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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当下，陶雷的人生履历，用精彩纷呈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从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到广告公司AE，从中国第一代本土广告人到NBA全球市场合作部副总裁，如今的陶雷，又有了新的身份：国内最大规模的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子公司的CEO。
看似毫不相关的经历和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职业转变，在陶雷心里却有着一条清晰的引线。别人眼里的天马行空，在陶雷看来却越来越靠近初衷的努力—为意义而生活。当25年前他初次加入奥美时，他就对自己说：“可以为任何事，就是不要为钱工作。”所以，他接受了每个月900元的工资，开始了他的广告生涯，也开启了他对于意义的探寻。
“不堪回首”的留学经历
天生的批判性思考激发探索之初
1983年从人大附中毕业之后，陶雷因为喜欢艺术，选择报考了建筑专业，后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在大学里学习了5年建筑设 计。
陶雷年轻时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一点“恃才傲物”，在北工大学习的几年里，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认为从老师那里获取不到想要的东西，就自己跑去图书管里查阅外文书籍，用以拓宽视野，在当时网络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是他唯一接触国外文化的机会。
1988年，陶雷从大学毕业，而当时国内建筑行业还未展露苗头，这让初入社会的陶雷大失所望。“举目一望，那时中国的建筑行业还没有开始兴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从事建筑没有什么出路。”经过简单的思考，陶雷毅然决定要出国学习建筑。
就这样，怀揣着成为建筑设计师的理想，陶雷铆足了劲儿开始申请学校，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所谓的留学机构，所以他只能自己准备申请学校的一系列工作。整整一年的时间，他除了考托福、GRE之外，就是每天去北京图书馆写东西、查资料、准备论文。“前前后后那一年我基本上什么都没干，毕业设计都是在最后一星期内完成的，因为是夏天，困了就睡在绘图板上，盖着草图纸，一个星期没离开教室，就这么赶完了毕业设计。”
陶雷爱看书，也爱思考，因为自己写出的论文出色，陶雷的导师最终录取了他，并帮陶雷争取到了奖学金。回忆起那些细节，往事仿佛还历历在目：“我花了很多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抄东西、写东西、研究学术，包括写一些特别理论的东西，在我读过的书里，有一些哲学相关的内容：在20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流派—现象学，其中有一个分支叫解释学。我到现在对这些名词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问我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一些美国人，都没有知道这个词的。当时我把解释学和建筑设计的理论放在一起，做一个跨学科分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这篇论文，我的留学旅程才得以成行。”
后来，在陶雷自己申请的19所学校里，有4所学校录取了他，其中就有UCLA的建筑系。
陶雷拿着父母用半生积蓄换的一千美元，还有六千加元的奖学金出了国门。一开始的生活就已经捉襟见肘，交完了三千多的学费，兜里仅剩两千多元的陶雷只能想办法打工赚取生活费用，再加上无法融入当地环境的孤独感，使陶雷生出了逃离的想法。“那个地方除了上学的学生外，全是老年人，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我后来算了一下，我在那个城市待了四年，中间还回国了大半年，一共跑出来八趟，你就知道我多不喜欢那个地方了。”
“人生中最黑暗孤寂的日子
让我不再浮躁和自负”
在陶雷的讲述中，加拿大的留学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在那里，他甚至度过了很长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但正是那段时期，让他了解到了自己真正不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模样。“我作为一个建筑设计专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贝聿铭那样的建筑大师，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当时整个北美正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想要找到建筑设计的工作实在是很难，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没有半点相关工作经验的学生。为了生存，我只能不停地打黑工、刷盘子、送外卖、当waiter……做遍了除了厨师以外的所有餐馆工作。”
