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八○年，黄巢率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动乱年代。这一年正在长安应举的晚唐诗人韦庄，仓促间被陷在这座围城里，经历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生活。八八三年韦庄逃到洛阳，借一个在黄巢治下“终日惊忧心胆碎”的女郎的自述，写了一首反映那个动乱岁月里人民的苦难，和黄巢同官军争夺长安战事的叙事诗，这就是长达一千六百六十余字的《秦妇吟》。这是迄今见到的最长的一首唐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从正面大规模地反映战争和社会动乱的叙事诗。它在结构的宏伟、反映生活的真实、艺术典型化的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首长诗在当时广为流传，韦庄因此被叫做“秦妇吟秀才”。
　　然而，正象诗中那位女主人公的遭遇一样，千百年来，这首诗也历尽坎坷。先是韦庄自己，因为种种顾虑，在收编诗集时把它删去了，并告诫他的家人，不许让它流传下去。这样，《秦妇吟》便湮灭了整整十个世纪。直到一九二四年，有人从收藏在巴黎图书馆的敦煌变文书目中发现了这首诗的写本，它才得以重见天日，传回祖国。这在当年也曾轰动一时，传为佳话。著名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曾为它作过考证诠释。只因为这首诗对黄巢起义军采取敌视的态度，就又被当作“反动诗篇”看待。近几十年来，对它的批判更愈来愈严厉。例如王士菁同志在他的《唐代诗歌》一书中，对韦庄和《秦妇吟》就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农民革命战争作了歪曲反映的，是那些苟且偷生为封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反动诗人，他们是仇恨人民的，把起义的农民当作‘盗贼’来看待。对于农民的正义行动极尽了污蔑的能事，……他们也不得不有一些‘微辞’，而实质上却是为着压迫者辩护的。这一类反动诗人的代表是韦庄。”
　　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大多采取这种类似的看法。但是郭沫若同志却曾经以肯定的态度谈到过这首诗。①
　　现在，我们经过了十年动乱，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会了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以后，就深深地感到，必须给《秦妇吟》这样比较复杂的作品以重新评价。我们再也不能那样大方、那样武断地把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篇当作“毒草”来批判，当作“糟粕”来抛弃了。
　　评价《秦妇吟》的关键是怎样看待诗中有关黄巢起义军的描写。
　　韦庄是反对黄巢起义军的。他在诗中把农民军叫做“贼军”、“凶徒”、“狂寇”，我们是看不出他有一点讲黄巢好话的意图的。但我觉得这不能成为我们判定这首诗思想反动的依据。因为在我们这个皇权至上、不可一日无君的封建国度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上能找出几个文人士大夫能够背叛自己的阶级、站到“犯上作乱”的农民这一边来呢？在司马迁、谈迁的史书中，在李白、杜甫的诗歌里，在曹雪芹、蒲松龄的小说，甚至在沈括的科学著作里，哪一处不把造反的农民叫“逆”、叫“贼”、叫“寇”呢？从曹操到岳飞，从辛弃疾到林则徐，有多少英雄豪杰曾经亲手镇压过农民起义啊！
　　我并不想替这些古人开脱罪责，只是想从这些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中说明，正确肯定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热情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这是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的。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古人，就是降低我们自己的水平。
　　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在描写农民起义时，大体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不自觉地歌颂，如《水浒》、《说唐》的某些部分，和元代的某些杂剧(这种歌颂主要是针对绿林英雄们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的侠义行为，和正直、豪爽、重然诺、舍己为人的优秀品德，而不是农民反对朝廷、建立政权的革命主张)；一种是自觉地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怀着深刻的剥削阶级偏见，攻击农民的正义行动。这类作品流传至今的，有《荡寇志》、《费宫人刺虎歌》、《铁公鸡》等(《红楼梦》里的《词》，似乎也可归入这一类)。但《秦妇吟》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形，它既反对农民起义，又同情人民苦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统治阶级表示了不满。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秦妇吟》可以算作是一首带有某种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
　　韦庄是逃出长安以后写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他亲身经历的刚刚发生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穷秀才。《唐才子传》说他“少孤贫”，《太平广记》说他“数米而炊，秤薪而爨”。中年以后，“间关顿踬”、“流离漂泛”，五十九岁才考取进士(从夏承焘《韦庄年谱》)。写《秦妇吟》的时候，他还是生活在中下层人民之中的。韦庄少年时曾在白居易的故乡下“侨居”，晚年到成都以后，又在杜甫草堂结庐，以“浣花”名集，可见他对这两位前辈诗人是景仰的。杜甫、白居易关心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穷年忧黎元”、“惟歌生民病”的政治抱负和文学主张，不能不给他以影响。当韦庄陷在长安时，可能也会想到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不是和他有过同样的经历和感受吗！从给国家带来破坏和给人民带来苦难这种现象着眼，韦庄是分不清黄巢和安禄山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的，他更不懂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区别和关系。他在诗中攻击和咒骂黄巢起义军，是因为他认为黄巢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是因为黄巢杀戮太多，破坏太大。他谴责的是“家家流血如泉涌，处处冤声声动地”的杀戮；哀叹的是“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的破坏，惋惜的是“大道俱成棘子林”、“百万人家无一户”的荒凉，当然，也，有对“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鸣和悼念，但却不是“仇恨人民”。
　　韦庄并不是一味攻击农民军，他也严厉地揭露了残害人民的官军。下面这一段文字，就是经常被历史学家当作第一手材料引证，以说明黄巢起义军纪律严明和官军的腐败的：
　　
　　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段描写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认为同一首诗中描写黄巢起义军的部分就完全是假的，就一定是“极尽了污蔑的能事”呢？
