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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发行史上，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国家债券之先河，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以实物来计价的国家债券。它是名副其实的生产之债，胜利之债！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背景及诞生过程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为维持几百万军队与600万脱产人员的供给，在税收来源有限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增发通货以应对。人民币发行额不断攀升：7月底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11月中旬达16000亿元。1949年财政支出约有三分之二为赤字。人民币大量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的持续上涨，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必须应对的问题。
为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陈云同志由东北调回担任中财委主任。6至11月，陈云坐阵上海，指挥上海银元之战与“两白一黑”（粮食、棉花和煤炭）之战，击退了投机商。在此期间，他不断思考解决稳定物价的治本之策。陈云认为，解决财经困难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
陈云对利用公债解决经济困难很有信心。早在1949年3月6日，由其主持的东北解放区就曾发行过上、下两期的生产建设实物有奖公债1200万银元，第一期如期完成。8月11日在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陈云电告中央拟发行2400亿元（相当于12亿银元）的建议，但中央对于工商业者对公债发行的态度与公债数目、用途、利息及还本时间等尚存疑虑，尤其担心公债发行会引起银根紧缩，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由于公债的发行涉及面广，需十分慎重。按照中央指示，陈云召集上海工商界，广泛听取他们对公债发行的意见。上海工商界表达了颇多疑虑与异议。陈云将了解到的情况上报中央，考虑到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政局尚未稳定，中央决定公债推迟发行。然而，由于货币超发，各地物价开始上涨。
共和国成立第三天，陈云等在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文中预警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并再次建议发行公债来“对冲”。10月中旬，始自上海、天津等地并波及全国的物价上涨之风愈演愈烈，不能再等了。
1949年11月15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四次会议，与会同志认为，为抑制物价继续上涨，必须尽快发行公债，并增加税收。11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六次会议，批准了陈云控制物价问题的报告，大部分委员赞成发行公债。中财委与政务院的意见使得中央对公债发行决策程序加快。11月29日，毛泽东就《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提醒大家，对公债发行数额、如何折实、利息分期等问题进一步研究，并将发行公债事宜通报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随后讨论了上述草案，并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薄一波（时任财政部长、中财委副主任）、马寅初（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等进一步修正概算草案。
经过前后半年多的调研、反复酝酿与准备，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并责成政务院根据该决定制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公布实行。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颁布《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政府预计此次发行的公债将解决38.4%的财政赤字。至此，新中国第一债诞生！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独特的计算标准
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各政府机关发出了《关于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
根据上述条例，本次公债的募集与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作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之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天津为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折算，六大城市上述实物价格加权平均值的权重分别为45%、20%、10%、5%、10%、10%，加权平均值决定公债的货币面值。
