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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期待型城市化”是这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希望用其来表述特大城市城中村进行城市化的那种“未拆盼拆”的村民心理。一方面，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城中村村民，比起城市居民而言，往往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与收入来源等方面待遇相对较差。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房子迟早要拆迁，但是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早点给他们拆迁时间上的答复，从而能够在收入和居住环境上进行改善。文章基于W市的两个城中村进行田野调查，分析出“期望型城市化”背后所折射出的城中村生存困境及制度困因，并提出用依法改造、合理分配、科学规划等措施进行治理。
关键词：城市化 期望型城市化 城中村 改造 “未拆盼拆”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6-030-04
一、引言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然而，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是说不进行城中村的改造，之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利器，也是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并且，城中村改造可以促进城市化。鉴于此，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为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60346万人，减少152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6.1%。这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6.1%。另据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8%。所以，城市化率比城镇化率要高。
我国在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问题，比如说，因为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群体性抗争事件、集体上访等，这给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增加了一些不小的“麻烦”。故而，政府在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再强调需要“柔性执法”，不要伤害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基层社会稳定。
但是，笔者并非关注的是底层居民在拆迁时的“抗争性政治”，而是关心在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有的村民为何愿意被拆迁？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的城市规划又没有“城市化”到这些村民所在地的居住区域。在进行城中村改造语境下，这样的张力与矛盾背后，村民的这种“未拆盼拆”恰好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什么样的城市化问题，还有种种制度困因。
为此，2016年4月份，我们的调查小组进入到了湖北省特大城市-W市的鲁磨路进行调查，择取了XT村和FJ村，这两个村加起来的总面积共约60亩。
如今，鲁磨路属于GS街道。其基本情况是：人口282830人，面积52500亩，辖38个居委会。也就是说，“双村”占该街道（社区）的总面积的0.1%。且值得强调的是，该街道地处“中国光谷”腹地，2009年全街国地税收入总额50591.42万元。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双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位于两所大学的中间。据调查，这两所大学的在读大学生总数（本、硕、博）达6万多人。
在进行入村调查的时候，我们首先采取了随机抽样，以这样的方法来寻找那些“未拆盼拆”的居民。其次，确定他们的身份以后，再进行结构式访谈，从而得到了一手的研究资料。同时，笔者也结合文献资料，来分析这种“未拆盼拆”的“期待型城市化”的心理及其背后的因素。
二、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
然而，城市发展质量好坏，还与城中村改造好坏有很大的关系。陈丁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城中村改造有三种模式：第一，政府主导型改造模式；第二，村民主导型改造模式；第三，开发商主导型改造模式。就我们所调查的“双村”而言，如果想改造，那么就需要W市市政府与资本（开发商）的合力运作。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双村”的村民期盼政府的城市规划能够“落”到他们所居住的区域。
正如上文所说，村民的“期盼”与该市的城市化进路又存在矛盾：一方面，虽然“双村”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背靠D湖，两边是两所211大学，且出了村庄就有公交站，有的线路还将此设置为始发站或终点站；另外一方面，距离W市的一个商业中心仅仅只有5站（公交车）的距离。虽然地铁2号延长线在修建，但朝着“双村”方向的还未有规划。为此，就在整个城市在大面积的“挖”和“建”的情景下，“双村”的居民可谓是又盼望、又焦急。
问题是，为何“双村”的居民对于这样的城市化充满了期望？为何他们愿意政府和开发商来合力把自己的房子拆了？我们希望从这些问题背后看到“未拆盼拆”的原因及“期待型城市化”的治理。
三、期待型城市化语境中的城中村村民“生存困境”