心高气傲的陶雷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地打击了，他无心上学，只能在加拿大多伦多一边拿着政府救济，一边打黑工度日，眼见着许多同学为了生存，都改行学会计或是计算机等可以在加拿大留下来的专业，他却固执地不愿也不想要靠这种他觉得毫无意义的方式勉强留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自己，发现自己对于整个建筑行业的历史和理论知识的学习都仅是皮毛，陶雷问自己：如果放弃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留在北美，这有意义吗？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最终放弃了加拿大身份回到了国内。
“在多伦多的那段时间是我记忆中最黑暗最孤寂的一年。但是，回想起来我特別感谢那段时间，我特别感谢自己人生的最低谷出现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它让我悟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也让我在28岁时能下定决心，沉下心来决定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做一件事，我觉得那段经历算是彻底改变了我，它让我变得不再浮躁和自负了。”
“卖货的不一定是好广告”
在创造影响力的过程中思索创造的意义
因为有在加拿大的经历，陶雷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从未停止，他对自己说：“可以为了任何事，就是不要为了钱工作。”这句话也成为了他以后在工作中多次用来作为衡量意义的标杆。
1993年，28岁的陶雷回到了国内，结束了他为期4年的“海漂”生活，正当苦于想要先做点什么却没有方向时，陶雷读到了奥格威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并被书里的内容深深吸引。同年9月，他通过了奥美广告的面试，正式开始了自己作为广告人的职业生涯。他对自己说：“什么都不要想，先在奥美做两年再说。”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这一做就是20年。
一进奥美，陶雷发现这里的工作强度正应了面试时业务总监的那句话：“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奥美吗？因为你在这里一年所得到的成长将是在其他公司的两倍。”在奥美，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就连周末也要加班。
这样的工作强度丝毫没有打压陶雷的积极性，反而让他心底更加燃起了热情，他发现自己喜欢的正是这样充满挑战和激情的工作。“奥美是一间充满快乐气氛的公司。他让我相信，奥美远不止是一家让我打工谋生的公司，而是一个让我可以追求梦想和做有意义的事情的地方。” 在奥美，陶雷总是能够得到挑战自己的机会，而从他的表述中，这种挑战几乎让他感到痴迷。每次陶雷在和客户见面时都很兴奋，他主动地去了解客户，挖掘他们身上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对于广告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但陶雷在工作中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称得上“佛系”。面对工作中和客户意见相左的情况，他比其他人更快地度过了“放下电话就骂街”的时期，更加能站在客户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客户要面对的压力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做方案可以更加天马行空地去创造，可是客户就比较难，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对限制要更多一些，好的想法需要更加包容的环境，哪怕是将奥美整体搬到像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里，面对同样的限制，我们也不能做出真正出彩的东西。”
陶雷認为，广告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在制作广告的过程中，应该本着为客户解决问题和提高销量的目的。“再好的创意如果实用性不强，也只能算是习作。”在广告业内摸爬滚打二十余载，从普通的AE做到奥美广告中国区总裁，陶雷总结出来的都是他在平时工作中悟出的箴言至理，“广告不光是能帮助客户卖东西，而是帮客户更有效率地卖东西。一个好的广告还能影响很多人的看法和行为，这就是广告的影响力，广告传播本身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行业。”
陶雷在与许多公司和客户的接触中，越来越相信，最有价值的品牌都是那些狂热并执着地追求存在意义的品牌。“可口可乐相信快乐来自我们对生活对世界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永远看到的是一杯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水。透过这个可口可乐的声音我们看到一个远远大于一瓶汽水的品牌。”
任何平凡的事情都可以承载非凡的意义，广告也是一样。陶雷认为，许多公司和品牌之所以在以后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创立初期确立了“几个亿”的目标，而是设立了一个可以激发公司上下所有人为之奋斗和努力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定义了公司人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并有效地吸引和驱动了许多人加入进来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奋斗。
“‘意义’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选择哪种职业？在工作中你用什么来激励自己和你的伙伴？你用什么来打动你的客户？你用什么让你的消费者选择你的品牌和产品而不是对手的？这些时候，我们都需要思考‘意义’这个东西。”
