当下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也不可能提出地球降温目标。在空间意义上，传统生态批评立足扁平的“地方”，虽然也关注空间，比如森林空间或山峰，但还是相对扁平，不会延伸至大气对流层中的温室气体或平流层的臭氧。在人类世背景下，原有的生态批评时空标准对于解决当下的气候问题已经失效，必须建构囊括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共同组成的“地球空间三维共同体”，这也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上至平流层，下至地壳，所有物质都共处一个环境系统中并相互影响，因而处于地球空间的所有生命体、非生命体同处一个系统，是一种共同体关系。在时间意义上，人类世时代要求从流动的时间这一第四维度进行历时性思考，建构“时空命运共同体”关系。当今天的我们必须承受200年前的欧洲人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一部分还残留在空气中）造成的全球变暖后果时，我们就穿越了时间，与这些异域空间的陌生人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当今天的我们无视气候变化，继续肆无忌惮地排放二氧化碳（一部分甚至会存在上千年），让我们的后代遭受灭顶之灾时，和我们从未谋面的他们就与我们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①运用“三维共同体”和“四维共同体”，从空间和时间角度阐释气候变化小说中的共同体，可以超越传统意义上囿于文化、政治、权力关系的共同体讨论。需要意识到，我们今天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讨论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就是因为工业文明中的那些先辈们并没有意识到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或不愿承担共同体责任，他们或许觉得我们是不需要被考虑的陌生人。如果我们今天不讨论命运共同体并采取行动，就会给陌生的后辈们带来灾难，成为时代的罪人。此处或彼处，此时或彼时，我们虽未谋面，但都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着。时间和空间无法隔离，因此探讨时空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发掘人类世气候小说共同体内涵的重点。
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新时代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生态文明思想，提倡“新的生态文化”，②提供应对气候暴力的中国方案，体现阐释西方“气候故事”的中国立场，是气候批评的关键。现在国内的气候批评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缺乏中国学者的声音”。③因此，国内学者应当加强对气候小说的研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肩负起相应的人类世责任，积极探讨人类世气候问题，并尝试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④这既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的明确目标，也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①这就是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认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之处。
认清气候暴力的本质，追溯其根源，倡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气候批评的终极追求。气候暴力是一种现代性暴力，一种资本暴力，一种工业文明暴力，其根本的发生机制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保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人类世作家更多的是“提出问题”，揭开气候暴力的狰狞面目，但很少能够揭示气候暴力的深层发生机制和本质。这一方面是气候小说的普遍缺陷，另一方面却体现出西方作家难以超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牢笼。有些作家尝试探讨气候变化的根源，但却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塑造成气候灾难的罪魁祸首，充满了无知、偏见与傲慢。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文化立场”，②加强对气候问题真相和气候正义问题的探讨，揭示气候问题的历史根源和制度根源，考察气候问题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认清气候正义的代际正义和同代正义问题，为弱者发声，为消除社会暴力和气候暴力而不断努力。
五、结语
人类世时代的气候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文化意义，正如布鲁姆（Benjamin Bloom）所言：“气候变化小说能够照亮笼罩在我们周边的黑暗。”这也正是人类世小说“调节和形塑现实”的根本功能所在。③基于科学现实的气候故事清楚无误地表明，在人类世风险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今天应对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向惶恐不安的人类表明，它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随时可能变成现实。”④气候小说中的末日图景并不遥远，如果人类依然我行我素，那些“令人无法释怀的图景不是一部科幻小说，将很快兑现为现实”。⑤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气候变化小说;人类世;气候批评;气候暴力距离
