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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并指示要针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从过往经验来看，重大疫情防控无疑是国家治理中一项系统性工程，可以有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新冠肺炎”，我国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稳步提升。
党中央国务院应急决策与地方政府分级响应机制进一步健全，这是在重大疫情下实施国家治理的核心主导力。疫情被确认后，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迅速组建，实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为各项政策的出台、落实以及人、财、物的集中调配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保证全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随后各省（ 区、市）纷纷启动一级响应，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社会各领域对疫情的全面管控。
财政全面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成为各项防控举措落实到位的有力保障。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财政部门通过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地方专项债發行规模、减税降费、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直达机制等举措，以千亿元资金的支持力度，满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纵横交错的防疫资金需求，为全社会消除恐慌、筑牢信心。
全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有利局面加速形成，为重大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扩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政府、企业、社会、民众等各方力量迅速团结一致共抗疫情。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医院负责一线救治，企业负责重点物资的生产和输送，科研院所负责防治手段的科研攻关，居民则负责居家工作和学习、阻断病毒传播，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参与范围。
大数据获取信息高效便利，助推重大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升级。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相关部门利用大数据追踪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排查密切接触人员;划定区域风险等级，对出入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进行筛查;形成电子健康码，保障复工复产顺利进行和人员安全流动。同时，大数据的运用大幅降低了疫情防控成本，推动国家治理不断向低成本、高效率升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了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提出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战略思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自上而下层层推进，并取得阶段性胜利。不仅如此，2 0 2 0年还实现经济正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唯一的一个。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向世界展现了我国卓越的国家治理效能，而效能的发挥正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具的优势。
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来源于制度优势，进一步打造制度优势，有利于构筑更坚实的堡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也有利于积蓄更大的能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早日实现。具体可考虑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发挥基层治理优势，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基层治理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地方治理水平的整体提高，需要站在国家治理全局的高度，从应急响应的及时性、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地方治理效能的均衡性等方面，提升地方治理能力。首先，健全地方各级政府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特别是要明确请示报告的标准。其次，健全地方政府信息发布制度，特别是要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权威性和一致性。再次，健全省市两级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包括组建协调机构，规范应急流程，做好应急储备，建立救援和控制的方案库。最后，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管理链条短、政令下达和执行效率高等优势，在政策和资金上赋予基层治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二是优化政府间权责划分，以精细化划分提升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2018年7月，国务院针对医疗卫生领域条块分割、权责不清、效率不高的问题，出台了该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间划分的改革方案。经过此次疫情检验，该方案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首先，事权级次和内容尚有调整空间。可考虑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应急”事权由三级事权调整为一级事权，同时撤销二级事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以精细化为原则设立相关事权。其次，对事权进行中央和地方权责划分，并强化落实。如果细分后每项事权的权责边界均很明晰，就无需再考虑共同事权支出责任的分担问题，这样有利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是全面提升国民素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最广泛的基础。重大疫情防控既需要前线抗争，也需要后方支援，前线和后方紧密配合，可以最大程度缩短“战程”。这离不开每一人的努力，因此需要全面提升国民素养。首先，全面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中国精神，全面彰显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得到了全民认同，需把握时机将其升华为全民共同意识，并指导全民自觉行动。其次，积极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将“知识育人”与“德才育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最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疫情是一场大考，考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亮出了中华传统文化底色，继承发扬了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了国民素养。
综上所述，重大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够加速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内在机理在于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在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并着力将其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并指示要针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从过往经验来看，重大疫情防控无疑是国家治理中一项系统性工程，可以有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我国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正在稳步提升
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新冠肺炎”，我国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稳步提升。
党中央国务院应急决策与地方政府分级响应机制进一步健全，这是在重大疫情下实施国家治理的核心主导力。疫情被确认后，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迅速组建，实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为各项政策的出台、落实以及人、财、物的集中调配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保证全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随后各省（ 区、市）纷纷启动一级响应，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社会各领域对疫情的全面管控。
财政全面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成为各项防控举措落实到位的有力保障。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财政部门通过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地方专项债發行规模、减税降费、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直达机制等举措，以千亿元资金的支持力度，满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纵横交错的防疫资金需求，为全社会消除恐慌、筑牢信心。
全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有利局面加速形成，为重大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扩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政府、企业、社会、民众等各方力量迅速团结一致共抗疫情。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医院负责一线救治，企业负责重点物资的生产和输送，科研院所负责防治手段的科研攻关，居民则负责居家工作和学习、阻断病毒传播，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参与范围。
大数据获取信息高效便利，助推重大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升级。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相关部门利用大数据追踪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排查密切接触人员;划定区域风险等级，对出入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进行筛查;形成电子健康码，保障复工复产顺利进行和人员安全流动。同时，大数据的运用大幅降低了疫情防控成本，推动国家治理不断向低成本、高效率升级。
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源于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了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提出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战略思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自上而下层层推进，并取得阶段性胜利。不仅如此，2 0 2 0年还实现经济正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唯一的一个。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向世界展现了我国卓越的国家治理效能，而效能的发挥正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具的优势。
以重大疫情防控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来源于制度优势，进一步打造制度优势，有利于构筑更坚实的堡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也有利于积蓄更大的能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早日实现。具体可考虑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发挥基层治理优势，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基层治理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地方治理水平的整体提高，需要站在国家治理全局的高度，从应急响应的及时性、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地方治理效能的均衡性等方面，提升地方治理能力。首先，健全地方各级政府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特别是要明确请示报告的标准。其次，健全地方政府信息发布制度，特别是要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权威性和一致性。再次，健全省市两级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包括组建协调机构，规范应急流程，做好应急储备，建立救援和控制的方案库。最后，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管理链条短、政令下达和执行效率高等优势，在政策和资金上赋予基层治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二是优化政府间权责划分，以精细化划分提升重大疫情防控的国家治理效能。2018年7月，国务院针对医疗卫生领域条块分割、权责不清、效率不高的问题，出台了该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间划分的改革方案。经过此次疫情检验，该方案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首先，事权级次和内容尚有调整空间。可考虑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应急”事权由三级事权调整为一级事权，同时撤销二级事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以精细化为原则设立相关事权。其次，对事权进行中央和地方权责划分，并强化落实。如果细分后每项事权的权责边界均很明晰，就无需再考虑共同事权支出责任的分担问题，这样有利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是全面提升国民素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最广泛的基础。重大疫情防控既需要前线抗争，也需要后方支援，前线和后方紧密配合，可以最大程度缩短“战程”。这离不开每一人的努力，因此需要全面提升国民素养。首先，全面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中国精神，全面彰显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得到了全民认同，需把握时机将其升华为全民共同意识，并指导全民自觉行动。其次，积极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将“知识育人”与“德才育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最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疫情是一场大考，考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亮出了中华传统文化底色，继承发扬了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了国民素养。
综上所述，重大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够加速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内在机理在于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在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并着力将其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