对陶雷来说，做传播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影响人，要有影响力，创造有影响力的传播活动，能够改变受众目标的想法和行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事。“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东西都是很平庸的东西，包括奥美，包括我在内，我们做的案例，我在那儿二十年，做了几十个、上百个客户，然后各种大大小小的东西，作品出来，你真的问我能拿得出手，可能一只手数的过来。”
“平庸”后的爆发
“动感地带”带来一种文化现象
在经过许多次“平庸”经验的累积之后，陶雷开始产出能拿的出手的广告，“动感地带”就是其中一个。在2003年，陶雷带领的团队赢得了中国移动“动感地带”品牌在全国上市的传播任务，他和团队在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动感地带瞄准的主体用户人群是“80后”，也就是当时正在上大学的一群人。“这群人很有意思，他们跟外部世界通过网络接触，获得的讯息非常丰富，他们的想法也很独特，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这个年龄段在社会上没有很多的话语权，因此，我们针对这群人的表达诉求，制定了‘我的地盘听我的’口号策略，这也是对年轻人自我表达需求的洞察。”
同年，“动感地带”上市，上市之初品牌用户量就超过了1000万，3年后超过1亿用户，奥美也因为这个品牌的成功取得了客户的信赖，延续了与中国移动长达9年的合作关 系。
“‘动感地带’为18到23岁，也就是当年各位的同龄人而生，是年轻人的‘通信自治区’。它是一个年轻人当家作主的品牌。”因为贴近用户感受和符合目标群体诉求的广告，一个普通的移动通信服务品牌对于年轻人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我的地盘听我的”也成为当年《新周刊》评选的年度广告语，至今在广告界广为流传。“一家媒体评价说，‘动感地带创造了一个文化现象’。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在不断改变中
坚持做有“影响力”的事情
在广告业界浸淫二十余载，陶雷创造了无数条有意义的广告，同样，他也在无数次充满挑战和新鲜事物的工作中获取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广告之于陶雷的意义，大于广告本身。“我在奥美待了二十年，虽然每五年就有想要换环境的‘异动的心’，但是最终都没有离开，原因是因为你度过了那个阶段，随后会发现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可以尝试，有新的内容可以学习，所谓的职场就是这样，在广告公司，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经常接触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客户。”
三年前奥美CEO入职摩登天空的新闻，在广告界产生了轩然大波，有许多媒体都争相采访陶雷，翻看这些采访和报道，扑面而来的感受就是，照片中陶雷的装束从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变成了潮服和球鞋，在旗下签约艺人超过100组、每年举办超过30场音乐节的国内最大规模的独立唱片公司工作，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陶雷也适时地调整起自己的着装，变得“酷”起来。
“我不敢说了解现在的青年文化，但我愿意去学习，我一直都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好奇心是有好处的，能让我自己变年轻。”在创造影响力和寻找意义的道路上，陶雷从未停止，而不断的尝试和挑战也使他一直保持着奋进和激情，让他对于未来更加充满期望。
从广告行业跨越到音乐行业这样的大动作，陶雷自己并没有太多关于跨界的忧虑，“对于独立音乐领域来讲，现在公司所处的领域比较封闭，我可能是第一个从圈外找的比较有分量的跨界管理者，我来了之后就找了很多不属于圈内的人过来，我觉得一个行业太封闭了肯定不是好事，会变成井底之蛙，所以后来我们公司实际上也做了许多所谓跨界的事情，就是跨出音乐圈，去做一些别的东西。”
从前在奥美的经历塑造了陶雷作为一个工作者最基本的能力，包括对事情的判断、基本的审美、处理问题的标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等，也塑造了他对于工作的坚持。纵观过去的职业历程，陶雷表示有三个字最有代表性，那就是—“影响力”。
“不管是以前做广告还是现在做内容，有多少人看你，多少人真的喜欢你，多少人看了你做的东西产生了某种改变和行动。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包括之前去NBA，现在在摩登天空，想要做的都是有影响力的事情。”
“之所以不做广告去做内容，是因为内容要服务观众，服务读者，所以我做的肯定是观众愿意看的东西，而不是客户愿意看的东西，客户愿意看的东西未必是消费者愿意看的，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把客户先空过去，直接面对观众，直达受众。我现在就可以先去创造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观众喜欢的产品，然后反过来去向客户售卖这个产 品。”
“在摩登天空，你不需要特别卖力地去贩售你的想法，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去做，在这儿就是太多可能性了，就怕你想不到。”陶雷表示，摩登天空的出发点是用好内容创造价值，他现在在做的就是内容营销和传播，创造好的内容并通过营销为合作伙伴创造影响力和价值。陶雷说：“我们一定要有所改变，没有文化和审美的世界是很无趣的，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内容本身正在成为营销的直接媒介，而不像以往砸钱投广告，无论是当年学习建筑还是做广告策划，我都热衷于创造内容，这是基于本性和内心的呼唤。”
