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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蜀琴艺考略》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巴蜀地区的古琴音乐专史，作者运用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考证了巴蜀古琴的源流与发展。该书在写作上具有脉络清晰、重点突出，考察面广、视野开阔，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创新发现、大胆推测等特点。
关键词：巴蜀古琴；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 J6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172（2008）01-04
2006年金秋在邛崃举行的“文君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上，有幸得到唐中六先生惠赠的新著《巴蜀琴艺考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以下简称《考略》）一书，这是著者长期从事古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是继1993年编辑出版《琴韵》、1995年编辑出版《中国乐舞诗》、2004年编辑出版《草堂琴谱》之后的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巴蜀古琴音乐的史学专著，这部洋洋31万字的大作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巴蜀地区古琴艺术的史实及其发展演变，以生动而朴素的文字，叙述了巴蜀古琴音乐从古至今的全面发展，如实反映了巴蜀古琴音乐的全貌。它的出版为中国古琴音乐园地增添了新的花朵，值得庆贺。
在阅读此书以后，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脉络清晰 重点突出
巴蜀古琴以其厚重的历史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考略》一书在写作体例上以时间为序，记述的史实除远古的古琴音乐传说外，再从公元前550年的春秋晚期起，到2005年为止，历时两千多年，对巴蜀地区的古琴音乐活动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历代著名琴家、琴论、琴曲创作、琴事活动、斫琴技艺、蜀派古琴的起源传承与发展诸方面。
该书前言部分首先界定了何谓巴蜀琴艺。巴蜀琴艺主要指的是起源、流传、发展于古代巴国即今重庆地区、四川东北阆中、湖北宜昌西部、贵州北部部分地区和古代蜀国即今四川大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云南、贵州西北部部分地区的古琴音乐活动。著者从史料出发，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数千年以来巴人与蜀人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在古琴音乐艺术方面，巴与蜀的琴艺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基于这一原因，著者将该书定名为《巴蜀琴艺考略》。
第1章研究、考察的是汉代巴蜀的琴艺。汉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此时的巴蜀地区有着非常繁荣的琴事活动。著者主要从出土文物、文献资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本章首先介绍了当今成都、新都、大邑、广汉、乐山、绵阳、资阳、重庆、长宁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大批抚琴俑以及汉画像砖和汉阙中的琴乐图。巴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出土抚琴俑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透过这些造型逼真、神态生动的抚琴俑可以看出民间工匠高超的制作技艺，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对古琴的喜爱和熟悉程度，这足以证明汉代古琴在巴蜀民间的普及与流行。当时，巴蜀地区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琴家，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成姻缘的故事颇有社会影响，在当时即已载入《史记》。