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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自然拥有权利”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话语与其合法性的前提条件。约翰·缪尔是人类生态思想史上首次公开提出该命题的环保先知。准确解读与精当把握大自然拥有权利的环保意蕴需对缪尔荒野自然观、国家公园实践观进行全面考察与有序梳理。
关键词：自然权利；自然保存主义；荒野自然观；国家公园实践观；内在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2806
约翰·缪尔是20世纪初美国自然保存主义派的领袖、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创立者和国家公园制度与自然生态保育体系的倡导者，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生态保育先知”，其在生态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是首次公开提出了“大自然拥有权利”这一生态伦理学核心命题。缪尔之所以形成超越其时代主题又启迪后世的生态伦理思想源于其深厚宽广的荒野自然观与远见卓识的国家公园实践观。
一、荒野自然观
“荒野”字表之义为“荒凉的、未被驯化的地区”。与《圣经》将荒野视为贫瘠与荒凉之处不同，也与殖民者把荒野看成未被开发的资源库有别，受超验浪漫主义的影响，约翰·缪尔把荒野视为未被开发和破坏区域的最后保留地，是天堂与伊甸园，象征着清白与纯洁，代表着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从文明破坏性影响的回归，认为只有置身于荒野，人们才能成功地领悟最高真理与培育精神美德。
1.荒野自然观的孕育与发展。家乡自然风光的陶冶、《圣经》与自然文学作品的熏陶以及荒野大学的实践是缪尔荒野自然观形成的自然、人文与实践基础。约翰·缪尔出生于以风景秀丽著称的苏格兰的邓巴，自童年时期就对荒野产生了浓郁兴趣且喜爱之情与日俱增。每日必诵《圣经》是其家庭教育的必修课，自然文学家们对荒野自然之赞美与细致入微的描绘也增强了缪尔到没有学校和书本的精彩荒野中畅游的渴望。这种期盼终于在1849年随着全家移居美国威斯康星而变成了现实。缪尔在威斯康星的最大感受为：“进入纯粹的荒野，在自然的热情中洗礼，它使我们太幸福了，自然流入我们心中，热情地传授它精彩光辉的经验，每一处荒野都吸引着我们。”[1]如果说威斯康星大学自然史的系统教育与自然主义作品的广泛熏陶是缪尔荒野自然观形成的理论基础，那么置身于自然的荒野实践则是其荒野自然观形成的实践基石。1862年，缪尔离开威斯康星大学而进入荒野大学进行生物考察，1867年徒步完成从印第安到佛罗里达行程，1868年到达加州约瑟米蒂山谷并致力于其形成的冰川原因考察……所有荒野实践之主旨在于对荒野进行真正体验与探索。
2.荒野自然观的特质与途径。荒野自然是一个超验有机、和谐一致的整体，自然万物皆为上帝在世间的智慧之作，人们唯有通过直觉想象方能体验自然荒野，是缪尔荒野自然观的独特之处。超验先验论是缪尔解读荒野价值的哲学基石。他把大自然视为其感悟与崇拜上帝的教堂。上帝的智慧通过《圣经》得以展现，《圣经》在荒野中以优美的景色呈现出来。故树木、岩石、水是“圣灵”的象征，是上帝在尘世中的表象。其中，“森林荒野是通往宇宙的最清晰的路线”[2]。荒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谐一致是其根本特质。缪尔在《夏日走过山间》草稿中提出的观点是，“当我们试图拔掉任何一个事物时，我们发现，它被一千根看不见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以致我们很难打破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我幻想着，我能听到每一个水晶和每一粒沙子的心脏的跳动，能够在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流动中看到一种聪明的计划。所有的事物都依据神圣的音乐在跳舞”[3]。荒野自然的美丽神奇与叹为观止我们怎样才能感知呢？缪尔认为，我们不能靠科学与技术之理性分析途径，只能靠直觉与想象，通过诗歌与文学方式才能感受与体察。
3.荒野自然观的功效与不足。缪尔笃信，置身于自然的神圣殿堂会使自己的自然神性得以升华，故而他极力崇尚与赞美自然，用尽浑身解数来展现自然山林保护区和天然国家公园的美丽、壮观与万能的用途，以此发动人们来欣赏自然、享受自然、热爱自然。唯如此，对自然进行长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才能得到保证。[4]前言其作品也“以对美丽风景丰富但又时而文采四射的描述，对植物、树木和岩石博学的编目，对自洪荒时代以来沧海桑田的直觉的再创造式的地理叙事，对《圣经》以及他所喜爱的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多次征引”而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注意力。[4]7受其文学作品影响与感召，许多人选择了过简单生活，亲近自然并在精神上享受自然，以期在心灵上得到洗礼与净化，并对世俗文明进行反思与反省。荒野自然作为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栖息地，尤其对稀有生物与濒危物种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为人类提供一个与自然建立天然本能、持续共生的联系途径。保护荒野可能是唯一的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之途与便捷之径。如果说爱默生只是在书房中审识自然，梭罗在瓦尔登湖闲逛体验自然，而缪尔却完全置身于荒野实践自然。他也因“证明了正在消失的荒野价值并捍卫国家公园理想而成了他同时代的英雄” [5]260。但其荒野自然观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也几乎像他对荒野自然的顶礼膜拜的虔诚一样浓厚。
