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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24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我国网民总数达3.38亿，居世界首位，上网普及率也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达到了25.5％。互联网的四大应用即网络娱乐、信息获取、交流沟通、商务交易，都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积极作用。网络时代在催生了人们新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以下主要通过分析来解决目前互联网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美好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侵权现象
网络开放性、共享性、即时性的特点促进了网络文化的百家齐鸣。目前我国个人博客拥有率为53.8％，新型社区互动SNS网站的发展壮大更推动了网络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由于缺乏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机制，网络注定要触犯传统媒体的著作权，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而开放式的言论空间也极有可能成为伤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的武器，从而引起纠纷。
网络对传统媒体著作权的侵犯。网络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颇为不易，辛苦采集的新闻转眼就被复制粘贴、出版的书籍杂志变为电子版供人免费阅读。近年来，网络侵犯著作权纠纷的焦点问题，便是视频共享网站侵权纠纷类案件的激增。Web2.0技术催生了视频共享网站的蓬勃发展，而面对我国3亿网民以及3G网络的未来市场价值，互联网电视也腾空出世。目前，国内首个权利人起诉互联网电视厂家侵犯版权的案件也浮出水面。而传统媒体与网络的深度合作必将是大势所趋，如何减少此类侵权纠纷现象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类案件的焦点在于四点：1.原告权属的确认。一个音乐影视作品的产生经过了创作、构思、表演、录制、包装等一系列环节的合作。包括联合拍摄、协助创作、集体录制等形式。传统媒体的著作权包括发表权、复制权、署名权、修改权等，涉及网络侵权的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此类案件的原告往往并不是作品原始的制作人，而是经过授权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2.取证依赖于公证手段。网络侵权基于其技术性，证据的取得一般需要公证处的公证，几次公证下来需要消耗较大的成本。实践中，由于通过修改计算机hosts文件，将特定域名与特定IP地址建立映射关系，从而使得输入该特定域名所打开的网页为申请人预先设定好的页面，有可能造成假证据。往往会有被告针对证据的公正性和真实性进行抗辩。3.被告的免责抗辩。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都规定了网站服务者免责的条件。基于此规定，当网络服务者仅提供了储存空间且“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用户个人上传的作品侵犯著作权时，不认定为侵权。实践中网站以此进行抗辩，但大多数网站不适用“避风港原则”的保护。4.赔偿数额的认定。侵权行为一旦认定，法院就要确定赔偿数额。一般首先考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具体结合作品的市场价值、影响力、票房等因素考虑。另外侵权人的侵权方式、时间范围、主观恶意也应加以考虑，而不能单纯从网站广告的高点击率或网站免费提供用户观看等单方面的抗辩评判。
实际操作中各地法院认定侵权而判决的赔偿数额都有不一的标准。无论是数额偏低使得诉讼权利人得不偿失侵权人乐得侵权，还是高额赔偿使得权利人宁愿诉讼也不通过授权的方式行使网络传播权：此类侵权纠纷都使我们认识到，单纯依靠法律的制裁并不能彻底改变现状。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发展是并存的，一方面依靠法律，另一方面要建立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登记、补偿金制度。才能从对立走向对话合作才能达到共赢。
网络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也是伴随网络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艳照门”事件可谓掀起了现实和网络世界的轩然大波，也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网络作为传播工具，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对现实社会人们的生活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网络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的保护被众多学者专家甚至人大代表提上了议程。基于网络互动性、自由性、隐匿性的特点，这类侵权案件的产生一般都伴随着众多网民的聚众行为。比如号称让美FBI黯然失色的中国网民聚合力量的“人肉搜索引擎”。
这里不得不提到号称“第一人肉搜索案”——死亡博客事件。其实，该案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针对案件当事人的谴责或同情。我国对于隐私权的规定比较模糊，网络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的保护只能从宪法寻求。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与社会习俗道德观念的剧烈碰撞，疏导和建立新的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江苏徐州人大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违者罚款，或是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人肉搜索”人刑。尽快从立法层面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减少此类网络暴力的事后审查才是当务之急。
网络舆论对司法行政活动的干涉。传统媒体无法承载民意，公信力下降，而网络赋予了网民话语权的尚方宝剑。调查显示，通过互联网参与时事的网民比例攀升，奥运会的举办、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祖国的60华诞都牵动着!亿中国网民的心。网络提供了平等公开的平台，促进了文化生活的丰富。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原则在这里缺位，虽然有一些论坛领袖的存在，但基于网络信息口口相传的不确定性，网络舆论缺乏引导很容易产生网民的过激聚合行为。这种民意表达的粗糙性和非理性，塑造了“杨佳案”、“邓玉娇事件”，更有不法分子利用無辜善良的网民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
