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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儿童困境出现在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的认识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儿童同样会遭遇困境。本文以“儿童友好社区”作为参考系，去发现由于城市的特性而给社区中的儿童带来的特殊的“城市困境”。儿童友好社区理念下，社区是构建普惠型儿童公共服务体系的依托，因此本文将儿童放入城市社区中进行观察。在儿童与家庭、学校与社区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儿童城市困境的解决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实现家长、学校与社区三方联动。同时，儿童问题的解决为社区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儿童；城市困境；儿童友好社区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儿童困境多发生于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但即使是在具有便捷性和福利性的城市地区，儿童困境依旧难以避免。大都市交通、建筑等现代化建设造成儿童活动空间的萎缩、工业发展中空气质量下降对儿童健康的威胁、城市流动性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儿童自我身份认知的挑战等等，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儿童遭遇到的“城市困境”。本文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看待儿童。以“儿童友好社区”作为参考系，去发现由于城市的特性，而给社区中的儿童带来的特殊的“城市困境”。并通过社区中的儿童与多主体的互动关系，来探寻儿童“城市困境”问题的解决。
建设普惠型的社区儿童公共服务体系是儿童友好社区理念在中国落地的主要表现形式。“儿童友好社区”这一标杆，要求社区在规划布局与设计上要尽可能满足儿童的生理心理需求，尽可能多地、合理地安排自然的元素。这种规划原则的核心事实上是一场儿童权利运动，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要充分倾听儿童的声音，将儿童权益保护在城市空间上得以体现。本文以“儿童友好社区”作为参考系，将安全与健康、自身发展、社交活动和参与意见四项作为其要素，以此来判断儿童是否处于城市困境。
二、社区中儿童的“城市困境”
社区是构建普惠型儿童公共服务体系的依托，因此，本文在调查中将儿童放入城市社区中进行观察。探寻社区中的儿童与多主体的互动关系，构建出围绕儿童的家庭、学校与社区三方联动结构，从而发现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
1、社区失落背景下儿童与社区的疏离
儿童友好社区承诺保证儿童的安全与健康。但是，社区失落背景下居民与社区的疏离极易导致儿童活动街区的安全性不足。生活在街道和社区中的人们，难以在社会原子化及社区失落的背景下，实现“决意要护卫基本的个人隐私”和“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之间的平衡。
这种难以达到的平衡表现在儿童身上就是街头玩伴儿童群体的消失，进而引发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由于在外的安全无法保障，儿童在学校场域之外并不会停留在街道或是社区。社区只是提供儿童的居住功能，城市儿童与社区处于普遍疏离的状态。儿童活动领域的萎缩是社会变迁的副作用，社区失落下的儿童逐渐将活动空间转至室内，通过电视机、网络游戏等电子产品打发时间和获得快乐。长此以往，这种娱乐方式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例如肥胖、生活技能的缺失、青少年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等。
2、功利教育中流动儿童的不公平对待
城市的流动性带来大量流动人口。根据儿童友好社区的理念，儿童应得到教育、居所等基本服务，但流动儿童的“上学难”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义务教育投资机制和繁琐的借读手续是使流动儿童“上不了学”的制度性原因；由于部分流动儿童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无力承担儿童接受正规教育的费用，是使流动儿童“上不起学”的经济性原因。
另外，在学校追求升學率、学生优秀率的情况下，教师的教育同样带有着功利性和精英教育性的特点。由于异地中、高考难度较大，学校认为外地的学生缺乏稳定的就学预期，在一些有利于升学的奖项评选方面，为了保证学校的升学率，会偏向于拥有稳定就学预期的本地学生。功利教育中流动儿童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产生于流动儿童异地无法中、高考的扩大效应，是制度原因作用的结果。同时这种不公平对待又会加剧流动儿童就学预期的脆弱性，使其家庭教育投入的比重继续降低，流动儿童的教育困境持续恶化。
3、由家长偏见引致的城市同辈儿童群体的区隔
城市具有流动性和文化多元性，在儿童友好的语境下，不管种族、宗教、收入、性别和身体状况，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享有平等的权利。同辈群体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环境因素，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来说，他们流入城市的同时也意味着与家乡已有同辈群体的剥离，在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下他们同样具有与同辈群体进行交往的需要，与本地同辈群体的交往更是对他们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至关重要。但是，本文发现流动儿童与城市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并不顺利，成人偏见是引发本地儿童与外地儿童隔离的重要因素。