缪尔的作品赋予人类对荒蛮自然以敬畏之情与责任意识，为荒野存在的价值意义提供了最为直率的文学表达与寓意。它也是对崇尚物质主义与信奉征服自然、开疆拓土的人类中心主义做法的殖民者的当头棒喝，把长期处于美国文化边缘地位的“自然保护话题”推向中心领域，开启了深层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之生态伦理话题之先河。
二、自然权利价值观
大自然是否拥有独立于人的权利，换言之，是否具有非人类赋予的工具价值之外的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话语与其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约翰·缪尔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这一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
1.大自然权利的提出。约翰·缪尔是在逃避美国拯救北方联盟解放奴隶的服兵役期间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这一思想的。在休伦湖北部加拿大荒野中，饥饿困顿的他发现了一片纯洁美丽但无人涉足的白兰花以致他在“花丛中坐下来并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反思这段经历并得出的启示为：白兰花与人类并无任何瓜葛，若无人巧遇它们，它们将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默默生长、繁盛并死去；但有人遇到并欣赏它们，便能给人以激励与勇气。缪尔也是在其鼓舞下最终走出了那片沼泽地。由此他悟知：“大自然肯定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也是为了它自己和它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所有的事物都拥有价值。”[5]46至此，“美国人暂时失去了一位反对奴隶制的战士，但人类却获得了一位环境保护的先知”[6]。 2.大自然权利的内容。缪尔提出的“大自然权利”包括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万物因其自身而造，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与人类皆属同一共同体。他认为，大自然也是那个人属于其中的、由上帝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因为万物皆为上帝智慧的表征。1875年在《走向海湾一千里》中他首次公开宣称：“我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存在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而被创造出来的。”[5]47甚至规劝人们，“毒物”——响尾蛇只对自身存在有用，人类不必忌妒其对生命的分享。其二是人类是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且无有高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权。整体和谐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动植物不是上帝创造的共同体中的“臣民”，相应地人类也不是自然万物的“主人”。对人类只见自己权利而根本忽视其他存在物权利，缪尔质问：“人为什么要高估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创造物的渺小部分的价值呢？”“我们这个自私、自负的创造物的同情心是多么的狭隘！我们对所有其他存在物的权利是多么的盲目无知！”[5]46针对当时许多人发现在宇宙中有任何一样东西（活的或死的），他们既不能吃、也不能以某种方式转化成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悲痛地感到不可思议时，缪尔却认为大自然造物目的并非为他物幸福，而是为自己本身。缺少人类与人类尚未可知的最小生物体的宇宙都是不完整的。如丑陋令人讨厌的短吻鳄，上帝令其在指定的地方繁衍，在造物主眼中，它是美丽的，是万物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甚至在一些所谓的“生态灾难”中亦能体现这种整体和谐性。他认为：“各种风景、激流、地震、天崩地裂以及‘宇宙灾变’等等，无论初看上去多么神秘、多么无序，但它们都是大自然创造之歌的和谐音符，是上帝表达其爱意的不同形式。” [4]15
3.大自然权利的价值。无论是基督教的权威典籍，还是西方智者的箴言名句，崇尚和推行的都是主客二分、理性和技术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其话语语境与理论体系下，自然被主观地预设为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为人所利用的资源，而认识自然是在实体和线性序列的人类意识中进行的。缪尔的大自然权利观念则是对西方主流意识价值规范的离经叛道，是对文明，尤其是以二元论方式把人与自然人为割裂开来的基督教文明歧视乃至遮蔽除人以外其他存在物权利的挑战与批判。它是以万物关联这种生态意识对《圣经》的重写，是用生态学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话语阐释了万物皆平等、皆具有内在价值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民主宇宙，万物皆是上帝神圣意图之符号，在上帝伟大的整体主义和谐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和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在动态关联中体现着上帝的睿智和神奇。在美国，缪尔1867年的日记被视为把权利与“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的第一份文献。认识、论证自然权利并把其纳入伦理范围，是缪尔对生态伦理学的巨大贡献。
三、国家公园实践观
缪尔不仅用笔和文字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热爱之情并对之加以保护，而且积极投身于保护大自然的实践斗争中，用其人格魅力与环保思想影响政坛，促进环保法的建立与出台；通过构想并推建国家公园体系以及建立民间环保组织等实践方式来使其理想变成现实。