在人类地球史上，气候变化是一种常态。在过去250万年间，即人类由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的“第四纪”时期，地球至少经历了“32轮的冰期-间冰期（冷-热）的变化”。①气候变化的周期远超人类寿命，往往难以被直观感受。但在21世纪的今天，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荷兰大气化学家克鲁岑（Paul J. Crutzen）于2000年提出“人类世”概念，认为人类已成为影响地球系统的决定性力量，地球进入以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表征的新的地质时期。这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对地球“历史方位”的最新判断，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已陷入空前的“生存困境”。②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人类面对的气候变化危机不仅是自然危机，也是文化危机和“想象危机”，亟需新的类型叙事，以加深对当下气候变化速度及严重程度的认知，并探索新的未来的可能性。比尔（Lawrence Buell）认为：“故事、意象、艺术表现、审美元素、伦理和文化理论，在环境意识形成中可发挥重要作用。”③甚至有学者指出：“想象是问题出路的第一步。在人们想象新的故事、思考可能性的后果之前，已有的问题将不可能得到解决。”①因此，“讲好气候故事”，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紧迫性的认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世纪以来，“人为气候变化小说”（anthropogenic climate fiction）不断涌现，成为西方文坛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即便如此，2005年英国作家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依然呼吁作家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他说：“迫切地需要更多的气候变化小说，以便探讨、感知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在思想激荡中激发力量。”②2007年，美国记者丹·布卢姆（Dan Bloom）发明“cli-fi”一词，作为“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 change fiction）的缩写，用以描述这种日趋成型的文学类型。这一名称使散落在科幻文学、生态文学名义下的气候书写作品得以聚集，并因强烈的现实观照而引发广泛关注。施奈德-迈耶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撰文指出：“新世纪头10年气候小说的类型化是美国文学的重大发展。”③不仅在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出现了气候变化小说创作的热潮。
西方气候小说聚焦气候灾难呈现，依据出现的先后顺序，可分为洪水叙事、极寒叙事和全球变暖叙事三类。其中，洪水书写历史最为悠久，极寒书写历史较短，而全球变暖书写则代表着最新趋势。那么，气候变化小说究竟如何发展而来，因何缘起，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有何不同特征？气候小说的发展同人类文明进程、科技进步有何关系？文学研究者又该如何审视气候小说并开展批评？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试图揭示气候变化小说的前世今生，并尝试探索人类世气候小说批评，以期为生态批评提供理论话语支撑。
一、洪水叙事：气候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在气候变化小说三种叙事形态之中，洪水叙事发源最早，这与人类史前“大洪水”记忆密切相关。“大洪水”是世界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文明中，都有洪水灭世传说。从时间记载来看，史前大洪水传说距今大约七八千年，而直接的洪水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多年《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中的大洪水以及公元前1500年《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史前大洪水传说是人类对于远古时期，尤其是地球从冰期到间冰期变化过程中气候突变的集体记忆。如果说大洪水记忆是一种感性认知，那么16世纪哥白尼提出的、作为现代科学诞生标志的“日心说”，则为人们从整体上认知地球和气候变化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西方气候小说基于现代科学，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在整个19世纪，英国和法国是气候书写的中心。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认识世界、改造地球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醉心于征服自然，已产生的以及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引起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创作了“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的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为现代气候书写第一人。她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1826）可视作现代气候书写的滥觞之作，故事最后一部分呈现了暴雨、大洪水之后英国的末日景象。该小说记述了人类史前洪水经历，虽称不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氣候小说，但却是现代气候叙事的起源。除此之外，法国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旋转乾坤》（Sans dessus dessous， 1889）和英国小说家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伦敦湮没》（After London， 1895）也都涉及洪水叙事，充满科幻想象。其中，前者讲述的是人类为了开采煤炭资源，试图调整地球轴心的倾斜角而可能引发大洪水的故事;后者讲述的则是人类因过度发展而导致资本主义文明湮灭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发展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的焦虑。征服自然、人类必胜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教士和哲学家德勒姆（William Derham）在1713年的著作《自然神学》中就提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洗劫整个星球，渗透到地球的内脏中去，沉潜到最深处的深渊，到最边远的区域去旅行，去攫取财富。”① 20世纪，尤其是一战之后，世界科技中心逐渐由欧洲转向美国，气候小说创作的中心也同时发生转移。一战中和战后美国航空技术迅速发展，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大增强了人们突破传统时空的想象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由高速发展滑向“经济大萧条”，《惊奇故事》②（Amazing Stories）、《奇妙故事》③（Wonder Stories）等多本美国科幻文类通俗读物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文化港湾。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美国民众，在气候科幻小说中找到了些许慰藉。此类故事情节带有浓厚的奇幻色彩，而非基于科学事实。