首先，在择校问题上，小学招生的公共政策是“平等化”导向，但部分家长以户籍为分界线，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制造学校间的区隔，例如“菜场小学”、“上外附小”。其次，在学校场域之外本地与外地儿童的日常交往中，本地儿童家长也会极力避免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产生联系。这种由成人偏见引致的城市同辈儿童群体间的区隔，是因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差异。部分城市本地居民对与自己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持有偏见，将其视为城市中的“亚文化”。本地儿童家长与流动儿童的接触并不多，流动儿童受到的成人偏见多是受到流动儿童父母在城市受到排挤的传递性效应的影响。
4、三方联动的失效：晚托困境的产生
家长、学校、社区三方联动失效是由于三方力量的分散而导致资源无法汇集，以致儿童问题的产生，在本文调查中主要表现为晚托困境的产生。消费性是城市的主要特征。城市高收入家庭通常依靠市场力量，通过给儿童报课业辅导班、艺术特长班的方式来解决晚托问题，一方面解决了儿童的照护问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的自身发展。对于城市低收入家庭，尤其是流动家庭来说，晚托问题极易发展成晚托困境。与本地儿童相比，城市流动儿童缺乏市场消费能力和以亲戚为代表的家庭血缘支持，在制度框架上又没有形社区范围内对“晚托”的公共服务系统。所以流动儿童在校外时间的安全问题更加明显，难以通过晚托的方式实现儿童友好社区中的安全保障和自身发展。许多家长解决孩子“监护真空”问题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待在家里，从而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三、分析与建议
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实现家长、学校与社区三方联动。三方联动一方面需要协助学校系统与社区治理对接。这包括构建“学校-社区”连带的“社会环境”，及有意识的将学校和社区中分离的公益组织进行促和，将学生还原到完整的社会情境当中。另一方面，还包括通过培育家长来建构良好的“家庭环境”。调查显示，如果只培育学生而忽视家长作用，那么社会组织对于学生的培育则收效甚微。因而，应着力从家长培育入手，重视家庭环境的塑造，而由此从根源上避免流动儿童可能出现的困境状态。
儿童不能被简单的视为需要被救助的弱势对象。相反，在解决儿童问题的过程当中，社区的成人之间有可能形成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社区中的邻里团结。更进一步，在成人为儿童创造更好的社区空间时，儿童其实成为了一种价值主体，为社区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动力机制。以儿童为核心的亲子活动，已经成为社区成人间相互熟识，形成邻里关系的重要契机。在公益组织和街道社区举办的各类亲子活动和居民自治活动中，成人不仅仅是陪伴儿童参与的角色，而是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成人之间逐渐相互熟识，并与社区的关系更加紧密，形成社区邻里的联结，重建社区精神。
关键词：儿童；城市困境；儿童友好社区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儿童困境多发生于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但即使是在具有便捷性和福利性的城市地区，儿童困境依旧难以避免。大都市交通、建筑等现代化建设造成儿童活动空间的萎缩、工业发展中空气质量下降对儿童健康的威胁、城市流动性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儿童自我身份认知的挑战等等，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儿童遭遇到的“城市困境”。本文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看待儿童。以“儿童友好社区”作为参考系，去发现由于城市的特性，而给社区中的儿童带来的特殊的“城市困境”。并通过社区中的儿童与多主体的互动关系，来探寻儿童“城市困境”问题的解决。
建设普惠型的社区儿童公共服务体系是儿童友好社区理念在中国落地的主要表现形式。“儿童友好社区”这一标杆，要求社区在规划布局与设计上要尽可能满足儿童的生理心理需求，尽可能多地、合理地安排自然的元素。这种规划原则的核心事实上是一场儿童权利运动，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要充分倾听儿童的声音，将儿童权益保护在城市空间上得以体现。本文以“儿童友好社区”作为参考系，将安全与健康、自身发展、社交活动和参与意见四项作为其要素，以此来判断儿童是否处于城市困境。
二、社区中儿童的“城市困境”
社区是构建普惠型儿童公共服务体系的依托，因此，本文在调查中将儿童放入城市社区中进行观察。探寻社区中的儿童与多主体的互动关系，构建出围绕儿童的家庭、学校与社区三方联动结构，从而发现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
1、社区失落背景下儿童与社区的疏离
儿童友好社区承诺保证儿童的安全与健康。但是，社区失落背景下居民与社区的疏离极易导致儿童活动街区的安全性不足。生活在街道和社区中的人们，难以在社会原子化及社区失落的背景下，实现“决意要护卫基本的个人隐私”和“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之间的平衡。
