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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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存在不少理论模式:“历史终结论”宣布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活动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现实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以来国际关系本上并没有变化;“全球化论者”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都看到全球化必将带来和平与民主。这些理论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但都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第一,强权这宰的对立(和小国些以对立的能力)并没有消失;第二,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减;第三,国家的对外政治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这要瓣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和领域导人的个性。在过去的10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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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是美国成就霸权的基础,它只有通过在全球维度提供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在国际社会中遵循民主才能实现霸权的合法性,而制度安排在单边主义之下不仅无法提供新的合法性依据,反而将加速霸权合法性的丧失。霸权合法性的消解又会反过来使美国的制度安排受到严峻挑战:霸权滥用对它的腐蚀;挑战者、盟友和敌人的反抗;全球均势的形成。而美国制度安排的崩溃也就是其霸权(或帝国)终结的象征。不过本文的最终意图不在于揭示单边主义对霸权合法性的腐蚀作用,因为美国的领导人不会愚笨到一直采用单边主义,而在于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的霸权存在
由于学科特点使然,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被视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而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则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事实上,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为“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而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缺陷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则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去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
朝鲜半岛发生的核危机,对东北亚各国有重大影响。美国从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世界战略出发,要求朝鲜放弃核研发;而朝鲜从生存战略出发,坚持利用“核牌”谋求体制安全保障。由于朝鲜核研发涉及朝美两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有可能导致双方进一步的冲突与对抗,因此如何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从根本上消除两国间的敌对关系,乃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朝美两国相互让步,需要韩国继续大力推动韩朝和解与合作,也需要国际社会大力协助。
本文提出的13个问题,涉及有关伊拉克危机的国际关系后果和全球政治发展趋势。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分析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整个危机过程,不能仅仅关注对美国霸权行径的抨击,还应考虑这场危机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一些落后、封闭国家的主权面临的深刻挑战以及国际法变动的长远趋势。
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区别。未来要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必须建立自己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展开同一水平的安全对话,明确彼此战略定位,促进双边关系趋向稳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中有关机制有效性的研究是一个重点。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见解各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主义,一类是理性主义。行为主义研究从纯粹数理模型和技术性因素考虑,局限性很大。而理性主义从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合作一不合作方面考察,这种视角有其合理性,但针对专门领域问题则有欠准确。本文采用新的研究方式,以国家行为的趋同或趋异来考察机制有效性。这种研究视角把国际机制作为独立变量,将国际机制研究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针对不同的专门领域灵活考察,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任何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含义主要表现为对近期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负面影响不仅表现为近期的经济代价,还表现为对长远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制约。但是减缓气候变化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许多对国民经济的积极效应。实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均有着相应的经济影响。国际政治影响源于国家经济利益差异,从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导致国际政治集团的分化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