“邓玉娇案”在短短37天内由汹涌的网络舆情推进为“邓玉娇事件”，当地政府脱离法律的处理方法引起广大网民的不满；“许霆案”引起媒体影响司法独立的深切思考。网络舆论缺乏把关，当前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相应的法律规定也尚在摸索中前进。目前能够身体力行的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行动，建立公信力强的形象、面对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如何疏导化解、搭建媒体与网络之间合作对话的桥梁来建立良好有序的互动。
网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促进
春晚让刘谦在全国掀起了魔术热。图书市场关于魔术类型的图书销量大增，各大电视台也纷纷推出了魔术的表演节目，网络更为魔术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虽然有专家学者批评有人将魔术揭秘的视频和详细_解说置放在网上，是对魔术作品知识产权的侵犯。但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魔术在网络这个平台上得到的关注，人们热情的学习和讨论必将促进魔术这门古老又年轻的艺术发扬光大。
其实早在2005年韩国某网站抢注中文域名“端午节.cn”引起的互联网大讨论时，人们便认识到了网络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作用，中文域名的文化品牌价值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的网络阵地。今年适逢祖国60华诞和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重合，网上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各大门户网站都开设了以祖国60年和中国传统节日的特别栏目，通过网络开放的平台，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接触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图书馆、网络艺术馆等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保护。民俗学家倡导将传统文化同互联网联姻，建立起一个中华文化品牌完整而统一的网络保护体系，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深长。
构建和谐网络文化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网络文化建设直接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密切联系，要把网络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环境应首先从立法层面着手，结合实践中出现的网络侵权、经济犯罪等违法行为，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以法律手段来肃清网络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其次，搭建网络同传统媒体对话的桥梁，既保护现有文化作品的利益，叉为新的作品创作打造宽广的平台：再次，网络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疏导网络舆情、对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都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广大网民网络素养的培养特别是青少年网络文化教育应纳入教育体系当中。
总之，各方面结合构建一个和谐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环境的话语权都有重要意义。
网络侵权现象
网络开放性、共享性、即时性的特点促进了网络文化的百家齐鸣。目前我国个人博客拥有率为53.8％，新型社区互动SNS网站的发展壮大更推动了网络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由于缺乏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机制，网络注定要触犯传统媒体的著作权，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而开放式的言论空间也极有可能成为伤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的武器，从而引起纠纷。
网络对传统媒体著作权的侵犯。网络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颇为不易，辛苦采集的新闻转眼就被复制粘贴、出版的书籍杂志变为电子版供人免费阅读。近年来，网络侵犯著作权纠纷的焦点问题，便是视频共享网站侵权纠纷类案件的激增。Web2.0技术催生了视频共享网站的蓬勃发展，而面对我国3亿网民以及3G网络的未来市场价值，互联网电视也腾空出世。目前，国内首个权利人起诉互联网电视厂家侵犯版权的案件也浮出水面。而传统媒体与网络的深度合作必将是大势所趋，如何减少此类侵权纠纷现象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类案件的焦点在于四点：1.原告权属的确认。一个音乐影视作品的产生经过了创作、构思、表演、录制、包装等一系列环节的合作。包括联合拍摄、协助创作、集体录制等形式。传统媒体的著作权包括发表权、复制权、署名权、修改权等，涉及网络侵权的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此类案件的原告往往并不是作品原始的制作人，而是经过授权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2.取证依赖于公证手段。网络侵权基于其技术性，证据的取得一般需要公证处的公证，几次公证下来需要消耗较大的成本。实践中，由于通过修改计算机hosts文件，将特定域名与特定IP地址建立映射关系，从而使得输入该特定域名所打开的网页为申请人预先设定好的页面，有可能造成假证据。往往会有被告针对证据的公正性和真实性进行抗辩。3.被告的免责抗辩。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都规定了网站服务者免责的条件。基于此规定，当网络服务者仅提供了储存空间且“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用户个人上传的作品侵犯著作权时，不认定为侵权。实践中网站以此进行抗辩，但大多数网站不适用“避风港原则”的保护。4.赔偿数额的认定。侵权行为一旦认定，法院就要确定赔偿数额。一般首先考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具体结合作品的市场价值、影响力、票房等因素考虑。另外侵权人的侵权方式、时间范围、主观恶意也应加以考虑，而不能单纯从网站广告的高点击率或网站免费提供用户观看等单方面的抗辩评判。