自从1926年美国科幻杂志编辑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杂志上连载《旋转乾坤》英译本之后，灾难性洪水成为此类科幻故事的“标配”，比较重要的作品有海威尔克（Geoffrey Hewelcke）的《向阳千里》（“Ten Million Miles Sunward，”1928）、维利尔（A. Hyatt Verill）的《月球疯狂时》（“When the Moon Ran Wild，” 1931）、沃尔什（J. M. Walsh）的《当地球倾斜》（“When the Earth Tilted，” 1932）、伯特的《彗星來袭》（“When the Meteor Struck，” 1936）和艾尔（Thornton Ayre）的《环形秘密》（“The Secret of the Ring，”1938）等等。这些作品都聚焦大洪水，洪水产生的原因或者是自然力因素，比如彗星撞地球，或者是月球轨道突变，抑或是超级地震，还可能是外星人力量因素等。可以说，这些洪水故事是史前文明大洪水传说同现代工业文明碰撞出的火花，基于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哥白尼日心说，但具体的情节设计都是出于臆想，缺乏科学依据。
由上文对洪水叙事的梳理可知，洪水叙事的创作中心由19世纪的欧洲转移到20世纪的美国，短篇小说成为主要形式，气候变化的叙事模式相对比较单一，更多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需要，气候灾难的发生机制缺乏深刻的科学基础，故事本身也缺乏深刻性。可以说，作为气候小说的源头，洪水叙事代表了早期气候小说叙事的灾难主题，也是20世纪上半叶气候小说的重要模式。同时，洪水叙事也推动了另外一种气候小说叙事主题——极寒叙事的发展。
二、极寒叙事：现代气候小说的衍生与拓展
现代气候小说中的极寒叙事发源于美国。当美国作家在创作洪水故事的同时，极寒也随之成为相应的重要话题。可以说，极寒叙事是对欧洲现代气候小说洪水主题的拓展。事实上，早在1785年，英国科学家克罗尔（James Croll）的《气候和时间》（Climate and Time）基于地球轨道运动，揭示了冰期旋回与地球运动之间的关系，为地球冰期理论（ice age theory）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极寒想象的科学依据。到了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担心墨西哥湾流的变化可能导致欧洲的冰期，促使极寒成为气候变化叙事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惊奇故事季刊》①（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奇妙故事季刊》②（Wonder Stories Quarterly）、《惊奇故事》、《惊悚奇妙故事》（Thrilling Wonder Stories）等通俗读物刊登了一系列极寒小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洛恩（Warner Van Lorne）的《地球之冬》（“Winter on the Planet，”1931）、威廉姆森（Jack Williamson）的《冰冻体》（“The Ice Entity，”1937）、韦斯特（Jack West）的《当寒冰恐怖降临》（“When the Ice Terror Came，” 1940）和伯克斯（Arthur Burks）的《白色灾难》（“White Catastrophe，”1949）等等。这些故事都聚焦于外因导致的极短时间内的气候突变，或是源于星云遮掩了太阳，抑或是外星生物干涉，呈现了处于极寒笼罩之下的地球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但是这些故事设计大都缺乏科学依据，作者也无意严肃地探讨气候问题，其主要的功能是供读者消遣娱乐，因此并无警示意义。
二战之后，尤其是1947年“杜鲁门主义”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两个超级大国开展核军备竞赛，投入数十亿美元建立各自庞大的核武库。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人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生物圈的能力以及自我毁灭的能力，其毁灭性影响引发恐慌。“在20世纪50年代，民众之中普遍存在一种忧虑情绪，担心核试验会对气候造成永久性影响。”③这触发了民众对地球再次进入冰期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核试验促进了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中就强调了核污染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在科幻小说领域，极寒想象成为气候小说的重要部分。
与现代气候小说相比，当代气候小说最大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寒叙事成为英美气候小说的主流，代表性作品包括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的后启示录小说《寒冬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Winter， 1962），美国作家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的《大冰冻时代》（Time of the Great Freeze， 1964），英国作家穆考克（Michael Moorcock）的《冰帆船》（The Ice Schooner， 1969），奥吉尔（Douglas Orgill）和格里宾（John Gribbin）合著的《第六个冬天》（The Sixth Winter， 1979），以及洛布（Jacques Lobb）和罗谢特（Jean-Marc Rochette）合著的漫画小说《雪国列车》（Snowpiercer， 1982）等等。在这些故事中，地球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新的冰期，整个星球成为一个冰雪世界，人类或者被迫住在“地下城”，或者在冰雪世界里艰难生存。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60—80年代，由于人们对核冬天的焦虑，极寒小说受到青睐，但是随着气候科学研究的深入，全球变暖小说逐渐成为主流。 三、全球变暖叙事：当代人类世气候小说的崛起与繁荣
如果说从气候科学角度来看，大洪水和极寒叙事相对比较久远，全球变暖叙事则是对当下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事件的呈现和思考，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时代特征，成为人类世时代的发声器。较早发展的、现代意义上的洪水小说和极寒小说是人类世背景下的氣候小说，全球变暖小说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世小说。
