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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老师，小成拿了我的笔不还，还把墨甩到了我的桌上。”语文课前，我正忙着开电脑、调试投影仪，雯雯跑过来向我告状。眼看着上课铃就要打响，我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完，这时候叫我处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存心添乱吗？我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没看到老师正忙着呢，等下了语文课再说。”雯雯不声不响地回了座位。等语文课一下课，广播操音乐响了起来，我赶紧组织孩子排队做操，自然而然，课前雯雯“告状”的事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中午，孩子们的课堂作业陆陆续续交上来了，当批到雯雯的作业时，我发现她竟然是用铅笔写的，想到学校一贯要求作业本上墨色前后一致，就气不打一处来，厉声把雯雯喊到了身边。“怎么回事？不是要求作业用钢笔写吗？今天没带钢笔？还是没墨了？就不能问同学借一支吗？”我的声音越说越高。雯雯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过了一会儿，低低地说了一句：“我的钢笔被小成拿去了，他不还给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刚说完这句，我立马后悔了，因为我想到了上午语文课前雯雯那无助的眼神和诉求。一瞬间，一种无法名状的愧疚、歉意在心头荡漾开来。“对不起，雯雯，老师忙得忘记了，是小成拿了你的笔，才让你不好写作业的。我这就去找他。”经过一番调查、处理，调皮的小成退还了雯雯的钢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雯雯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问题解决了，可我的心却还在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自责。我知道自己的疏忽已伤害了雯雯幼小的心灵。雯雯是个内向、柔弱的女孩，平时从不与别的同学发生矛盾，也很少在我面前告其他同学的状。这次，要不是小成惹急了她，她一定会像以前一样默默地承受或自己解决。可想而知，文静的她是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气，才跑到我跟前开口求助的。没想到我却以一句“没看到老师正忙着呢”，将她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给浇灭了。而之后，我明明答应她下课后处理，却因为忙碌而忘得一干二净。对于一心期待着老师为自己伸张正义的雯雯来说，内心该有多么失望啊！她也许会想：老师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也许会想：老师一定不喜欢我，才不帮我解决问题；也许会想：以后遇到事情，我再也不会跟老师说了，反正说了也没用……我不是雯雯，无法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雯雯一定期盼着我给她主持公道，一定希望能得到来自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可粗心的我却用无视、冷漠抹去了她对老师的信任。
无独有偶，几天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课间两个男孩因为一点小事闹矛盾动了手，结果其中一个孩子的牙齿被打掉了。孩子很乖巧，怕给我添麻烦，谁都没告诉，直到晚上家长发现他嘴角的异样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第二天，我问起孩子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孩子小声地说：“你不是常常说不要一遇到事情就汇报吗？反正牙齿掉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听着孩子纯真的话语，我心里的惭愧和歉疚真是难以言表。是呀，这样的话不是我曾经亲口说的吗？
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告状”的情况。“顾老师，姚力刚才打了我一下。”“王林说我抄别人的作业，我根本就没有，可他偏不信。”“刘炀发作业本的时候随便乱扔，把我的本子扔坏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
一开始，碰到孩子告状，我会叫来当事双方，查个水落石出，定个孰是孰非。可后来，发现孩子之间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芝麻大小，几乎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就不再那么上心。有时间的话，处理一下；没时间的话，安慰几句受委屈的孩子，或者应付一句“知道了”；如果遇到自己心情不好，面对孩子的诉求，甚至会训斥两声：“怎么又是你们俩闹矛盾？遇到事情不会自己解决吗？你不看老师正忙着吗？不要碰到一点点的小事就来找老师。”久而久之，跑到我身边“告状”的孩子变少了。就在我自认为孩子们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在逐渐增强时，却慢慢发现我与孩子们的距离疏远了。下课时，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很多孩子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野外活动时，也没有几个孩子主动拉着我加入他们的小队。反而，隔三岔五地接到家长的电话或短信，向我反映孩子遇到了什么问题，麻烦我帮着处理一下。
面对这样的状况，再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师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保护神，只有她才能给身处劣势的自己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当他鼓起勇气向老师说出自己遇到的麻烦时，内心是多么希望得到来自老师的鼓励、安慰呀！孩子的世界很大，可以装下无穷的奇思妙想；孩子的世界很小，有时竟容不下一个玩笑。很多时候，他们比大人更在乎自己的利益，更在乎别人的看法，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形象不顾一切地寻求外界的支援，而向老师“告状”就是他们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途径。当他们真诚地向老师表达渴望得到同情、理解、帮助时，正是最迫切想得到认同的时候，也是心理上与老师最亲近的时候。
所以，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学会把孩子的“告状”放在心上，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去解决他们的诉求，走进他们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促进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江苏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顾利华）
王晓春点评：
顾老师的反思精神值得学习。“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学会把孩子的‘告状’放在心上，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去解决他们的诉求，走进他们的内心。”如此充满爱心的语言，令人感动。然而，顾老师说的另一句话，“不要一遇到事情就汇报”，说错了吗？我想也不错，因为教师无论多么耐心，他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他还有很多“处理告状”之外的事情，更加重要，而经验告诉我们，小学生的告状是可以无穷无尽的，你教师浑身是嘴，也未必应付得过来。人非圣贤，谁也有被弄烦了的时候，烦了就难免发脾气，发脾气就容易说错话做错事，勉强控制自己的情绪，时间长了会造成心理问题（焦虑），早晚出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不理会学生的告状，一个是事无巨细一律“解决他们的诉求”。前一种办法会造成师生隔阂，形成矛盾隐患，后一种办法会弄得老师心力交瘁，且吃力不讨好。养成学生的依赖心理，对学生的成长不利，事无巨细地管，其实就是溺爱。 那怎么办呢？我想比较好的思路是：对学生告状，要区别情况，分类处理，教师的目标应该是逐渐减少学生向老师告状的数量，提高其质量。