　　黄巢起义军杀戮过多，进入长安后军纪不好，起义军领导人享乐腐化等，这都是无可讳言的历史事实。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达十二万至二十万人。尚让(首相)攻凤翔打了败仗，官署有人写诗嘲笑他，他竟拘官署内官吏及看门人，一概挖掉眼珠倒挂而死，又搜索(长安)城中能作诗的人。范文澜同志主编的《中国通史》上说：“事实证明黄巢和部将们已经泄尽了起义军的胆气，化为得乐且乐偷安旦夕的一小群懦夫。”“起义军在长安前后三年，暴露如此严重的弱点，罪过全出于黄巢、尚让等一群统率者方面，起义军兵士成了这群人的牺牲品。”这支起义军最后失败时，尚让投降，林言(黄巢的外甥、侍卫军长)杀黄巢及其弟黄揆投敌“献功”，路上也被官军所杀。“黄巢部下一群统率者，大抵多是这一类的丑恶人，起义军为这群人所统率，怎么得免于失败！”
　　我当然不是主张要把这些内容写进文学作品中去。但我们却不能因为韦庄当时写了这样一些事实就说他是“歪曲”、“污蔑”，就是“苟且偷生为封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反动诗人”！多年以来，我们评价古典作品只讲一个“民主性”的政治标准，用“民主性”去包括甚至反对“真实性”；又因为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因此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便成为一条最高的、最严厉的政治标准。经这把“刀”一切，就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思想比较复杂而艺术上却有成就的作品被赶入了“禁区”。
　　《秦妇吟》中关于农民起义军的描写虽然没有反映出历史的本质的真实，但它对于我们今天却仍有着认识和借鉴的作用，并不会引导我们去得出农民不应该起义、不应该反对封建的错误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人类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使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比古代人站得高，看得远，气魄大。就象我们今天不会因为原始人茹毛饮血而去责备他们愚昧落后一样，我们也不会去苛求农民起义军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我们会因为陈涉、吴广搞过丹书鱼腹、篝火、狐鸣的迷信活动而否定他们的正义性、减弱他们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光辉吗？难道我们今天有必要去歌颂义和团的神水符咒么？只有象姚文元这样的“左派”，才能别有用心地从洪秀全的“地震诏”中看出“天旋永立新天朝”、“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这些年来，我们用反科学、反真实，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办法来对待过去时代的作品，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我们在政治上不把《秦妇吟》当作一首“反动诗篇”来看待，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肯定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秦妇吟》继承了我国古代从民歌开始的叙事诗积极反映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等人比较成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体现了唐代诗歌艺术的博大完美。一千一百多年前，我国的诗歌艺术就表现了这样的完整、丰富和多样，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
　　在我看来，《秦妇吟》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韦庄敢于写全局，写大的场面，写重要的斗争。《秦妇吟》描写了黄巢起义军前锋进抵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城中秩序大乱的情景。红尘起处，金鼓齐擂，“朝士”们“如痴如醉”地失去了主张。“扶赢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诗句时，仿佛可以看到当时那种人仰马翻、你推我挤、哭爷叫娘、争相逃命的混乱景象。诗中对黄巢和唐降官组成政府、官军一部突入长安、黄巢反击获胜，以及围城中“一斗黄金一斗粟”的缺粮情况，均有真实的记载。“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这是对这一座死城的生动的描绘。从长安东去洛阳西去四川的田园破落、战乱频仍的境况，以及戎马不到、‘风景殊异’的江南景象，都有或详或略的反映。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另外一首诗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阔方面能比得上《秦妇吟》的，连杜甫著名的《北征》、《赴奉先县咏怀》也不如。
　　二、《秦妇吟》塑造了三个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一个是女主人公秦妇。这是一个美丽、善良、单纯和软弱的女子。她从小娇生惯养。但突然的变故、险恶苦难层见错出的遭遇，并没有使她失去生活的勇气，现实的教育使她把目光转向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当她听到千万家人民饥餐蓬子、卧宿荻花时，“竟日阑干泪如雨”。她同情人民，但却没有办法，她看到了神灵不可靠，诸侯不可信，她只有祈求，只有唉声叹气和泪水，她这种怨而不怒的软弱性格，更增加了读者对她遭遇的同情。
　　另一个是新安老翁，他的遭遇反映了战区广大人民在唐朝官军和黄巢起义部队拉锯战中家财尽、骨肉离的苦难生活。
　　第三个则是被人化了的金天神。这是一个有趣的、可爱的、很值得注意的“人物”。神的威力是有限的。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他因自己不能尽到保护人民的职责而作着诚恳的“自我批评”：“间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所以“我今愧恧拙为神”，要请求“辞职退休”：“且向山中深避匿”。这是怎样的一个乱世呵，连神都愁了，怕了，要躲避了，何况是人呢？
　　三、《秦妇吟》在语言上很有特色。韦庄是“花间派”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清丽疏淡，情致缠绵。王国维曾用“弦上黄莺语”来形容他的艺术风格。当韦庄把这种清词丽句用来描写现实时，就用多变的手法，创造出一种细致、深情的境界，委婉从容，有很强的表现力。有时候采用白描(“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有时候借助抒情(“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有的是讽刺的文字(“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有的是诙谐的笔调(“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有的近似民歌(“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有的入于典雅(“凤侧鸾欹脚斜，红攒翠敛眉心折”)；有的一气呵成(“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有的则高度凝炼(“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总之，在一千六百余字的一首诗歌中，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很少有手法上的雷同，而语言的精炼、丰富和多样化，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秦妇吟》有因为作者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带来的政治上不可弥补的严重缺陷，但它仍不失为一首好诗，它是现实主义的，不是反现实主义的。
　　
　　一九八一年元旦
　　
　　①郭老涉及《秦妇吟》的两次谈话，分别见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和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蔡文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