西方对全球变暖这一科学事实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早在1896年，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在《空气的碳酸对地表温度的影响》一文中就提出“温室效应理论”（greenhouse effect），认为化石燃料燃烧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但并未受到重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温室效应才开始受到关注。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研究，与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当时并未把气候变化作为环境问题来看待，而是在美苏冷战背景下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的战略需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寂静的春天》主要关注人口爆炸、化学毒物、核污染等问题，鲜有提及气候变化。
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发现氯氟烃对臭氧层的破坏性作用，再加上美国科学家基林绘制的直观反映气候变化的“基林曲线”①得以广泛传播，大大增强了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现象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温室效应”——后被称为“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或“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受到重视，成为环境运动的新的关注点。②从此以后，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科学和政治问题之一”。③在20世纪80年代，将地球当作一个系统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日益重要”。④一方面，新的科学仪器，尤其是人造卫星和计算机的发明，使有关整个地球环境的数据搜集、计算和分析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科学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核武器、臭氧化学破坏物、温室气体足以改变全球环境，并可能使人类遭受灾难性后果，因此研究意识大大增强。1985年南极臭氧空洞被发现，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开始被明确地界定为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促使了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筹划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成立。1990年，该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提出三大研究发现：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大大加重了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排放在温室效应的影响因素中占据一半以上;如果对碳排放听之任之，21世纪全球变暖的速度将远超过去1万年的水平。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复杂的科学问题，也开始成为各国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重要话题和国际重大议题。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旨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1994年该公约正式生效，由全球150多个国家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签署。在此框架下，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于2005年2月开始生效。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
因此，二战之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逐渐成为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并由科学问题转化为现实问题，成为涉及政治、经济、科学、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错综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且形势愈来愈严峻。在此背景下，全球变暖小说也随之发展、进化。
人类世气候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20世纪60—80年代为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潜意识”书写阶段。在这一阶段，英国科幻小说家巴拉德（J. G. Ballard）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小说的先驱。他的《神秘来风》（A Wind From Nowhere， 1961）、《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 1962）、《燃烧的世界》 ①（The Burning World， 1964）都涉及气候变化，而最后一部可视作第一部以人为气候变化主题的小说。该作呈现了因长期海洋污染、水蒸发循环停滞而枯竭的世界图景，涉及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本身并非作家主要的关注点。美国作家赫佐格（Arthur Herzog）的《炙烤》（Heat， 1977）、英国作家考珀（Richard Cowper）的《科莱之路》（The Road to Corlay， 1978）和澳大利亚作家特纳（George Turner）的《海洋和夏天》（The Sea and Summer， 1987）可视作当代人类世气候小说的先驱。
（2）20世纪90年代为人类世气候变化的“前意识”书写阶段。在这一阶段，气候变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化想象”的空间，②并开始展现出比较扎实的气候变化科学思想。正如施奈德-迈耶森所言：“尽管故事叙述者想象气候变化的结果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基于科学证据和合理依据的小说呈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③其中，重要的气候小说包括布林（David Brin）的《地球》（Earth， 1990）、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播种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罗森布拉姆（Mary Rosenblum）的《干旱之地》（The Drylands， 1993）、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恶劣天气》（Heavy Weather， 1994）和吉（Maggie Gee）的《冰人》（The Ice People， 1998）等。