这段风流佳话两千多年来还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该书从“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相如的籍贯”、“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与‘相如琴台’”诸方面进行论述，把有关司马相如的琴事汇总到一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2、3章主要研究、考察的是唐代巴蜀的琴艺。第2章以人物为主，记述了诗仙李白、宰相房琯与琴有关的活动。在“李白的琴诗”一节，著者通过对李白咏琴诗的研究证明，在李白的生活中不但是琴不离身，经常操缦，且还创作有琴曲，并对古琴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房琯与留琴馆”一节，通过诗文和今广汉房湖公园内的琴事遗址，记述了朝廷宰相房琯因受谗言被贬任汉州（今广汉）刺史期间的琴事活动。
第3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蜀地的制琴工艺，是该书的重点章节。唐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2个重要时期，具体表现在巴蜀古琴的斫制工艺方面，唐代巴蜀的古琴制作在中国古琴制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蜀地雷氏家族高超的斫琴技艺，在国内无人可及，他们斫制的古琴被后人称为“雷琴”， 历来受到琴家的推崇和喜爱，被视为琴中的国宝级精品。关于唐代雷琴的研究，除个别学者有一些新的研究外，目前学术界涉及还不够多，研究还不够深入，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说，国内外研究从古至今多为对一些史料的相互引证，而真正新的、实在的研究较少，也不系统。该书从“雷琴世家”、“传世雷琴”、“雷琴研究资料钩沉”等三方面对制琴的雷氏家族、传世的雷琴或雷琴琴名以及历代记录、研究雷琴的资料重新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在书中汇集了存见雷琴研究的资料目录，其中有古代文献，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附有传世雷琴的照片，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唐代雷琴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资料。
第4章主要研究的是宋元时期的巴蜀琴艺。宋代巴蜀地区的琴事活动仍然非常繁荣，此时蜀地最重要的古琴世家当数眉山“三苏”。该书主要从苏轼的诗文、琴艺专著等方面，论述了他家藏雷琴、琴谱，不但会弹琴，也能为琴曲填词，更对古琴及其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和鉴赏能力。本章最可贵之处在于不是仅仅局限于对苏轼琴诗、琴论的罗列，而是对重要诗文的一一评说。例如第72页《题沈君琴》诗，著者评价说：“（这首诗）从琴的本体和演奏者的指法进入，但又从器物本体和指法中走出来，求得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方能得琴的真趣。他的这一琴学理念，是对‘蜀声躁急’说的重要补充，强调声在心中而非在指头上，是对单纯追求蜀声‘急’的一个反正和批评。”这些精辟的见解，对读者更深层次地理解苏轼的琴乐观以及巴蜀古琴音乐的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5章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时期的巴蜀琴艺，尤以清代为重点。清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3个重要时期，咸丰年间，以道士张孔山为代表的蜀派古琴在川西已经甚为活跃繁荣。本书从当时的琴人活动、技艺传承、琴谱刊行、琴曲加工整理等方面，系统地论证了蜀派古琴的形成。蜀派的形成标志着巴蜀古琴艺术迈进新的时期，为后世巴蜀古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6章主要研究的是民国时期蜀派琴艺的传承与发展。此时蜀派古琴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琴人、琴谱、琴论不断涌现，琴社组织蓬勃兴起，巴蜀古琴艺术更是流传到湖南、山西等地。