这种难以达到的平衡表现在儿童身上就是街头玩伴儿童群体的消失，进而引发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由于在外的安全无法保障，儿童在学校场域之外并不会停留在街道或是社区。社区只是提供儿童的居住功能，城市儿童与社区处于普遍疏离的状态。儿童活动领域的萎缩是社会变迁的副作用，社区失落下的儿童逐渐将活动空间转至室内，通过电视机、网络游戏等电子产品打发时间和获得快乐。长此以往，这种娱乐方式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例如肥胖、生活技能的缺失、青少年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等。
2、功利教育中流动儿童的不公平对待
城市的流动性带来大量流动人口。根据儿童友好社区的理念，儿童应得到教育、居所等基本服务，但流动儿童的“上学难”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义务教育投资机制和繁琐的借读手续是使流动儿童“上不了学”的制度性原因；由于部分流动儿童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无力承担儿童接受正规教育的费用，是使流动儿童“上不起学”的经济性原因。
另外，在学校追求升學率、学生优秀率的情况下，教师的教育同样带有着功利性和精英教育性的特点。由于异地中、高考难度较大，学校认为外地的学生缺乏稳定的就学预期，在一些有利于升学的奖项评选方面，为了保证学校的升学率，会偏向于拥有稳定就学预期的本地学生。功利教育中流动儿童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产生于流动儿童异地无法中、高考的扩大效应，是制度原因作用的结果。同时这种不公平对待又会加剧流动儿童就学预期的脆弱性，使其家庭教育投入的比重继续降低，流动儿童的教育困境持续恶化。
3、由家长偏见引致的城市同辈儿童群体的区隔
城市具有流动性和文化多元性，在儿童友好的语境下，不管种族、宗教、收入、性别和身体状况，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享有平等的权利。同辈群体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环境因素，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来说，他们流入城市的同时也意味着与家乡已有同辈群体的剥离，在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下他们同样具有与同辈群体进行交往的需要，与本地同辈群体的交往更是对他们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至关重要。但是，本文发现流动儿童与城市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并不顺利，成人偏见是引发本地儿童与外地儿童隔离的重要因素。
首先，在择校问题上，小学招生的公共政策是“平等化”导向，但部分家长以户籍为分界线，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制造学校间的区隔，例如“菜场小学”、“上外附小”。其次，在学校场域之外本地与外地儿童的日常交往中，本地儿童家长也会极力避免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产生联系。这种由成人偏见引致的城市同辈儿童群体间的区隔，是因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差异。部分城市本地居民对与自己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持有偏见，将其视为城市中的“亚文化”。本地儿童家长与流动儿童的接触并不多，流动儿童受到的成人偏见多是受到流动儿童父母在城市受到排挤的传递性效应的影响。
4、三方联动的失效：晚托困境的产生
家长、学校、社区三方联动失效是由于三方力量的分散而导致资源无法汇集，以致儿童问题的产生，在本文调查中主要表现为晚托困境的产生。消费性是城市的主要特征。城市高收入家庭通常依靠市场力量，通过给儿童报课业辅导班、艺术特长班的方式来解决晚托问题，一方面解决了儿童的照护问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的自身发展。对于城市低收入家庭，尤其是流动家庭来说，晚托问题极易发展成晚托困境。与本地儿童相比，城市流动儿童缺乏市场消费能力和以亲戚为代表的家庭血缘支持，在制度框架上又没有形社区范围内对“晚托”的公共服务系统。所以流动儿童在校外时间的安全问题更加明显，难以通过晚托的方式实现儿童友好社区中的安全保障和自身发展。许多家长解决孩子“监护真空”问题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待在家里，从而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三、分析与建议
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实现家长、学校与社区三方联动。三方联动一方面需要协助学校系统与社区治理对接。这包括构建“学校-社区”连带的“社会环境”，及有意识的将学校和社区中分离的公益组织进行促和，将学生还原到完整的社会情境当中。另一方面，还包括通过培育家长来建构良好的“家庭环境”。调查显示，如果只培育学生而忽视家长作用，那么社会组织对于学生的培育则收效甚微。因而，应着力从家长培育入手，重视家庭环境的塑造，而由此从根源上避免流动儿童可能出现的困境状态。
儿童不能被简单的视为需要被救助的弱势对象。相反，在解决儿童问题的过程当中，社区的成人之间有可能形成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社区中的邻里团结。更进一步，在成人为儿童创造更好的社区空间时，儿童其实成为了一种价值主体，为社区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动力机制。以儿童为核心的亲子活动，已经成为社区成人间相互熟识，形成邻里关系的重要契机。在公益组织和街道社区举办的各类亲子活动和居民自治活动中，成人不仅仅是陪伴儿童参与的角色，而是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成人之间逐渐相互熟识，并与社区的关系更加紧密，形成社区邻里的联结，重建社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