1.环保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坛。1876年缪尔发表“上帝的第一个神殿——如何保存我们的森林”为主题的文章，建议政府用法律保护森林。1881年参与起草“约瑟米蒂峡谷公园扩大和马里波萨大树丛林让与权提案”与“加利福尼亚州建公园提案”。1890年，在其大力呼吁下，巨彬国家公园和约瑟米蒂公园相继建立。在缪尔的影响下，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可以宣布“任何州或任何领土上树木覆盖的全部或部分公共土地为森林保留地”的可操作性法案。最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罗斯福总统邀请缪尔与他在约瑟米蒂地区进行了一次为期4天的野营旅行。此事件后，罗斯福在美国大力推进环保事业，使美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跨进了一个新阶段。在缪尔与罗斯福总统的共同努力下，到20世纪初，美国已建立53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6个国家级纪念保护林，5个国家公园。
2.捍卫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斗争。文明的凯歌高奏其渗透范围的扩大，荒野的节节退缩及其保存地的岌岌可危，使人与自然距离在日益拉大与加深，为了改变此境况以及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认同，残存的荒野保护迫不及待，而国家公园就是为保护自然荒野环境而建立的一种自然生态保育制度。它兴起于美国，此后随着缪尔捍卫国家公园的环保斗争和绿色经典文献——《我们国家公园》（1901）的问世其理念传播至全球各地。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然生态资本保育的制度保障。在缪尔领导的国家公园保护斗争中，以保卫赫奇赫奇山谷的斗争最为著名。赫奇赫奇山谷之争源于政府为解决旧金山市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以及水力发电等问题而欲在天然景观上筑坝事件。它是以牺牲天然审美价值实现资源利用等经济工具价值，赫奇赫奇之争实质上是自然保存主义与资源保护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与较量，也是当下实际利益与长远潜在利益的交锋与斗争，更是审美利益与功利主义、荒野与文明之争。虽然斗争最终以赫奇赫奇山谷的丢失而告终，但其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成立伊始，就向16个国家公园和21座国家纪念物提供了联邦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缪尔的环保理念也得到了印证，赫奇赫奇大坝如今也成为美国人在资源利用与自然保护之间引以为鉴的历史明证。赫奇赫奇之争也催生了美国《荒野法》的出台，它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在于如何均衡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自然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1901年，《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出版，其一问世就成了畅销书，这对于进一步唤起人们对自然保护事业的兴趣和协助缪尔本人在立法机构面前的政治努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本书也真正成为一部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在这部书出版后不到四年里，加州立法会通过了使约瑟米蒂脱离州政府控制的法案，这样就为约瑟米蒂国家公园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沉浸于物质主义和崇尚技术主义的美国人民和即将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公园意识与绿色理念的深度召唤。缪尔所发起并推动国家公园制度，不仅成为美国文化重要遗产，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7]据IUCN统计，至1993年，全球国家公园及类似保护区9832处。至1997年，全世界国家公园与保护区的数目增至30350个，总面积约为1323万km2，占地球表面积的8.83%。 3.塞拉俱乐部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为了更好地践履其自然资本保存理念，缪尔于1892年5月28日在加州旧金山创立了美国时至今日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草根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其目的从成立之初的“探险、欣赏、描写这个可接近的太平洋沿岸山脉地区；出版它们的美学信息；给予进入太平洋海岸山脉的人以帮助；在保护森林和塞拉内华达山脉其它特色上谋求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合作”[8]，到现在随着美国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扩大，俱乐部也将其关注的领域与目标调整到诸如全球变暖、酸雨防治、热带雨林保护等现实问题上来，目前它竭力去影响北美乃至全球环境的有关政策与决定，通过野地保护、选择清洁能源、消除污染物等战略性行动；绿色公平、全球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以及环境教育、建绿色社区等具体项目来展开活动。新世纪，塞拉俱乐部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在于运用法律手段，以法律知识为武器同破坏环境的不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这一经验也为许多民间环保组织进行多手段、多策略的环保斗争树立了典范。