任飞指出：“‘城中村’是在特有的土地所有制与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问题。”那么，到底有哪些问题在困扰着城中村的村民与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呢？
在先前，我们调查了S市的城中村，发现颛桥镇某城中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集体资产的荒废；第二，村庄的污染；第三，治安问题；第四，征地补偿与底层抗争；第五，家庭教会；第六，村干部腐败；第七，卖淫；第八，婚嫁。同时，在对城中村进行调查后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缺乏合理的规划，村容村貌差，安全隐患多；第二，产业畸形，没有整体的竞争力；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然而，与S市等地区的城中村相比，W市却没有这么多。
就笔者所调查的W市而言，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种“生存困境”：一是生存环境；二是“钱”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调查，“双村”的居民经济收入来源有以下四种：第一，出租房屋和门面；第二，开设副食商店和麻将室；第三，山后的田里种植的蔬菜；第四，鱼塘养殖的鱼。且主要是靠出租房屋给在读的大学生或附近上班的“白领”、“蓝领”等。还有把门面租给做生意的人，收取一定的租金。其他的收入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多见，也“赚不到钱”。 进一步说，出租房屋对于“双村”的居民而言，一般是一个月一付，价格大约都是在一间屋300～400元不等，多半是一厅一卫，空间非常小，多是15平米～20平米之间。之所以如此，在于占据租客人数多半的在读大学生没有能力付出更大的租房成本。而房东又不想把“房子空着”，故而他们就需要压低价格，以在读大学生这个群体可以接受的价格出租出去，从而获得收益。据我们观察，他们创造更多收益的方式是把一间房隔成两间或者三间不等。
如计算他们的年收入则需要根据房屋的结构，根据观察，差不多一个楼层有4间房（用木板隔成的，原先只有2间），一栋楼（一户人家）多半都是5层楼高。如果房东占用一层（一般都是这样的），第一层用于停车，那么就有差不多12间房可以出租。如果按照每月400元的租金，且都出租出去的话，那么每月的收入大概有4800元。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微薄的收入情况，何况还是生活在类似W市这样的“特大城市”之中。
鉴于此，我们进一步调查了当地的一些村民，发现一个家庭之中，要么出去到W市的某个单位或者公司打工，要么就如我们在上述中所说的，开棋牌室或者出租门面等。且，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有这样的条件。有村民告诉我们，对于日常生活而言，他们这些收入还相对来说应付的过去，但是就怕生大病。因为，他们缺乏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种社会保障。
接下来，让我们对这种心理类型的背后所隐蔽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未拆盼拆”。
四、特大城市城中村“未拆盼拆”的原因分析及其治理
1.原因分析。在特大城市中，改造城中村的城市发展计划比起非特大城市而言，要多一些，且政府和市场的资本和实力也要强一些。比如说，华南地区的G市市政府与一些市场资本就要比山西地区的T市要强。正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村民在被拆迁的意愿上可能要高一些，毕竟政府可以补偿的更多（特大城市的土地的市场价格，评价而言要高一些）。
然而，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村民，在还未拆迁的时候，如果收入偏低，那么生活的将相对困难，因为生活成本相对非特大城市而言，也要高一些。在上文中，我们论述了“双村”的村民现在所面临的几种生存困境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表1中更为直观的来看“双村”的4个房东的境况。具体见下表：
我们从表1中可以发现，这4位在当地有房的村民，对待拆迁的看法呈现出三种状态：第一，不愿意拆迁。她觉得自己的房子被拆迁以后，收入就变得不确定了。第二，愿意拆迁，觉得还可以有创造新的收入。第三，都可以，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从这三个角度我们似乎看到了不同当地村民的意愿，且绝大多数都愿意拆迁。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拆”到“双村”来，所以他们很焦急地期盼。而他们所期盼的，正好是政府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所能够给予的。
那么，政府到底又能够给他们什么？第一，居住的环境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三节所说的那样，生存环境是“双村”面临的一个问题，“规划不合理”、“脏、乱、差”等，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且给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第二，如果拆迁，那么W市会采取“以房屋面积补偿”。比如说，一个楼房面积总共有“300平”，那么相当于补偿3个“100平”的小区房。而该城中村的地理位置，周边的房屋价格已经达到平均价8000元/平米。加上，两边都是211大学，相信卖出去，应该是不成多大问题的。所以，拆迁会给他们带来很大一部分的利益收入。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经常听闻，有的城中村居民，因为城市化的改造，从而“一夜暴富”。第三，可以给子女留下好的房子。村民CXF跟我们说，“现在租出去的房子不算好，等以后拆迁了，换个新的房子，子女们回来住也舒服，以后他们卖出去，也可以赚钱。”从这段话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愿意拆迁在于，他们希望给子女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无论是钱还是现有的居住状况。第四，还可以继续出租。这也是经济收入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如果价格稍微抬高一些，居住环境好一点，在读的大学生们，特别是情侣在外租房的，也基本上都愿意，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因为相对于W市的其他地方的租房，如今的300～400元/每月已经很便宜了。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政策也是影响他们愿意拆迁的一个因素，但是对于“期盼”被拆迁而言，它又不构成主要的影响因子。毕竟是一种外力的作用，而不是村民自发的一种心理机制。哪怕是抗议政府拆迁，通常都是“败家”，毕竟公权力对于每一位有房子的当地村民而言，都是“利维坦”。
