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心灵,归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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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欧阳子的小说因对心理世界的深度挖掘和原始欲望的不懈探索在五六十年代北美留学生作家群中素有“心灵外科医生”之称,然而,却极少有人注意到后留学时期欧阳子的传统化散文创作之于其小说的转变和对其思想变化的反映。对照看来,欧阳子后期的散文和前期的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潜在性解构,本文将从两者的创作内容和表现手法来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探索其写作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化。
  关键词:小说;散文;创作转变;理念反思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3-02
  一、前言
  在台大读书时期,欧阳子就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小说探索。她将笔触深入灵魂深处对内心世界进行挖掘,尤其关注婚恋背后的女性潜意识和性心理,将从青春期到为人妻为人母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从传统的婉约阴柔美和道德理性的约束下释放出来,赋予她们人性的善恶和女性的真情实感,创造了一系列异化的女性和母亲形象。1962年赴美留学后的6年里,欧阳子仍坚持着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她的小说因对心理世界的深度挖掘和原始欲望的不懈探索在同时期留学生作家群中独树一帜,素有“心灵外科医生”之称。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经历了五年的小说创作空白期后,重新执笔的欧阳子却几乎放弃了小说写作而完全转向了现实性的散文创作。这些散文多是作者本人在异国他乡现实生活的所感所想和对家国故人往昔生活的追忆怀念,饱含浓郁的个人情感和传记色彩。
  在阅读欧阳子作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欧阳子创作于后留学时期的的散文不仅与前期的小说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潜在解构,而且坦诚地展现了作者自身的思想变化。从对人性的心灵剖析到对自身的心灵剖析,从基于心理世界的小说到基于现实生活的散文,欧阳子对自己创作生涯前期始终坚持的西方现代主义观念进行了认真反思。
  二、前后期创作转变:从小说到散文
  (一)创作内容的变化:同母题的反方向呈现。
  欧阳子的小说创作集中于1960年至1971年的十一年间,这些心理分析小说都一致性地远离生活真实而向心理世界深度挖掘,其人物多是处于青春期的敏感少女和婚恋背后充满矛盾和变异的妻子母亲。小说中,日常而混乱的家庭关系导致了人物种种异化而痛苦的心理。而在散文中,作者描述的家庭生活却是真实而有趣的,对子女和丈夫的爱、对现实生活的感激和珍惜溢于言表。
  1.小说中的家庭关系:矛盾的异化。
  婚恋故事中的夫妻关系是欧阳子表现两性潜意识和人性欲望的着力点,即使是以具有弗洛伊德色彩的母恋和母子乱伦等情节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其原始起因也来自混乱纠缠的夫妻关系,婚恋中的两性矛盾对立就成为了欧阳子小说中首当其冲的内容。
  《花瓶》中懦弱自私的丈夫石治川和独立奔放的妻子冯琳就是一对矛盾的代表。年轻漂亮的冯琳“一向喜欢支配别人”,想要走出家庭获得独立的精神世界和社交生活,而大男子主义的石治川“爱太太爱到了发恨的地步”,猥琐卑劣,只想把妻子当成“花瓶”锁在家里。结尾处花瓶摔而不碎,妻子愤然出走。婚姻生活背后的人性欲望和两性心理较量成功挣脱虚伪现实的遮掩浮出水面,欧阳子开始打破传统女性美德与理性包裹的外壳,让女人回归到普通人的平凡角色。
  《网》中胆小懦弱的妻子不仅没有在与丈夫的相处中赢得婚姻生活中应有的平等和尊重,反而一直努力臣服于夫权密网中。一个习惯了被强势的婚姻关系束缚的女人,被偶遇的旧情人触动;因丈夫擅自回应自己的信件而爆发的强烈不满,却被自身的依赖性打败,最终逃不出这张极不平等的婚姻之网。《网》与《花瓶》的女主人公虽走向不同的结局,却意味着女性作为“人”的角色欲望已经在欧阳子的笔下觉醒,她开始试图塑造一种传统女性的反面。
  由悲剧的婚姻带来的是另类的母亲角色,她们将对丈夫的爱或者恨转移到儿子身上,衍生而来的是异化的母子关系和乱伦的母恋情结。
  在小说《觉醒》中,母亲敦治对丈夫的出轨行为心怀怨恨,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到独子身上并演变成了一种变态的爱恋。她以一种变态的心理窥探儿子的隐私,阻止儿子与异性的正常交往。在知晓儿子的纠结痛苦只是因为得不到爱慕的异性的回应而与自己无关时,她终于感到了完全的空虚失落和孤独寂寞。母亲的心理始终是“一个人的战争”:自身欲望和道德底线的互相拉扯。这样的母亲不再带有传统的母性光辉和神圣色彩,她们呈现出一种既无私又自私、既分裂又矛盾的“母爱”。