（3）2000年以来是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意识”书写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世”概念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迅速传播和接受，对人类世小说创作产生了分水岭式的影响。200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报告，第一次明确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体责任。当代人类世气候小说基于全球变暖这一科学事实，通过全球变暖、大干旱、洪水、极寒、海平面上升、飓风等极端性气候事件呈现灾难场景和末日情景，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观照现实的旨趣，“使生态文学发展进入新阶段”。④在此阶段，创作进入“自觉期”，并在2007前后开始进入爆发期。其中，美国作家博伊尔（T. C. Boyle）的《地球之友》（A Friend of the Earth， 2000），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2003）、《洪疫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和《疯癫亚当》（Maddaddam， 2013），鲁滨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雨的40种征兆》（Forty Signs of Rain）、《零下50度》（Fifty Degrees Below， 2005）、《生死60天》（Sixty Days and Counting， 2007）和《纽约2140》（New York 2140， 2017），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追日》（Solar， 2010），金索尔弗（Barbara Kingsolver）的《飞逃行为》（Flight Behavior， 2012），里奇（Nathaniel Rich）的《末日危机》（Odds Against Tomorrow， 2013），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水刀》（The Water Knife，2015）等都是重要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世气候小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创作主体上，依然是以欧美小说家创作为中心，或者以北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白人男性作家创作为主，“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并未形成人类世文学运动;在小说主题上，大多聚焦于气候灾难呈现，以及在灾难中不同主体的政治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小说还是以人为中心，并未深刻地触及人类世气候问题的本质性根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外，尽管新世纪以来西方人类世小说不断涌现，但同当前地球最大的现实以及气候问题的迫切性相比还远远不够。
人类世气候小说从根本上说是“气候问题”小说，旨在呈现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及其影响，更多是呈现问题，很少有作家能够揭示气候变化产生的深层原因，而这些正是研究者需要进行拷问和反思的。
四、气候暴力距离之三维框架：人类世气候小说批评的话语建构
新世纪以来，“人类世气候小说”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鲜明的主题特征和独特的叙事格调，这为气候变化类型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话语基础。这一新的文学类型也在改变着文学研究的范式。美国学者维穆伦（Pieter Vermeulen）认为，继“9·11”事件之后，美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正在发生第二次范式“重塑”（rescale），需要在人类世更为宽广的视野中重新思考文学之意义。①曾提出“文学终结论”的米勒（J. Hillis Miller）尤为重视气候文学的研究价值。他认为：“全球变暖将会导致物种灭绝，人类也在劫难逃……任何可以达到奉劝缓和气候变化的文学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②诸多西方学者已着手研究气候小说，虽然提及人类世生态批评、气候变化批评等概念，③但在理论建构上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提出“人类世气候批评”（Anthropocene climate criticism），并尝试搭建相应的理论框架，以期为批评实践提供话语支撑。
开展气候批评首先要把握气候变化的本质特征。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也是一种隐性暴力。气候变化的动力来自温室气体，而温室气体主要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燃料的大肆开采利用，无异于唤醒了尘封在地下已沉睡上亿年的植物的“幽灵”。为强调这些“幽灵”的“施动力”（agency），本文提出“气候暴力”（climate violence）一词，意指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提高，全球气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内在秩序随之改变，呈现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各种极端性气候事件，阻碍甚至剥夺了地球生物本應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和发展权。气候暴力的施害者是温室气体，本质上是对人类暴力的“反暴力”，受害者是全体地球生物。根据气候暴力的激烈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绵柔型气候暴力”（subtle climate violence）和“激烈型气候暴力”（extreme climate violence）两种。