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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市镇网络。上海开埠并取代了苏州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中心后，传统的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趋向衰落，其根本原因是传统市镇功能的弱化。从市镇的功能来看，市镇是联系农村和城市的桥梁和纽带，市镇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农村的推力，另一方面来自城市的引力。以金山朱泾镇为例，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它失去了动力源，同时，它又没有被纳入到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经济发展体系，上海对其的辐射是有限的，其衰落有一定的必然性。
[关键词]江南市镇，朱泾镇，近代，衰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33—05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市镇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它是从乡村脱离出来，又不同于城市的人群聚集区。朱泾镇在此期间依托于松江府棉布业中心地位，开发了棉布业，其在以松江和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适应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要求，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朱(泾)以姓得名”，又称朱里。“唯茸城(松江)巨镇，朱里为冠”。朱泾在元代设大盈务后，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成镇，明末清初，随着土纺土织等手工业的兴起，商品交易日益扩大，至清乾隆时已“有城市气象”“朱泾为金山巨镇，昔年尝议垣之矣，邑侯莅于斯，仓库置于斯，四境人民集于斯，未筑崇城居然壮县。”“金邑治事之所属卫城，仓廒之属在朱里，亟往亟来久为巨镇。”明代的陆宝在其《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中这样描写朱泾：“春潮覆草半江青，长水分涂客未经。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到了清初，赵慎微曾作诗描写朱泾的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市镇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联系农村和城市的纽带，“是城市在乡村的延伸，又是乡村中的雏形城市”。江南市镇繁荣发展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有其必然性和共同的模式。市镇的发展繁荣受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也受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近代以来，江南市镇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丧失，其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一、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动力源丧失
从江南市镇的兴起原因来看，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朱泾镇的市镇功能弱化了。“江南市镇的兴起又是与江南农村专业型农副业的发展同步。”当农村农副业衰落时，其市镇功能必然受到影响。“江南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导致了专业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具备了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介作用。”市镇“逐步成为农产品和农村手工制成品的交换场所，为农村中多余的生产物提供一个交换的机会”。同时，“乡镇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农村，日益成为农村同该区域中心城市、国内各地区市场乃至国外市场联系的纽带”。市镇是“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由此看来，市镇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当农村经济发展时，市镇趋向繁荣，反之，当农村经济出现衰退时，市镇的发展也就失去了重要依托，市镇的“流通”、“中介”功能就会弱化。“乡镇是沿着村——集市(村市)——镇的途径发展起来的，它的基地仍然是在封建的农村……乡镇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它的繁荣主要不是建立在自身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品的交换上。”农村经济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市镇原有功能的弱化，市镇的发展及其转型失去了重要的动力源。“全省农业虽很发达，作物中尤其是稻和棉的生产占全国重要地位，然而农村中有60％以上的贫农急迫地需要土地，田权分配不均已显著地在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前进。”“全部农村绝少欣欣向荣的情形，各类农户都在挣扎状态中从事他们的生产。”“各县农民收支，常有入不敷出之苦，更毋论于储蓄，此实为我国农村经济至要之问题，而不能不注意者也。”在贫困的状态下，农民如生存或再生产只有靠借贷维持。“借贷情形在江苏很普遍，农村中70％以上的农民都是负债者”，借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利息通常在3分以上”。农民進行再生产的能力下降。
