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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性尧(1916—2007)，笔名文载道、星屋。浙江定海人。著名的文史专家、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上世纪30年代，曾与鲁迅有过书信来往，并主编过《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期刊，后还出版有《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抄》、《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伸脚录》、《饮河录》、《三国谈心录》等几十本著作。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1940年，陈望道先生在去重庆前夕，曾在上海附设于沪江大学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文艺思潮课上讲课，还主办过一次语文展览会。父亲当时24岁，正主编《鲁迅风》、《萧萧》杂志，是个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出于对陈先生的敬仰及对语文的爱好，曾与陈先生有过一段短暂却颇有意义的交往。
聆听陈望道讲课
据父亲在1943年9月撰写的《忆望道先生》一文中回忆，1940年初春的某一天，父亲在报上看到一家补习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夜校招生，科目有史学、文艺学等，讲课的教授有周予同、陈望道、胡愈之，戴葆鎏等，这些都非常符合父亲的兴趣。而入学的资格，则只需要高中以上或同等学力就可以，也非常适合父亲的情况。父亲自小入私塾读书，还未有任何正规学校的文凭。现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愿放过，第二天便急忙按着地址前去报名。接待父亲的是燕京大学教授梁士莼先生，名教授正襟危坐于父亲对面，父亲不禁紧张万分，谁知简单问了几句后，梁教授就决定录取父亲了，父亲自然欣喜万分，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晚6时30分准时开课，上课的地点在圆明园路的沪江大学内。
父亲选上的科目有中国外交史，戴葆鎏先生教；中国史，周予同先生教；时事研究，胡愈之先生教；文艺思潮，则由陈望道先生教。由于文艺思潮是一门比较专门的课，侧重于对各种思潮的分析与批判，因此除了对文艺有特殊爱好外，内容不免稍觉沉闷。前来听课的同学，一开始有职业青年、教师、新闻记者，大中学生等六七人，最后只剩下二三人了，父亲为剩余人中的一名坚定分子。
上课第一天，是1940年2月25日，这是依据父亲当年日记所记，因此也是非常确切的日子。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天天记日记的好习惯。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尚发现有父亲自“文革”后至病重前二十余年的完整的日记，虽然每天仅寥寥数语，却是真实地反映了父亲在那段时期的工作、生活以及人事来往等，可惜“文革”前的日记全部付诸灰烬，我这里只能依据父亲的《忆望道先生》转引。
1940年2月25日，父亲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
四时许，饮泡饭少许，至沪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上文艺思潮，陈望道先生教。语多幽默意味，而语调则不脱乡音。我耳陈氏之名甚久，今日得坐春风，亦一快事也。当时陈望道先生留给父亲的印象是，“乡音更多”，“必须仗着粉笔来仔细说明”，“身材适中，年龄已经有五十岁左右了”，“凡是跟他接近的友人学生，和他闲谈时候，都觉得有种从容而亲切的快感，虽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却深深的表示诚敬与尊重。正如《论语》记颜渊赞誉孔子的话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夸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那样的感觉”。
望道师抄下家址给父亲