每分公债应折算成的人民币金额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十天公布一次。以上一旬平均每分的折算金额为本旬收付债款的标准，例如，1至10日的平均每分的折算金额于11日公布，作为11至20日收付债款的标准。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旨在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使公債是名副其实的“债”而不是“捐”。由于此前在各大城市开办的折实储蓄深得老百姓的欢迎，在此基础上公债以实物计价符合大家的习惯。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而不是其他实物呢？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在物价上涨过程中一般都会领涨且比其他实物涨幅高。以这四种实物来计价，最有利于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至于这四种实物的数量配比则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抗战前的一块银元能买到这四种实物的配比数量，二是市场成交数量之比，三是人民需要的比例，即一个人用了16斤煤，同时也需要四尺布。为适应不同的阶层购买，公债面额分一分、十分、一百分、五百分四种面额（如图）。
不同于国民党发行的公债，本次折实公债“不得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得向国家银行抵押”，但无法禁止债券持有人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此举旨是为达到紧缩通货的目的。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认购安排
公债计划发行2亿分，第一期于1950年1至3月发行。偿还期限为5年，年息5厘。自1951年起，每年3月31日支付利息，并抽签还本。折实公债的认购与本息支付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分所折算的金额以人民币支付。
公债发行额度按各大区分配。相对富裕的华东区承担4500万分，其中上海承担3000万分，占发行总额近1/3。其次为中南区3000万分，华北区1500万分，西南区700分，西北区300万分。
公债购买手续分个人和团体认购两种形式，个人认购应向经销机构填具“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书”，注明认购数量、牌价、折合人民币金额、姓名、职业、住址等，连同公债款交经销机构核收。团体只能向人民银行认购，认购时须递交单位填写的认购书一份，另附职工清单，籍以简化手续，但认购公债的票面额及张数，仍须在认购书上证明，以便配发公债票。认购人以外汇、黄金等认缴公债款时，其搭缴比例不得超过应缴公债款的30%。 认购人如向推销机构登记认购时，应于认购书上注明推销机构，以便查考。1950年2月8日之前缴款者，按政府规定可享受公债利息贴补：第一期（1月5日至31日）贴补全年利息的十二分之二，第二期（2月1日至2月8日）为十二分之一，均于应缴公债款内扣除，由认购人出具《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贴息领据》，交经销机构转报。认购公债款经核算点收后，即发给公债票，在债票未印发前，则由经销机构出具临时收据交予认购人，待债票印发公告后，凭之向经销公债机构调换成公债票。
对于委托代销公债的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布了《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委托代销办法》，据此办法，华东区行还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实施细则。
新中国第一笔公债发行工作组织严密，销售过程有条不紊。相关方面分工明确，工作细致。1949年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委托人民银行发行折实公债》的通告，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印制、发行、牌价计算公布、经收债款、经付债券本息、债券收回核销及其他有关技术上的各种事宜，均委托人民银行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随后颁布了第一期折实公债委托代销办法与分期贴补利息办法。
债券发行期定于1950年1月5日至3月底，人民银行委托其他机构代销的手续费为千分之五。除人民银行总行及其所属机构经销外，人民银行根据需要委托各地邮政局、银钱业、合作社等代销，就上海而言，主要代销机构为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上海等地方的推销委员会也成为代销机构。人民银行设在上海各企业机构单位内的125个合作储蓄部服务处则接受本企业职工认购公债款。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推销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就总会及其分支会的代销业务进行指导与规范。首先，各分支会所属各单位或个人所认购公债的分数及已经缴款的分数，应自行登记，并按旬编制《推销公债旬报表》，一式三份——一份留底，一份送主管分会，另一份直送总会稽核处。随后各分会对之进行汇总，编制《推销公债旬报表》，一式两份——一份留底，一份送总会稽核处备查。总会稽核处最后编制公债推销总旬表，并将总数电告中财委，同时送一份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公库部。为方便认购人债款交纳，并免除银行网点的过分拥挤，由各支会代收公债款，集中向银行办理购债手续。认购人先填写《折实公债认购单》，填明认购总数，及分期交款期数、日期、数额。各支会所代收汇缴的公债款，应按人民银行规定手续，填写《认购书》，并出具《折实公债贴息领据》，连同款项当日送交指定银行，换取债票或临时收据。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与推销过程
公债发行与推销对象主要是大中小城市的工商界、城乡中的殷实富户与有钱的退职官吏。推销方法采取群众动员式的劝募公债运动。
由于是第一次发行，能否顺利推销，政府并没有太大把握。为了顺利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政务院明确要求地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成立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由专人负责，吸收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人士参加，负责办理推销和宣传事宜。中央政府与上海等地方政府还采取系列措施鼓励各界认购公债：公债利息一律免征所得税，允许用30%的黄金和外汇来购买，推出多种票面分值便于各阶层人士的认购。