第7章主要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蜀派古琴艺术。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巴蜀古琴迎来了全面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新时期。随着锦江琴社、东坡诗琴社等民间古琴社团组织的成立，研究琴学、交流琴艺更为普遍，涌现了以喻绍泽、俞伯荪、王华德、杨清如、顾梅羹等为代表的著名琴家。四川音乐学院开设了古琴专业课程，蜀派古琴从民间走进了大学音乐教育的殿堂。随着古琴音乐2003年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1990年、1995年、2006年三次“中国古琴国际交流会”在成都的成功举办，巴蜀古琴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目前蜀派古琴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琴派之一。著者在第八章把巴蜀地区出土的琴俑、传世的藏琴以及现藏于巴蜀主要图书馆中的琴谱和巴蜀境内的琴事遗址一一汇总，一方面对散见在该书中或该书前文未曾提及的一些巴蜀古琴文物有一个集中的展现，另一方面也为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供研究和查阅的资料。除以上章节对巴蜀古琴的历史等作了研究、介绍外，本书还增加了作为补充内容的附录，这些附录分为巴蜀琴人录、巴蜀琴事录、巴蜀琴文、琴诗、琴书存目3部分，尽可能把从古至今能从史料中查阅到的巴蜀琴人、琴诗、琴书辑录在一起，便于读者能快速查阅巴蜀历史上的琴乐资料，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巴蜀古琴音乐提供了方便。
二、考察面广 视野开阔
阅读该书，笔者深刻感受到著者为撰写此书所下的苦功。著者唐中六先生把巴蜀古琴放在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的大环境里，花费了20多年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搜集积累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细心编排成书，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他深入到民间、乡村，足迹遍布古代巴地包括今重庆及其所辖地巴县、长宁、江津、大足、涪陵、南川、丰都、奉节、巫山、合川、开县以及今湖北巴东、恩施，四川南充、阆中、渠县；古蜀地包括今四川广汉、绵阳、三台、梓潼、德阳、遂宁、绵竹、乐山、仁寿、彭山、峨眉、简阳、资中、资阳、内江、宜宾、泸州、雅安和今成都及其所辖新都、邛崃、双流、郫县、崇州、大邑等，另外还到了贵州省遵义、兴义，云南省楚雄、大理等地，参观考察了各地出土的抚琴俑、画像砖琴乐舞图、岩画琴乐舞图拓片、装饰佩件琴乐舞图片以及摩崖壁画等，共数百件(处)，其中收集到60余件琴俑资料，60余件民国前古琴资料，这些实物以及图片是他撰写该书古代部分的主要素材。
此外，唐先生还用了5年的时间到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北京和其他省市，走访与蜀琴有关系的老琴家，通过反复访问叙谈，有时甚至是用信访方式获得了研究近现代巴蜀琴艺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后访谈琴家60余人，搜集各类资料、图片20余卷，其中有论述、有人物、有故事，这些关于巴蜀琴艺的访谈的鲜活资料，则是他撰写该书近现代和当代部分的主要素材，由此也可以看出著者在考察访问方面的勤奋用功和执著追求。
三、史料翔实 图文并茂
从事史学研究往往需要引经据典、以史为证。著者多年来埋头书斋，查阅了包括史书、志书、诗文和笔记小说、琴书等各类浩瀚的史料，其中史书类有《史记》、《汉书》、《隋书》、《唐书》、《宋史》等，志书类有《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四川郡县志》、《资中县志》、《蓬安县志》等，诗文类有《乐府诗集》、《全唐诗》、《苏轼诗文集》等，笔记小说类有《春渚纪闻》、《茅亭客话》、《史》、《云烟过眼录》、《贾氏说林》、《蜀鉴》、《蜀中名胜记》等，琴书类有《琴史》、《斫琴秘诀》、《碧落子斫琴法》、《天闻阁琴谱》、《琴书大全》、《琴学丛书》、《沙堰琴编》、《琴曲集成》等。经过遴选，从诸书中取用了上千条有关的资料，成为研究巴蜀古琴艺术的有力佐证。对于这些资料的运用，著者都严格地一一考证、核实，尽量做到准确无误而真实可信。
《考略》一书插图丰富，据笔者统计，该书共收录图片194幅。除有人物照片或画像、琴人的书法或山水画、琴谱书影、琴事遗址照片、画像砖拓片外，还有极具巴蜀特色的汉代抚琴、抱琴俑照片31幅，巴蜀各地目前珍藏古琴的照片36幅，此外还有蜀派形成以后的传承、发展、流布的关系图6幅。这些插图形象地表明了巴蜀琴艺漫长的历史进程，是极有说服力的史学资料。不仅如此，再从美术角度审视，也每每是富有艺术魅力的珍品，阅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良多趣味。
四、创新发现 大胆推测