有些孩子社会化程度比较低，遇到很多同龄人可以处理的矛盾自己不会，于是求助于老师。这种情况老师当然要伸出援手，但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具体地教他，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样自己解决。教师单纯“主持公道”属于治标不治本。
有些孩子告状，其实是趁机亲近老师，对于这种孩子，告状是一种“讨好老师”甚至“示爱”的方式。这种孩子，教师如果对他的告状表示不耐烦，你会发现他的表情有一种特殊的委屈，有点像“失恋”的样子。这种孩子，教师如果平时注意对他们表示一些亲切的爱意，他们的告状就会减少。
有些孩子比较孤独，同学和老师都很少注意他，他自己又不甘心，于是就可能借告状的手段来“刷存在感”。这种孩子不难鉴别。只要老师多关注他一点，或者鼓励同学们关注他，你就会发现他很少再告状了。
还有些孩子表达欲特别强，上课总是争着发言，下课也是说个不停，找个茬就说，没话找话也要说。他似乎不大在意别人的反应，只要能说话，就能得到满足。这种孩子的告状，恐怕多半就是把告状当成一种说话的机会了。教师如何对待这种孩子的告状呢？我想，一个是要告诉他，告状是件严肃的事情，不可轻易为之，另一个是教他们学学控制点自己的表达欲。
还有一种孩子要注意，他们告状并不是要解决自己的困难，而是要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让老师对某学生印象不好，或者通过告状借教师之手打击对手。他们的告状有时是诬告，但更多的确有其事，只不过是“选择性地向老师汇报”。对这种告状，教师当然也要秉公处理，但要警惕，别被利用，同时要教育这种孩子，别用告状的办法谋私。
以上几种学生，只要教师区别对待，告状的数量就可能逐渐减少，而质量却会慢慢提高，于是教师就可以“好钢使在刀刃上”了。关于学生告状，教师还要注意经常告状与偶尔告状的区别，一般说来，偶尔告状要比经常告状的质量高，宜加注意。经常告状的学生如果态度不同往常，也要注意，那可能是真有点事了。完全没人告状未必是好事情。如果班风较好，还可以考虑设立“班级小法官”，同学之间一些小矛盾由他们处理（要自愿）。这样既可以减轻教师负担，又可以锻炼学生能力，增强其法律意识，是个好办法。
学生告状为哪般？
像天真活泼是孩子的天性一样，爱告状也是小学生的天性。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喜欢一天到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揪到老师的面前来。低年级的教师本来就很忙——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养成都在打基础的阶段，现在又加上不断的学生告状事件，使工作变得更加繁琐，所以，如何处理学生的告状问题成了每位教师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全部处理吧，没那么多时间，自己精力有限；不处理吧，万一发生什么大事，自己可是要负重大责任的。面对这样一个进退两难、分寸不太好把握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来讨论这样四个问题：学生为何喜欢告状？学生主要告的是哪方面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告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告状问题？
一、学生为何喜欢告状？
我把学生分成两类来研究：一类是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另一类是已适应小学生活的学生。一年级的学生刚刚离开幼儿园，他们已经习惯了幼儿园以玩耍、活动为主的学习，忽然之间，进了小学，要学习那么多知识，遵守那么多行为规范，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无助了。此时的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出现，能够保护他，帮他解决问题。于是，老师就成了一年级学生心中妈妈的代名词。有事找老师，受了委屈告诉老师。“老师，老师”，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总有一些学生追着叫。一声声老师，催得教师像陀螺似的转。一年级由此成了小学最会告状的年级。
一年级结束了，学生已经慢慢适应了小学的生活，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喜欢告状。此时的学生想法已经不同了，他们的告状更多地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告的是别人，受益的是自己。比如今天同学骂了自己，自己骂不过人家吃亏了，老师知道了，肯定会维护自己；同学在玩水，被自己看见了，告诉老师，老师批评他的同时也会表扬自己；回家作业自己按时完成了，可有一位同学却是早上在学校里做的，为什么他可以在学校里做，自己却不能，一定要让老师知道，等等。虽然事情五花八门，但其实告状学生的目的只有一个：自己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也不让同学做；自己受了委屈，一定要让老师为自己讨回公道。
二、学生主要告的是哪方面的问题？
学生来告的事情真的是形形色色，大到班级里同学之间打架有人受伤了，小到自己的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不见了，这些都可以成为“状”的内容。但我们细细观察，可以发现，学生之间的摩擦、违反行为规范的现象以及学生身体受到伤害，是学生告状时的三大块内容。这其中学生最常用的话语是：老师，他打（骂）我；老师，××在踩草坪；老师，××把××推倒了……
三、随着年级的升高，告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处于低年级时，学生基本上人人都向老师告过状。告状的人多，被告的也多，告状的时间段也很长，无论早上还是下午，上课还是下课，总有学生敲起告状的鼓。到高段，告状的现象明显减少。学生不再天天跑办公室，不再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纠结，告状也不再在上课时出现。这时候的学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大事”。他们已经明白：有哪些事需要让老师知道，有哪些事不用告诉老师。于是，教师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渐渐懂事感到欣慰，但不好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有的班级发生了大事，瞒着老师，自己私底下解决，让教师成为事件的最后知情者。
四、如何处理告状问题？
教师的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班级告状现象的存留问题。如果一个教师过于严厉，或者对学生的告状从不放在心上，那么，告状的事情就会在这个班级里消失，教师就变成一个“聋哑人”——他不知道他的班级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教师对告状的事每件必处理，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排山倒海般的告状浪潮。既不让告状现象蔓延，又能了解班级的日常运转，我是这样做的： 1.用态度给学生指路。刚做教师时，学生只要前脚迈进办公室来告状，我必定后脚跑出去马上解决问题。后来，当老师久了，明白有些事情是必须马上处理的，有的事情则可以缓一缓。为了帮学生分清事情的轻重程度，我常常用一些语言来表示：碰到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等学生说完，我会说：你很乖，老师知道了，而身子还稳稳地坐着；碰到一些要紧事，我没等学生说完，就立即起身，一边走一边向这个学生询问，然后到达事情发生的地点时，我就对事情已经了解了大概。这样操作，久而久之，学生就明白哪些事必须马上向老师汇报，哪些事不汇报也成，大大减少了我的工作量。