缪尔用对大自然宗教般的虔诚，谱写出了与自然的心灵对话成果：《加利福尼亚的山脉》、《我们的国家公园》、《夏日走过山间》、《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约瑟米蒂》、《阿拉斯加游记》等。其生态理念与环保实践教导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用一种前瞻性、超越性眼光来看待与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尤其是缪尔穷其毕生精力致力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之建立，其人生历程可视为近代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国家公园从建立到初步形成体系的曲折发展历程之折射，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许多赞誉与殊荣。罗斯福对其评价道：“缪尔影响了加州人和整个国民的思想，人们从此去拯救并保存那些伟大的自然景色——壮观的峡谷、巨大的树木、花儿点缀的山腰。”[9]约翰逊认为：“缪尔的工作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为了所有的人民，他是真正的美国森林保存体系之父。”[10]如今，人们为了纪念缪尔而以其命名的有：加利福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两条缪尔小径及附近的缪尔山；缪尔荒野保护地；缪尔杉树林；加利福尼亚州缪尔海滩；缪尔中学；缪尔学院；苏格兰邓巴缪尔国家公园；东洛锡安缪尔路；128523号缪尔小行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奖项的Lilly勋章后面，刻有缪尔的一段名言以及加州Shasta山的缪尔峰旧金山附近的缪尔森林；1964年发行的美国纪念邮票约翰·缪尔；2005年发行的刻着缪尔形象还有加州神鹫的加州25美分纪念币；2006年12月6日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与夫人玛丽亚·施莱佛将缪尔请入位于加州历史、妇女、艺术博物馆的加州名人堂。[7]
在中国，缪尔不为人知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内学者对其思想译介与研究力度不够深入与广泛。 中国社科院杨通进研究员从生态思想史维度评价缪尔和梭罗所倡导的自然保护主义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精神遗产[11]：第一，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地球不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物体，而是一个拥有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第二，亲近自然是人类精神健康的构成要素。只有在自然中，人的灵性才能得到更新和提高。自然的简朴、纯洁和美丽能够砥砺我们的道德本性。第三，文明要想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与自然保持平衡。古代优秀文明都是野性的肥沃大地所养育的结果。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必须要用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来抵制和纠正工业文明无处不在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第四，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都是一个伟大共同体的成员，人类没有理由过分抬高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因为自然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却属于自然。那种试图把人从自然中孤立出来的观点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荒谬的。
参考文献：
[1]MILLER S M. John mui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3.
[2]NASH R F.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M].New Haven：Yale UP，1982：126.
[3]Muir J.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M]. California：Sierra Club Books，1911：211.
[4]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M].郭名倞，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5]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268.
[6]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36.
[7]包庆德，夏承伯.国家公园：自然生态资本保育的制度保障——重读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6）：97—101.
[8]TURNER T.Sierra Club： 100 years of protecting nature[M]. New York： H.N. Abram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ierra Club， 1991：48.
[9]ROOSEVELT T.John muir： an appreciation[J].Outlook，1915（109）：27—28.
