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萧县送礼风成灾，政治生态恶劣，不一定始自毋保良担任县委书记之后，但作为县委书记，他一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毋保良既是送礼风的推动者，也是送礼风的受害者。
　　在这个案例中，尽管只写了毋保良在官商交易中的一件事、卖官经历中涉及到的一个人，但还是能够从中窥见毋保良的内心世界和敛财手段。
　　在拍卖老汽车站地块的过程中，毋保良可谓运筹帷幄、不动声色——秘书向同学透露拍卖地块的消息和招标底价的“绝密级”信息后，他便轻而易举收到900万元“好处费”。而与收钱相应的地块竞拍、拆迁启动、推进拆迁，无一不是保持着与收钱相一致的节奏。
　　在对萧县卫生局副局长兼疾控中心主任王建乐的职务安排上，毋保良先是许诺安排王建乐当县医院院长，再后来，时而说“有麻烦”，时而说“有希望”，事情就这么吊着。在急于到位的王建乐一次次地“表示”之后，毋保良只得先把她收到免职处分的丈夫安排到另一个局级岗位上。
　　平心而论，毋保良深知受贿的性质与潜在的风险，也存在送礼风盛行下的纠结心态，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没有必要把受贿款中的1700多万元交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保管使用。显然，他是“有备而收”——万一哪天组织上调查钱的去向，自己能“说明白”。事实上，他没有“说明白”，恐怕也“说不明白”，不然，为何会被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呢！
　　应当说毋保良还没有贪婪到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程度，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遵从市场和官场的“潜规则”——办多大事，收多少钱。其实，就这种心态来说，注定要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