望道师给父亲的印象如此之好，更加深了父亲对望道师的敬重之情。渐渐地，父亲觉得光在课堂上听望道师讲课还不够，还非常想去望道师的寓所去当面请教些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把这一要求向望道师提了出来，望道师当即在校中就将寓所地址抄给了父亲，是在福熙路的某村，只是希望父亲不要转告他人，因为望道师专心治学，平时不喜欢别人的打扰。父亲答应了，第二天便去登门拜访，畅谈了半天，从语文谈到文艺思潮、国家形势，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畅谈甚欢总还是要辞别，临出门时，望道师赠给父亲一本《修辞学发凡》，此书原为大江书局出版，后来归了开明书局。这是一本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之功的著作，父亲说，“其搜罗的广博，论断的精详，迥非一些一知半解者所可企及”。
后来，父亲还曾经在地摊上买到过一册望道师翻译的日本冈泽秀夫著的《苏俄文艺论战》，厚厚的有几百页，背面盖有“中国国民党查禁反动刊物之章”。父亲说，当时“买这书的动机，一半固是为了望道师所译，一半也：是有这枚图章之故——因为我是一个讲究趣味的人，觉得这正如买清代的禁书一般，说不定于将来的文网史中也多少占重一笔”。可惜这两本书后来都在“文革”中散失了。
几次交往后情谊日深
经过几次交往，父亲与陈望道先生的情谊日益增加。据父亲当年日记云：
(2月30日)往望道先生处谈语文问题，彼谓鲁迅先生汉字不死，大祸不止之说，殊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因汉字在实际上尚有其传统之影响，目的虽必在废止，然步骤不可不安排也。语极中肯，畅谈良久而出。望道先生毫无学者名流的架子，亦无严肃的绅士气，对后辈的提拔尤深且力，故应对之间，一无不自然感觉也。
(3月7日)午后，往陈先生寓，谈五四时代情形详备。陈即过来人也。予生也晚，不及见当时诸先驱大声疾呼之状，今得娓娓款谈，仿佛年光倒驶矣。旋又涉及妇女问题，亦足开我茅塞不少。陈氏谈吐迟缓，语调从容不迫，有时必杂以风趣之语。曾谈起猥亵的小说，谓周越然君藏此道书极多，如欲浏览可代借云。父亲与望道师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广，从语文问题到五四情形、妇女问题等等，几乎无话不谈，且越谈越投机。父亲与望道师的情谊日益加深，逐步发展成了忘年交。
向敬重的望道师约稿
1939年1月至9月，父亲曾主办《鲁迅风》杂志。《鲁迅风》是上海“孤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它秉承了鲁迅辛辣的杂文风格，由父亲与许广平、柯灵、唐弢、王任叔、孔另境、周黎庵等共同集资创办，而实际上的主编是父亲，并包揽了发稿、校对、排版、印刷、发行、广告等所有事务。父亲一向敬重陈望道先生，便向他约稿，望道先生也颇为支持，曾用“齐明”的笔名，撰《因花溅泪的演出说到新女性》一文给《鲁迅风》刊用。
望道师当时授课之余也在编《语文周刊》，作者多数是特约的，如傅东华、张世禄、方光焘等，他也约了父亲，可父亲说，“可惜我对这方面是百分之百的外行，虽经几次的不弃，殷殷以文事相勉，而我却连一得之愚的贡献也没有”。
还有一次，父亲陪一个副刊编辑到望道师家中索稿，谈起了过去的政治与文化，翌日，望道师即用“一介”笔名，以《从一个人谈到一本书》为题，写了篇稿子交给副刊编辑。
协办语文展览会并任招待
父亲与陈望道先生交往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当是1940年秋父亲协助望道师办语文展览会。
有一天，望道师亲自来到父亲家中，说最近他将举 办一次语文展览会，让父亲协助并到展会上去任招待，父亲一口答应了。
这是望道师为宣传、提倡语文而精心组织的一次展览会，事前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一些展品。父亲也为展览会主动做了许多宣传推广工作。在展览会举行前，父亲即与《浅草》编辑商量，决定出一个特刊，刊载望道先生及周木斋先生的文章，并且在别的新闻期刊大肆介绍。事后证明，这样的宣传推广形式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展览会的地点是在大新公司楼上，具体布置工作由丁福保先生主持的医学书局负责，并请了当时上海的名人林康侯先生剪彩。
展览会的展品千奇百怪，从释氏贝叶到甲骨钟鼎，只要和语文有联带关系的，全都陈列于会场。其中最为珍贵且别致的，当推哈同花园姬大总管的笔杆及其墨宝了。