《考略》一书中有较多新的实物史料，这些新资料是唐先生在各地采访中的新发现，例如该书刊载的31幅抚琴俑、抱琴俑图片，其中11幅是以前各类史料书籍中从未见到过的，它们是第4页的乐山麻浩汉代崖墓抚琴俑、新都三河乡马家山崖墓两尊抚琴俑、贵州兴仁汉墓抚琴俑、云南汉墓抚琴俑、郫县东汉两尊抚琴俑，第10页的广汉连山杜家嘴东汉两尊抚琴俑，第176页的新都三河乡出土的汉辟邪佛上的抚琴俑、成都摇钱树座抱琴俑等。书中第6页的郫县石棺乐舞画像石拓片、新都乐舞画像砖拓片都是由作者拓出，第一次刊印在书籍中。还如，刊载于该书的古琴图片，有一部分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它们是该书第200-208页的古琴“仙人友”、无名唐琴、宋代或宋代以前的“古鲸”、“南风解愠”、“春雷”、“获麟”、“铁客”、“朱晦翁”、“清远泉”，明代或明代以前的“韵侣”、“中和”、无名连珠式琴以及部分新琴等。这些琴的制作工艺考究，书法、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还有，该书列有十五处巴蜀琴事遗址，其中的蓬安“相如琴台”、 梓潼长卿村“相如读书抚琴台”、成都武侯祠“琴亭”、蒲江石象湖“魏了翁古琴台”、 新繁龙藏寺“妙音阁”琴楼、都江堰二王庙“蜀派古琴大师张孔山艺术陈列室”、成都龙泉柏合“琴墨堂”等地以前都鲜为人知，是著者首次把这些巴蜀古琴的重要活动地以照片的形式汇集到一起，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本书用史书而不拘泥于史书，也不人云亦云，做到了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例如关于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籍贯问题，以往《史记》、《汉书》、《琴史》、《四川通志》、《益州记》等古文献均记载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考略》一书通过对唐代李商隐诗《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明代四川学政卢雍诗《谒长卿祠》，以及清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等唐、明、清三朝人的文献考证，认为司马相如为四川蓬安人。又如，在该书的第2章中房琯的琴事活动史料也有新发现。著者把过去散见于各种史料中有关房琯与古琴的资料集中在一起，并且新发现房琯曾邀请当时著名琴师董庭兰到汉州（今广汉）为其门客。还有，对晚清浙江道士张孔山滞留四川成都青城山教授琴艺的时间问题，该书也有新的见解。以往学者和琴家普遍认为张孔山在成都的时间大约是10年，而著者通过对新搜集到的史料进行研究发现，蜀派古琴鼻祖张孔山在四川的时间至少有25年，正是有这样足够长的时间，张孔山才加工改编出《流水》、《高山》、《孔子读易》、《平沙落雁》、《潇湘夜雨》、《化蝶》、《合璧颐真操》、《醉渔唱晚》、《渔樵问答》等九首具有代表性的琴曲，并与蜀中琴人一起编撰了《天闻阁琴谱》，还教授出了众多的学生，使蜀派古琴艺术得以兴起和发展。此外，关于清代新繁龙藏寺的古琴音乐活动，以前只保存于该寺僧人雪堂编著的《潜西精舍诗稿》、《绿天兰若诗钞》等诗文集以及龙藏寺的碑林中，而现在是著者第一次将这些关于近代巴蜀琴艺的重要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写入该书的第5章中，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巴蜀古琴艺术在近代的传承与发展。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到，这些新发现的实物与文献资料，为该书增添了更多的史实内容。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较为大胆的推测，为本书增色不少。例如对于蜀琴的起源，该书有两种较为大胆的推想，第一种是前言第7页有2005年发现的新资料：“华胥在阆中孕育伏羲，伏羲在阆中云台山演练八卦”，著者结合伏羲斫桐为琴的传说，而把蜀琴的起源追溯到了远古。第二种是第1章的从孔子能弹琴，并以孔子“访乐苌弘”之事推想其蜀籍音乐老师苌弘能琴，遂将蜀琴的出现追溯到春秋时期，还认为蜀中琴乐的祖先应是苌弘。此外，从雅安高颐阙师旷鼓琴图而推测高颐能弹琴和喜爱古琴音乐，也是著者较为大胆而合理的推测。
以上是笔者对《考略》一书的几点粗浅的看法，当然《考略》一书的著者也意识到该书在一些研究课题上还有不够深入之处，如对唐代雷琴的产生、雷氏家族的辈份和传承关系、制作工艺的研究，对蜀派古琴的鼻祖张孔山的生平、琴艺的研究，对蜀派琴曲的研究等等。但可贵之处在于著者已认识到不足，提出了思考，这就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巴蜀古琴艺术提出了课题。
《巴蜀琴艺考略》，是唐中六先生经过20余年的不懈努力，在搜集到大量的资料之后，经过缜密的构思，撰写成书的一部颇有建树的理论著述。著者把整个身心投放于巴蜀古琴音乐的传承、弘扬和研究工作中，这种兢兢业业的探索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值得学习和提倡。笔者最后还要强调，《考略》是国内第一部以某一地域古琴活动为专史的著作，当然也是第一部以巴蜀地区古琴活动为着笔点的著述。这部作品的问世，填补了巴蜀地区无琴乐专史的空白，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可谓是迄今为止较的为全面系统记述巴蜀地区古琴艺术的史学著作，堪称“巴蜀琴史第一书”。