2.上一堂有关告状的课。把告状的问题，摆到我们的课堂上，效果也是出奇的好。一上课，我先表扬学生热爱集体、关心同学，表扬他们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看待。然后我装出很烦恼的样子，向学生诉说：你们常常到办公室来告状，老师都无法批改作业和备课了，同学们能不能帮老师想想办法，怎样才能快点处理完你们告状的问题？于是，学生开始讨论起来：有的说，有的同学常常把小事向你汇报，你听见是小事就不用处理了；有的说，小事让班长来处理好了，大事老师你自己处理；还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们能自己处理的，你就让我们自己处理……不问不知道，一问原来有那么多招数。学生想告诉我的，不就是他们以后自己要做到的：小事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找班长，大事才告诉老师。听着他们的回答，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3.各告各的状。像大扫除分任务一样，为了整顿告状太频繁的现象，我也把告状的权力分成几大块：各个学科的课代表可以告同学不做作业的状；值日组长可以告同学不认真打扫的状；纪律委员可以把不遵守纪律同学的名单上报给老师……班长则全权管理班级，试着处理问题，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及时向老师反映。把可以行使告状权力的对象锁定，专人专告专门的问题，这样就不会出现重复告状的现象。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好朋友不告”、“霸道学生不告”和“诬告”的问题，我结合语文回家作业，让学生在周二和周四写写简评，把自己平时看到的、想到的或受到的委屈写下来，全面真实地向老师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简评，我可以了解班级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一些不好的苗头，更好地掌控班级。
4.这些状非告不可。针对有些学生不能很好地区分事情大小、轻重缓急，我在班级中提出：“有些状，不管是谁，不管老师有多忙，不管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告。这些状是：当同学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当同学的身体受到伤害时。这时候的你，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小人，你是在帮助同学、关心同学，你的帮助将保障他的安全和健康。”让每位学生关注别人的健康和安全，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又记挂在同学的心里，班级真正成为了安全又温暖的“家”。
总之，与学生有关的事，都是大事。学生的告状现象，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生，它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告状资源，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做人。
（浙江宁波鄞州区茅山小学 徐文君）
请享受孩子对你的信任
顾老师是一个善于反思的班主任，她通过几件事情，明白了老师应该学会把孩子的“告状”放在心上。小小的告状，其实蕴含着孩子内心的需求。陶行知先生曾说：“您不可轻视小孩子的情感！他给您一块糖吃，是有汽车大王捐助一万元的慷慨。他做了一个纸鸢飞不上去，是有齐柏林飞船造不成功一样的踌躇。他失手打破了一个泥娃娃，是有一个寡妇死了独生子那么悲哀。他没有打着他所讨厌的人，便好像是罗斯福讨不着机会带兵去打德国一般的怄气。他受了你盛怒下的鞭挞，连在梦里也觉得有法国革命模样的恐怖。他写字想得双圈没有得着，仿佛是候选总统落了选一样的失意。他想您抱他一会儿，而您偏去抱了别的孩子，好比是一个爱人被夺去一般的伤心……孩子的感情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伤害到孩子的结果只会使自己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倾听，而不是苛责与批评。”
陶行知先生的话多么中肯！孩子找老师告状，想得到肯定或帮助，你却听也不听，只要求他别添乱。他该有怎样的委屈失望？
孩子告状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求助。比如案例中的雯雯，被顽皮的小成拿走了笔，她自己问小成要，小成不给。不但不给，竟然把墨甩到了桌子上……小成坏吗？他不坏，他只是淘气。但这貌似小事一桩的举动，却让雯雯无助又无奈。老师这时候不必上纲上线去批评小成，那会让自己失去优雅；也无需分出个你是我非，这容易让小成这样的学生觉得小题大做，起逆反心。这时老师只要抬头对小成喊一声：“你快把钢笔还给雯雯，我们不可以把文具当成玩具的。”这轻描淡写的随口一句话，其实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就能解决问题。
这样的纠纷细想起来，不算行为习惯问题，而是由性别原因导致。
成年人在一起交流子女教育问题的时候，也曾谈到生女儿和生儿子的不同。妈妈下班后，女儿可能会马上跑上来亲妈妈一口，说：“妈妈我爱你。”男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却不是如此，他可能会藏在门后一声大喝：“缴枪不杀！”在把妈妈吓得面目失色、魂飞魄散时，他却大咧咧递上来一根棍子：“妈妈你演坏人，咱们玩打仗吧！”女儿看见妈妈起床，可能乖巧地帮忙拿衣服；我的儿子却常把拖鞋藏到沙发最深处，然后看着我光脚丫满地找鞋子，乐不可支……这时，你能说男孩子就一定很坏吗？我们有必要对他们上纲上线吗？很多老师没有看清楚这些，只看到在我们费尽心思要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孩子们可能就已经言归于好，便觉得没必要听女孩子的告状，这却又是忽视了女孩子的感觉，大错特错了。
二、得到肯定。比如案例中提到的“顾老师，姚力刚才打了我一下”，或者“王林说我抄别人的作业，我根本就没有，可他偏不信”，“刘炀发作业本的时候随便乱扔，把我的本子扔坏了”等，这种告状其实只是孩子想得到老师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父母和老师平时告诉孩子“不能打人”、“不要毫无根据冤枉他人”或者“好好发作业本”等，在现实里他们遇到有人犯了这样的毛病，就会很困惑，心想：“这样做是正确的吗？”于是去问老师。老师只要很认真地回答：“他们这样是不正确的，以后咱在班会上再统一强调”足矣！告状的孩子的观点得到认可，他们所受的教导得到求证，就会很高兴地回去。相反，倘若老师听都不听，甚至告诉孩子不要动不动告状，这告状的孩子接下来可能也会打人、冤枉他人或者乱扔作业本。 三、撒娇。有时候学生在打闹中，会有人（我们姑且说她叫小红）喊：“老师，您看青青欺负我。”倘若老师说：“以后别有事没事找我告状。”学生会觉得自己讨了个没趣，从此不再喜欢这个老师；倘若老师说：“青青，不要欺负我们小红。”同学们便会在和谐的气氛中会心一笑，师生感情也在无意间加深。这种事又何须费心处理呢？我教的是高中段的学生，经常会这样玩着笑着应对告状事件，并藉此加深师生感情。
其实，类似告状不仅仅在学生中存在，成年人中也很常见。
故事发生在十年前。
当时，家父过世多年，我兄妹五人全部成家生子。春节期间，这个有十六口人的大家族聚在一起，俨然就是一个小班级，六十多岁的母亲堪称班主任。
有一天下午，年近不惑的二嫂阴着脸从娘家回来，坐在正包饺子的母亲身边一言不发。母亲问：“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二嫂怒冲冲说：“李凌（二哥的名字）在我娘家，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母亲忙直起腰，把手里的面粉放一边（认真倾听），说：“他在你娘家都不给你面子啊！这也太让人生气了。”——注意，重复是最简单的共情，当学生向你诉说委屈的时候，你只要很认真地倾听并重复他（她）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二嫂：“他动不动就说我不懂，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好像他很聪明、很厉害似的。”
母亲继续重复安慰说：“如果你有事情不懂，他应该负责让你懂嘛！怎么能在娘家都不给媳妇面子呢？今天你受委屈了，快去洗洗脸，喝点热水。我今天晚上就吵他……”二嫂脸色慢慢恢复正常，并洗手帮母亲包饺子——注意，诉说对方的感受，属于高级共情。再加上简单的处理，事情就基本解决了。
另一则故事发生在我远方婶子家。
堂妹和堂妹夫吵架了，官司打到了婶子那里，堂妹夫对着婶子吐槽，刚一开口，婶子就打断他的话：“别跟我说！你们的事情我管不了，我只管把她养大，就完成任务了。我管好我自己不拖累你们就够了，你们的事我不想插口……”堂妹夫一脸落寞失望……
堂妹夫找婶子吐槽，其实是信任婶子。她若是听都不听就打断妹夫的话，妹夫会很难过。认真想一想，婶子也是希望他们家庭和睦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显得多么冷漠，多么没有责任心啊！