[10]WOLFE L M.The life of john muir：son of the wilderness[M]. Madison 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343.
[11]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9.
关键词：自然权利；自然保存主义；荒野自然观；国家公园实践观；内在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2806
约翰·缪尔是20世纪初美国自然保存主义派的领袖、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创立者和国家公园制度与自然生态保育体系的倡导者，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生态保育先知”，其在生态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是首次公开提出了“大自然拥有权利”这一生态伦理学核心命题。缪尔之所以形成超越其时代主题又启迪后世的生态伦理思想源于其深厚宽广的荒野自然观与远见卓识的国家公园实践观。
一、荒野自然观
“荒野”字表之义为“荒凉的、未被驯化的地区”。与《圣经》将荒野视为贫瘠与荒凉之处不同，也与殖民者把荒野看成未被开发的资源库有别，受超验浪漫主义的影响，约翰·缪尔把荒野视为未被开发和破坏区域的最后保留地，是天堂与伊甸园，象征着清白与纯洁，代表着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从文明破坏性影响的回归，认为只有置身于荒野，人们才能成功地领悟最高真理与培育精神美德。
1.荒野自然观的孕育与发展。家乡自然风光的陶冶、《圣经》与自然文学作品的熏陶以及荒野大学的实践是缪尔荒野自然观形成的自然、人文与实践基础。约翰·缪尔出生于以风景秀丽著称的苏格兰的邓巴，自童年时期就对荒野产生了浓郁兴趣且喜爱之情与日俱增。每日必诵《圣经》是其家庭教育的必修课，自然文学家们对荒野自然之赞美与细致入微的描绘也增强了缪尔到没有学校和书本的精彩荒野中畅游的渴望。这种期盼终于在1849年随着全家移居美国威斯康星而变成了现实。缪尔在威斯康星的最大感受为：“进入纯粹的荒野，在自然的热情中洗礼，它使我们太幸福了，自然流入我们心中，热情地传授它精彩光辉的经验，每一处荒野都吸引着我们。”[1]如果说威斯康星大学自然史的系统教育与自然主义作品的广泛熏陶是缪尔荒野自然观形成的理论基础，那么置身于自然的荒野实践则是其荒野自然观形成的实践基石。1862年，缪尔离开威斯康星大学而进入荒野大学进行生物考察，1867年徒步完成从印第安到佛罗里达行程，1868年到达加州约瑟米蒂山谷并致力于其形成的冰川原因考察……所有荒野实践之主旨在于对荒野进行真正体验与探索。
2.荒野自然观的特质与途径。荒野自然是一个超验有机、和谐一致的整体，自然万物皆为上帝在世间的智慧之作，人们唯有通过直觉想象方能体验自然荒野，是缪尔荒野自然观的独特之处。超验先验论是缪尔解读荒野价值的哲学基石。他把大自然视为其感悟与崇拜上帝的教堂。上帝的智慧通过《圣经》得以展现，《圣经》在荒野中以优美的景色呈现出来。故树木、岩石、水是“圣灵”的象征，是上帝在尘世中的表象。其中，“森林荒野是通往宇宙的最清晰的路线”[2]。荒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谐一致是其根本特质。缪尔在《夏日走过山间》草稿中提出的观点是，“当我们试图拔掉任何一个事物时，我们发现，它被一千根看不见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以致我们很难打破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我幻想着，我能听到每一个水晶和每一粒沙子的心脏的跳动，能够在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流动中看到一种聪明的计划。所有的事物都依据神圣的音乐在跳舞”[3]。荒野自然的美丽神奇与叹为观止我们怎样才能感知呢？缪尔认为，我们不能靠科学与技术之理性分析途径，只能靠直觉与想象，通过诗歌与文学方式才能感受与体察。
3.荒野自然观的功效与不足。缪尔笃信，置身于自然的神圣殿堂会使自己的自然神性得以升华，故而他极力崇尚与赞美自然，用尽浑身解数来展现自然山林保护区和天然国家公园的美丽、壮观与万能的用途，以此发动人们来欣赏自然、享受自然、热爱自然。唯如此，对自然进行长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才能得到保证。[4]前言其作品也“以对美丽风景丰富但又时而文采四射的描述，对植物、树木和岩石博学的编目，对自洪荒时代以来沧海桑田的直觉的再创造式的地理叙事，对《圣经》以及他所喜爱的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多次征引”而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注意力。[4]7受其文学作品影响与感召，许多人选择了过简单生活，亲近自然并在精神上享受自然，以期在心灵上得到洗礼与净化，并对世俗文明进行反思与反省。荒野自然作为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栖息地，尤其对稀有生物与濒危物种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为人类提供一个与自然建立天然本能、持续共生的联系途径。保护荒野可能是唯一的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之途与便捷之径。如果说爱默生只是在书房中审识自然，梭罗在瓦尔登湖闲逛体验自然，而缪尔却完全置身于荒野实践自然。他也因“证明了正在消失的荒野价值并捍卫国家公园理想而成了他同时代的英雄” [5]260。但其荒野自然观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也几乎像他对荒野自然的顶礼膜拜的虔诚一样浓厚。
缪尔的作品赋予人类对荒蛮自然以敬畏之情与责任意识，为荒野存在的价值意义提供了最为直率的文学表达与寓意。它也是对崇尚物质主义与信奉征服自然、开疆拓土的人类中心主义做法的殖民者的当头棒喝，把长期处于美国文化边缘地位的“自然保护话题”推向中心领域，开启了深层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之生态伦理话题之先河。