1950年1月5日，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当天各大城市成立专门的推销机构。如北京与上海分别组成各界代表52人与137人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两地工商界还成立公债推销分会，几乎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次日，京津等市就销售了10万分。而上海5天内即售出110余万分。
通过宣传，各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对政府公债发行表示认同，积极协助政府动员群众认购公债。如果说中国人民银行是此次公债发行的“主承销商”，那么各地的推销委员会就是名副其实的分销商，这些组织在本次公债发行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上海市推销总会下设宣传委员会和一个演讲队，组织经济专家和财经工作者出席各种集会，讲解政策。1950年1月前半月，在宣传材料方面仅推销总会就印发15000本宣传册，招贴画12种共12000张，标语60种共60万张，公债彩印圆花5万张，印花10万张，公交车辆宣传画8种16万张，酒菜馆宣传画3种3万张，广告牌6块，霓虹灯1座，幻灯片8张，电影短片2集。各报端还设有光荣榜，公布购债人姓名，表扬大额认购积极分子。在一个公债宣传周（1月29日至2月4日）期间，工商界还升放了悬有标語的大气球。
人民银行则出动宣传车巡回推销。为加快完成公债推销任务，各地展开各种认购公债的竞赛等活动，大家争先恐后认购。如复旦大学学生纷纷将个人戒指、黄金拿出来购买公债，该校认购数量突破两万分。妇女界也不甘落后，25位拾荒妇女集资购买了100分公债。
动员认购结合检查复核是公债推销过程中采取的基本工作方法。中央分配给北京市的推销公债任务为275万分，政府将之提交各界人民会议协商委员会讨论，分配如下：工商业户170万分，殷实富户和退职文武官吏70万分，其余由各界自由认购。
上海工商业承担了2700万分，成为公债认购的主力军。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私营工商业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反对转而支持。在上海市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著名工商业家、安达公司总经理刘靖基认为：折实公债是生产性和建设性的，上海分配的3000万分，我们工商界一定以全力来完成。荣家企业代表荣毅仁，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称 “十二万分拥护政府”，并当场认购十二万分。郭家的永安公司认购10万分。上海棉纺织业则克服行业困难，认购200多万分，其中刘靖基、刘丕基兄弟为安达、大丰两棉纺厂认购4.5万分。
在政府与社会普遍宣传和组织基础上，全国各地认购公债出现了火热场面。
由于全民动员，各阶层的广泛参与，第一期折实公债的推销与缴款进展顺利。3月中旬，折实公债已销售6400万分，华北与华东则完成84%强。4月1日，京津两市及豫绥察三省实销公债均超过原分配额。5月初，一期折实公债基本认缴完成。
在此次公债发行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十分注意统计工作。1月28日，总行要求各分支机构将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日期和组织状况、任务分配情况、推销动员问题及改进意见等汇集总行，以便及时评估发行效果。2月3日，总行进一步要求各分支机将各地各界各行业分配任务数字汇集成表并加附注，认购情况及进度按旬报告；任务完成时，要求各地将认购对象编制详细统计表报总行。这些统计工作有助于使政府全面系统地掌握本次公债的发行情况。
1950年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发行折实公债即将结束，总行就结束公债代理发行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报告及报表、债款、债券、临时收据、债券样本、费用和其他7方面事项向各地发出通知，指导公债发行的收尾工作。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兑付及成效
不同于旧中国一堆废纸的公债，新生的共和国严守债信，如期还本付息。1951年1月29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制定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的公告》，并附《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抽签计算表及说明》等三个文件，确保公债还本付息工作顺利进行。1955年是折实公债最后一次还本付息，中国人民银行就注意事项特别进行专门指示，至此，新中国第一债发行与兑付工作圆满结束。
折实公债的发行是为了弥补赤字，平衡财政收支，其特点之一就是“反通货膨胀”，即用公债来吸收流动的购买力，抵消过多的发钞。由于当时货币空间结构分布失衡，新解放区特别是中小城市与农村人民币严重不足，而主要城市与老解放区的人民币“拥挤”，折实公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这一特殊时期的结构分布，减少甚至避免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折实公债的成功发行抑制了通货膨胀，巩固了金融系统，为弥补建国初期的赤字、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创造了条件。随着国家财政收支实现平衡，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物价稳中有降，人民币信用进一步提高。
不过，公债的发行短期内也带来了一定的银根紧缩，令利率短期内无法下跌，在1950年春夏之交，部分私营工商业经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但一段时间后，随着物价相对趋于稳定，利率也逐步出现回落。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实际情况，适时停发了二期折实公债。