责任编辑：马林
关键词：巴蜀古琴；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 J6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172（2008）01-04
2006年金秋在邛崃举行的“文君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上，有幸得到唐中六先生惠赠的新著《巴蜀琴艺考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以下简称《考略》）一书，这是著者长期从事古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是继1993年编辑出版《琴韵》、1995年编辑出版《中国乐舞诗》、2004年编辑出版《草堂琴谱》之后的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巴蜀古琴音乐的史学专著，这部洋洋31万字的大作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巴蜀地区古琴艺术的史实及其发展演变，以生动而朴素的文字，叙述了巴蜀古琴音乐从古至今的全面发展，如实反映了巴蜀古琴音乐的全貌。它的出版为中国古琴音乐园地增添了新的花朵，值得庆贺。
在阅读此书以后，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脉络清晰 重点突出
巴蜀古琴以其厚重的历史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考略》一书在写作体例上以时间为序，记述的史实除远古的古琴音乐传说外，再从公元前550年的春秋晚期起，到2005年为止，历时两千多年，对巴蜀地区的古琴音乐活动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历代著名琴家、琴论、琴曲创作、琴事活动、斫琴技艺、蜀派古琴的起源传承与发展诸方面。
该书前言部分首先界定了何谓巴蜀琴艺。巴蜀琴艺主要指的是起源、流传、发展于古代巴国即今重庆地区、四川东北阆中、湖北宜昌西部、贵州北部部分地区和古代蜀国即今四川大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云南、贵州西北部部分地区的古琴音乐活动。著者从史料出发，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数千年以来巴人与蜀人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在古琴音乐艺术方面，巴与蜀的琴艺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基于这一原因，著者将该书定名为《巴蜀琴艺考略》。
第1章研究、考察的是汉代巴蜀的琴艺。汉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此时的巴蜀地区有着非常繁荣的琴事活动。著者主要从出土文物、文献资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本章首先介绍了当今成都、新都、大邑、广汉、乐山、绵阳、资阳、重庆、长宁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大批抚琴俑以及汉画像砖和汉阙中的琴乐图。巴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出土抚琴俑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透过这些造型逼真、神态生动的抚琴俑可以看出民间工匠高超的制作技艺，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对古琴的喜爱和熟悉程度，这足以证明汉代古琴在巴蜀民间的普及与流行。当时，巴蜀地区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琴家，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成姻缘的故事颇有社会影响，在当时即已载入《史记》。这段风流佳话两千多年来还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该书从“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相如的籍贯”、“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与‘相如琴台’”诸方面进行论述，把有关司马相如的琴事汇总到一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2、3章主要研究、考察的是唐代巴蜀的琴艺。第2章以人物为主，记述了诗仙李白、宰相房琯与琴有关的活动。在“李白的琴诗”一节，著者通过对李白咏琴诗的研究证明，在李白的生活中不但是琴不离身，经常操缦，且还创作有琴曲，并对古琴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房琯与留琴馆”一节，通过诗文和今广汉房湖公园内的琴事遗址，记述了朝廷宰相房琯因受谗言被贬任汉州（今广汉）刺史期间的琴事活动。