二、自然权利价值观
大自然是否拥有独立于人的权利，换言之，是否具有非人类赋予的工具价值之外的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话语与其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约翰·缪尔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这一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
1.大自然权利的提出。约翰·缪尔是在逃避美国拯救北方联盟解放奴隶的服兵役期间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这一思想的。在休伦湖北部加拿大荒野中，饥饿困顿的他发现了一片纯洁美丽但无人涉足的白兰花以致他在“花丛中坐下来并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反思这段经历并得出的启示为：白兰花与人类并无任何瓜葛，若无人巧遇它们，它们将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默默生长、繁盛并死去；但有人遇到并欣赏它们，便能给人以激励与勇气。缪尔也是在其鼓舞下最终走出了那片沼泽地。由此他悟知：“大自然肯定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也是为了它自己和它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所有的事物都拥有价值。”[5]46至此，“美国人暂时失去了一位反对奴隶制的战士，但人类却获得了一位环境保护的先知”[6]。 2.大自然权利的内容。缪尔提出的“大自然权利”包括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万物因其自身而造，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与人类皆属同一共同体。他认为，大自然也是那个人属于其中的、由上帝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因为万物皆为上帝智慧的表征。1875年在《走向海湾一千里》中他首次公开宣称：“我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存在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而被创造出来的。”[5]47甚至规劝人们，“毒物”——响尾蛇只对自身存在有用，人类不必忌妒其对生命的分享。其二是人类是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且无有高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权。整体和谐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动植物不是上帝创造的共同体中的“臣民”，相应地人类也不是自然万物的“主人”。对人类只见自己权利而根本忽视其他存在物权利，缪尔质问：“人为什么要高估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创造物的渺小部分的价值呢？”“我们这个自私、自负的创造物的同情心是多么的狭隘！我们对所有其他存在物的权利是多么的盲目无知！”[5]46针对当时许多人发现在宇宙中有任何一样东西（活的或死的），他们既不能吃、也不能以某种方式转化成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悲痛地感到不可思议时，缪尔却认为大自然造物目的并非为他物幸福，而是为自己本身。缺少人类与人类尚未可知的最小生物体的宇宙都是不完整的。如丑陋令人讨厌的短吻鳄，上帝令其在指定的地方繁衍，在造物主眼中，它是美丽的，是万物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甚至在一些所谓的“生态灾难”中亦能体现这种整体和谐性。他认为：“各种风景、激流、地震、天崩地裂以及‘宇宙灾变’等等，无论初看上去多么神秘、多么无序，但它们都是大自然创造之歌的和谐音符，是上帝表达其爱意的不同形式。” [4]15
3.大自然权利的价值。无论是基督教的权威典籍，还是西方智者的箴言名句，崇尚和推行的都是主客二分、理性和技术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其话语语境与理论体系下，自然被主观地预设为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为人所利用的资源，而认识自然是在实体和线性序列的人类意识中进行的。缪尔的大自然权利观念则是对西方主流意识价值规范的离经叛道，是对文明，尤其是以二元论方式把人与自然人为割裂开来的基督教文明歧视乃至遮蔽除人以外其他存在物权利的挑战与批判。它是以万物关联这种生态意识对《圣经》的重写，是用生态学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话语阐释了万物皆平等、皆具有内在价值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民主宇宙，万物皆是上帝神圣意图之符号，在上帝伟大的整体主义和谐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和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在动态关联中体现着上帝的睿智和神奇。在美国，缪尔1867年的日记被视为把权利与“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的第一份文献。认识、论证自然权利并把其纳入伦理范围，是缪尔对生态伦理学的巨大贡献。
三、国家公园实践观
缪尔不仅用笔和文字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热爱之情并对之加以保护，而且积极投身于保护大自然的实践斗争中，用其人格魅力与环保思想影响政坛，促进环保法的建立与出台；通过构想并推建国家公园体系以及建立民间环保组织等实践方式来使其理想变成现实。
