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住在奶奶家，南京中华门外小市口24号院内。那是一个有数十户居民的大院，分为前院、中院、后院，各有一个装有自来水龙头的天井。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统一改叫向阳院了。院门上方请业余书法家用油漆写了“向阳院”三个红字，两侧还贴了一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奶奶是居委会干部，戴了红袖章，隔三岔五地去区里开会，回来后召集大伙传达。传达什么精神，我这个在一旁活蹦乱跳的孩子根本没注意听，也就记不住了。除了念报纸、传达中央文件外，向阳院最频繁的活动是打扫卫生，家家户户都要派人，洒水、扫地、清理墙面。对于我们这帮好热闹的孩子来说，简直是节日。人人戴着白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像假面舞会。我替担任总指挥的奶奶拎着水桶，像个忠心耿耿的小警卫员。
　　向阳院使一代人都成了葵花，并且引以为荣。多年后读何顿的小说《我们像葵花》，这书名使我感到很亲切。跟精神的极度富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质的极端匮乏。
　　我们这条街道有几十座向阳院，却只有一个支着大棚的菜市场。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排起了长队。那个年代，粮油肉蛋奶都要凭票供应。可僧多粥少，去晚了就没有了。
　　我经常早起陪奶奶去排队。后来仿佛是约定俗成，去了之后就把空菜篮按先后顺序搁在菜场门口（有人甚至捡半截红砖占位子），然后回家补一场回笼觉。远远望去，长长的一溜由菜篮子、麻袋、砖头排列的队形，蜿蜒而行，像通了人性似的。
　　向阳院里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抓特务，打游击，玩着几乎最简单的游戏，就这样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了阳光就足够了，我们再没觉得缺少什么。
　　1976年，唐山大地震，全国各地都谈震色变，在南京也是如此。人们纷纷寻找空地，或者索性搬到郊區扎起了防震棚。我们小市口24号大院，房屋密集，加上大都是古旧的危房，因此居民们防患于未然，都各找出路。除了少数留守人员外，向阳院已名存实亡。
　　奶奶全家都搬到邻近的雨花台某村，用防雨油毯搭起了金字塔形的防震棚，里面是大通铺，一家男女老少睡觉时，简直像住大车店似的。做饭都用煤油炉，但那段时间，我吃饭特香，可能因为找到了一点野餐的感觉。天当房，地当床，就像演电影似的，多过瘾啊。那段时间对于奶奶而言，却是最寂寞的，这位富有号召力的向阳院院长，已失去了自己的臣民。这时才发现，令精神上的院墙崩溃的地震，比阶级敌人还要可怕。阵地失守了。
　　我却不管那么多。吃饱了，喝足了，就去山坡上捉蚂蚱。放眼望去，在我家的防震棚周围，如同雨后蘑菇般出现了一座座类似的金字塔，进进出出的虽然都是陌生人，可这不是又一座新的向阳院吗？
　　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烁烁的是葵花的世界，热爱阳光的葵花，热爱生命的葵花。即使是这临时性的家园，都弥漫着永久的温情。
　　在地震的恐怖中，在露天的向阳院里，我告别了无知的童年。这一瞬间，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成了一棵早熟的向日葵。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