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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民警成“内鬼”
今年29岁的童林（化名），大学毕业后成为河南省商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内勤的民警。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童也喜欢上网聊天。
2010年11月，在某QQ群聊天中，一些网友得知童林在公安机关上班，就问他能不能搞到一些人驾驶证、机动车辆、宾馆住宿等方面的信息，并承诺，只要提供所需的信息，就给予一定的报酬。
童林见有钱可赚，就答应下来。他从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登陆全国公安系统联网的公安信息网，查找对方所需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自己的手机或单位财务室的互联网电脑等，将查到的信息用图片或者压缩包格式发给他们，对方则按照约定往他的银行卡里汇款。
2011年12月，网友“小妍淡淡点”和童林谈成了一笔生意，交易的“行情”是：一般的户籍和车辆信息是每条30元，宾馆登记信息每条60元，人口信息是每条50元，犯罪记录信息是每条40元。“小妍淡淡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一共向童林支付了3万多元。另一网友还让童林查过3个人的信息和照片。事成之后，按照约定，他向童林提供的建行卡账户上汇了100元钱。
在网友们看来，童林信誉较好，不食言。正因为如此，向童林买个人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起初，他只是出售有关河南的个人信息，后来把“业务”范围扩大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但童林红火的“生意”仅持续了1年多。2012年4月20日，公安部首次指挥部署了全国20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动。童林在这行动中落入了法网。2012年4月，童林被信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拘。6个月后，商城县人民法院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童某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违法所得6.1万元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
灰色产业链的上下游
童林一案，非常典型。办理此案的一个民警说，在买卖使用个人信息的整个产业链里，案发多在下游，源头最为难查。童林出售个人信息，属于整个灰色产业链的上游。转手信息的中间商，购买信息的所谓调查公司、讨债公司、广告推销公司等，都是这个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个人信息经转手贩卖，可获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的暴利。以一条信息为例，源头从几十元到上百元卖给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再以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非法调查公司，而其中调查公司获利最高。
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而导致的人身、财产和个人隐私受到的严重侵害案例不断出现。为此，在2009年2月，在《刑法修正案（七）》里，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方面的内容。
一般来说，违反了对个别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不构成犯罪。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在审判实践中，“情节严重”是指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多人信息，多次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给公民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严重影响到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被用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
而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2007年6月，南京人张华在QQ上结识了在通信公司工作的刘艳，在得知刘艳能提供用户手机话单和密码后，就多次将一些信息咨詢公司要求查询的手机号码交给刘艳，刘艳除了自己“积极”配合外，还将其中的一些手机号码交给在通信公司工作的男友王军，让其查询手机密码。见获利颇丰，在通信公司工作的胥洋也向张华等人提供客户信息。到案发时，刘艳、王军和胥洋3人，通过出卖数量相当可观的手机用户信息，牟利达30余万元。2012年3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涉案的这6名买卖方，分别判处缓刑至1年8个月有期徒刑，并判处高额罚金。此案被媒体称为是国内首例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
2009年9月至2011年4月，浙江温州鹿城区协警黄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转手倒卖。2012年初，法院以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协警黄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2000元。
法律短板
今年1月14日，公安部再次部署打击出售、非法提供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仅5天时间，就抓获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8名，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218名。
公安部的打击力度虽然大，但由于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尚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导致了各地在处理时具体理解的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效果。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在开庭审理国内首例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时，公诉方指控，6名被告人涉嫌的是侵犯通信自由罪。但法院认为，检方指控罪名不当。侵犯通信自由罪是指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隐匿、毁弃他人信件等行为。而6名被告人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广义上具有非法经营性质，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被告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前，而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高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责。
一名“80后”大学生甄某利用网络自动采集、与“网友”交换等方式，收集了240G硬盘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非法买卖公民信息获利超过4万元。2010年3月，犯罪嫌疑人被江苏省南京市警方抓获。
然而，在批捕过程中，有关方面认为甄某未构成2009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规定的“在履行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利用公权力采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国家机关或者单位，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这一条件，甄因此没有被检察机关批捕。
郑州律师王宏伟认为，《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但法律针对性不强，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什么情形应追究刑事责任、什么情形应予以行政处罚没有一个明确标准。这将导致泄露和买卖公民信息的违法成本过低。相关犯罪危害性大，获利丰厚，但最高判刑不过3年，缺乏震慑力。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王世宇认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采取的是情节犯的立法模式，且理论上对此缺乏应有的研究，相关司法解释也尚未出炉，致使实践中难以界定本罪的“情节严重”。应该采取单一标准与综合标准相结合的解释模式，将本罪进行具体和细化。