农民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改进，“农人三五成群，且歌且作，煞是有劲，可惜他们的生产工具还是墨守陈法”。《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也记载：“江苏各县米之生产方法，以及生产工具，一般言之，无非墨守成规，均系数千年来旧法，虽有一二处所。业已应用农业机械，但以试验性质为多，在全体中之地位，无疑沧海一粟。”“金山经济历来以农为本，沿用传统的栽培方法，现代工业起步较晚。因此，受过专业教育的技术人员极少，至民国期间，迄未形成有规模的科技队伍。”
民国25年(1936)《金山县鉴》对全县的富力作了估测，“本县农田，照近年秋勘，约计36万亩，假定30万亩种稻，6万亩植棉，去岁丰收，可云乐岁，今估计全县富力有如下表。
“全县亩数秋收总生产量，计828万元，以全县16万人口分派，每人仅得50元有零，假定8口之家，仅得400余元，丰年如此，歉岁可知。况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等费，均为必需之支出，使上列估计而无悖于事实，农村经济之衰竭，可以思过半矣。”金山的人口在民国期间总数相对稳定。“晚清至解放前期，由于天灾人祸，缺医少药等因素，本县人口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状态，长期稳定在16-17万之间。”据费孝通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一般农家年需货币支出平均在260元左右”。这一数据与洪焕椿的研究不谋而合，“一般农户能耕10亩土地，就能维持5口人的生活”。10亩所得的货币为240元。上述的400余元的收入的前提是农家把其所有的收获物都兑换成货币，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要留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于自食。而更重要的是，对朱泾镇来说，农户根本就不可能占有那么多土地，“解放前，朱泾地区(指新泾、新泖、大茫、腰泾、待泾、秀州6个小乡)占总农户数0.86％的地主，占有土地达总面积的60.89％；占总农户数2.47％的富农(含半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占总农户数37.4％的中农，占有土地16.7％，占总农户数56.4％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5.63％；占总农户数2.87的其他阶层，占有土地9.87％。地主阶级平均每户占有土地777.08亩，每人占有土地170.96亩；贫雇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1.13亩，每人仅占有土地0.28亩”广大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生活依然相当艰苦。“以现蒋泾村12组中等水平的张志良家为例：民国37年(1948年)，全家5口，租种田12亩，年收稻谷约3000公斤，扣除交租792公斤，各种捐米200公斤，种子60公斤，肥料312公斤，农具添置和维修100 公斤，打水费360公斤，尚剩1176公斤稻谷，平均每人235公斤，仅能维持最低生活之需。”可见，农村经济之衰退。
民国《金山县鉴》还描述了农村的社会生活场景，民国时期已不同于传统时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此唐虞太平时民歌，实为农民最适合之生活，今也不然，乡村小茶肆纷纷开设，日出而休于茶肆，日入而游于茶肆，酒食赌博，消耗无穷，驯至盗贼滋生，治安堪虑，农村经济，日渐衰竭，非无故也。”。在当时的人士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应是“近年农村衰落，盗贼多有，其原因半由于秋收之歉薄，半由于生活之奢靡，重以逼近沪上，洋货源源而来，利权外溢，不可胜计，至足忧也”。此外，农村的重要劳动力之一的妇女有的离开了农村，“农村妇女，日渐摩登，以交通之便，艳羡上海之繁华，工价之昂贵，不惜弃其田园，佣工于富商大贾家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家庭秩序，并一度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农村妇女旧皆朴实耐劳，佐家有术，近多憧憬都市，渐不安素，乐于享用，竟有宁愿为富家婢妾，不欲为农人妇者。家庭秩序不克保其安宁，此亦大堪注意之一事也。”
朱泾镇市镇功能弱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民国时期在其周围形成了一批下一级初级市场，与朱泾镇争夺消费者。尤其是朱泾的市场没有升级，所需较为贵重物品朱泾镇都不能提供，要到都市购买。例如绸缎，“自交通日便，富有之人，皆趋向于都市，对于内地商店所进货料，不值一顾”。“而寻常货品，以农村破产，购买力日渐薄弱”。因此，就一般的物品来说在更低一级的市场上就可以购买。在朱泾镇周围形成了最近6里，最远18里的6个市集，共有小型商店100余家在朱涇镇周围形成的农村集市分割掉了朱泾的部分消费者，并且“富有之人，皆趋向于都市”，这种局面使镇一级的商品集散功能进一步弱化，朱泾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冲击。
二、朱泾镇新增长极的局限
朱泾镇的棉纺织业退出市场网络后，取而代之的是碾米业。“本县居民，以农业为主，故近世工业，无可言者，有之惟碾米厂耳。北部各镇，秋收登场，各碾米厂机声轧轧，生意至为兴隆，每镇少则三四家，多则七八家。至第六区田产木棉，大多运销于沪，耳花厂、布厂，则尚未有也。故本县工业纯为手工业，为家庭工业，最普通者，如裁缝、木匠、泥匠、竹匠等。”