2.如何治理。那么，我们对于这种的“未拆盼拆”的期望型城市化又该如何治理呢？
笔者认为，“期望型城市化”的主要特点是利益诉求，一方面是居住环境的利益，一方面是变卖房屋（按面积补偿）利益。具体而言，首先，就生存的环境而言，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善周围的安全卫生，不让垃圾“满天飞”、污水“遍地流”。村容村貌，还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需要当地所在的社区/街道来引导和治理。其次，依法实施改造工程和合理分配利益。对依法认定的农房， 可让其直接进入市场交易。新成立的居委会要对原村委会和原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 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资产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因为，据本文所调查的这种类型的村庄得知，他们所诉求的是利益，是补偿款。而如被开发商“玩手脚”或者政府某些官员“私吞”他们的部分补偿利益，那么对当地村民而言，就有种“挖坑让他们跳”的感觉。并且，这样的案例不是没有，我们在调查S市的时候，明明可以补偿“100平”，但是村干部中饱私囊，勾结开发商，最后村民所得到的只有“70平”。这“30平”到底去了何处？
在学界，现在提出最多的就是如何引导城中村进行改造，让他们的意愿加强，比如有的学者提出，“完善村民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协调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博弈关系”等然而，这些预设并非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村庄，恰好不是“不愿意拆迁”，而是“乐意拆迁”，“希望拆迁”和“盼望拆迁”。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希望政府早日将他们所在的城中村纳入到城中村改造的计划之中。但是，政府的发展方向却又没有继续向他们哪儿去，比如地铁2号延长线的建设，是往光谷的东边去了，而他们在光谷的北边。这无疑给当地村民很沉重地“打击”。 总而言之，我们还是将这样的“城市化”称为“期待型城市化”，意在表明，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希望自己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享受城市居民所应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和收入增加等。这恰好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因为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的城中村居民，虽生活在城市，但是不具备城市居民的尴尬身份和境地。他们愿意“融入”，城市却暂时“拒绝”，撕扯之间，也间接地反映出了当下的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制度困因，主要还是社会保障、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五、总结
城中村的形成焦点在土地，原因在规划管理，症结在体制。城中村是城乡土地所有制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以及法律法规滞后和不健全、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城市管理疏漏的结果。面对城中村现在的居民所存在的收入来源、身份转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村民，基本上是希望被拆迁，以此来换取这些利益。尤其是收入方面的利益。
然而，城市化有很多不同的进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期望型城市化”而言，它不仅仅是“政府如何回应村民”的问题，也折射出了村民如今生活的困境所在。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或者“中心地带”，但是他们的身份依然没有转变，他们的收入依然在城市的底层。
比如本案例所呈现出的那样，虽然地处两所大学中间，且租房的都是在校大学生，虽然治安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但是他们需要更换的生活环境与收入状况。由此，我们通过本文的论述，大体上认知到这种期望型城市化，政府又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可谓是迫在眉睫。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在本文看来，科学规划，合理分配利益，依法改造是改造城中村需要遵从的，不然就很可能引发底层抗争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危害极大。
参考文献：
[1] 扬帆.云南信息报.以人为本，期待城市化2.0[N]，2015.12.22
[2] 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1%[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1-19/doc-ifxnqrkc6642982.shtml，2016-1-19（访问日期：2016-4-11）
[3] 陈丁等.城中村改造模式选择[J].理论科学，2010（1）