实际操作中各地法院认定侵权而判决的赔偿数额都有不一的标准。无论是数额偏低使得诉讼权利人得不偿失侵权人乐得侵权，还是高额赔偿使得权利人宁愿诉讼也不通过授权的方式行使网络传播权：此类侵权纠纷都使我们认识到，单纯依靠法律的制裁并不能彻底改变现状。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发展是并存的，一方面依靠法律，另一方面要建立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登记、补偿金制度。才能从对立走向对话合作才能达到共赢。
网络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也是伴随网络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艳照门”事件可谓掀起了现实和网络世界的轩然大波，也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网络作为传播工具，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对现实社会人们的生活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网络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的保护被众多学者专家甚至人大代表提上了议程。基于网络互动性、自由性、隐匿性的特点，这类侵权案件的产生一般都伴随着众多网民的聚众行为。比如号称让美FBI黯然失色的中国网民聚合力量的“人肉搜索引擎”。
这里不得不提到号称“第一人肉搜索案”——死亡博客事件。其实，该案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针对案件当事人的谴责或同情。我国对于隐私权的规定比较模糊，网络隐私权和网络名誉权的保护只能从宪法寻求。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与社会习俗道德观念的剧烈碰撞，疏导和建立新的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江苏徐州人大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违者罚款，或是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人肉搜索”人刑。尽快从立法层面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减少此类网络暴力的事后审查才是当务之急。
网络舆论对司法行政活动的干涉。传统媒体无法承载民意，公信力下降，而网络赋予了网民话语权的尚方宝剑。调查显示，通过互联网参与时事的网民比例攀升，奥运会的举办、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祖国的60华诞都牵动着!亿中国网民的心。网络提供了平等公开的平台，促进了文化生活的丰富。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原则在这里缺位，虽然有一些论坛领袖的存在，但基于网络信息口口相传的不确定性，网络舆论缺乏引导很容易产生网民的过激聚合行为。这种民意表达的粗糙性和非理性，塑造了“杨佳案”、“邓玉娇事件”，更有不法分子利用無辜善良的网民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
“邓玉娇案”在短短37天内由汹涌的网络舆情推进为“邓玉娇事件”，当地政府脱离法律的处理方法引起广大网民的不满；“许霆案”引起媒体影响司法独立的深切思考。网络舆论缺乏把关，当前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相应的法律规定也尚在摸索中前进。目前能够身体力行的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行动，建立公信力强的形象、面对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如何疏导化解、搭建媒体与网络之间合作对话的桥梁来建立良好有序的互动。
网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促进
春晚让刘谦在全国掀起了魔术热。图书市场关于魔术类型的图书销量大增，各大电视台也纷纷推出了魔术的表演节目，网络更为魔术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虽然有专家学者批评有人将魔术揭秘的视频和详细_解说置放在网上，是对魔术作品知识产权的侵犯。但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魔术在网络这个平台上得到的关注，人们热情的学习和讨论必将促进魔术这门古老又年轻的艺术发扬光大。
其实早在2005年韩国某网站抢注中文域名“端午节.cn”引起的互联网大讨论时，人们便认识到了网络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作用，中文域名的文化品牌价值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的网络阵地。今年适逢祖国60华诞和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重合，网上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各大门户网站都开设了以祖国60年和中国传统节日的特别栏目，通过网络开放的平台，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接触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图书馆、网络艺术馆等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保护。民俗学家倡导将传统文化同互联网联姻，建立起一个中华文化品牌完整而统一的网络保护体系，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深长。
构建和谐网络文化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网络文化建设直接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密切联系，要把网络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环境应首先从立法层面着手，结合实践中出现的网络侵权、经济犯罪等违法行为，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以法律手段来肃清网络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其次，搭建网络同传统媒体对话的桥梁，既保护现有文化作品的利益，叉为新的作品创作打造宽广的平台：再次，网络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疏导网络舆情、对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都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广大网民网络素养的培养特别是青少年网络文化教育应纳入教育体系当中。
总之，各方面结合构建一个和谐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环境的话语权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