看似毫不相关的经历和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职业转变，在陶雷心里却有着一条清晰的引线。别人眼里的天马行空，在陶雷看来却越来越靠近初衷的努力—为意义而生活。当25年前他初次加入奥美时，他就对自己说：“可以为任何事，就是不要为钱工作。”所以，他接受了每个月900元的工资，开始了他的广告生涯，也开启了他对于意义的探寻。
“不堪回首”的留学经历
天生的批判性思考激发探索之初
1983年从人大附中毕业之后，陶雷因为喜欢艺术，选择报考了建筑专业，后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在大学里学习了5年建筑设 计。
陶雷年轻时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一点“恃才傲物”，在北工大学习的几年里，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认为从老师那里获取不到想要的东西，就自己跑去图书管里查阅外文书籍，用以拓宽视野，在当时网络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是他唯一接触国外文化的机会。
1988年，陶雷从大学毕业，而当时国内建筑行业还未展露苗头，这让初入社会的陶雷大失所望。“举目一望，那时中国的建筑行业还没有开始兴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从事建筑没有什么出路。”经过简单的思考，陶雷毅然决定要出国学习建筑。
就这样，怀揣着成为建筑设计师的理想，陶雷铆足了劲儿开始申请学校，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所谓的留学机构，所以他只能自己准备申请学校的一系列工作。整整一年的时间，他除了考托福、GRE之外，就是每天去北京图书馆写东西、查资料、准备论文。“前前后后那一年我基本上什么都没干，毕业设计都是在最后一星期内完成的，因为是夏天，困了就睡在绘图板上，盖着草图纸，一个星期没离开教室，就这么赶完了毕业设计。”
陶雷爱看书，也爱思考，因为自己写出的论文出色，陶雷的导师最终录取了他，并帮陶雷争取到了奖学金。回忆起那些细节，往事仿佛还历历在目：“我花了很多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抄东西、写东西、研究学术，包括写一些特别理论的东西，在我读过的书里，有一些哲学相关的内容：在20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流派—现象学，其中有一个分支叫解释学。我到现在对这些名词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问我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一些美国人，都没有知道这个词的。当时我把解释学和建筑设计的理论放在一起，做一个跨学科分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这篇论文，我的留学旅程才得以成行。”
后来，在陶雷自己申请的19所学校里，有4所学校录取了他，其中就有UCLA的建筑系。
陶雷拿着父母用半生积蓄换的一千美元，还有六千加元的奖学金出了国门。一开始的生活就已经捉襟见肘，交完了三千多的学费，兜里仅剩两千多元的陶雷只能想办法打工赚取生活费用，再加上无法融入当地环境的孤独感，使陶雷生出了逃离的想法。“那个地方除了上学的学生外，全是老年人，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我后来算了一下，我在那个城市待了四年，中间还回国了大半年，一共跑出来八趟，你就知道我多不喜欢那个地方了。”
“人生中最黑暗孤寂的日子
让我不再浮躁和自负”
在陶雷的讲述中，加拿大的留学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在那里，他甚至度过了很长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但正是那段时期，让他了解到了自己真正不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模样。“我作为一个建筑设计专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贝聿铭那样的建筑大师，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当时整个北美正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想要找到建筑设计的工作实在是很难，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没有半点相关工作经验的学生。为了生存，我只能不停地打黑工、刷盘子、送外卖、当waiter……做遍了除了厨师以外的所有餐馆工作。”
心高气傲的陶雷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地打击了，他无心上学，只能在加拿大多伦多一边拿着政府救济，一边打黑工度日，眼见着许多同学为了生存，都改行学会计或是计算机等可以在加拿大留下来的专业，他却固执地不愿也不想要靠这种他觉得毫无意义的方式勉强留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自己，发现自己对于整个建筑行业的历史和理论知识的学习都仅是皮毛，陶雷问自己：如果放弃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留在北美，这有意义吗？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最终放弃了加拿大身份回到了国内。