今年29岁的童林（化名），大学毕业后成为河南省商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内勤的民警。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童也喜欢上网聊天。
2010年11月，在某QQ群聊天中，一些网友得知童林在公安机关上班，就问他能不能搞到一些人驾驶证、机动车辆、宾馆住宿等方面的信息，并承诺，只要提供所需的信息，就给予一定的报酬。
童林见有钱可赚，就答应下来。他从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登陆全国公安系统联网的公安信息网，查找对方所需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自己的手机或单位财务室的互联网电脑等，将查到的信息用图片或者压缩包格式发给他们，对方则按照约定往他的银行卡里汇款。
2011年12月，网友“小妍淡淡点”和童林谈成了一笔生意，交易的“行情”是：一般的户籍和车辆信息是每条30元，宾馆登记信息每条60元，人口信息是每条50元，犯罪记录信息是每条40元。“小妍淡淡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一共向童林支付了3万多元。另一网友还让童林查过3个人的信息和照片。事成之后，按照约定，他向童林提供的建行卡账户上汇了100元钱。
在网友们看来，童林信誉较好，不食言。正因为如此，向童林买个人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起初，他只是出售有关河南的个人信息，后来把“业务”范围扩大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但童林红火的“生意”仅持续了1年多。2012年4月20日，公安部首次指挥部署了全国20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动。童林在这行动中落入了法网。2012年4月，童林被信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拘。6个月后，商城县人民法院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童某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违法所得6.1万元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
灰色产业链的上下游
童林一案，非常典型。办理此案的一个民警说，在买卖使用个人信息的整个产业链里，案发多在下游，源头最为难查。童林出售个人信息，属于整个灰色产业链的上游。转手信息的中间商，购买信息的所谓调查公司、讨债公司、广告推销公司等，都是这个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个人信息经转手贩卖，可获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的暴利。以一条信息为例，源头从几十元到上百元卖给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再以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非法调查公司，而其中调查公司获利最高。
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而导致的人身、财产和个人隐私受到的严重侵害案例不断出现。为此，在2009年2月，在《刑法修正案（七）》里，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方面的内容。
一般来说，违反了对个别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不构成犯罪。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在审判实践中，“情节严重”是指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多人信息，多次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给公民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严重影响到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被用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
而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2007年6月，南京人张华在QQ上结识了在通信公司工作的刘艳，在得知刘艳能提供用户手机话单和密码后，就多次将一些信息咨詢公司要求查询的手机号码交给刘艳，刘艳除了自己“积极”配合外，还将其中的一些手机号码交给在通信公司工作的男友王军，让其查询手机密码。见获利颇丰，在通信公司工作的胥洋也向张华等人提供客户信息。到案发时，刘艳、王军和胥洋3人，通过出卖数量相当可观的手机用户信息，牟利达30余万元。2012年3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涉案的这6名买卖方，分别判处缓刑至1年8个月有期徒刑，并判处高额罚金。此案被媒体称为是国内首例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
2009年9月至2011年4月，浙江温州鹿城区协警黄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转手倒卖。2012年初，法院以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协警黄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2000元。
法律短板
今年1月14日，公安部再次部署打击出售、非法提供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仅5天时间，就抓获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8名，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218名。
公安部的打击力度虽然大，但由于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尚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导致了各地在处理时具体理解的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效果。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在开庭审理国内首例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时，公诉方指控，6名被告人涉嫌的是侵犯通信自由罪。但法院认为，检方指控罪名不当。侵犯通信自由罪是指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隐匿、毁弃他人信件等行为。而6名被告人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广义上具有非法经营性质，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被告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前，而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高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责。
一名“80后”大学生甄某利用网络自动采集、与“网友”交换等方式，收集了240G硬盘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非法买卖公民信息获利超过4万元。2010年3月，犯罪嫌疑人被江苏省南京市警方抓获。
然而，在批捕过程中，有关方面认为甄某未构成2009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规定的“在履行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利用公权力采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国家机关或者单位，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这一条件，甄因此没有被检察机关批捕。
郑州律师王宏伟认为，《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但法律针对性不强，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什么情形应追究刑事责任、什么情形应予以行政处罚没有一个明确标准。这将导致泄露和买卖公民信息的违法成本过低。相关犯罪危害性大，获利丰厚，但最高判刑不过3年，缺乏震慑力。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王世宇认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采取的是情节犯的立法模式，且理论上对此缺乏应有的研究，相关司法解释也尚未出炉，致使实践中难以界定本罪的“情节严重”。应该采取单一标准与综合标准相结合的解释模式，将本罪进行具体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