第3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蜀地的制琴工艺，是该书的重点章节。唐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2个重要时期，具体表现在巴蜀古琴的斫制工艺方面，唐代巴蜀的古琴制作在中国古琴制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蜀地雷氏家族高超的斫琴技艺，在国内无人可及，他们斫制的古琴被后人称为“雷琴”， 历来受到琴家的推崇和喜爱，被视为琴中的国宝级精品。关于唐代雷琴的研究，除个别学者有一些新的研究外，目前学术界涉及还不够多，研究还不够深入，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说，国内外研究从古至今多为对一些史料的相互引证，而真正新的、实在的研究较少，也不系统。该书从“雷琴世家”、“传世雷琴”、“雷琴研究资料钩沉”等三方面对制琴的雷氏家族、传世的雷琴或雷琴琴名以及历代记录、研究雷琴的资料重新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在书中汇集了存见雷琴研究的资料目录，其中有古代文献，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附有传世雷琴的照片，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唐代雷琴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资料。
第4章主要研究的是宋元时期的巴蜀琴艺。宋代巴蜀地区的琴事活动仍然非常繁荣，此时蜀地最重要的古琴世家当数眉山“三苏”。该书主要从苏轼的诗文、琴艺专著等方面，论述了他家藏雷琴、琴谱，不但会弹琴，也能为琴曲填词，更对古琴及其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和鉴赏能力。本章最可贵之处在于不是仅仅局限于对苏轼琴诗、琴论的罗列，而是对重要诗文的一一评说。例如第72页《题沈君琴》诗，著者评价说：“（这首诗）从琴的本体和演奏者的指法进入，但又从器物本体和指法中走出来，求得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方能得琴的真趣。他的这一琴学理念，是对‘蜀声躁急’说的重要补充，强调声在心中而非在指头上，是对单纯追求蜀声‘急’的一个反正和批评。”这些精辟的见解，对读者更深层次地理解苏轼的琴乐观以及巴蜀古琴音乐的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5章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时期的巴蜀琴艺，尤以清代为重点。清代是巴蜀古琴音乐发展历史上的第3个重要时期，咸丰年间，以道士张孔山为代表的蜀派古琴在川西已经甚为活跃繁荣。本书从当时的琴人活动、技艺传承、琴谱刊行、琴曲加工整理等方面，系统地论证了蜀派古琴的形成。蜀派的形成标志着巴蜀古琴艺术迈进新的时期，为后世巴蜀古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6章主要研究的是民国时期蜀派琴艺的传承与发展。此时蜀派古琴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琴人、琴谱、琴论不断涌现，琴社组织蓬勃兴起，巴蜀古琴艺术更是流传到湖南、山西等地。
第7章主要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蜀派古琴艺术。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巴蜀古琴迎来了全面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新时期。随着锦江琴社、东坡诗琴社等民间古琴社团组织的成立，研究琴学、交流琴艺更为普遍，涌现了以喻绍泽、俞伯荪、王华德、杨清如、顾梅羹等为代表的著名琴家。四川音乐学院开设了古琴专业课程，蜀派古琴从民间走进了大学音乐教育的殿堂。随着古琴音乐2003年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1990年、1995年、2006年三次“中国古琴国际交流会”在成都的成功举办，巴蜀古琴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目前蜀派古琴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琴派之一。