“在多伦多的那段时间是我记忆中最黑暗最孤寂的一年。但是，回想起来我特別感谢那段时间，我特别感谢自己人生的最低谷出现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它让我悟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也让我在28岁时能下定决心，沉下心来决定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做一件事，我觉得那段经历算是彻底改变了我，它让我变得不再浮躁和自负了。”
“卖货的不一定是好广告”
在创造影响力的过程中思索创造的意义
因为有在加拿大的经历，陶雷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从未停止，他对自己说：“可以为了任何事，就是不要为了钱工作。”这句话也成为了他以后在工作中多次用来作为衡量意义的标杆。
1993年，28岁的陶雷回到了国内，结束了他为期4年的“海漂”生活，正当苦于想要先做点什么却没有方向时，陶雷读到了奥格威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并被书里的内容深深吸引。同年9月，他通过了奥美广告的面试，正式开始了自己作为广告人的职业生涯。他对自己说：“什么都不要想，先在奥美做两年再说。”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这一做就是20年。
一进奥美，陶雷发现这里的工作强度正应了面试时业务总监的那句话：“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奥美吗？因为你在这里一年所得到的成长将是在其他公司的两倍。”在奥美，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就连周末也要加班。
这样的工作强度丝毫没有打压陶雷的积极性，反而让他心底更加燃起了热情，他发现自己喜欢的正是这样充满挑战和激情的工作。“奥美是一间充满快乐气氛的公司。他让我相信，奥美远不止是一家让我打工谋生的公司，而是一个让我可以追求梦想和做有意义的事情的地方。” 在奥美，陶雷总是能够得到挑战自己的机会，而从他的表述中，这种挑战几乎让他感到痴迷。每次陶雷在和客户见面时都很兴奋，他主动地去了解客户，挖掘他们身上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对于广告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但陶雷在工作中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称得上“佛系”。面对工作中和客户意见相左的情况，他比其他人更快地度过了“放下电话就骂街”的时期，更加能站在客户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客户要面对的压力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做方案可以更加天马行空地去创造，可是客户就比较难，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对限制要更多一些，好的想法需要更加包容的环境，哪怕是将奥美整体搬到像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里，面对同样的限制，我们也不能做出真正出彩的东西。”
陶雷認为，广告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在制作广告的过程中，应该本着为客户解决问题和提高销量的目的。“再好的创意如果实用性不强，也只能算是习作。”在广告业内摸爬滚打二十余载，从普通的AE做到奥美广告中国区总裁，陶雷总结出来的都是他在平时工作中悟出的箴言至理，“广告不光是能帮助客户卖东西，而是帮客户更有效率地卖东西。一个好的广告还能影响很多人的看法和行为，这就是广告的影响力，广告传播本身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行业。”
陶雷在与许多公司和客户的接触中，越来越相信，最有价值的品牌都是那些狂热并执着地追求存在意义的品牌。“可口可乐相信快乐来自我们对生活对世界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永远看到的是一杯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水。透过这个可口可乐的声音我们看到一个远远大于一瓶汽水的品牌。”
任何平凡的事情都可以承载非凡的意义，广告也是一样。陶雷认为，许多公司和品牌之所以在以后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创立初期确立了“几个亿”的目标，而是设立了一个可以激发公司上下所有人为之奋斗和努力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定义了公司人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并有效地吸引和驱动了许多人加入进来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奋斗。
“‘意义’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选择哪种职业？在工作中你用什么来激励自己和你的伙伴？你用什么来打动你的客户？你用什么让你的消费者选择你的品牌和产品而不是对手的？这些时候，我们都需要思考‘意义’这个东西。”