朱泾镇居民以大米为主食，均由米行(店)经销，农民秋收后将稻谷砻成糙米，卖给米行，由米行碾成白米出售，由小米店销售。“本县农产以米为大宗，故米行为最重要商业，唯以需款过巨，几年来金融枯竭，非有真本实力，难资周转，米价生落无定，商人眼光互有不同，故营业状况，亦有参差。”民国24年(1935年)朱泾镇有米行协兴泰、公大、鸿泰、公和等9家，“以上各行资本二三万至四五千不等，营业状况亦参差不一，每年仓储货头，多者五六千担，少数数百担”。“虽然栈内常有成百石米库存，实际上大多为人家寄存或购后未提取之货。”“但是，不少米行实际上是外强中干，与酱园业相比，横街米行资金实力恐不及万鼎顺、万同顺酱园。就米行职员来说，衣衫笔挺，交往派头十足，实际亦是虚有其表。米业衰退期间，月薪仅能维持三四口之家，常入不敷出。因此在职工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脚踏米、手捧米、家里没有夜来米’。这正是米行职工生活的真实写照。”“米行多数为合股经营，少数为独资，流动资金在200石米左右，在全盛时期，米粮业的经营额约占全镇商业经营额的半数以上”。可见其规模是较小的，全镇的商业发展也是弱小的。
“碾米一业，具有季节性质，并非常年开厂，此与原料之来源有关，每年秋冬之交新谷上场，厂家即招工人开车，冬春以后，谷之来源一断，厂亦随至停工，故米厂全年营业期间，最长亦不过4月而根据1933年《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统计，金山全县有“碾米厂30家，资本总数75400元，每厂平均2513元，发动机40台，碾米机51台，每年碾米量240000石”。更为重要的是除少数栽稻大户外，多数只够自家口粮，出售率较低。朱泾新发展起来的碾米业具有地区加工、自我消费的性质，进入市场流通的很少，并且糙米的来源也仅限于朱泾地区，没有形成米粮集散中心出售到其他区域。也就是说，朱泾新兴的碾米业，没有把农民同市场联系起来，更何况农民几乎没有余米可卖。碾米业对朱泾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作用有限，更谈不上分化瓦解朱泾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
酱油为我国人民惯用调味品，朱泾的酱园业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其在乾隆年问已开始营业，但是，“传统制酱全仗手工，依靠自然发酵，生产周期长，工序繁，所需劳动力和缸坛盛器多，因此，农民进行小规模生产极不经济。”“由于封建制度的特殊性和地方人事的复杂性，经营酱园必须找关系、靠后台。孤家寡人，寸步难行。”从古以来，制酱造酒都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厂房低矮、潮湿，油灯照明，柴草保温，工人靠眼观、手模、舌辨控制生产。大缸土灶、木榨栲栳是生产的唯一工具。人力是唯一的动力。酿造业需要大量的用水都是依靠工人用扁担从河里一担担挑上来，每人每日挑百担以上。冬天赤脚草鞋，破冰下水。”朱泾酱园的发展也没有突破传统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朱泾社会经济的发展。
朱泾镇自晚清到民国以来，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也有不同于传统的转型。但由于其没有和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上海建立一种良性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再加上上海口岸经济的局限性，朱泾镇的社会转型是被动的，并仅是在社会表层上进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经济结构。
三、朱泾与上海的有限联系
上海取代苏州成为经济中心后，其与江南以及全国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对其经济腹地产生强力辐射”，“综观开埠后上海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架构，其突出表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者之间以口岸的货物吞吐为纽带，逐渐建立起了互为依存的直接关系”。“但也应该指出，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发生在与进出口贸易即国际市场联系的那部分地区，联系少的那些地区则相对滞后，内地经济和市场的发育并不平衡，这同样也是当时社会条件的折射。”上海对其经济腹地的辐射和影响是有选择性的，腹地“因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经济状况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因素，与上海经济联系的内容和规模存在着差异，所受辐射和产生的效应也有大小强弱之分”。
朱泾镇虽距离上海较近，但是它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中，反而受其冲击，趋于衰落。“在区域经济中心位移的同时，受上海崛起强大引力的吸纳，长江三角洲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呈现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城镇体系。”“一些原先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 长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颇具活力的农村集镇……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亦归于萧条。”朱泾就是以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市镇，在市镇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朱泾没有与上海形成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