姬大总管的笔杆千奇百怪，有铜质、金质、竹制的，每一种又分出大大小小，如高、曾、祖、考一般。形状则有扫帚式的，钓竿式的、龙珠式的，其中有两件豪华型的特殊展品，尤其吸引观众。一件是用真金及黄铜铸成实心笔管的笔，口径超过汤碗，全身闪耀着耀眼的光泽，真是名副其实的濡染大笔。到了晚上，这支笔还需派人看管。另一件是钓竿式的，一个圆锤似的大毛球，用钢丝和笔管联结起来，写时则需手脚并用，使横划时一面走，一面拖，就像用拖把拖地板，写挑时还要用脚帮忙向上踢。有一幅特大型的“壽”字绸缎，就是用钓竿式笔为哈同夫人做寿时写的，绸面大至三十余平方米，上款书“迦陵仁姊”，下款则自称“义弟”。
姬大总管的墨宝也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种“百体千字文”，即抄“天地玄黄”的那一本，共十余幅。何谓“百体”?说来有趣，即每四句用各种动植物形态描成，有的用竹叶，有的用禽鸟，有的赫然用老鼠，如“宇宙洪荒”一句，每字都由几只小老鼠簇聚在一起。当时书法家马公愚先生见后即为之瞠目，连呼“妖气腾腾”，而姬大总管却自以为得意。
除了上述这些“海派”展品之外，展会的形式也颇为新奇。例如每天午后，有一些聋盲学生会通过识字工具来现身说法，他们用手势表演和摸字表演来介绍文字，这些也都不是一般展览会所能看到的。
这次语文展览会，父亲除了事先做好宣传工作之外，每天下午还去会场接待照料。至于以上述这些“珍品”来吸引观众的做法，父亲起先是反对的，但父亲说，“望道先生以为单依纯粹的语文作品，恐怕不够号召，而为了造成语文空气的紧张和广大，就只好暂且利用一下，反正于语文运动并无什么大损。这也可以代表他一贯的周密稳健的作风，处处能从大处落墨”。也正因如此，展览会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观众居然人山人海，望道先生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展览会之后，望道先生对于语文的提倡、关切更为深入，只是和外界的联系反而比较疏远，一心埋头著述。不久，望道先生欲离沪去重庆，临行之前，他特地通知了父亲。父亲深为感动，当时就约了两三个朋友，在华龙路一家食肆中草草地饯了一次行，匆匆地谈了半晌，不尽其依依话别之意。
望道先生走后，父亲在《忆望道先生》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
自离沪后，却不曾接到他的片楮只字，颇为我所遐想。听说现仍在蜀中教书。海上秋深，怀人千里，因风寄意，惟有祝其平安健康，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继续放大光明而已。
如今父亲与陈望道先生均已作古，笔者现将六七十年前的这段文坛往事重现笔下，既是对父亲和陈望道先生的深切怀念，也诚愿他俩能相逢九泉，再叙契阔!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1940年，陈望道先生在去重庆前夕，曾在上海附设于沪江大学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文艺思潮课上讲课，还主办过一次语文展览会。父亲当时24岁，正主编《鲁迅风》、《萧萧》杂志，是个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出于对陈先生的敬仰及对语文的爱好，曾与陈先生有过一段短暂却颇有意义的交往。
聆听陈望道讲课
据父亲在1943年9月撰写的《忆望道先生》一文中回忆，1940年初春的某一天，父亲在报上看到一家补习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夜校招生，科目有史学、文艺学等，讲课的教授有周予同、陈望道、胡愈之，戴葆鎏等，这些都非常符合父亲的兴趣。而入学的资格，则只需要高中以上或同等学力就可以，也非常适合父亲的情况。父亲自小入私塾读书，还未有任何正规学校的文凭。现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愿放过，第二天便急忙按着地址前去报名。接待父亲的是燕京大学教授梁士莼先生，名教授正襟危坐于父亲对面，父亲不禁紧张万分，谁知简单问了几句后，梁教授就决定录取父亲了，父亲自然欣喜万分，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晚6时30分准时开课，上课的地点在圆明园路的沪江大学内。
父亲选上的科目有中国外交史，戴葆鎏先生教；中国史，周予同先生教；时事研究，胡愈之先生教；文艺思潮，则由陈望道先生教。由于文艺思潮是一门比较专门的课，侧重于对各种思潮的分析与批判，因此除了对文艺有特殊爱好外，内容不免稍觉沉闷。前来听课的同学，一开始有职业青年、教师、新闻记者，大中学生等六七人，最后只剩下二三人了，父亲为剩余人中的一名坚定分子。