和家长一样，每个班主任都不希望班级孩子出状况，所以，一听到有人告状，心头马上开始发火：“我忙得很呢！没时间听你们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强压不悦告诉学生：“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就自己解决，不要总是告状啊！”但是，学生哪里知道什么事情自己可以解决，什么事情自己不能解决呢？如陶行知所说，孩子想让你抱他，你却抱了别人，就像自己的爱人被夺去一般伤心，他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牙齿掉了的事，似乎不算什么大事……于是便不告诉老师。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掩耳盗铃般拒绝知道班级发生的一些小事。但是，有的事情我们越拒绝，就越容易出乱子。就好像你明明听到了一个快递员给你送快递，你却因为拒绝这个快递而拒不开门。那么，这个快递员就只好一遍遍敲你家的门，每天都来敲，每天都提醒你有快递。这样远远不如一开始就打开门接受这个快递，然后尽早处理。这个快递，就是那种害怕事情发生的焦虑。我相信，在小成将雯雯的钢笔拿走后，她是完全有能力想办法不用铅笔写作业的。但是，老师不管小成。那么好吧！我就用铅笔写作业，专门提醒老师——你的快递真的到了，你不开门吗？下次我还用铅笔写，直到你开门为止。
（河南郑州科技工业学校 李 迪）
孩子告状是自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孩子在校遇到的矛盾、冲突都是人类社会化中必须经历的台阶。学校教育总在说不要紧盯着知识，关注学生的素质。素质是什么？是教师可以教的东西吗？是能够考察、考核、打分的技能吗？我相信答案不言自明。这其中人格的成长、为人处事的方式、人际交往的能力就是在矛盾中、在孩子们自己的交往体察中，自己形成的。
通俗地讲，每个孩子来到学校他们是拥有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这个办法的来源就是他们父母平时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有的孩子严谨，有的活泼，有的自律，有的愿意表达，哪种孩子更好呢？哪种又应该被管教呢？看的是班主任自己是哪种风格，他喜欢哪种性格的孩子，自然这样的孩子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另一些则会成为“告状”的对象，此其一也。二是学校的风格也决定了孩子的发展，有的学校非常严谨，讲究分数，自然孩子们更要求纪律与次序，更在意分数，没有这种态度的孩子自然也成为“被告”。
这个时候，“原告”、“被告”们真的需要老师的调停吗？这就好像每个社会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都需要去找权威机构裁决吗？当然不是，“原告”的告只是想看看老师的态度是否认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如果是正向的鼓励，那么他们会强化这种方法。“被告”看的则是权威者处理的力度和方式对自己是否有威胁，有则改变自己的行为。正因如此，很多老师会发现，越是平时挨批评较多的学生越是容易告状，越是不服，他们很容易用“原告”的思维去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避免成为“被告”。
在这看似很小的告状过程中，两方的孩子都在学习，都在按照“权威”的标准修正着自己的行为，完善自己的思想，直到自我意识成熟之时，他们会在同一个社会标准中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这就是社会化过程。老师是他们社会化进程的对手、助力，也是标杆，我们改变不了他们原生家庭给予他们的处事方法，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告诉他们社会的原貌，让他们学会社会规则，少走弯路，仅此而已。
（湖北武昌实验寄宿小学美林校区 孙智辉）
教育的选择和平衡
在一次指导学生试讲的时候，我发现下面小学生的扮演者只有一种角色——听课认真、基础很好、参与十分积极的“小学生”。就此评点，我说：“试讲既要练习如何处理和讲解教学内容，也要锻炼和培养课堂管理、引导的能力。锻炼真实课堂的管理能力，试讲的时候就要尽可能仿真，要设想不同的‘小学生’，应对不同的课堂意外。下面的同学要扮演好不同的小学生：有不那么专心的，有不那么聪明的，有不那么配合的……比如，可以在同学试讲的时候告状‘老师，他打我’，看试讲的同学如何处理，然后再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课后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今后在课堂上遇到学生告“老师，他打我”如何处理？真要做出回答，才发现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时说不清，而且肯定不止一个答案。比如，首先可能需要观察和调查：一是观察告状者的年龄和学段，如果是小孩子，他们没有自己处理的能力需要老师出面，学段高的、年龄大的，他们可能自己能够处理，有的学生告状可能只是玩笑；二是观察告状者的诉求，从声音和表情观察他受欺负的程度、委屈的程度，判断他是希望老师进行阻止还是希望老师严厉惩罚；三是要观察“被告”在听到同学举报时的表现，是“我知道错了，以后不再欺负同学了”还是“我就打了，你把我怎么样”？是“我没有打他，他冤枉我”还是“是他一直欺负我，我忍无可忍”？而且仅有观察都还不够，真要处理之前还要调查，比如陶行知先生在“四块糖教育故事”中对王友打同学原因的调查。但这样的观察和调查在某些情境下就行不通：假设学生受伤很厉害，你还在这里慢条斯理地调查可能就会出大的问题，这时应该马上采取救护的措施。在组织和实施救护的时候，你又不能不多一个心眼关注打人的同学，看他是否紧张害怕，会不会因为紧张害怕采取过激的自我伤害行为，要采取措施避免打人同学的过分紧张和自我伤害。而是不是立即送医院——这也需要判断：本来没有必要，你却大张旗鼓，就可能弄得满城风雨；需要专业救治你却自我处理，又可能延误时机，造成更大损失。
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理解苏霍姆林斯基关于教育真理的观点：“教育，就其广义的理解来说，这是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在精神上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的多方面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各种现象具有深刻的个体性：某一条教育真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是无用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就是荒谬的了。”可以说，教育就是选择的艺术，好的教育选择本身意味着能因人、因事、因时、因势处理得恰到好处。“因”是根据，怎样根据？这就需要研究。可以说，教师不是要不要成为研究者的问题，而是教师职业本身意味着你要研究。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问老师：“听到一个好的东西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哥哥在，怎么能够随便行动？”冉有对孔子问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公西华疑惑，公西华问：“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哥哥在’；冉有来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您说‘听到了就行动起来’。我有些不明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冉有做事往往畏缩不前，因此我鼓励他；子路的勇气一人抵几人，敢于作为，所以我让他慎重。”孔子何以能因材施教？基础在于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和研究。
教育需要选择，但教育的选择绝不能非此即彼、一条路走到黑，教育的选择需要兼顾平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制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在这个范围内有它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他放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助长他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法国哲学家、教育家雅克·马里坦强调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由感，又要形成其责任感；既要注重人的权利，又要注意人的义务；既要培养为普通的利益去冒险和行使权威的勇气，又要培养对每一个体的人性的尊重”。在顾利华老师的《如何处理孩子的“告状”》中，我读到了在选择和处理教育平衡时的不易：一方面，教师需要培养学生自己去面对、处理彼此纠纷的能力，不要有一点点事情就“告状”；另一方面，教师又不能完全撒手，任由学生自然成长；一方面不能老让学生粘着，另一方面又不甘被学生冷落……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平衡，这也没有一定之规。