[4] 任飞.“城中村”改造研究-以贵阳市为例[J].前沿，2009（12）
[5] 刘晨.特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问题与“提醒治理”研究-以S市的“双村”为中心的考察[J].领导之友，2016（4）
[6] 赵瑜.城中村问题探析[J].财会研究，2010（6）
[7] 骆坤坤，等.浅谈武汉市城中村[J].现代经济信息，2010（8）
[8] 佛山市政府网.城中村居民如何获城市认同？融入城市是关键[EB/OL].http：//www.foshan.gov.cn/ztfw/zffw/zffwkx/201307/t20130715
_4380359.html，2013-7-15（访问日期：2016-4-11）
[9] STRATFOR 20 Years of Global Intelligence.China's Struggle to Reform the Steel Industry[EB/OL].https：//www.stratfor.com/analysis/chinas
-struggle-reform-steel-industry，？20-6-2012（Access time：12-4-2016）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洛阳 471023，澳门大学 中国澳门 999078）
（责编：吕尚）
关键词：城市化 期望型城市化 城中村 改造 “未拆盼拆”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6-030-04
一、引言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然而，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是说不进行城中村的改造，之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利器，也是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并且，城中村改造可以促进城市化。鉴于此，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为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60346万人，减少152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6.1%。这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6.1%。另据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8%。所以，城市化率比城镇化率要高。
我国在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问题，比如说，因为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群体性抗争事件、集体上访等，这给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增加了一些不小的“麻烦”。故而，政府在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再强调需要“柔性执法”，不要伤害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基层社会稳定。
但是，笔者并非关注的是底层居民在拆迁时的“抗争性政治”，而是关心在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有的村民为何愿意被拆迁？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的城市规划又没有“城市化”到这些村民所在地的居住区域。在进行城中村改造语境下，这样的张力与矛盾背后，村民的这种“未拆盼拆”恰好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什么样的城市化问题，还有种种制度困因。
为此，2016年4月份，我们的调查小组进入到了湖北省特大城市-W市的鲁磨路进行调查，择取了XT村和FJ村，这两个村加起来的总面积共约60亩。
如今，鲁磨路属于GS街道。其基本情况是：人口282830人，面积52500亩，辖38个居委会。也就是说，“双村”占该街道（社区）的总面积的0.1%。且值得强调的是，该街道地处“中国光谷”腹地，2009年全街国地税收入总额50591.42万元。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双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位于两所大学的中间。据调查，这两所大学的在读大学生总数（本、硕、博）达6万多人。
在进行入村调查的时候，我们首先采取了随机抽样，以这样的方法来寻找那些“未拆盼拆”的居民。其次，确定他们的身份以后，再进行结构式访谈，从而得到了一手的研究资料。同时，笔者也结合文献资料，来分析这种“未拆盼拆”的“期待型城市化”的心理及其背后的因素。
二、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
然而，城市发展质量好坏，还与城中村改造好坏有很大的关系。陈丁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城中村改造有三种模式：第一，政府主导型改造模式；第二，村民主导型改造模式；第三，开发商主导型改造模式。就我们所调查的“双村”而言，如果想改造，那么就需要W市市政府与资本（开发商）的合力运作。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双村”的村民期盼政府的城市规划能够“落”到他们所居住的区域。
正如上文所说，村民的“期盼”与该市的城市化进路又存在矛盾：一方面，虽然“双村”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背靠D湖，两边是两所211大学，且出了村庄就有公交站，有的线路还将此设置为始发站或终点站；另外一方面，距离W市的一个商业中心仅仅只有5站（公交车）的距离。虽然地铁2号延长线在修建，但朝着“双村”方向的还未有规划。为此，就在整个城市在大面积的“挖”和“建”的情景下，“双村”的居民可谓是又盼望、又焦急。
问题是，为何“双村”的居民对于这样的城市化充满了期望？为何他们愿意政府和开发商来合力把自己的房子拆了？我们希望从这些问题背后看到“未拆盼拆”的原因及“期待型城市化”的治理。