朱泾镇之所以没有被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朱泾与上海缺乏经济的关联性。上海的勃兴依靠进出口贸易和埠际转运贸易，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当是能为其提供商品的区域和各港口城市。“经由上海港出入的进出口商品特征明显，即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手工业产品间的交换。”朱泾镇自从棉布业受到冲击后，不再从事棉纺织业，其缺乏这样的可供出口的农副和手工业产品，朱泾没有成为上海对外、对内贸易的商品供应地。更为重要的是，“开埠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先起于农村的丝、茶等农副产品生产，上海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先声是杭、嘉、湖等江南地区的丝、茶生产的商品化扩展和贸易的扩大”。而朱泾缺少这样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上海以港繁荣后，其城市的扩张力是有限的。“由于口岸、租界等市场条件的制约，上海对内经济扩散主要集中于商品、商业的扩散，制造业的扩散十分有限，限制了上海工业的发展空间……区域差距扩大，导致区域經济发展互动互进关系减弱。”同时，由于朱泾经济的萧条，购买力不足，上海对朱泾的商品、商业的扩散是十分有限的，不足以改变朱泾的社会经济结构。
朱泾与上海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有限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有两个未注册的民信局协源汪记和顺成每天有书信业务往来，每件付费30文，而像南翔、双林、乌镇、硖石、南浔等江南市镇的民信往来较为频繁。在交通方面，“每日由县治(朱泾)至上海，往返各一班”，后此班延伸到平湖，“平湖至上海班，每日往返3班，经过县治(朱泾)”。但是朱泾与上海的联系主要是人员的往来，货运较少。民国15年(1926)金山在上海的同乡组织了金山旅沪同乡会，其在缘起中说，“吾金旅沪人数无多，似无组织同乡会之必要惟鉴于去岁时局之变，乡邦坐困围城，欲通一信而不得，旅人彷徨焦急，因集组临时同乡会……又梓域地小人多，咸思向外发展，汲引推挽，本属先驱之责。至于在侨同人，散处各隅，更宜时相团洽，庶得缓急有济”。“此次调查旅沪同乡，统计214人，内教员18人，学生136人，门房1人，书局报馆办事员13人，银行界3人，邮局3人，医院2人，洋货衣庄业8人，米业4人，工界10人。其他无业住沪者16人。”旅沪同乡会的宗旨是“对同乡负指导援系之责，对乡旅尽互助协济之力”。根据民国《金山周报》后续的有关旅沪同乡会的活动报道，其主要活动是，帮助金山同乡了解上海的学校，进而指导同乡在沪求学。“现委员会因鉴于同乡来学松沪，不明各校确实状况，以致误入歧途，将着手印有调查松沪学校状况表，由各委员按表切实就近调查，集订成册，为本乡来学者之指导。”从同乡会的统计来看，旅沪的主要是来上海求学的，占到63.5％，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比例较小。
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和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经济体系下对江南市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朱泾来说，其传统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在重新整合中逐渐丧失，朱泾与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上海没有形成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没有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中。朱泾镇在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逐步被边缘化。但上海毕竟是得中国近代风气之先，且朱泾距上海之近，朱泾还是在社会经济的表层上受到上海的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和辐射是有限和具有选择性的，上海对朱泾的辐射并没有改变朱泾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朱泾“由于交易的分散性、偶然性和小流量不具有市场专业化扩张的张力，大都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流转方式、物质外貌和落后的技术水平”。
四、结语
“辛亥革命后，清朝亡，民国立，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朱泾镇从此一蹶不振。近代以来，传统市镇的桥梁和纽带功能的丧失或弱化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城镇化发展受两个方面动力的作用，一方面来自农村，其结果形成大量小城镇；另一方面来自中心城，其结果形成新的分中心及众多的工业卫星城镇，构成上海城镇体系中的第二级或第三级的城镇”。从市镇的兴起及其功能来看，市镇的发展动力当主要来自农村，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市镇失去了重要的动力来源，中心城市(上海)虽对其有影响，但其影响是具有选择性的，并且在初期极化效应非常明显，常常把市镇的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中心城市，破坏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造成市镇的社会经济衰落。“朱泾镇虽距上海很近，但社会转型却十分艰难。从朱泾镇的发展来看，经济中心与其周边地区的互动是有条件和选择性的，其主要不是取决于距离的远近，而是取决于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及其自身的发展条件。”由此看来，“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必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牺牲”。市镇就成为这种牺牲品。