1.环保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坛。1876年缪尔发表“上帝的第一个神殿——如何保存我们的森林”为主题的文章，建议政府用法律保护森林。1881年参与起草“约瑟米蒂峡谷公园扩大和马里波萨大树丛林让与权提案”与“加利福尼亚州建公园提案”。1890年，在其大力呼吁下，巨彬国家公园和约瑟米蒂公园相继建立。在缪尔的影响下，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可以宣布“任何州或任何领土上树木覆盖的全部或部分公共土地为森林保留地”的可操作性法案。最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罗斯福总统邀请缪尔与他在约瑟米蒂地区进行了一次为期4天的野营旅行。此事件后，罗斯福在美国大力推进环保事业，使美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跨进了一个新阶段。在缪尔与罗斯福总统的共同努力下，到20世纪初，美国已建立53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6个国家级纪念保护林，5个国家公园。
2.捍卫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斗争。文明的凯歌高奏其渗透范围的扩大，荒野的节节退缩及其保存地的岌岌可危，使人与自然距离在日益拉大与加深，为了改变此境况以及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认同，残存的荒野保护迫不及待，而国家公园就是为保护自然荒野环境而建立的一种自然生态保育制度。它兴起于美国，此后随着缪尔捍卫国家公园的环保斗争和绿色经典文献——《我们国家公园》（1901）的问世其理念传播至全球各地。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然生态资本保育的制度保障。在缪尔领导的国家公园保护斗争中，以保卫赫奇赫奇山谷的斗争最为著名。赫奇赫奇山谷之争源于政府为解决旧金山市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以及水力发电等问题而欲在天然景观上筑坝事件。它是以牺牲天然审美价值实现资源利用等经济工具价值，赫奇赫奇之争实质上是自然保存主义与资源保护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与较量，也是当下实际利益与长远潜在利益的交锋与斗争，更是审美利益与功利主义、荒野与文明之争。虽然斗争最终以赫奇赫奇山谷的丢失而告终，但其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成立伊始，就向16个国家公园和21座国家纪念物提供了联邦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缪尔的环保理念也得到了印证，赫奇赫奇大坝如今也成为美国人在资源利用与自然保护之间引以为鉴的历史明证。赫奇赫奇之争也催生了美国《荒野法》的出台，它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在于如何均衡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自然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1901年，《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出版，其一问世就成了畅销书，这对于进一步唤起人们对自然保护事业的兴趣和协助缪尔本人在立法机构面前的政治努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本书也真正成为一部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在这部书出版后不到四年里，加州立法会通过了使约瑟米蒂脱离州政府控制的法案，这样就为约瑟米蒂国家公园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沉浸于物质主义和崇尚技术主义的美国人民和即将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公园意识与绿色理念的深度召唤。缪尔所发起并推动国家公园制度，不仅成为美国文化重要遗产，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7]据IUCN统计，至1993年，全球国家公园及类似保护区9832处。至1997年，全世界国家公园与保护区的数目增至30350个，总面积约为1323万km2，占地球表面积的8.83%。 3.塞拉俱乐部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为了更好地践履其自然资本保存理念，缪尔于1892年5月28日在加州旧金山创立了美国时至今日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草根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其目的从成立之初的“探险、欣赏、描写这个可接近的太平洋沿岸山脉地区；出版它们的美学信息；给予进入太平洋海岸山脉的人以帮助；在保护森林和塞拉内华达山脉其它特色上谋求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合作”[8]，到现在随着美国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扩大，俱乐部也将其关注的领域与目标调整到诸如全球变暖、酸雨防治、热带雨林保护等现实问题上来，目前它竭力去影响北美乃至全球环境的有关政策与决定，通过野地保护、选择清洁能源、消除污染物等战略性行动；绿色公平、全球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以及环境教育、建绿色社区等具体项目来展开活动。新世纪，塞拉俱乐部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在于运用法律手段，以法律知识为武器同破坏环境的不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这一经验也为许多民间环保组织进行多手段、多策略的环保斗争树立了典范。