前者是指全球变暖的不间断过程，地球生物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持续时间长，“施暴于无形中”;后者呈现为飓风、洪灾、旱灾等极端性气候事件，持续时间短，破坏力强。需要指出的是，绵柔型气候暴力的不断积累与发展会催生、导致激烈型气候暴力频率的不断提升。气候暴力具有呈现形式的隐蔽性、时间的延迟性和空间上的蔓延性三大特征。隐蔽性意指气候变化是一个“超级物”，气候暴力的场域是包括大气平流层之下包裹的整个地球，人类身处地球，缺乏新的时空参照物，因此很难感知。延迟性意味着气候暴力的“肇事者”和“受害人”往往存在错位现象，为典型的“前人肇事，后人买单”模式。蔓延性一方面指气候暴力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和范围会越来越高、愈来愈广，另一方面指暴力性气候事件的爆发在时空上具有不确定性，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暴露在暴力风险之中，这是气候事件的“量子效应”。气候暴力的三个特征决定了气候问题的认知和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阐释气候暴力的特征和复杂性，笔者参照荷兰社会心理学家穆尔德（Mauk Mulder）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概念进行内涵拓展，提出“气候暴力距离”（climate violence distance）一词，并借鉴和平学之父、挪威政治学家加尔通（John Galtung）的“暴力三角”①（triangle violence）概念，提出“气候暴力距离之三维”框架，如图1所示。这里的三维是指：（1）在物理层面遭受气候暴力的时空距离。时空距离，顾名思义，包括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同处一个星球，不同时间和地区遭受气候暴力的可能性有差异。在空间上，气候生态环境越脆弱的国家和地区，受害指数越高;在“失控人类世阶段”，②在时间坐标上越走向未来，受害指数越高。（2）在心理层面遭受气候暴力的认知和心理距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体对气候暴力的紧迫性和灾难性影响的认知具有差异性，这直接影响其反应和应对行动力。一般而言，富裕阶层、上层阶级的气候暴力心理距离小，更能认知气候暴力，心理安全指数高;下层阶级、边缘弱势群体心理距离大，无法很好地理解或认知气候暴力，安全指数虚高。（3）在社会层面遭受应对气候暴力的权力距离，也即在气候暴力发生时能够掌握、调配的资源数量，以及有多大能力承受和应对暴力。很显然，那些上层阶级、富裕和主流群体的权力距离小，应对气候暴力的能力强;反之，弱势边缘群体权力距离大，应对气候暴力的条件差。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说“气候是民主的”，但气候暴力却不是民主的。
笔者提出的气候暴力距离三维框架与加尔通的“暴力三角”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人类世背景下加剧着整个世界的“撕裂”状态。首先，气候暴力是一种直接暴力，可造成地球生物的直接伤亡。其次，气候暴力可以强化原有的结构性暴力。结构性暴力形成的阶级分层、贫富差距、矛盾在气候暴力情境下变得愈加明显和激烈，并会加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暴力。最后，气候暴力在强化结构性暴力，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与相互伤害的同时，也会导致新的文化暴力。气候暴力会导致大批气候难民的出现，并滋生和助长新的地域歧视。需要指出的是，气候暴力，不管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都会造成创伤，形成“气候创伤记忆”（climate traumatic memory）。气候暴力距离的三维注定了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人类世小说不仅仅是呈现气候灾难事件，也往往围绕气候暴力的三种距离导致的行动、认知的错位而展开。 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超级物”在人类个体生命时空体验中，具有不可见性和不可感知性。沉睡上亿年的植物的“幽灵”已然被唤醒，人类却沉迷于征服自然。气候小说家的重要使命就是呈现气候变化的“真身”、气候暴力的“真面貌”，唤醒、警醒世人。要使气候变化“现身”，小说家必须基于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拉近气候暴力的距离。
在叙事时间上，为了缩短气候暴力时距，人类世小说注重“未来已来”理念，这也是气候批评关注的重点。按下时间的快进键，穿越到气候灾难即将全面爆发或已然发生的“未来”时刻，是人类世叙事的惯用手法。人类世时代是典型的风险时代，其时空具有扭曲性。人类世叙事是“对将来的考古学，也就是把我们的现在转换成未来确定将要面临的过去”。①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言：“在风险社会里，‘过去’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未来’。”②人类世时代是“未来已来”的时代。马歇尔（Kate Marshall）认为：“在21世纪，撇开人类世概念谈论现代小说中的时间性这一话题，注定困难重重。”③库里（Mark Currie）认为，小说家需要探索新的时间叙事范式，“使读者领会到在‘当下’在本质上对自身的脱离，认识到‘现在’也是未来记忆的对象”，小说形同于一个场域，“在其中，新的时间体验被演练、呈现和表达”。④如果说全球化造成了时间压缩，而人类世风险社会则造成时间扭曲或颠倒，也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前后因果关系、疆界往往被打破，因为“‘过去’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未来’”。⑤人类世小说也可称为“近未来现实主义小说”，它在时间上传递一种“未来已来”的概念。小说家需要构建一种“气候暴力图景”，形成一种“未来创伤性记忆”，从而改变未来之过去——现在。
在空间语境设置上，人类世气候小说往往聚焦气候暴力空间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但人类世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对气候批评提出了新要求，即突破傳统生态批评的“地方意识”，把握人类世小说内在价值和研究方法的要义。英美环境主义者一直认为地方意识是生态维护的核心，但气候变化对这一批评方法提出挑战。克拉克（Timothy Clark）认为：“人类世语境下的批评解读意味着过去的和现有的意识、理解的不可逆转的割裂。”⑥裂痕则源于人类世批评对全球视野的内在要求。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其解决也必须依赖于全球行动，而全球行动则首先需要全球意识的确立。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呼唤一种新的星球归属或“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思想的诞生。⑦人类世小说因对气候变化情境下环境和生态灾难事件及其影响的关注，而成为“可以把全世界人们团结起来的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文学。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气候小说“天然就具有生态世界主义的倾向”。⑨其实，这正是人类世小说的内在气质，要求人们在相关研究上必须超越传统的地方意识，采用全球视野。基于地方、放眼全球，发掘生态世界主义内涵，是研究人类世小说的重要方法和内容。