三、期待型城市化语境中的城中村村民“生存困境”
任飞指出：“‘城中村’是在特有的土地所有制与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问题。”那么，到底有哪些问题在困扰着城中村的村民与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呢？
在先前，我们调查了S市的城中村，发现颛桥镇某城中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集体资产的荒废；第二，村庄的污染；第三，治安问题；第四，征地补偿与底层抗争；第五，家庭教会；第六，村干部腐败；第七，卖淫；第八，婚嫁。同时，在对城中村进行调查后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缺乏合理的规划，村容村貌差，安全隐患多；第二，产业畸形，没有整体的竞争力；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然而，与S市等地区的城中村相比，W市却没有这么多。
就笔者所调查的W市而言，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种“生存困境”：一是生存环境；二是“钱”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调查，“双村”的居民经济收入来源有以下四种：第一，出租房屋和门面；第二，开设副食商店和麻将室；第三，山后的田里种植的蔬菜；第四，鱼塘养殖的鱼。且主要是靠出租房屋给在读的大学生或附近上班的“白领”、“蓝领”等。还有把门面租给做生意的人，收取一定的租金。其他的收入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多见，也“赚不到钱”。 进一步说，出租房屋对于“双村”的居民而言，一般是一个月一付，价格大约都是在一间屋300～400元不等，多半是一厅一卫，空间非常小，多是15平米～20平米之间。之所以如此，在于占据租客人数多半的在读大学生没有能力付出更大的租房成本。而房东又不想把“房子空着”，故而他们就需要压低价格，以在读大学生这个群体可以接受的价格出租出去，从而获得收益。据我们观察，他们创造更多收益的方式是把一间房隔成两间或者三间不等。
如计算他们的年收入则需要根据房屋的结构，根据观察，差不多一个楼层有4间房（用木板隔成的，原先只有2间），一栋楼（一户人家）多半都是5层楼高。如果房东占用一层（一般都是这样的），第一层用于停车，那么就有差不多12间房可以出租。如果按照每月400元的租金，且都出租出去的话，那么每月的收入大概有4800元。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微薄的收入情况，何况还是生活在类似W市这样的“特大城市”之中。
鉴于此，我们进一步调查了当地的一些村民，发现一个家庭之中，要么出去到W市的某个单位或者公司打工，要么就如我们在上述中所说的，开棋牌室或者出租门面等。且，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有这样的条件。有村民告诉我们，对于日常生活而言，他们这些收入还相对来说应付的过去，但是就怕生大病。因为，他们缺乏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种社会保障。
接下来，让我们对这种心理类型的背后所隐蔽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未拆盼拆”。
四、特大城市城中村“未拆盼拆”的原因分析及其治理
1.原因分析。在特大城市中，改造城中村的城市发展计划比起非特大城市而言，要多一些，且政府和市场的资本和实力也要强一些。比如说，华南地区的G市市政府与一些市场资本就要比山西地区的T市要强。正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村民在被拆迁的意愿上可能要高一些，毕竟政府可以补偿的更多（特大城市的土地的市场价格，评价而言要高一些）。
然而，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村民，在还未拆迁的时候，如果收入偏低，那么生活的将相对困难，因为生活成本相对非特大城市而言，也要高一些。在上文中，我们论述了“双村”的村民现在所面临的几种生存困境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表1中更为直观的来看“双村”的4个房东的境况。具体见下表：
我们从表1中可以发现，这4位在当地有房的村民，对待拆迁的看法呈现出三种状态：第一，不愿意拆迁。她觉得自己的房子被拆迁以后，收入就变得不确定了。第二，愿意拆迁，觉得还可以有创造新的收入。第三，都可以，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从这三个角度我们似乎看到了不同当地村民的意愿，且绝大多数都愿意拆迁。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拆”到“双村”来，所以他们很焦急地期盼。而他们所期盼的，正好是政府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所能够给予的。
那么，政府到底又能够给他们什么？第一，居住的环境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三节所说的那样，生存环境是“双村”面临的一个问题，“规划不合理”、“脏、乱、差”等，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且给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第二，如果拆迁，那么W市会采取“以房屋面积补偿”。比如说，一个楼房面积总共有“300平”，那么相当于补偿3个“100平”的小区房。而该城中村的地理位置，周边的房屋价格已经达到平均价8000元/平米。加上，两边都是211大学，相信卖出去，应该是不成多大问题的。所以，拆迁会给他们带来很大一部分的利益收入。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经常听闻，有的城中村居民，因为城市化的改造，从而“一夜暴富”。第三，可以给子女留下好的房子。村民CXF跟我们说，“现在租出去的房子不算好，等以后拆迁了，换个新的房子，子女们回来住也舒服，以后他们卖出去，也可以赚钱。”从这段话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愿意拆迁在于，他们希望给子女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无论是钱还是现有的居住状况。第四，还可以继续出租。这也是经济收入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如果价格稍微抬高一些，居住环境好一点，在读的大学生们，特别是情侣在外租房的，也基本上都愿意，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因为相对于W市的其他地方的租房，如今的300～400元/每月已经很便宜了。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政策也是影响他们愿意拆迁的一个因素，但是对于“期盼”被拆迁而言，它又不构成主要的影响因子。毕竟是一种外力的作用，而不是村民自发的一种心理机制。哪怕是抗议政府拆迁，通常都是“败家”，毕竟公权力对于每一位有房子的当地村民而言，都是“利维坦”。