因人、因事、因时、因势地进行教育的选择和平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也就是教育的创造和艺术吧。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陈大伟）
中午，孩子们的课堂作业陆陆续续交上来了，当批到雯雯的作业时，我发现她竟然是用铅笔写的，想到学校一贯要求作业本上墨色前后一致，就气不打一处来，厉声把雯雯喊到了身边。“怎么回事？不是要求作业用钢笔写吗？今天没带钢笔？还是没墨了？就不能问同学借一支吗？”我的声音越说越高。雯雯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过了一会儿，低低地说了一句：“我的钢笔被小成拿去了，他不还给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刚说完这句，我立马后悔了，因为我想到了上午语文课前雯雯那无助的眼神和诉求。一瞬间，一种无法名状的愧疚、歉意在心头荡漾开来。“对不起，雯雯，老师忙得忘记了，是小成拿了你的笔，才让你不好写作业的。我这就去找他。”经过一番调查、处理，调皮的小成退还了雯雯的钢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雯雯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问题解决了，可我的心却还在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自责。我知道自己的疏忽已伤害了雯雯幼小的心灵。雯雯是个内向、柔弱的女孩，平时从不与别的同学发生矛盾，也很少在我面前告其他同学的状。这次，要不是小成惹急了她，她一定会像以前一样默默地承受或自己解决。可想而知，文静的她是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气，才跑到我跟前开口求助的。没想到我却以一句“没看到老师正忙着呢”，将她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给浇灭了。而之后，我明明答应她下课后处理，却因为忙碌而忘得一干二净。对于一心期待着老师为自己伸张正义的雯雯来说，内心该有多么失望啊！她也许会想：老师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也许会想：老师一定不喜欢我，才不帮我解决问题；也许会想：以后遇到事情，我再也不会跟老师说了，反正说了也没用……我不是雯雯，无法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雯雯一定期盼着我给她主持公道，一定希望能得到来自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可粗心的我却用无视、冷漠抹去了她对老师的信任。
无独有偶，几天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课间两个男孩因为一点小事闹矛盾动了手，结果其中一个孩子的牙齿被打掉了。孩子很乖巧，怕给我添麻烦，谁都没告诉，直到晚上家长发现他嘴角的异样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第二天，我问起孩子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孩子小声地说：“你不是常常说不要一遇到事情就汇报吗？反正牙齿掉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听着孩子纯真的话语，我心里的惭愧和歉疚真是难以言表。是呀，这样的话不是我曾经亲口说的吗？
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告状”的情况。“顾老师，姚力刚才打了我一下。”“王林说我抄别人的作业，我根本就没有，可他偏不信。”“刘炀发作业本的时候随便乱扔，把我的本子扔坏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
一开始，碰到孩子告状，我会叫来当事双方，查个水落石出，定个孰是孰非。可后来，发现孩子之间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芝麻大小，几乎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就不再那么上心。有时间的话，处理一下；没时间的话，安慰几句受委屈的孩子，或者应付一句“知道了”；如果遇到自己心情不好，面对孩子的诉求，甚至会训斥两声：“怎么又是你们俩闹矛盾？遇到事情不会自己解决吗？你不看老师正忙着吗？不要碰到一点点的小事就来找老师。”久而久之，跑到我身边“告状”的孩子变少了。就在我自认为孩子们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在逐渐增强时，却慢慢发现我与孩子们的距离疏远了。下课时，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很多孩子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野外活动时，也没有几个孩子主动拉着我加入他们的小队。反而，隔三岔五地接到家长的电话或短信，向我反映孩子遇到了什么问题，麻烦我帮着处理一下。
面对这样的状况，再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师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保护神，只有她才能给身处劣势的自己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当他鼓起勇气向老师说出自己遇到的麻烦时，内心是多么希望得到来自老师的鼓励、安慰呀！孩子的世界很大，可以装下无穷的奇思妙想；孩子的世界很小，有时竟容不下一个玩笑。很多时候，他们比大人更在乎自己的利益，更在乎别人的看法，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形象不顾一切地寻求外界的支援，而向老师“告状”就是他们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途径。当他们真诚地向老师表达渴望得到同情、理解、帮助时，正是最迫切想得到认同的时候，也是心理上与老师最亲近的时候。
所以，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学会把孩子的“告状”放在心上，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去解决他们的诉求，走进他们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促进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江苏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顾利华）
王晓春点评：
顾老师的反思精神值得学习。“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学会把孩子的‘告状’放在心上，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去解决他们的诉求，走进他们的内心。”如此充满爱心的语言，令人感动。然而，顾老师说的另一句话，“不要一遇到事情就汇报”，说错了吗？我想也不错，因为教师无论多么耐心，他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他还有很多“处理告状”之外的事情，更加重要，而经验告诉我们，小学生的告状是可以无穷无尽的，你教师浑身是嘴，也未必应付得过来。人非圣贤，谁也有被弄烦了的时候，烦了就难免发脾气，发脾气就容易说错话做错事，勉强控制自己的情绪，时间长了会造成心理问题（焦虑），早晚出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不理会学生的告状，一个是事无巨细一律“解决他们的诉求”。前一种办法会造成师生隔阂，形成矛盾隐患，后一种办法会弄得老师心力交瘁，且吃力不讨好。养成学生的依赖心理，对学生的成长不利，事无巨细地管，其实就是溺爱。 那怎么办呢？我想比较好的思路是：对学生告状，要区别情况，分类处理，教师的目标应该是逐渐减少学生向老师告状的数量，提高其质量。
有些孩子社会化程度比较低，遇到很多同龄人可以处理的矛盾自己不会，于是求助于老师。这种情况老师当然要伸出援手，但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具体地教他，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样自己解决。教师单纯“主持公道”属于治标不治本。