[作者简介]安涛(1974—)，男，山东泰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5级博士生，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江南市镇，朱泾镇，近代，衰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33—05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市镇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它是从乡村脱离出来，又不同于城市的人群聚集区。朱泾镇在此期间依托于松江府棉布业中心地位，开发了棉布业，其在以松江和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适应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要求，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朱(泾)以姓得名”，又称朱里。“唯茸城(松江)巨镇，朱里为冠”。朱泾在元代设大盈务后，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成镇，明末清初，随着土纺土织等手工业的兴起，商品交易日益扩大，至清乾隆时已“有城市气象”“朱泾为金山巨镇，昔年尝议垣之矣，邑侯莅于斯，仓库置于斯，四境人民集于斯，未筑崇城居然壮县。”“金邑治事之所属卫城，仓廒之属在朱里，亟往亟来久为巨镇。”明代的陆宝在其《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中这样描写朱泾：“春潮覆草半江青，长水分涂客未经。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到了清初，赵慎微曾作诗描写朱泾的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市镇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联系农村和城市的纽带，“是城市在乡村的延伸，又是乡村中的雏形城市”。江南市镇繁荣发展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有其必然性和共同的模式。市镇的发展繁荣受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也受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近代以来，江南市镇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丧失，其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一、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动力源丧失
从江南市镇的兴起原因来看，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朱泾镇的市镇功能弱化了。“江南市镇的兴起又是与江南农村专业型农副业的发展同步。”当农村农副业衰落时，其市镇功能必然受到影响。“江南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导致了专业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具备了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介作用。”市镇“逐步成为农产品和农村手工制成品的交换场所，为农村中多余的生产物提供一个交换的机会”。同时，“乡镇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农村，日益成为农村同该区域中心城市、国内各地区市场乃至国外市场联系的纽带”。市镇是“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由此看来，市镇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当农村经济发展时，市镇趋向繁荣，反之，当农村经济出现衰退时，市镇的发展也就失去了重要依托，市镇的“流通”、“中介”功能就会弱化。“乡镇是沿着村——集市(村市)——镇的途径发展起来的，它的基地仍然是在封建的农村……乡镇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它的繁荣主要不是建立在自身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品的交换上。”农村经济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市镇原有功能的弱化，市镇的发展及其转型失去了重要的动力源。“全省农业虽很发达，作物中尤其是稻和棉的生产占全国重要地位，然而农村中有60％以上的贫农急迫地需要土地，田权分配不均已显著地在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前进。”“全部农村绝少欣欣向荣的情形，各类农户都在挣扎状态中从事他们的生产。”“各县农民收支，常有入不敷出之苦，更毋论于储蓄，此实为我国农村经济至要之问题，而不能不注意者也。”在贫困的状态下，农民如生存或再生产只有靠借贷维持。“借贷情形在江苏很普遍，农村中70％以上的农民都是负债者”，借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利息通常在3分以上”。农民進行再生产的能力下降。