本文作者系独立学者、经济史博士
责任编辑：刘颖 罗邦敏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背景及诞生过程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为维持几百万军队与600万脱产人员的供给，在税收来源有限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增发通货以应对。人民币发行额不断攀升：7月底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11月中旬达16000亿元。1949年财政支出约有三分之二为赤字。人民币大量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的持续上涨，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必须应对的问题。
为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陈云同志由东北调回担任中财委主任。6至11月，陈云坐阵上海，指挥上海银元之战与“两白一黑”（粮食、棉花和煤炭）之战，击退了投机商。在此期间，他不断思考解决稳定物价的治本之策。陈云认为，解决财经困难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
陈云对利用公债解决经济困难很有信心。早在1949年3月6日，由其主持的东北解放区就曾发行过上、下两期的生产建设实物有奖公债1200万银元，第一期如期完成。8月11日在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陈云电告中央拟发行2400亿元（相当于12亿银元）的建议，但中央对于工商业者对公债发行的态度与公债数目、用途、利息及还本时间等尚存疑虑，尤其担心公债发行会引起银根紧缩，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由于公债的发行涉及面广，需十分慎重。按照中央指示，陈云召集上海工商界，广泛听取他们对公债发行的意见。上海工商界表达了颇多疑虑与异议。陈云将了解到的情况上报中央，考虑到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政局尚未稳定，中央决定公债推迟发行。然而，由于货币超发，各地物价开始上涨。
共和国成立第三天，陈云等在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文中预警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并再次建议发行公债来“对冲”。10月中旬，始自上海、天津等地并波及全国的物价上涨之风愈演愈烈，不能再等了。
1949年11月15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四次会议，与会同志认为，为抑制物价继续上涨，必须尽快发行公债，并增加税收。11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六次会议，批准了陈云控制物价问题的报告，大部分委员赞成发行公债。中财委与政务院的意见使得中央对公债发行决策程序加快。11月29日，毛泽东就《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提醒大家，对公债发行数额、如何折实、利息分期等问题进一步研究，并将发行公债事宜通报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随后讨论了上述草案，并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薄一波（时任财政部长、中财委副主任）、马寅初（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等进一步修正概算草案。
经过前后半年多的调研、反复酝酿与准备，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并责成政务院根据该决定制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公布实行。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颁布《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政府预计此次发行的公债将解决38.4%的财政赤字。至此，新中国第一债诞生！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独特的计算标准
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各政府机关发出了《关于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
根据上述条例，本次公债的募集与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作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之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天津为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折算，六大城市上述实物价格加权平均值的权重分别为45%、20%、10%、5%、10%、10%，加权平均值决定公债的货币面值。
每分公债应折算成的人民币金额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十天公布一次。以上一旬平均每分的折算金额为本旬收付债款的标准，例如，1至10日的平均每分的折算金额于11日公布，作为11至20日收付债款的标准。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旨在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使公債是名副其实的“债”而不是“捐”。由于此前在各大城市开办的折实储蓄深得老百姓的欢迎，在此基础上公债以实物计价符合大家的习惯。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而不是其他实物呢？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在物价上涨过程中一般都会领涨且比其他实物涨幅高。以这四种实物来计价，最有利于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至于这四种实物的数量配比则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抗战前的一块银元能买到这四种实物的配比数量，二是市场成交数量之比，三是人民需要的比例，即一个人用了16斤煤，同时也需要四尺布。为适应不同的阶层购买，公债面额分一分、十分、一百分、五百分四种面额（如图）。