  赴美留学的欧阳子出国后,也将自己的“心理分析法”置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和碰撞中。《秋叶》讲述的是深受东方传统约束的后母与在西方开放文化中成长的继子之间的感情纠葛。“老夫少妻”的婚姻生活和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让女主人公宜芬对年轻充满活力的继子敏申产生了异样的爱恋,但传统的意识让她始终无法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线并陷入理性与情感拉扯的痛苦中。
  另一种能在欧阳子的小说和散文中得到较明显对照的是同辈关系。《墙》中的妹妹若兰从不喜欢姐姐再嫁的丈夫到鬼使神差地爱上他,在表面的不伦之恋下,实际是妹妹从对姐姐的怨恨不满疏离报复再到愧疚自责,表现的是同辈的姐妹在这种不可言说的矛盾中心态扭曲的年轻女性所承受的自我折磨。
  《素珍表姐》中,理惠为了证明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能力,摆脱表姐的阴影,在扭曲的心理指引下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来表现自己和战胜表姐,这看起来只是少女青春期好胜心的表现,但当她发现竞争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施力,便仿佛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这何尝不是人类灵魂深处一种普遍的侵略性的表现?
  2.散文中的家庭关系:现实的温馨。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欧阳子的小说形成了远离生活真实而向心理世界深度挖掘的“心理分析小说”特征。而她的散文中的家庭关系则是温馨且真实的,作者的写作关注点转向了个人现实生活并从中找到了写作的素材及情思,对于同样的主题呈现出了迥异的内容。   欧阳子在散文中呈现的夫妻关系实则自己与丈夫的温馨感情和幸福生活,虽未专门撰文描写,却每一篇散文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婚姻生活的美满。散文《移植的樱花》是作者眼疾病重时候的所思所感,深情地记叙了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恩爱之情溢于言表。散文《农耕之乐》也记述了作者的丈夫,一个淡泊名利的旅美教授,与作者在平淡家居生活中享受耕种的乐趣,读来颇为温馨。
  《我儿世松》《我儿世松的梦想》《吾女世和》等描写了三个儿女在幸福家庭中健康活泼的相处和成长姿态,也表现出了作者与儿女间的温暖亲情和与子女相处的乐趣。作者写道:“成年的人,通常虽然只有一条路可走,可是通过自己的儿女,仿佛得以重温或再度探索自我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年来,我看着三个孩子慢慢长大,我不断地幻想臆测他们的未来,内心充满期望与喜悦,仿佛我自己的一条命,由于某种奇迹,真的变成了三个自由无羁的生命。”这种母亲对孩子成长的喜悦和殷切期望,是作者最真实的心理写照。
  这些散文是欧阳子在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下沉淀出的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也在无形中与作者早起所崇尚的远离现实而在心理深度挖掘的现代主义观念逐渐形成解构。
  (二)表现手法的变化:两种文体的转变。
  1.小说:现代主义先行的戏剧结构。
  欧阳子对人类心理世界和人性原始欲望的深度挖掘深受早期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但她的小说中,却很少出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意识流、时空交错等表现技巧。她的故事大多结构完整,主题明确,人物特征鲜明,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紧凑的压缩,对心理世界的表现采取了心灵外化和形体内化的手法,反而呈现出一种严谨的戏剧式结构。
  在结构上,故事固定在一个短篇内完成,时间长度较短,地点也比较单一,人物多为具有矛盾冲突的双方或者三方,情节发展紧扣某一矛盾展开,因而故事紧凑流畅,这就打破了现代主义中最常见的意识流的运用。由于欧阳子一开始就设定了自己想要呈现的主题,既定的主题使得故事的人物和情节都具有了预设性。人物形象成为了“脸谱式”的典型,人物心理指向了某种特定的心理,每篇小说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也多为类似。然而当时现代主义思潮刚刚在台湾文坛崛起,这时期的欧阳子并不拥有能够成功表现自己所积累的文学和哲学功底的足够生活经验,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欧阳子的小说风格具有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另外,欧阳子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人物对话、人物独白和第三者视角的外部描写,现代主义常用的心理活动描写较之却更少出现。