农民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改进，“农人三五成群，且歌且作，煞是有劲，可惜他们的生产工具还是墨守陈法”。《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也记载：“江苏各县米之生产方法，以及生产工具，一般言之，无非墨守成规，均系数千年来旧法，虽有一二处所。业已应用农业机械，但以试验性质为多，在全体中之地位，无疑沧海一粟。”“金山经济历来以农为本，沿用传统的栽培方法，现代工业起步较晚。因此，受过专业教育的技术人员极少，至民国期间，迄未形成有规模的科技队伍。”
民国25年(1936)《金山县鉴》对全县的富力作了估测，“本县农田，照近年秋勘，约计36万亩，假定30万亩种稻，6万亩植棉，去岁丰收，可云乐岁，今估计全县富力有如下表。
“全县亩数秋收总生产量，计828万元，以全县16万人口分派，每人仅得50元有零，假定8口之家，仅得400余元，丰年如此，歉岁可知。况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等费，均为必需之支出，使上列估计而无悖于事实，农村经济之衰竭，可以思过半矣。”金山的人口在民国期间总数相对稳定。“晚清至解放前期，由于天灾人祸，缺医少药等因素，本县人口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状态，长期稳定在16-17万之间。”据费孝通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一般农家年需货币支出平均在260元左右”。这一数据与洪焕椿的研究不谋而合，“一般农户能耕10亩土地，就能维持5口人的生活”。10亩所得的货币为240元。上述的400余元的收入的前提是农家把其所有的收获物都兑换成货币，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要留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于自食。而更重要的是，对朱泾镇来说，农户根本就不可能占有那么多土地，“解放前，朱泾地区(指新泾、新泖、大茫、腰泾、待泾、秀州6个小乡)占总农户数0.86％的地主，占有土地达总面积的60.89％；占总农户数2.47％的富农(含半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占总农户数37.4％的中农，占有土地16.7％，占总农户数56.4％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5.63％；占总农户数2.87的其他阶层，占有土地9.87％。地主阶级平均每户占有土地777.08亩，每人占有土地170.96亩；贫雇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1.13亩，每人仅占有土地0.28亩”广大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生活依然相当艰苦。“以现蒋泾村12组中等水平的张志良家为例：民国37年(1948年)，全家5口，租种田12亩，年收稻谷约3000公斤，扣除交租792公斤，各种捐米200公斤，种子60公斤，肥料312公斤，农具添置和维修100 公斤，打水费360公斤，尚剩1176公斤稻谷，平均每人235公斤，仅能维持最低生活之需。”可见，农村经济之衰退。
民国《金山县鉴》还描述了农村的社会生活场景，民国时期已不同于传统时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此唐虞太平时民歌，实为农民最适合之生活，今也不然，乡村小茶肆纷纷开设，日出而休于茶肆，日入而游于茶肆，酒食赌博，消耗无穷，驯至盗贼滋生，治安堪虑，农村经济，日渐衰竭，非无故也。”。在当时的人士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应是“近年农村衰落，盗贼多有，其原因半由于秋收之歉薄，半由于生活之奢靡，重以逼近沪上，洋货源源而来，利权外溢，不可胜计，至足忧也”。此外，农村的重要劳动力之一的妇女有的离开了农村，“农村妇女，日渐摩登，以交通之便，艳羡上海之繁华，工价之昂贵，不惜弃其田园，佣工于富商大贾家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家庭秩序，并一度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农村妇女旧皆朴实耐劳，佐家有术，近多憧憬都市，渐不安素，乐于享用，竟有宁愿为富家婢妾，不欲为农人妇者。家庭秩序不克保其安宁，此亦大堪注意之一事也。”
朱泾镇市镇功能弱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民国时期在其周围形成了一批下一级初级市场，与朱泾镇争夺消费者。尤其是朱泾的市场没有升级，所需较为贵重物品朱泾镇都不能提供，要到都市购买。例如绸缎，“自交通日便，富有之人，皆趋向于都市，对于内地商店所进货料，不值一顾”。“而寻常货品，以农村破产，购买力日渐薄弱”。因此，就一般的物品来说在更低一级的市场上就可以购买。在朱泾镇周围形成了最近6里，最远18里的6个市集，共有小型商店100余家在朱涇镇周围形成的农村集市分割掉了朱泾的部分消费者，并且“富有之人，皆趋向于都市”，这种局面使镇一级的商品集散功能进一步弱化，朱泾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冲击。
二、朱泾镇新增长极的局限
朱泾镇的棉纺织业退出市场网络后，取而代之的是碾米业。“本县居民，以农业为主，故近世工业，无可言者，有之惟碾米厂耳。北部各镇，秋收登场，各碾米厂机声轧轧，生意至为兴隆，每镇少则三四家，多则七八家。至第六区田产木棉，大多运销于沪，耳花厂、布厂，则尚未有也。故本县工业纯为手工业，为家庭工业，最普通者，如裁缝、木匠、泥匠、竹匠等。”
朱泾镇居民以大米为主食，均由米行(店)经销，农民秋收后将稻谷砻成糙米，卖给米行，由米行碾成白米出售，由小米店销售。“本县农产以米为大宗，故米行为最重要商业，唯以需款过巨，几年来金融枯竭，非有真本实力，难资周转，米价生落无定，商人眼光互有不同，故营业状况，亦有参差。”民国24年(1935年)朱泾镇有米行协兴泰、公大、鸿泰、公和等9家，“以上各行资本二三万至四五千不等，营业状况亦参差不一，每年仓储货头，多者五六千担，少数数百担”。“虽然栈内常有成百石米库存，实际上大多为人家寄存或购后未提取之货。”“但是，不少米行实际上是外强中干，与酱园业相比，横街米行资金实力恐不及万鼎顺、万同顺酱园。就米行职员来说，衣衫笔挺，交往派头十足，实际亦是虚有其表。米业衰退期间，月薪仅能维持三四口之家，常入不敷出。因此在职工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脚踏米、手捧米、家里没有夜来米’。这正是米行职工生活的真实写照。”“米行多数为合股经营，少数为独资，流动资金在200石米左右，在全盛时期，米粮业的经营额约占全镇商业经营额的半数以上”。可见其规模是较小的，全镇的商业发展也是弱小的。