不同于国民党发行的公债，本次折实公债“不得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得向国家银行抵押”，但无法禁止债券持有人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此举旨是为达到紧缩通货的目的。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认购安排
公债计划发行2亿分，第一期于1950年1至3月发行。偿还期限为5年，年息5厘。自1951年起，每年3月31日支付利息，并抽签还本。折实公债的认购与本息支付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分所折算的金额以人民币支付。
公债发行额度按各大区分配。相对富裕的华东区承担4500万分，其中上海承担3000万分，占发行总额近1/3。其次为中南区3000万分，华北区1500万分，西南区700分，西北区300万分。
公债购买手续分个人和团体认购两种形式，个人认购应向经销机构填具“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书”，注明认购数量、牌价、折合人民币金额、姓名、职业、住址等，连同公债款交经销机构核收。团体只能向人民银行认购，认购时须递交单位填写的认购书一份，另附职工清单，籍以简化手续，但认购公债的票面额及张数，仍须在认购书上证明，以便配发公债票。认购人以外汇、黄金等认缴公债款时，其搭缴比例不得超过应缴公债款的30%。 认购人如向推销机构登记认购时，应于认购书上注明推销机构，以便查考。1950年2月8日之前缴款者，按政府规定可享受公债利息贴补：第一期（1月5日至31日）贴补全年利息的十二分之二，第二期（2月1日至2月8日）为十二分之一，均于应缴公债款内扣除，由认购人出具《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贴息领据》，交经销机构转报。认购公债款经核算点收后，即发给公债票，在债票未印发前，则由经销机构出具临时收据交予认购人，待债票印发公告后，凭之向经销公债机构调换成公债票。
对于委托代销公债的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布了《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委托代销办法》，据此办法，华东区行还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实施细则。
新中国第一笔公债发行工作组织严密，销售过程有条不紊。相关方面分工明确，工作细致。1949年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委托人民银行发行折实公债》的通告，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印制、发行、牌价计算公布、经收债款、经付债券本息、债券收回核销及其他有关技术上的各种事宜，均委托人民银行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随后颁布了第一期折实公债委托代销办法与分期贴补利息办法。
债券发行期定于1950年1月5日至3月底，人民银行委托其他机构代销的手续费为千分之五。除人民银行总行及其所属机构经销外，人民银行根据需要委托各地邮政局、银钱业、合作社等代销，就上海而言，主要代销机构为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上海等地方的推销委员会也成为代销机构。人民银行设在上海各企业机构单位内的125个合作储蓄部服务处则接受本企业职工认购公债款。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推销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就总会及其分支会的代销业务进行指导与规范。首先，各分支会所属各单位或个人所认购公债的分数及已经缴款的分数，应自行登记，并按旬编制《推销公债旬报表》，一式三份——一份留底，一份送主管分会，另一份直送总会稽核处。随后各分会对之进行汇总，编制《推销公债旬报表》，一式两份——一份留底，一份送总会稽核处备查。总会稽核处最后编制公债推销总旬表，并将总数电告中财委，同时送一份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公库部。为方便认购人债款交纳，并免除银行网点的过分拥挤，由各支会代收公债款，集中向银行办理购债手续。认购人先填写《折实公债认购单》，填明认购总数，及分期交款期数、日期、数额。各支会所代收汇缴的公债款，应按人民银行规定手续，填写《认购书》，并出具《折实公债贴息领据》，连同款项当日送交指定银行，换取债票或临时收据。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与推销过程
公债发行与推销对象主要是大中小城市的工商界、城乡中的殷实富户与有钱的退职官吏。推销方法采取群众动员式的劝募公债运动。
由于是第一次发行，能否顺利推销，政府并没有太大把握。为了顺利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政务院明确要求地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成立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由专人负责，吸收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人士参加，负责办理推销和宣传事宜。中央政府与上海等地方政府还采取系列措施鼓励各界认购公债：公债利息一律免征所得税，允许用30%的黄金和外汇来购买，推出多种票面分值便于各阶层人士的认购。