有些孩子告状，其实是趁机亲近老师，对于这种孩子，告状是一种“讨好老师”甚至“示爱”的方式。这种孩子，教师如果对他的告状表示不耐烦，你会发现他的表情有一种特殊的委屈，有点像“失恋”的样子。这种孩子，教师如果平时注意对他们表示一些亲切的爱意，他们的告状就会减少。
有些孩子比较孤独，同学和老师都很少注意他，他自己又不甘心，于是就可能借告状的手段来“刷存在感”。这种孩子不难鉴别。只要老师多关注他一点，或者鼓励同学们关注他，你就会发现他很少再告状了。
还有些孩子表达欲特别强，上课总是争着发言，下课也是说个不停，找个茬就说，没话找话也要说。他似乎不大在意别人的反应，只要能说话，就能得到满足。这种孩子的告状，恐怕多半就是把告状当成一种说话的机会了。教师如何对待这种孩子的告状呢？我想，一个是要告诉他，告状是件严肃的事情，不可轻易为之，另一个是教他们学学控制点自己的表达欲。
还有一种孩子要注意，他们告状并不是要解决自己的困难，而是要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让老师对某学生印象不好，或者通过告状借教师之手打击对手。他们的告状有时是诬告，但更多的确有其事，只不过是“选择性地向老师汇报”。对这种告状，教师当然也要秉公处理，但要警惕，别被利用，同时要教育这种孩子，别用告状的办法谋私。
以上几种学生，只要教师区别对待，告状的数量就可能逐渐减少，而质量却会慢慢提高，于是教师就可以“好钢使在刀刃上”了。关于学生告状，教师还要注意经常告状与偶尔告状的区别，一般说来，偶尔告状要比经常告状的质量高，宜加注意。经常告状的学生如果态度不同往常，也要注意，那可能是真有点事了。完全没人告状未必是好事情。如果班风较好，还可以考虑设立“班级小法官”，同学之间一些小矛盾由他们处理（要自愿）。这样既可以减轻教师负担，又可以锻炼学生能力，增强其法律意识，是个好办法。
学生告状为哪般？
像天真活泼是孩子的天性一样，爱告状也是小学生的天性。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喜欢一天到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揪到老师的面前来。低年级的教师本来就很忙——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养成都在打基础的阶段，现在又加上不断的学生告状事件，使工作变得更加繁琐，所以，如何处理学生的告状问题成了每位教师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全部处理吧，没那么多时间，自己精力有限；不处理吧，万一发生什么大事，自己可是要负重大责任的。面对这样一个进退两难、分寸不太好把握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来讨论这样四个问题：学生为何喜欢告状？学生主要告的是哪方面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告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告状问题？
一、学生为何喜欢告状？
我把学生分成两类来研究：一类是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另一类是已适应小学生活的学生。一年级的学生刚刚离开幼儿园，他们已经习惯了幼儿园以玩耍、活动为主的学习，忽然之间，进了小学，要学习那么多知识，遵守那么多行为规范，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无助了。此时的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出现，能够保护他，帮他解决问题。于是，老师就成了一年级学生心中妈妈的代名词。有事找老师，受了委屈告诉老师。“老师，老师”，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总有一些学生追着叫。一声声老师，催得教师像陀螺似的转。一年级由此成了小学最会告状的年级。
一年级结束了，学生已经慢慢适应了小学的生活，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喜欢告状。此时的学生想法已经不同了，他们的告状更多地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告的是别人，受益的是自己。比如今天同学骂了自己，自己骂不过人家吃亏了，老师知道了，肯定会维护自己；同学在玩水，被自己看见了，告诉老师，老师批评他的同时也会表扬自己；回家作业自己按时完成了，可有一位同学却是早上在学校里做的，为什么他可以在学校里做，自己却不能，一定要让老师知道，等等。虽然事情五花八门，但其实告状学生的目的只有一个：自己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也不让同学做；自己受了委屈，一定要让老师为自己讨回公道。
二、学生主要告的是哪方面的问题？
学生来告的事情真的是形形色色，大到班级里同学之间打架有人受伤了，小到自己的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不见了，这些都可以成为“状”的内容。但我们细细观察，可以发现，学生之间的摩擦、违反行为规范的现象以及学生身体受到伤害，是学生告状时的三大块内容。这其中学生最常用的话语是：老师，他打（骂）我；老师，××在踩草坪；老师，××把××推倒了……
三、随着年级的升高，告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处于低年级时，学生基本上人人都向老师告过状。告状的人多，被告的也多，告状的时间段也很长，无论早上还是下午，上课还是下课，总有学生敲起告状的鼓。到高段，告状的现象明显减少。学生不再天天跑办公室，不再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纠结，告状也不再在上课时出现。这时候的学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大事”。他们已经明白：有哪些事需要让老师知道，有哪些事不用告诉老师。于是，教师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渐渐懂事感到欣慰，但不好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有的班级发生了大事，瞒着老师，自己私底下解决，让教师成为事件的最后知情者。
四、如何处理告状问题？
教师的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班级告状现象的存留问题。如果一个教师过于严厉，或者对学生的告状从不放在心上，那么，告状的事情就会在这个班级里消失，教师就变成一个“聋哑人”——他不知道他的班级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教师对告状的事每件必处理，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排山倒海般的告状浪潮。既不让告状现象蔓延，又能了解班级的日常运转，我是这样做的： 1.用态度给学生指路。刚做教师时，学生只要前脚迈进办公室来告状，我必定后脚跑出去马上解决问题。后来，当老师久了，明白有些事情是必须马上处理的，有的事情则可以缓一缓。为了帮学生分清事情的轻重程度，我常常用一些语言来表示：碰到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等学生说完，我会说：你很乖，老师知道了，而身子还稳稳地坐着；碰到一些要紧事，我没等学生说完，就立即起身，一边走一边向这个学生询问，然后到达事情发生的地点时，我就对事情已经了解了大概。这样操作，久而久之，学生就明白哪些事必须马上向老师汇报，哪些事不汇报也成，大大减少了我的工作量。
2.上一堂有关告状的课。把告状的问题，摆到我们的课堂上，效果也是出奇的好。一上课，我先表扬学生热爱集体、关心同学，表扬他们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看待。然后我装出很烦恼的样子，向学生诉说：你们常常到办公室来告状，老师都无法批改作业和备课了，同学们能不能帮老师想想办法，怎样才能快点处理完你们告状的问题？于是，学生开始讨论起来：有的说，有的同学常常把小事向你汇报，你听见是小事就不用处理了；有的说，小事让班长来处理好了，大事老师你自己处理；还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们能自己处理的，你就让我们自己处理……不问不知道，一问原来有那么多招数。学生想告诉我的，不就是他们以后自己要做到的：小事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找班长，大事才告诉老师。听着他们的回答，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3.各告各的状。像大扫除分任务一样，为了整顿告状太频繁的现象，我也把告状的权力分成几大块：各个学科的课代表可以告同学不做作业的状；值日组长可以告同学不认真打扫的状；纪律委员可以把不遵守纪律同学的名单上报给老师……班长则全权管理班级，试着处理问题，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及时向老师反映。把可以行使告状权力的对象锁定，专人专告专门的问题，这样就不会出现重复告状的现象。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好朋友不告”、“霸道学生不告”和“诬告”的问题，我结合语文回家作业，让学生在周二和周四写写简评，把自己平时看到的、想到的或受到的委屈写下来，全面真实地向老师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简评，我可以了解班级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一些不好的苗头，更好地掌控班级。