气候暴力必然会加剧当今世界的“撕裂”状态，但同时也是全人类重新思考未来、反思共同体重建的良机。基于人类世气候变化的时空特征，探索和坚持建构“时空命运共同体”，是气候批评的重要内容。要理解人类世气候变化，必须立足于整个地球空间并穿越时间的迷雾，才可能发现人类世的真相。《巴黎协定》明确提出了遏制全球变暖的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2℃之内，并努力控制在1.5℃之内。如果不跨越到工业革命时期，不跨越到1.2万年前的全新世（Holocene）农业文明时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当下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也不可能提出地球降温目标。在空间意义上，传统生态批评立足扁平的“地方”，虽然也关注空间，比如森林空间或山峰，但还是相对扁平，不会延伸至大气对流层中的温室气体或平流层的臭氧。在人类世背景下，原有的生态批评时空标准对于解决当下的气候问题已经失效，必须建构囊括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共同组成的“地球空间三维共同体”，这也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上至平流层，下至地壳，所有物质都共处一个环境系统中并相互影响，因而处于地球空间的所有生命体、非生命体同处一个系统，是一种共同体关系。在时间意义上，人类世时代要求从流动的时间这一第四维度进行历时性思考，建构“时空命运共同体”关系。当今天的我们必须承受200年前的欧洲人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一部分还残留在空气中）造成的全球变暖后果时，我们就穿越了时间，与这些异域空间的陌生人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当今天的我们无视气候变化，继续肆无忌惮地排放二氧化碳（一部分甚至会存在上千年），让我们的后代遭受灭顶之灾时，和我们从未谋面的他们就与我们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①运用“三维共同体”和“四维共同体”，从空间和时间角度阐释气候变化小说中的共同体，可以超越传统意义上囿于文化、政治、权力关系的共同体讨论。需要意识到，我们今天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讨论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就是因为工业文明中的那些先辈们并没有意识到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或不愿承担共同体责任，他们或许觉得我们是不需要被考虑的陌生人。如果我们今天不讨论命运共同体并采取行动，就会给陌生的后辈们带来灾难，成为时代的罪人。此处或彼处，此时或彼时，我们虽未谋面，但都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着。时间和空间无法隔离，因此探讨时空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发掘人类世气候小说共同体内涵的重点。
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新时代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生态文明思想，提倡“新的生态文化”，②提供应对气候暴力的中国方案，体现阐释西方“气候故事”的中国立场，是气候批评的关键。现在国内的气候批评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缺乏中国学者的声音”。③因此，国内学者应当加强对气候小说的研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肩负起相应的人类世责任，积极探讨人类世气候问题，并尝试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④这既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的明确目标，也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①这就是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认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之处。
认清气候暴力的本质，追溯其根源，倡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气候批评的终极追求。气候暴力是一种现代性暴力，一种资本暴力，一种工业文明暴力，其根本的发生机制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保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人类世作家更多的是“提出问题”，揭开气候暴力的狰狞面目，但很少能够揭示气候暴力的深层发生机制和本质。这一方面是气候小说的普遍缺陷，另一方面却体现出西方作家难以超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牢笼。有些作家尝试探讨气候变化的根源，但却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塑造成气候灾难的罪魁祸首，充满了无知、偏见与傲慢。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文化立场”，②加强对气候问题真相和气候正义问题的探讨，揭示气候问题的历史根源和制度根源，考察气候问题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认清气候正义的代际正义和同代正义问题，为弱者发声，为消除社会暴力和气候暴力而不断努力。
五、结语
人类世时代的气候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文化意义，正如布鲁姆（Benjamin Bloom）所言：“气候变化小说能够照亮笼罩在我们周边的黑暗。”这也正是人类世小说“调节和形塑现实”的根本功能所在。③基于科学现实的气候故事清楚无误地表明，在人类世风险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今天应对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向惶恐不安的人类表明，它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随时可能变成现实。”④气候小说中的末日图景并不遥远，如果人类依然我行我素，那些“令人无法释怀的图景不是一部科幻小说，将很快兑现为现实”。⑤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