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在现代性的发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兴起。宗教改革首先造成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政治权威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及新教教会的兴起也相应地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权威构成了挑战。路德和加尔文对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指出了其限度,而他们的政治论述提升了政治的意义。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的削弱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端,加尔文主义的圣约论则为一种个体化、理性化、抽象化的国家秩序和治理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和伦理基础。当然,宗教改革自身并未提出充分的政治理论,来克服它造成的持续性的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危机,这最终迫使西方在新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上重新奠定政治权威,引发了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应当看到的是,基督新教的圣约观念和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道德和民情基础,使得现代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与基督教的某种相互制约和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