“碾米一业，具有季节性质，并非常年开厂，此与原料之来源有关，每年秋冬之交新谷上场，厂家即招工人开车，冬春以后，谷之来源一断，厂亦随至停工，故米厂全年营业期间，最长亦不过4月而根据1933年《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统计，金山全县有“碾米厂30家，资本总数75400元，每厂平均2513元，发动机40台，碾米机51台，每年碾米量240000石”。更为重要的是除少数栽稻大户外，多数只够自家口粮，出售率较低。朱泾新发展起来的碾米业具有地区加工、自我消费的性质，进入市场流通的很少，并且糙米的来源也仅限于朱泾地区，没有形成米粮集散中心出售到其他区域。也就是说，朱泾新兴的碾米业，没有把农民同市场联系起来，更何况农民几乎没有余米可卖。碾米业对朱泾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作用有限，更谈不上分化瓦解朱泾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
酱油为我国人民惯用调味品，朱泾的酱园业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其在乾隆年问已开始营业，但是，“传统制酱全仗手工，依靠自然发酵，生产周期长，工序繁，所需劳动力和缸坛盛器多，因此，农民进行小规模生产极不经济。”“由于封建制度的特殊性和地方人事的复杂性，经营酱园必须找关系、靠后台。孤家寡人，寸步难行。”从古以来，制酱造酒都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厂房低矮、潮湿，油灯照明，柴草保温，工人靠眼观、手模、舌辨控制生产。大缸土灶、木榨栲栳是生产的唯一工具。人力是唯一的动力。酿造业需要大量的用水都是依靠工人用扁担从河里一担担挑上来，每人每日挑百担以上。冬天赤脚草鞋，破冰下水。”朱泾酱园的发展也没有突破传统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朱泾社会经济的发展。
朱泾镇自晚清到民国以来，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也有不同于传统的转型。但由于其没有和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上海建立一种良性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再加上上海口岸经济的局限性，朱泾镇的社会转型是被动的，并仅是在社会表层上进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经济结构。
三、朱泾与上海的有限联系
上海取代苏州成为经济中心后，其与江南以及全国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对其经济腹地产生强力辐射”，“综观开埠后上海与内地经济关系的架构，其突出表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者之间以口岸的货物吞吐为纽带，逐渐建立起了互为依存的直接关系”。“但也应该指出，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发生在与进出口贸易即国际市场联系的那部分地区，联系少的那些地区则相对滞后，内地经济和市场的发育并不平衡，这同样也是当时社会条件的折射。”上海对其经济腹地的辐射和影响是有选择性的，腹地“因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经济状况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因素，与上海经济联系的内容和规模存在着差异，所受辐射和产生的效应也有大小强弱之分”。
朱泾镇虽距离上海较近，但是它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中，反而受其冲击，趋于衰落。“在区域经济中心位移的同时，受上海崛起强大引力的吸纳，长江三角洲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呈现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城镇体系。”“一些原先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 长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颇具活力的农村集镇……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亦归于萧条。”朱泾就是以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市镇，在市镇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朱泾没有与上海形成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
