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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试图探究衡阳方言中影响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选择和使用的因素，并分析了其今后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主要受到说话人的性别和年龄的双重影响。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使用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
关键词：衡阳方言；子女称谓语；性别；年龄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语言的这种时代性是语言社会性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作为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会与其他语言发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接触，从而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日益频繁，二者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使语言发生了变化。
称谓语作为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和变化。称谓语是人与人在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种称呼形式，其中，亲属称谓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亲属称谓语“崽”是衡阳方言的一大特色，是重要的亲属称谓语之一，该词既可以作词缀， 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尾， 含有“小、少”之意，表示小称；还可以作实词， 表示“小孩、儿子”之意，它是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称呼自己子女的一种传统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普通话的影响，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受到了各种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因素（性别，年龄等）或其他语言因素（语境等），这些因素使得语言发生了变异和变化。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衡阳市区的本地人进行调查，然后再辅以实地观察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补充。为了确保调查对象对问卷的理解和不遗漏问卷的问题，调查者逐一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本次调查研究一共发放问卷130份，其中回收125份，回收率为96.15%；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为96%。调查者男性63人，女性57人，年龄处于21-35岁为31人，36-50岁为69人，51岁以上20人，从教育水平来看，小学8人，初中19人，高中51人，大学42人，从职业来划分，工人25人，商人24人，公职人员40人，其他31人。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受到了性别这一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男性中，约有22.2%的人使用“崽”这一子女称谓语，61.9%的人使用名字，15.9%的人使用其他称谓语。而在女性中，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的人超过半数以上，约占50.9%，使用名字和其他称谓语的分别占31.6%和17.5%。以上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比起男性，她们更加认为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带有一种喜爱，赞许和肯定的感情色彩。而且在家庭中，母亲一般与自己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使用“崽”这一称谓语更能表达她们对子女的亲昵。
其次，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与年龄这一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在统计结果时，调查者将调查对象分为21-35岁、36-50岁、5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其中，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子女的人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约占51.6%，36-50岁使用“崽”的人占36.2%，而51岁以上使用“崽”的人所占比例最少，仅有10%，超过半数以上约75%的人是使用名字来称呼自己子女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小，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子女的倾向性越高，使用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而且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比起年长的父母，年轻父母更加喜欢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21-35岁人的子女一般年龄都偏小，称呼他们为“崽”更加体现出年轻父母对子女的疼爱。而50岁以上人的子女大多数都已成年工作，相比年轻父母，年长的父母使用名字来称呼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和理解。
再有，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也随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及职业高低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文化程度主要分为：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大学及以上文化。职业主要分为：工人、商人、公职人员、其他工作人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低，使用“崽”这一子女称谓语的倾向性越高；此外，公职人员在所有职业中使用“崽”的频率是最低的。
三、结语
综上可见，在衡阳方言中，人们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主要受到性别和年龄这两个社会因素的双重制约，同时，还受到文化程度和职业高低的影响。总而言之，语言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称谓语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语言中，称谓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必将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参考文献：
[1]Labov， W.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Ⅱ： Social Factors[M].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2]李永明.衡阳方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李琼，杜敏.当代中国汉语社会称谓语变迁的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11（6）： 74-77.
关键词：衡阳方言；子女称谓语；性别；年龄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语言的这种时代性是语言社会性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作为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会与其他语言发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接触，从而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日益频繁，二者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使语言发生了变化。
称谓语作为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和变化。称谓语是人与人在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种称呼形式，其中，亲属称谓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亲属称谓语“崽”是衡阳方言的一大特色，是重要的亲属称谓语之一，该词既可以作词缀， 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尾， 含有“小、少”之意，表示小称；还可以作实词， 表示“小孩、儿子”之意，它是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称呼自己子女的一种传统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普通话的影响，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受到了各种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因素（性别，年龄等）或其他语言因素（语境等），这些因素使得语言发生了变异和变化。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衡阳市区的本地人进行调查，然后再辅以实地观察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补充。为了确保调查对象对问卷的理解和不遗漏问卷的问题，调查者逐一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本次调查研究一共发放问卷130份，其中回收125份，回收率为96.15%；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为96%。调查者男性63人，女性57人，年龄处于21-35岁为31人，36-50岁为69人，51岁以上20人，从教育水平来看，小学8人，初中19人，高中51人，大学42人，从职业来划分，工人25人，商人24人，公职人员40人，其他31人。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受到了性别这一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男性中，约有22.2%的人使用“崽”这一子女称谓语，61.9%的人使用名字，15.9%的人使用其他称谓语。而在女性中，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的人超过半数以上，约占50.9%，使用名字和其他称谓语的分别占31.6%和17.5%。以上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比起男性，她们更加认为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带有一种喜爱，赞许和肯定的感情色彩。而且在家庭中，母亲一般与自己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使用“崽”这一称谓语更能表达她们对子女的亲昵。
其次，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与年龄这一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在统计结果时，调查者将调查对象分为21-35岁、36-50岁、5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其中，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子女的人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约占51.6%，36-50岁使用“崽”的人占36.2%，而51岁以上使用“崽”的人所占比例最少，仅有10%，超过半数以上约75%的人是使用名字来称呼自己子女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小，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子女的倾向性越高，使用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而且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比起年长的父母，年轻父母更加喜欢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21-35岁人的子女一般年龄都偏小，称呼他们为“崽”更加体现出年轻父母对子女的疼爱。而50岁以上人的子女大多数都已成年工作，相比年轻父母，年长的父母使用名字来称呼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和理解。
再有，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也随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及职业高低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文化程度主要分为：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大学及以上文化。职业主要分为：工人、商人、公职人员、其他工作人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低，使用“崽”这一子女称谓语的倾向性越高；此外，公职人员在所有职业中使用“崽”的频率是最低的。
三、结语
综上可见，在衡阳方言中，人们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主要受到性别和年龄这两个社会因素的双重制约，同时，还受到文化程度和职业高低的影响。总而言之，语言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称谓语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语言中，称谓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必将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参考文献：
[1]Labov， W.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Ⅱ： Social Factors[M].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2]李永明.衡阳方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李琼，杜敏.当代中国汉语社会称谓语变迁的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11（6）： 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