缪尔用对大自然宗教般的虔诚，谱写出了与自然的心灵对话成果：《加利福尼亚的山脉》、《我们的国家公园》、《夏日走过山间》、《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约瑟米蒂》、《阿拉斯加游记》等。其生态理念与环保实践教导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用一种前瞻性、超越性眼光来看待与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尤其是缪尔穷其毕生精力致力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之建立，其人生历程可视为近代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国家公园从建立到初步形成体系的曲折发展历程之折射，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许多赞誉与殊荣。罗斯福对其评价道：“缪尔影响了加州人和整个国民的思想，人们从此去拯救并保存那些伟大的自然景色——壮观的峡谷、巨大的树木、花儿点缀的山腰。”[9]约翰逊认为：“缪尔的工作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为了所有的人民，他是真正的美国森林保存体系之父。”[10]如今，人们为了纪念缪尔而以其命名的有：加利福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两条缪尔小径及附近的缪尔山；缪尔荒野保护地；缪尔杉树林；加利福尼亚州缪尔海滩；缪尔中学；缪尔学院；苏格兰邓巴缪尔国家公园；东洛锡安缪尔路；128523号缪尔小行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奖项的Lilly勋章后面，刻有缪尔的一段名言以及加州Shasta山的缪尔峰旧金山附近的缪尔森林；1964年发行的美国纪念邮票约翰·缪尔；2005年发行的刻着缪尔形象还有加州神鹫的加州25美分纪念币；2006年12月6日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与夫人玛丽亚·施莱佛将缪尔请入位于加州历史、妇女、艺术博物馆的加州名人堂。[7]
在中国，缪尔不为人知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内学者对其思想译介与研究力度不够深入与广泛。 中国社科院杨通进研究员从生态思想史维度评价缪尔和梭罗所倡导的自然保护主义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精神遗产[11]：第一，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地球不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物体，而是一个拥有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第二，亲近自然是人类精神健康的构成要素。只有在自然中，人的灵性才能得到更新和提高。自然的简朴、纯洁和美丽能够砥砺我们的道德本性。第三，文明要想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与自然保持平衡。古代优秀文明都是野性的肥沃大地所养育的结果。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必须要用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来抵制和纠正工业文明无处不在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第四，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都是一个伟大共同体的成员，人类没有理由过分抬高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因为自然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却属于自然。那种试图把人从自然中孤立出来的观点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荒谬的。
参考文献：
[1]MILLER S M. John mui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3.
[2]NASH R F.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M].New Haven：Yale UP，1982：126.
[3]Muir J.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M]. California：Sierra Club Books，1911：211.
[4]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M].郭名倞，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5]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268.
[6]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36.
[7]包庆德，夏承伯.国家公园：自然生态资本保育的制度保障——重读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6）：97—101.
[8]TURNER T.Sierra Club： 100 years of protecting nature[M]. New York： H.N. Abram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ierra Club， 1991：48.
[9]ROOSEVELT T.John muir： an appreciation[J].Outlook，1915（109）：27—28.
[10]WOLFE L M.The life of john muir：son of the wilderness[M]. Madison 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343.
[11]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