著者在第八章把巴蜀地区出土的琴俑、传世的藏琴以及现藏于巴蜀主要图书馆中的琴谱和巴蜀境内的琴事遗址一一汇总，一方面对散见在该书中或该书前文未曾提及的一些巴蜀古琴文物有一个集中的展现，另一方面也为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供研究和查阅的资料。除以上章节对巴蜀古琴的历史等作了研究、介绍外，本书还增加了作为补充内容的附录，这些附录分为巴蜀琴人录、巴蜀琴事录、巴蜀琴文、琴诗、琴书存目3部分，尽可能把从古至今能从史料中查阅到的巴蜀琴人、琴诗、琴书辑录在一起，便于读者能快速查阅巴蜀历史上的琴乐资料，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巴蜀古琴音乐提供了方便。
二、考察面广 视野开阔
阅读该书，笔者深刻感受到著者为撰写此书所下的苦功。著者唐中六先生把巴蜀古琴放在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的大环境里，花费了20多年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搜集积累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细心编排成书，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他深入到民间、乡村，足迹遍布古代巴地包括今重庆及其所辖地巴县、长宁、江津、大足、涪陵、南川、丰都、奉节、巫山、合川、开县以及今湖北巴东、恩施，四川南充、阆中、渠县；古蜀地包括今四川广汉、绵阳、三台、梓潼、德阳、遂宁、绵竹、乐山、仁寿、彭山、峨眉、简阳、资中、资阳、内江、宜宾、泸州、雅安和今成都及其所辖新都、邛崃、双流、郫县、崇州、大邑等，另外还到了贵州省遵义、兴义，云南省楚雄、大理等地，参观考察了各地出土的抚琴俑、画像砖琴乐舞图、岩画琴乐舞图拓片、装饰佩件琴乐舞图片以及摩崖壁画等，共数百件(处)，其中收集到60余件琴俑资料，60余件民国前古琴资料，这些实物以及图片是他撰写该书古代部分的主要素材。
此外，唐先生还用了5年的时间到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北京和其他省市，走访与蜀琴有关系的老琴家，通过反复访问叙谈，有时甚至是用信访方式获得了研究近现代巴蜀琴艺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后访谈琴家60余人，搜集各类资料、图片20余卷，其中有论述、有人物、有故事，这些关于巴蜀琴艺的访谈的鲜活资料，则是他撰写该书近现代和当代部分的主要素材，由此也可以看出著者在考察访问方面的勤奋用功和执著追求。
三、史料翔实 图文并茂
从事史学研究往往需要引经据典、以史为证。著者多年来埋头书斋，查阅了包括史书、志书、诗文和笔记小说、琴书等各类浩瀚的史料，其中史书类有《史记》、《汉书》、《隋书》、《唐书》、《宋史》等，志书类有《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四川郡县志》、《资中县志》、《蓬安县志》等，诗文类有《乐府诗集》、《全唐诗》、《苏轼诗文集》等，笔记小说类有《春渚纪闻》、《茅亭客话》、《史》、《云烟过眼录》、《贾氏说林》、《蜀鉴》、《蜀中名胜记》等，琴书类有《琴史》、《斫琴秘诀》、《碧落子斫琴法》、《天闻阁琴谱》、《琴书大全》、《琴学丛书》、《沙堰琴编》、《琴曲集成》等。经过遴选，从诸书中取用了上千条有关的资料，成为研究巴蜀古琴艺术的有力佐证。对于这些资料的运用，著者都严格地一一考证、核实，尽量做到准确无误而真实可信。
《考略》一书插图丰富，据笔者统计，该书共收录图片194幅。除有人物照片或画像、琴人的书法或山水画、琴谱书影、琴事遗址照片、画像砖拓片外，还有极具巴蜀特色的汉代抚琴、抱琴俑照片31幅，巴蜀各地目前珍藏古琴的照片36幅，此外还有蜀派形成以后的传承、发展、流布的关系图6幅。这些插图形象地表明了巴蜀琴艺漫长的历史进程，是极有说服力的史学资料。不仅如此，再从美术角度审视，也每每是富有艺术魅力的珍品，阅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良多趣味。
四、创新发现 大胆推测