上课第一天，是1940年2月25日，这是依据父亲当年日记所记，因此也是非常确切的日子。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天天记日记的好习惯。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尚发现有父亲自“文革”后至病重前二十余年的完整的日记，虽然每天仅寥寥数语，却是真实地反映了父亲在那段时期的工作、生活以及人事来往等，可惜“文革”前的日记全部付诸灰烬，我这里只能依据父亲的《忆望道先生》转引。
1940年2月25日，父亲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
四时许，饮泡饭少许，至沪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上文艺思潮，陈望道先生教。语多幽默意味，而语调则不脱乡音。我耳陈氏之名甚久，今日得坐春风，亦一快事也。当时陈望道先生留给父亲的印象是，“乡音更多”，“必须仗着粉笔来仔细说明”，“身材适中，年龄已经有五十岁左右了”，“凡是跟他接近的友人学生，和他闲谈时候，都觉得有种从容而亲切的快感，虽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却深深的表示诚敬与尊重。正如《论语》记颜渊赞誉孔子的话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夸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那样的感觉”。
望道师抄下家址给父亲
望道师给父亲的印象如此之好，更加深了父亲对望道师的敬重之情。渐渐地，父亲觉得光在课堂上听望道师讲课还不够，还非常想去望道师的寓所去当面请教些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把这一要求向望道师提了出来，望道师当即在校中就将寓所地址抄给了父亲，是在福熙路的某村，只是希望父亲不要转告他人，因为望道师专心治学，平时不喜欢别人的打扰。父亲答应了，第二天便去登门拜访，畅谈了半天，从语文谈到文艺思潮、国家形势，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畅谈甚欢总还是要辞别，临出门时，望道师赠给父亲一本《修辞学发凡》，此书原为大江书局出版，后来归了开明书局。这是一本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之功的著作，父亲说，“其搜罗的广博，论断的精详，迥非一些一知半解者所可企及”。
后来，父亲还曾经在地摊上买到过一册望道师翻译的日本冈泽秀夫著的《苏俄文艺论战》，厚厚的有几百页，背面盖有“中国国民党查禁反动刊物之章”。父亲说，当时“买这书的动机，一半固是为了望道师所译，一半也：是有这枚图章之故——因为我是一个讲究趣味的人，觉得这正如买清代的禁书一般，说不定于将来的文网史中也多少占重一笔”。可惜这两本书后来都在“文革”中散失了。
几次交往后情谊日深
经过几次交往，父亲与陈望道先生的情谊日益增加。据父亲当年日记云：
(2月30日)往望道先生处谈语文问题，彼谓鲁迅先生汉字不死，大祸不止之说，殊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因汉字在实际上尚有其传统之影响，目的虽必在废止，然步骤不可不安排也。语极中肯，畅谈良久而出。望道先生毫无学者名流的架子，亦无严肃的绅士气，对后辈的提拔尤深且力，故应对之间，一无不自然感觉也。
(3月7日)午后，往陈先生寓，谈五四时代情形详备。陈即过来人也。予生也晚，不及见当时诸先驱大声疾呼之状，今得娓娓款谈，仿佛年光倒驶矣。旋又涉及妇女问题，亦足开我茅塞不少。陈氏谈吐迟缓，语调从容不迫，有时必杂以风趣之语。曾谈起猥亵的小说，谓周越然君藏此道书极多，如欲浏览可代借云。父亲与望道师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广，从语文问题到五四情形、妇女问题等等，几乎无话不谈，且越谈越投机。父亲与望道师的情谊日益加深，逐步发展成了忘年交。
向敬重的望道师约稿
1939年1月至9月，父亲曾主办《鲁迅风》杂志。《鲁迅风》是上海“孤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它秉承了鲁迅辛辣的杂文风格，由父亲与许广平、柯灵、唐弢、王任叔、孔另境、周黎庵等共同集资创办，而实际上的主编是父亲，并包揽了发稿、校对、排版、印刷、发行、广告等所有事务。父亲一向敬重陈望道先生，便向他约稿，望道先生也颇为支持，曾用“齐明”的笔名，撰《因花溅泪的演出说到新女性》一文给《鲁迅风》刊用。