  2.散文:中国传统化的白描叙事。
  内容和风格的变化使得欧阳子从短篇小说的创作转向了散文创作。其散文多为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反映、对家庭琐事的感触和抒怀、对故土亲人的回忆和追思等,这些内容传递出作者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感的情思。她的散文多采取传统的白描手法,题目即点名主旨,内容多为亲身体验的真实描摹,行文自然流畅,结尾又往往做出简明扼要的总结,与中国传统散文一脉相承。
  三、前后期思想变化:从追寻到反思。
  (一)对现代主义的追寻和女性主义的探索。
  欧阳子在接受访问时曾坦言:“弗洛伊德的学说对西洋近代文学的影响至大,我当然很感兴趣,在写作上也相当受过影响。”但为何欧阳子的小说却没有继承西方现代主义的经典表现手法,反而使故事回归了戏剧性的建构?这不得不说源于其本身的创作矛盾。当时的台湾正在探寻战后发展和文化转型之路,台湾文学青年们求新求变,西方现代主义的进入使其深受影响。观念上的先入为主为欧阳子找到了写作对象,但年纪尚轻而极度缺乏的生活经验与丰富的西方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对不可磨灭的矛盾,对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的模仿无力使其只能回归熟悉的传统戏剧化描写。内容是观念的产物,实际上这也暗示出处于小说创作时期的欧阳子严格来说更多地是一个观念上的现代派,且她对真正的完全的现代主义仍然处于一种不断寻找和探索的阶段。
  而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接触翻译西蒙·波娃《第二性》的欧阳子显然并不可能在早期的小说中有非常明确的女权主义写作意图,但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引领下,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女作家也有意识地对战后台湾现实生活里的女性角色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以女性的独特感受来书写。正是她们对传统女性形象的改造推进了女性主义在台湾的演变。不可否认,欧阳子通过剖析婚恋背后的女性深层心理和原始欲望表达出对女性精神独立和个性自由的理解和追求仍是早期寻求女性社会角色新转变的有利探索。
  (二)回归传统和反思自我。
  对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变化如此之大甚至能够形成对比,欧阳子在其散文中也传递出了诸多信息。作者在随丈夫定居美国后生活平淡幸福,儿女的出世更是让她成为一个忙碌于家庭生活的全职太太,即使心灵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关注点也几乎完全转向了现实生活。欧阳子也在《一件往事及联想》中阐明了自己“近十年来所写作品几乎全是论文和散文”的原因,不仅在于生活范围狭窄,实则作者无法否定小说“胚胎”之存在而又不能不顾忌妨碍自己创作的一切。
  《移植的樱花》记叙了作者身患眼疾期间的感想和心灵冲击,眼疾的加重和病愈过程让欧阳子深感自己多年为庸常现实生活所缚的灵魂重新觉醒,更加希望让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于是开始重新阅读和审视文学。值得琢磨的是,灵魂重新苏醒的她重读的文学对象竟是中国古典小说,并表明从中获得了与年轻时大不相同的感受。1977年,欧阳子在接受夏祖丽女士书面的访问《关于我自己》一文中说:“我写小说,差不多在写完每一篇的时候,都有一种确切的感觉,认为这是今生最后一篇,我的才已用尽,话也说尽,真再挤不出一滴汁来了……近年写散文,却是心平气和,再也没有年轻时候写小说的那种痛苦和狂喜。”小说创作的经历于她来说是痛苦却狂喜的,往往伴随着跌宕起伏的心情。与这种耗尽气数来创作的方式相比,对现实平凡生活的珍惜和因眼疾而对生命脆弱的特别体会让她更愿意享受生活的同时也享受散文创作的平静和从容。
  早期影响欧阳子创作之路的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已经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不再成为她创作的引导者,而从小熟知的东方传统文化让她找到了新的创作理念和灵感。她不再执着于小说中的心理世界,而开始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抒情散文创作。欧阳子创作的巨变也是她对自己早期创作思想的重新审视和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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