《考略》一书中有较多新的实物史料，这些新资料是唐先生在各地采访中的新发现，例如该书刊载的31幅抚琴俑、抱琴俑图片，其中11幅是以前各类史料书籍中从未见到过的，它们是第4页的乐山麻浩汉代崖墓抚琴俑、新都三河乡马家山崖墓两尊抚琴俑、贵州兴仁汉墓抚琴俑、云南汉墓抚琴俑、郫县东汉两尊抚琴俑，第10页的广汉连山杜家嘴东汉两尊抚琴俑，第176页的新都三河乡出土的汉辟邪佛上的抚琴俑、成都摇钱树座抱琴俑等。书中第6页的郫县石棺乐舞画像石拓片、新都乐舞画像砖拓片都是由作者拓出，第一次刊印在书籍中。还如，刊载于该书的古琴图片，有一部分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它们是该书第200-208页的古琴“仙人友”、无名唐琴、宋代或宋代以前的“古鲸”、“南风解愠”、“春雷”、“获麟”、“铁客”、“朱晦翁”、“清远泉”，明代或明代以前的“韵侣”、“中和”、无名连珠式琴以及部分新琴等。这些琴的制作工艺考究，书法、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还有，该书列有十五处巴蜀琴事遗址，其中的蓬安“相如琴台”、 梓潼长卿村“相如读书抚琴台”、成都武侯祠“琴亭”、蒲江石象湖“魏了翁古琴台”、 新繁龙藏寺“妙音阁”琴楼、都江堰二王庙“蜀派古琴大师张孔山艺术陈列室”、成都龙泉柏合“琴墨堂”等地以前都鲜为人知，是著者首次把这些巴蜀古琴的重要活动地以照片的形式汇集到一起，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本书用史书而不拘泥于史书，也不人云亦云，做到了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例如关于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籍贯问题，以往《史记》、《汉书》、《琴史》、《四川通志》、《益州记》等古文献均记载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考略》一书通过对唐代李商隐诗《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明代四川学政卢雍诗《谒长卿祠》，以及清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等唐、明、清三朝人的文献考证，认为司马相如为四川蓬安人。又如，在该书的第2章中房琯的琴事活动史料也有新发现。著者把过去散见于各种史料中有关房琯与古琴的资料集中在一起，并且新发现房琯曾邀请当时著名琴师董庭兰到汉州（今广汉）为其门客。还有，对晚清浙江道士张孔山滞留四川成都青城山教授琴艺的时间问题，该书也有新的见解。以往学者和琴家普遍认为张孔山在成都的时间大约是10年，而著者通过对新搜集到的史料进行研究发现，蜀派古琴鼻祖张孔山在四川的时间至少有25年，正是有这样足够长的时间，张孔山才加工改编出《流水》、《高山》、《孔子读易》、《平沙落雁》、《潇湘夜雨》、《化蝶》、《合璧颐真操》、《醉渔唱晚》、《渔樵问答》等九首具有代表性的琴曲，并与蜀中琴人一起编撰了《天闻阁琴谱》，还教授出了众多的学生，使蜀派古琴艺术得以兴起和发展。此外，关于清代新繁龙藏寺的古琴音乐活动，以前只保存于该寺僧人雪堂编著的《潜西精舍诗稿》、《绿天兰若诗钞》等诗文集以及龙藏寺的碑林中，而现在是著者第一次将这些关于近代巴蜀琴艺的重要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写入该书的第5章中，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巴蜀古琴艺术在近代的传承与发展。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到，这些新发现的实物与文献资料，为该书增添了更多的史实内容。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较为大胆的推测，为本书增色不少。例如对于蜀琴的起源，该书有两种较为大胆的推想，第一种是前言第7页有2005年发现的新资料：“华胥在阆中孕育伏羲，伏羲在阆中云台山演练八卦”，著者结合伏羲斫桐为琴的传说，而把蜀琴的起源追溯到了远古。第二种是第1章的从孔子能弹琴，并以孔子“访乐苌弘”之事推想其蜀籍音乐老师苌弘能琴，遂将蜀琴的出现追溯到春秋时期，还认为蜀中琴乐的祖先应是苌弘。此外，从雅安高颐阙师旷鼓琴图而推测高颐能弹琴和喜爱古琴音乐，也是著者较为大胆而合理的推测。
以上是笔者对《考略》一书的几点粗浅的看法，当然《考略》一书的著者也意识到该书在一些研究课题上还有不够深入之处，如对唐代雷琴的产生、雷氏家族的辈份和传承关系、制作工艺的研究，对蜀派古琴的鼻祖张孔山的生平、琴艺的研究，对蜀派琴曲的研究等等。但可贵之处在于著者已认识到不足，提出了思考，这就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巴蜀古琴艺术提出了课题。
《巴蜀琴艺考略》，是唐中六先生经过20余年的不懈努力，在搜集到大量的资料之后，经过缜密的构思，撰写成书的一部颇有建树的理论著述。著者把整个身心投放于巴蜀古琴音乐的传承、弘扬和研究工作中，这种兢兢业业的探索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值得学习和提倡。笔者最后还要强调，《考略》是国内第一部以某一地域古琴活动为专史的著作，当然也是第一部以巴蜀地区古琴活动为着笔点的著述。这部作品的问世，填补了巴蜀地区无琴乐专史的空白，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可谓是迄今为止较的为全面系统记述巴蜀地区古琴艺术的史学著作，堪称“巴蜀琴史第一书”。
责任编辑：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