2.如何治理。那么，我们对于这种的“未拆盼拆”的期望型城市化又该如何治理呢？
笔者认为，“期望型城市化”的主要特点是利益诉求，一方面是居住环境的利益，一方面是变卖房屋（按面积补偿）利益。具体而言，首先，就生存的环境而言，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善周围的安全卫生，不让垃圾“满天飞”、污水“遍地流”。村容村貌，还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需要当地所在的社区/街道来引导和治理。其次，依法实施改造工程和合理分配利益。对依法认定的农房， 可让其直接进入市场交易。新成立的居委会要对原村委会和原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 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资产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因为，据本文所调查的这种类型的村庄得知，他们所诉求的是利益，是补偿款。而如被开发商“玩手脚”或者政府某些官员“私吞”他们的部分补偿利益，那么对当地村民而言，就有种“挖坑让他们跳”的感觉。并且，这样的案例不是没有，我们在调查S市的时候，明明可以补偿“100平”，但是村干部中饱私囊，勾结开发商，最后村民所得到的只有“70平”。这“30平”到底去了何处？
在学界，现在提出最多的就是如何引导城中村进行改造，让他们的意愿加强，比如有的学者提出，“完善村民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协调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博弈关系”等然而，这些预设并非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村庄，恰好不是“不愿意拆迁”，而是“乐意拆迁”，“希望拆迁”和“盼望拆迁”。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希望政府早日将他们所在的城中村纳入到城中村改造的计划之中。但是，政府的发展方向却又没有继续向他们哪儿去，比如地铁2号延长线的建设，是往光谷的东边去了，而他们在光谷的北边。这无疑给当地村民很沉重地“打击”。 总而言之，我们还是将这样的“城市化”称为“期待型城市化”，意在表明，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希望自己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享受城市居民所应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和收入增加等。这恰好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因为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的城中村居民，虽生活在城市，但是不具备城市居民的尴尬身份和境地。他们愿意“融入”，城市却暂时“拒绝”，撕扯之间，也间接地反映出了当下的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制度困因，主要还是社会保障、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五、总结
城中村的形成焦点在土地，原因在规划管理，症结在体制。城中村是城乡土地所有制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以及法律法规滞后和不健全、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城市管理疏漏的结果。面对城中村现在的居民所存在的收入来源、身份转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村民，基本上是希望被拆迁，以此来换取这些利益。尤其是收入方面的利益。
然而，城市化有很多不同的进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期望型城市化”而言，它不仅仅是“政府如何回应村民”的问题，也折射出了村民如今生活的困境所在。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或者“中心地带”，但是他们的身份依然没有转变，他们的收入依然在城市的底层。
比如本案例所呈现出的那样，虽然地处两所大学中间，且租房的都是在校大学生，虽然治安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但是他们需要更换的生活环境与收入状况。由此，我们通过本文的论述，大体上认知到这种期望型城市化，政府又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可谓是迫在眉睫。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在本文看来，科学规划，合理分配利益，依法改造是改造城中村需要遵从的，不然就很可能引发底层抗争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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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洛阳 471023，澳门大学 中国澳门 999078）
（责编：吕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