望道师当时授课之余也在编《语文周刊》，作者多数是特约的，如傅东华、张世禄、方光焘等，他也约了父亲，可父亲说，“可惜我对这方面是百分之百的外行，虽经几次的不弃，殷殷以文事相勉，而我却连一得之愚的贡献也没有”。
还有一次，父亲陪一个副刊编辑到望道师家中索稿，谈起了过去的政治与文化，翌日，望道师即用“一介”笔名，以《从一个人谈到一本书》为题，写了篇稿子交给副刊编辑。
协办语文展览会并任招待
父亲与陈望道先生交往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当是1940年秋父亲协助望道师办语文展览会。
有一天，望道师亲自来到父亲家中，说最近他将举 办一次语文展览会，让父亲协助并到展会上去任招待，父亲一口答应了。
这是望道师为宣传、提倡语文而精心组织的一次展览会，事前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一些展品。父亲也为展览会主动做了许多宣传推广工作。在展览会举行前，父亲即与《浅草》编辑商量，决定出一个特刊，刊载望道先生及周木斋先生的文章，并且在别的新闻期刊大肆介绍。事后证明，这样的宣传推广形式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展览会的地点是在大新公司楼上，具体布置工作由丁福保先生主持的医学书局负责，并请了当时上海的名人林康侯先生剪彩。
展览会的展品千奇百怪，从释氏贝叶到甲骨钟鼎，只要和语文有联带关系的，全都陈列于会场。其中最为珍贵且别致的，当推哈同花园姬大总管的笔杆及其墨宝了。
姬大总管的笔杆千奇百怪，有铜质、金质、竹制的，每一种又分出大大小小，如高、曾、祖、考一般。形状则有扫帚式的，钓竿式的、龙珠式的，其中有两件豪华型的特殊展品，尤其吸引观众。一件是用真金及黄铜铸成实心笔管的笔，口径超过汤碗，全身闪耀着耀眼的光泽，真是名副其实的濡染大笔。到了晚上，这支笔还需派人看管。另一件是钓竿式的，一个圆锤似的大毛球，用钢丝和笔管联结起来，写时则需手脚并用，使横划时一面走，一面拖，就像用拖把拖地板，写挑时还要用脚帮忙向上踢。有一幅特大型的“壽”字绸缎，就是用钓竿式笔为哈同夫人做寿时写的，绸面大至三十余平方米，上款书“迦陵仁姊”，下款则自称“义弟”。
姬大总管的墨宝也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种“百体千字文”，即抄“天地玄黄”的那一本，共十余幅。何谓“百体”?说来有趣，即每四句用各种动植物形态描成，有的用竹叶，有的用禽鸟，有的赫然用老鼠，如“宇宙洪荒”一句，每字都由几只小老鼠簇聚在一起。当时书法家马公愚先生见后即为之瞠目，连呼“妖气腾腾”，而姬大总管却自以为得意。
除了上述这些“海派”展品之外，展会的形式也颇为新奇。例如每天午后，有一些聋盲学生会通过识字工具来现身说法，他们用手势表演和摸字表演来介绍文字，这些也都不是一般展览会所能看到的。
这次语文展览会，父亲除了事先做好宣传工作之外，每天下午还去会场接待照料。至于以上述这些“珍品”来吸引观众的做法，父亲起先是反对的，但父亲说，“望道先生以为单依纯粹的语文作品，恐怕不够号召，而为了造成语文空气的紧张和广大，就只好暂且利用一下，反正于语文运动并无什么大损。这也可以代表他一贯的周密稳健的作风，处处能从大处落墨”。也正因如此，展览会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观众居然人山人海，望道先生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展览会之后，望道先生对于语文的提倡、关切更为深入，只是和外界的联系反而比较疏远，一心埋头著述。不久，望道先生欲离沪去重庆，临行之前，他特地通知了父亲。父亲深为感动，当时就约了两三个朋友，在华龙路一家食肆中草草地饯了一次行，匆匆地谈了半晌，不尽其依依话别之意。
望道先生走后，父亲在《忆望道先生》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
自离沪后，却不曾接到他的片楮只字，颇为我所遐想。听说现仍在蜀中教书。海上秋深，怀人千里，因风寄意，惟有祝其平安健康，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继续放大光明而已。
如今父亲与陈望道先生均已作古，笔者现将六七十年前的这段文坛往事重现笔下，既是对父亲和陈望道先生的深切怀念，也诚愿他俩能相逢九泉，再叙契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