1950年1月5日，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当天各大城市成立专门的推销机构。如北京与上海分别组成各界代表52人与137人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两地工商界还成立公债推销分会，几乎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次日，京津等市就销售了10万分。而上海5天内即售出110余万分。
通过宣传，各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对政府公债发行表示认同，积极协助政府动员群众认购公债。如果说中国人民银行是此次公债发行的“主承销商”，那么各地的推销委员会就是名副其实的分销商，这些组织在本次公债发行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上海市推销总会下设宣传委员会和一个演讲队，组织经济专家和财经工作者出席各种集会，讲解政策。1950年1月前半月，在宣传材料方面仅推销总会就印发15000本宣传册，招贴画12种共12000张，标语60种共60万张，公债彩印圆花5万张，印花10万张，公交车辆宣传画8种16万张，酒菜馆宣传画3种3万张，广告牌6块，霓虹灯1座，幻灯片8张，电影短片2集。各报端还设有光荣榜，公布购债人姓名，表扬大额认购积极分子。在一个公债宣传周（1月29日至2月4日）期间，工商界还升放了悬有标語的大气球。
人民银行则出动宣传车巡回推销。为加快完成公债推销任务，各地展开各种认购公债的竞赛等活动，大家争先恐后认购。如复旦大学学生纷纷将个人戒指、黄金拿出来购买公债，该校认购数量突破两万分。妇女界也不甘落后，25位拾荒妇女集资购买了100分公债。
动员认购结合检查复核是公债推销过程中采取的基本工作方法。中央分配给北京市的推销公债任务为275万分，政府将之提交各界人民会议协商委员会讨论，分配如下：工商业户170万分，殷实富户和退职文武官吏70万分，其余由各界自由认购。
上海工商业承担了2700万分，成为公债认购的主力军。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私营工商业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反对转而支持。在上海市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著名工商业家、安达公司总经理刘靖基认为：折实公债是生产性和建设性的，上海分配的3000万分，我们工商界一定以全力来完成。荣家企业代表荣毅仁，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称 “十二万分拥护政府”，并当场认购十二万分。郭家的永安公司认购10万分。上海棉纺织业则克服行业困难，认购200多万分，其中刘靖基、刘丕基兄弟为安达、大丰两棉纺厂认购4.5万分。
在政府与社会普遍宣传和组织基础上，全国各地认购公债出现了火热场面。
由于全民动员，各阶层的广泛参与，第一期折实公债的推销与缴款进展顺利。3月中旬，折实公债已销售6400万分，华北与华东则完成84%强。4月1日，京津两市及豫绥察三省实销公债均超过原分配额。5月初，一期折实公债基本认缴完成。
在此次公债发行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十分注意统计工作。1月28日，总行要求各分支机构将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日期和组织状况、任务分配情况、推销动员问题及改进意见等汇集总行，以便及时评估发行效果。2月3日，总行进一步要求各分支机将各地各界各行业分配任务数字汇集成表并加附注，认购情况及进度按旬报告；任务完成时，要求各地将认购对象编制详细统计表报总行。这些统计工作有助于使政府全面系统地掌握本次公债的发行情况。
1950年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发行折实公债即将结束，总行就结束公债代理发行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报告及报表、债款、债券、临时收据、债券样本、费用和其他7方面事项向各地发出通知，指导公债发行的收尾工作。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兑付及成效
不同于旧中国一堆废纸的公债，新生的共和国严守债信，如期还本付息。1951年1月29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制定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的公告》，并附《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抽签计算表及说明》等三个文件，确保公债还本付息工作顺利进行。1955年是折实公债最后一次还本付息，中国人民银行就注意事项特别进行专门指示，至此，新中国第一债发行与兑付工作圆满结束。
折实公债的发行是为了弥补赤字，平衡财政收支，其特点之一就是“反通货膨胀”，即用公债来吸收流动的购买力，抵消过多的发钞。由于当时货币空间结构分布失衡，新解放区特别是中小城市与农村人民币严重不足，而主要城市与老解放区的人民币“拥挤”，折实公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这一特殊时期的结构分布，减少甚至避免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折实公债的成功发行抑制了通货膨胀，巩固了金融系统，为弥补建国初期的赤字、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创造了条件。随着国家财政收支实现平衡，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物价稳中有降，人民币信用进一步提高。
不过，公债的发行短期内也带来了一定的银根紧缩，令利率短期内无法下跌，在1950年春夏之交，部分私营工商业经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但一段时间后，随着物价相对趋于稳定，利率也逐步出现回落。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实际情况，适时停发了二期折实公债。
本文作者系独立学者、经济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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