4.这些状非告不可。针对有些学生不能很好地区分事情大小、轻重缓急，我在班级中提出：“有些状，不管是谁，不管老师有多忙，不管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告。这些状是：当同学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当同学的身体受到伤害时。这时候的你，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小人，你是在帮助同学、关心同学，你的帮助将保障他的安全和健康。”让每位学生关注别人的健康和安全，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又记挂在同学的心里，班级真正成为了安全又温暖的“家”。
总之，与学生有关的事，都是大事。学生的告状现象，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生，它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告状资源，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做人。
（浙江宁波鄞州区茅山小学 徐文君）
请享受孩子对你的信任
顾老师是一个善于反思的班主任，她通过几件事情，明白了老师应该学会把孩子的“告状”放在心上。小小的告状，其实蕴含着孩子内心的需求。陶行知先生曾说：“您不可轻视小孩子的情感！他给您一块糖吃，是有汽车大王捐助一万元的慷慨。他做了一个纸鸢飞不上去，是有齐柏林飞船造不成功一样的踌躇。他失手打破了一个泥娃娃，是有一个寡妇死了独生子那么悲哀。他没有打着他所讨厌的人，便好像是罗斯福讨不着机会带兵去打德国一般的怄气。他受了你盛怒下的鞭挞，连在梦里也觉得有法国革命模样的恐怖。他写字想得双圈没有得着，仿佛是候选总统落了选一样的失意。他想您抱他一会儿，而您偏去抱了别的孩子，好比是一个爱人被夺去一般的伤心……孩子的感情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伤害到孩子的结果只会使自己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倾听，而不是苛责与批评。”
陶行知先生的话多么中肯！孩子找老师告状，想得到肯定或帮助，你却听也不听，只要求他别添乱。他该有怎样的委屈失望？
孩子告状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求助。比如案例中的雯雯，被顽皮的小成拿走了笔，她自己问小成要，小成不给。不但不给，竟然把墨甩到了桌子上……小成坏吗？他不坏，他只是淘气。但这貌似小事一桩的举动，却让雯雯无助又无奈。老师这时候不必上纲上线去批评小成，那会让自己失去优雅；也无需分出个你是我非，这容易让小成这样的学生觉得小题大做，起逆反心。这时老师只要抬头对小成喊一声：“你快把钢笔还给雯雯，我们不可以把文具当成玩具的。”这轻描淡写的随口一句话，其实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就能解决问题。
这样的纠纷细想起来，不算行为习惯问题，而是由性别原因导致。
成年人在一起交流子女教育问题的时候，也曾谈到生女儿和生儿子的不同。妈妈下班后，女儿可能会马上跑上来亲妈妈一口，说：“妈妈我爱你。”男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却不是如此，他可能会藏在门后一声大喝：“缴枪不杀！”在把妈妈吓得面目失色、魂飞魄散时，他却大咧咧递上来一根棍子：“妈妈你演坏人，咱们玩打仗吧！”女儿看见妈妈起床，可能乖巧地帮忙拿衣服；我的儿子却常把拖鞋藏到沙发最深处，然后看着我光脚丫满地找鞋子，乐不可支……这时，你能说男孩子就一定很坏吗？我们有必要对他们上纲上线吗？很多老师没有看清楚这些，只看到在我们费尽心思要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孩子们可能就已经言归于好，便觉得没必要听女孩子的告状，这却又是忽视了女孩子的感觉，大错特错了。
二、得到肯定。比如案例中提到的“顾老师，姚力刚才打了我一下”，或者“王林说我抄别人的作业，我根本就没有，可他偏不信”，“刘炀发作业本的时候随便乱扔，把我的本子扔坏了”等，这种告状其实只是孩子想得到老师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父母和老师平时告诉孩子“不能打人”、“不要毫无根据冤枉他人”或者“好好发作业本”等，在现实里他们遇到有人犯了这样的毛病，就会很困惑，心想：“这样做是正确的吗？”于是去问老师。老师只要很认真地回答：“他们这样是不正确的，以后咱在班会上再统一强调”足矣！告状的孩子的观点得到认可，他们所受的教导得到求证，就会很高兴地回去。相反，倘若老师听都不听，甚至告诉孩子不要动不动告状，这告状的孩子接下来可能也会打人、冤枉他人或者乱扔作业本。 三、撒娇。有时候学生在打闹中，会有人（我们姑且说她叫小红）喊：“老师，您看青青欺负我。”倘若老师说：“以后别有事没事找我告状。”学生会觉得自己讨了个没趣，从此不再喜欢这个老师；倘若老师说：“青青，不要欺负我们小红。”同学们便会在和谐的气氛中会心一笑，师生感情也在无意间加深。这种事又何须费心处理呢？我教的是高中段的学生，经常会这样玩着笑着应对告状事件，并藉此加深师生感情。
其实，类似告状不仅仅在学生中存在，成年人中也很常见。
故事发生在十年前。
当时，家父过世多年，我兄妹五人全部成家生子。春节期间，这个有十六口人的大家族聚在一起，俨然就是一个小班级，六十多岁的母亲堪称班主任。
有一天下午，年近不惑的二嫂阴着脸从娘家回来，坐在正包饺子的母亲身边一言不发。母亲问：“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二嫂怒冲冲说：“李凌（二哥的名字）在我娘家，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母亲忙直起腰，把手里的面粉放一边（认真倾听），说：“他在你娘家都不给你面子啊！这也太让人生气了。”——注意，重复是最简单的共情，当学生向你诉说委屈的时候，你只要很认真地倾听并重复他（她）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二嫂：“他动不动就说我不懂，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好像他很聪明、很厉害似的。”
母亲继续重复安慰说：“如果你有事情不懂，他应该负责让你懂嘛！怎么能在娘家都不给媳妇面子呢？今天你受委屈了，快去洗洗脸，喝点热水。我今天晚上就吵他……”二嫂脸色慢慢恢复正常，并洗手帮母亲包饺子——注意，诉说对方的感受，属于高级共情。再加上简单的处理，事情就基本解决了。
另一则故事发生在我远方婶子家。
堂妹和堂妹夫吵架了，官司打到了婶子那里，堂妹夫对着婶子吐槽，刚一开口，婶子就打断他的话：“别跟我说！你们的事情我管不了，我只管把她养大，就完成任务了。我管好我自己不拖累你们就够了，你们的事我不想插口……”堂妹夫一脸落寞失望……
堂妹夫找婶子吐槽，其实是信任婶子。她若是听都不听就打断妹夫的话，妹夫会很难过。认真想一想，婶子也是希望他们家庭和睦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显得多么冷漠，多么没有责任心啊！
和家长一样，每个班主任都不希望班级孩子出状况，所以，一听到有人告状，心头马上开始发火：“我忙得很呢！没时间听你们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强压不悦告诉学生：“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就自己解决，不要总是告状啊！”但是，学生哪里知道什么事情自己可以解决，什么事情自己不能解决呢？如陶行知所说，孩子想让你抱他，你却抱了别人，就像自己的爱人被夺去一般伤心，他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牙齿掉了的事，似乎不算什么大事……于是便不告诉老师。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掩耳盗铃般拒绝知道班级发生的一些小事。但是，有的事情我们越拒绝，就越容易出乱子。就好像你明明听到了一个快递员给你送快递，你却因为拒绝这个快递而拒不开门。那么，这个快递员就只好一遍遍敲你家的门，每天都来敲，每天都提醒你有快递。这样远远不如一开始就打开门接受这个快递，然后尽早处理。这个快递，就是那种害怕事情发生的焦虑。我相信，在小成将雯雯的钢笔拿走后，她是完全有能力想办法不用铅笔写作业的。但是，老师不管小成。那么好吧！我就用铅笔写作业，专门提醒老师——你的快递真的到了，你不开门吗？下次我还用铅笔写，直到你开门为止。