对陶雷来说，做传播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影响人，要有影响力，创造有影响力的传播活动，能够改变受众目标的想法和行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事。“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东西都是很平庸的东西，包括奥美，包括我在内，我们做的案例，我在那儿二十年，做了几十个、上百个客户，然后各种大大小小的东西，作品出来，你真的问我能拿得出手，可能一只手数的过来。”
“平庸”后的爆发
“动感地带”带来一种文化现象
在经过许多次“平庸”经验的累积之后，陶雷开始产出能拿的出手的广告，“动感地带”就是其中一个。在2003年，陶雷带领的团队赢得了中国移动“动感地带”品牌在全国上市的传播任务，他和团队在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动感地带瞄准的主体用户人群是“80后”，也就是当时正在上大学的一群人。“这群人很有意思，他们跟外部世界通过网络接触，获得的讯息非常丰富，他们的想法也很独特，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这个年龄段在社会上没有很多的话语权，因此，我们针对这群人的表达诉求，制定了‘我的地盘听我的’口号策略，这也是对年轻人自我表达需求的洞察。”
同年，“动感地带”上市，上市之初品牌用户量就超过了1000万，3年后超过1亿用户，奥美也因为这个品牌的成功取得了客户的信赖，延续了与中国移动长达9年的合作关 系。
“‘动感地带’为18到23岁，也就是当年各位的同龄人而生，是年轻人的‘通信自治区’。它是一个年轻人当家作主的品牌。”因为贴近用户感受和符合目标群体诉求的广告，一个普通的移动通信服务品牌对于年轻人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我的地盘听我的”也成为当年《新周刊》评选的年度广告语，至今在广告界广为流传。“一家媒体评价说，‘动感地带创造了一个文化现象’。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在不断改变中
坚持做有“影响力”的事情
在广告业界浸淫二十余载，陶雷创造了无数条有意义的广告，同样，他也在无数次充满挑战和新鲜事物的工作中获取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广告之于陶雷的意义，大于广告本身。“我在奥美待了二十年，虽然每五年就有想要换环境的‘异动的心’，但是最终都没有离开，原因是因为你度过了那个阶段，随后会发现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可以尝试，有新的内容可以学习，所谓的职场就是这样，在广告公司，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经常接触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客户。”
三年前奥美CEO入职摩登天空的新闻，在广告界产生了轩然大波，有许多媒体都争相采访陶雷，翻看这些采访和报道，扑面而来的感受就是，照片中陶雷的装束从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变成了潮服和球鞋，在旗下签约艺人超过100组、每年举办超过30场音乐节的国内最大规模的独立唱片公司工作，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陶雷也适时地调整起自己的着装，变得“酷”起来。
“我不敢说了解现在的青年文化，但我愿意去学习，我一直都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好奇心是有好处的，能让我自己变年轻。”在创造影响力和寻找意义的道路上，陶雷从未停止，而不断的尝试和挑战也使他一直保持着奋进和激情，让他对于未来更加充满期望。
从广告行业跨越到音乐行业这样的大动作，陶雷自己并没有太多关于跨界的忧虑，“对于独立音乐领域来讲，现在公司所处的领域比较封闭，我可能是第一个从圈外找的比较有分量的跨界管理者，我来了之后就找了很多不属于圈内的人过来，我觉得一个行业太封闭了肯定不是好事，会变成井底之蛙，所以后来我们公司实际上也做了许多所谓跨界的事情，就是跨出音乐圈，去做一些别的东西。”
从前在奥美的经历塑造了陶雷作为一个工作者最基本的能力，包括对事情的判断、基本的审美、处理问题的标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等，也塑造了他对于工作的坚持。纵观过去的职业历程，陶雷表示有三个字最有代表性，那就是—“影响力”。
“不管是以前做广告还是现在做内容，有多少人看你，多少人真的喜欢你，多少人看了你做的东西产生了某种改变和行动。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包括之前去NBA，现在在摩登天空，想要做的都是有影响力的事情。”
“之所以不做广告去做内容，是因为内容要服务观众，服务读者，所以我做的肯定是观众愿意看的东西，而不是客户愿意看的东西，客户愿意看的东西未必是消费者愿意看的，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把客户先空过去，直接面对观众，直达受众。我现在就可以先去创造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观众喜欢的产品，然后反过来去向客户售卖这个产 品。”
“在摩登天空，你不需要特别卖力地去贩售你的想法，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去做，在这儿就是太多可能性了，就怕你想不到。”陶雷表示，摩登天空的出发点是用好内容创造价值，他现在在做的就是内容营销和传播，创造好的内容并通过营销为合作伙伴创造影响力和价值。陶雷说：“我们一定要有所改变，没有文化和审美的世界是很无趣的，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内容本身正在成为营销的直接媒介，而不像以往砸钱投广告，无论是当年学习建筑还是做广告策划，我都热衷于创造内容，这是基于本性和内心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