朱泾镇之所以没有被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朱泾与上海缺乏经济的关联性。上海的勃兴依靠进出口贸易和埠际转运贸易，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当是能为其提供商品的区域和各港口城市。“经由上海港出入的进出口商品特征明显，即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手工业产品间的交换。”朱泾镇自从棉布业受到冲击后，不再从事棉纺织业，其缺乏这样的可供出口的农副和手工业产品，朱泾没有成为上海对外、对内贸易的商品供应地。更为重要的是，“开埠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先起于农村的丝、茶等农副产品生产，上海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先声是杭、嘉、湖等江南地区的丝、茶生产的商品化扩展和贸易的扩大”。而朱泾缺少这样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上海以港繁荣后，其城市的扩张力是有限的。“由于口岸、租界等市场条件的制约，上海对内经济扩散主要集中于商品、商业的扩散，制造业的扩散十分有限，限制了上海工业的发展空间……区域差距扩大，导致区域經济发展互动互进关系减弱。”同时，由于朱泾经济的萧条，购买力不足，上海对朱泾的商品、商业的扩散是十分有限的，不足以改变朱泾的社会经济结构。
朱泾与上海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有限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有两个未注册的民信局协源汪记和顺成每天有书信业务往来，每件付费30文，而像南翔、双林、乌镇、硖石、南浔等江南市镇的民信往来较为频繁。在交通方面，“每日由县治(朱泾)至上海，往返各一班”，后此班延伸到平湖，“平湖至上海班，每日往返3班，经过县治(朱泾)”。但是朱泾与上海的联系主要是人员的往来，货运较少。民国15年(1926)金山在上海的同乡组织了金山旅沪同乡会，其在缘起中说，“吾金旅沪人数无多，似无组织同乡会之必要惟鉴于去岁时局之变，乡邦坐困围城，欲通一信而不得，旅人彷徨焦急，因集组临时同乡会……又梓域地小人多，咸思向外发展，汲引推挽，本属先驱之责。至于在侨同人，散处各隅，更宜时相团洽，庶得缓急有济”。“此次调查旅沪同乡，统计214人，内教员18人，学生136人，门房1人，书局报馆办事员13人，银行界3人，邮局3人，医院2人，洋货衣庄业8人，米业4人，工界10人。其他无业住沪者16人。”旅沪同乡会的宗旨是“对同乡负指导援系之责，对乡旅尽互助协济之力”。根据民国《金山周报》后续的有关旅沪同乡会的活动报道，其主要活动是，帮助金山同乡了解上海的学校，进而指导同乡在沪求学。“现委员会因鉴于同乡来学松沪，不明各校确实状况，以致误入歧途，将着手印有调查松沪学校状况表，由各委员按表切实就近调查，集订成册，为本乡来学者之指导。”从同乡会的统计来看，旅沪的主要是来上海求学的，占到63.5％，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比例较小。
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和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经济体系下对江南市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朱泾来说，其传统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在重新整合中逐渐丧失，朱泾与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上海没有形成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没有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中。朱泾镇在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逐步被边缘化。但上海毕竟是得中国近代风气之先，且朱泾距上海之近，朱泾还是在社会经济的表层上受到上海的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和辐射是有限和具有选择性的，上海对朱泾的辐射并没有改变朱泾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朱泾“由于交易的分散性、偶然性和小流量不具有市场专业化扩张的张力，大都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流转方式、物质外貌和落后的技术水平”。
四、结语
“辛亥革命后，清朝亡，民国立，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朱泾镇从此一蹶不振。近代以来，传统市镇的桥梁和纽带功能的丧失或弱化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城镇化发展受两个方面动力的作用，一方面来自农村，其结果形成大量小城镇；另一方面来自中心城，其结果形成新的分中心及众多的工业卫星城镇，构成上海城镇体系中的第二级或第三级的城镇”。从市镇的兴起及其功能来看，市镇的发展动力当主要来自农村，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市镇失去了重要的动力来源，中心城市(上海)虽对其有影响，但其影响是具有选择性的，并且在初期极化效应非常明显，常常把市镇的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中心城市，破坏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造成市镇的社会经济衰落。“朱泾镇虽距上海很近，但社会转型却十分艰难。从朱泾镇的发展来看，经济中心与其周边地区的互动是有条件和选择性的，其主要不是取决于距离的远近，而是取决于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及其自身的发展条件。”由此看来，“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必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牺牲”。市镇就成为这种牺牲品。
[作者简介]安涛(1974—)，男，山东泰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5级博士生，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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