（河南郑州科技工业学校 李 迪）
孩子告状是自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孩子在校遇到的矛盾、冲突都是人类社会化中必须经历的台阶。学校教育总在说不要紧盯着知识，关注学生的素质。素质是什么？是教师可以教的东西吗？是能够考察、考核、打分的技能吗？我相信答案不言自明。这其中人格的成长、为人处事的方式、人际交往的能力就是在矛盾中、在孩子们自己的交往体察中，自己形成的。
通俗地讲，每个孩子来到学校他们是拥有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这个办法的来源就是他们父母平时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有的孩子严谨，有的活泼，有的自律，有的愿意表达，哪种孩子更好呢？哪种又应该被管教呢？看的是班主任自己是哪种风格，他喜欢哪种性格的孩子，自然这样的孩子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另一些则会成为“告状”的对象，此其一也。二是学校的风格也决定了孩子的发展，有的学校非常严谨，讲究分数，自然孩子们更要求纪律与次序，更在意分数，没有这种态度的孩子自然也成为“被告”。
这个时候，“原告”、“被告”们真的需要老师的调停吗？这就好像每个社会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都需要去找权威机构裁决吗？当然不是，“原告”的告只是想看看老师的态度是否认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如果是正向的鼓励，那么他们会强化这种方法。“被告”看的则是权威者处理的力度和方式对自己是否有威胁，有则改变自己的行为。正因如此，很多老师会发现，越是平时挨批评较多的学生越是容易告状，越是不服，他们很容易用“原告”的思维去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避免成为“被告”。
在这看似很小的告状过程中，两方的孩子都在学习，都在按照“权威”的标准修正着自己的行为，完善自己的思想，直到自我意识成熟之时，他们会在同一个社会标准中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这就是社会化过程。老师是他们社会化进程的对手、助力，也是标杆，我们改变不了他们原生家庭给予他们的处事方法，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告诉他们社会的原貌，让他们学会社会规则，少走弯路，仅此而已。
（湖北武昌实验寄宿小学美林校区 孙智辉）
教育的选择和平衡
在一次指导学生试讲的时候，我发现下面小学生的扮演者只有一种角色——听课认真、基础很好、参与十分积极的“小学生”。就此评点，我说：“试讲既要练习如何处理和讲解教学内容，也要锻炼和培养课堂管理、引导的能力。锻炼真实课堂的管理能力，试讲的时候就要尽可能仿真，要设想不同的‘小学生’，应对不同的课堂意外。下面的同学要扮演好不同的小学生：有不那么专心的，有不那么聪明的，有不那么配合的……比如，可以在同学试讲的时候告状‘老师，他打我’，看试讲的同学如何处理，然后再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课后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今后在课堂上遇到学生告“老师，他打我”如何处理？真要做出回答，才发现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时说不清，而且肯定不止一个答案。比如，首先可能需要观察和调查：一是观察告状者的年龄和学段，如果是小孩子，他们没有自己处理的能力需要老师出面，学段高的、年龄大的，他们可能自己能够处理，有的学生告状可能只是玩笑；二是观察告状者的诉求，从声音和表情观察他受欺负的程度、委屈的程度，判断他是希望老师进行阻止还是希望老师严厉惩罚；三是要观察“被告”在听到同学举报时的表现，是“我知道错了，以后不再欺负同学了”还是“我就打了，你把我怎么样”？是“我没有打他，他冤枉我”还是“是他一直欺负我，我忍无可忍”？而且仅有观察都还不够，真要处理之前还要调查，比如陶行知先生在“四块糖教育故事”中对王友打同学原因的调查。但这样的观察和调查在某些情境下就行不通：假设学生受伤很厉害，你还在这里慢条斯理地调查可能就会出大的问题，这时应该马上采取救护的措施。在组织和实施救护的时候，你又不能不多一个心眼关注打人的同学，看他是否紧张害怕，会不会因为紧张害怕采取过激的自我伤害行为，要采取措施避免打人同学的过分紧张和自我伤害。而是不是立即送医院——这也需要判断：本来没有必要，你却大张旗鼓，就可能弄得满城风雨；需要专业救治你却自我处理，又可能延误时机，造成更大损失。
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理解苏霍姆林斯基关于教育真理的观点：“教育，就其广义的理解来说，这是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在精神上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的多方面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各种现象具有深刻的个体性：某一条教育真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是无用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就是荒谬的了。”可以说，教育就是选择的艺术，好的教育选择本身意味着能因人、因事、因时、因势处理得恰到好处。“因”是根据，怎样根据？这就需要研究。可以说，教师不是要不要成为研究者的问题，而是教师职业本身意味着你要研究。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问老师：“听到一个好的东西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哥哥在，怎么能够随便行动？”冉有对孔子问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公西华疑惑，公西华问：“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哥哥在’；冉有来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您说‘听到了就行动起来’。我有些不明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冉有做事往往畏缩不前，因此我鼓励他；子路的勇气一人抵几人，敢于作为，所以我让他慎重。”孔子何以能因材施教？基础在于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和研究。
教育需要选择，但教育的选择绝不能非此即彼、一条路走到黑，教育的选择需要兼顾平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制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在这个范围内有它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他放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助长他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法国哲学家、教育家雅克·马里坦强调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由感，又要形成其责任感；既要注重人的权利，又要注意人的义务；既要培养为普通的利益去冒险和行使权威的勇气，又要培养对每一个体的人性的尊重”。在顾利华老师的《如何处理孩子的“告状”》中，我读到了在选择和处理教育平衡时的不易：一方面，教师需要培养学生自己去面对、处理彼此纠纷的能力，不要有一点点事情就“告状”；另一方面，教师又不能完全撒手，任由学生自然成长；一方面不能老让学生粘着，另一方面又不甘被学生冷落……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平衡，这也没有一定之规。
因人、因事、因时、因势地进行教育的选择和平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也就是教育的创造和艺术吧。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陈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