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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深刻表达了媒介文化及其深层表达的关系，通过这一理论应用于电影艺术中，并对陈凯歌导演作品进行分析，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本文通过“具象”与“意象”统一的逻辑、“虚实相生”的意境以及“变与不变”的求索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文化表征 哲思构建 电影
作者简介：李钰，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1
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文化表征，汲取了索绪尔、罗兰巴特以及福柯的理论精华，在他看来，表征是运用语言媒介对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及结果。而运用在电影艺术中，通过影像语言对现实生活反映并生成意义的过程，便是文化表征的实现。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无不透露出历史宏大叙事中对于逻辑张力的把握，而在深层影像表达下的文化表征则是时代、社会、人三重维度的哲思构建。本文选取了其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试图通过其影像的表达進行分析。
一、“具象”与“意象”统一的逻辑
对于“语言”、“意义”和“表征”的关系，是文化表征理论成立的基础，斯图亚特霍尔据此提出了两个表征系统，共同促进意义的生成。第一表征系统是将物通过心理表象成为概念；第二表征系统则是将概念通过符号系统生成为意义。电影意义的生成正是通过物质系统与符号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从受众视角上看，第二表征系统的表现形式是更为丰富的，作用也是更为巨大的。
在陈凯歌的影片中，注重对于具象的刻画，而这种具象又通过意象构造意义。《黄土地》中对于广袤的黄土、天空以及门框的长镜头表现，这些看似是实在的，但表达的却是一种虚无感。黄土是人们世代劳作的天地，却又是当地文化特征的展示视角，天空与黄土不同的比例视角在烘托和渲染的是不同的心境与情绪——压抑与沉重。正如翠巧家门框上贴着的对联，美好祝福的字是一个个的圈圈，而这个圈圈本身的表达是无意义的，却将背后陕北农民的形象认知与影片叙事置身在了一种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除此之外，大色块的颜色运用将影片完全置入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之下，黑、灰、红的冲击与沉闷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丰富着人们头脑中对于陕北高原农民生活的构想。
二、“虚”“实”相生的情境
霍尔曾经试图进行“他者”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他认为“各种词语和形象都带有含蓄意指，没有人能完全驾驭它们，而且这些含蓄的和深层的意义到达了表层，使各种不同的意义得到建构，不同的事物得到展示和言说。”他为这种“移码”的实践进行努力。
陈凯歌的电影中，不难发现的是他对“虚”“实”两种境界的情境把握。《霸王别姬》中的“戏中戏”很好地将这种虚实关系得到了统一。段小楼与程蝶衣演绎的是《霸王别姬》的选段，而在影片设计中，每次亮相后的台词与表现不尽相同，唱词没有一次性完全展现，而是断续的，为整个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故事架构提供了叙述的可能，唱词片段分别应和的是两人在自身生活中的不同人生状态与关系层次，文革期间的批斗，前面熊熊燃烧的烈火与后者的人影晃动形成一种虚实交融的影像表达， 而这样的场景建构恰好映射的是戏中霸王别姬的桥段，而不同的在于“霸王下跪了”而虞姬也叛变了，而这种对立性又是对虚实刻画的一种区隔。
三、“变”与“不变”的求索
陈凯歌对于电影艺术叙事能力的把握还体现在对于“变化”本身的探索，这是其艺术境界的体现。他在进行历史表达、叙事表达、人物表达的同时，将综错复杂的关系体现在自我表达的一条主线之中，那就是——变与不变的求索。历史背景是不断变化的，叙事空间是不斷变化的，而人的内心感受也是不断变化的，但陈凯歌为观众提供着一种矛盾和一种思考，并不断寻求着文化“变与不变”的平衡之道。
《黄土地》中翠巧正是通过歌声来表达情感与对命运的无奈以及新生的希望。在叙事空间上，形成了两种平行空间的对比。在陕北高原上，民风淳朴，充满着对这片黄土地的热爱与深深的民族情感，而另一方面，婚娶的陋习观念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而顾青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环境，通过描绘的代入，无不在进行着两种空间下的文化断裂的张力。最终，翠巧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却淹没在了滚滚黄河水中，人物的小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面临着悲惨的境地，却在结尾留下了深深的寓意。这其中无不引导着人们去思考和求索：文化的民族性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去传承，而陕北农民身上的淳朴善良的本质与现代文化消费如何实现平衡？时代造就的恶果又是如何在人物身上演绎，落后的风俗习惯又应该如何去摒弃？这些问题都建立在陈凯歌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深刻的理解之上，试图去表达着一种对于文化的追问。
戴锦华分析陈凯歌《霸王别姬》时说：“每一个可以真切指认、负载中国人太过沉重与记忆的历史时刻，却仅仅作为一种背景放映，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与宿命的苦涩。”从总体上来看，陈凯歌的电影作品扎根于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反思之中，通过“具象”“意象”统一的逻辑、虚实相生的情景以及变与不变的求索，将人物的命运是时代和社会深深勾连在一起，体现出对时代、社会、人哲思构建的文化表征。
参考文献：
[1]邹威华.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戴锦华.电影理论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陈墨.陈凯歌电影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孙越.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探究[D].济南：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
关键词：文化表征 哲思构建 电影
作者简介：李钰，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1
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文化表征，汲取了索绪尔、罗兰巴特以及福柯的理论精华，在他看来，表征是运用语言媒介对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及结果。而运用在电影艺术中，通过影像语言对现实生活反映并生成意义的过程，便是文化表征的实现。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无不透露出历史宏大叙事中对于逻辑张力的把握，而在深层影像表达下的文化表征则是时代、社会、人三重维度的哲思构建。本文选取了其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试图通过其影像的表达進行分析。
一、“具象”与“意象”统一的逻辑
对于“语言”、“意义”和“表征”的关系，是文化表征理论成立的基础，斯图亚特霍尔据此提出了两个表征系统，共同促进意义的生成。第一表征系统是将物通过心理表象成为概念；第二表征系统则是将概念通过符号系统生成为意义。电影意义的生成正是通过物质系统与符号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从受众视角上看，第二表征系统的表现形式是更为丰富的，作用也是更为巨大的。
在陈凯歌的影片中，注重对于具象的刻画，而这种具象又通过意象构造意义。《黄土地》中对于广袤的黄土、天空以及门框的长镜头表现，这些看似是实在的，但表达的却是一种虚无感。黄土是人们世代劳作的天地，却又是当地文化特征的展示视角，天空与黄土不同的比例视角在烘托和渲染的是不同的心境与情绪——压抑与沉重。正如翠巧家门框上贴着的对联，美好祝福的字是一个个的圈圈，而这个圈圈本身的表达是无意义的，却将背后陕北农民的形象认知与影片叙事置身在了一种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除此之外，大色块的颜色运用将影片完全置入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之下，黑、灰、红的冲击与沉闷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丰富着人们头脑中对于陕北高原农民生活的构想。
二、“虚”“实”相生的情境
霍尔曾经试图进行“他者”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他认为“各种词语和形象都带有含蓄意指，没有人能完全驾驭它们，而且这些含蓄的和深层的意义到达了表层，使各种不同的意义得到建构，不同的事物得到展示和言说。”他为这种“移码”的实践进行努力。
陈凯歌的电影中，不难发现的是他对“虚”“实”两种境界的情境把握。《霸王别姬》中的“戏中戏”很好地将这种虚实关系得到了统一。段小楼与程蝶衣演绎的是《霸王别姬》的选段，而在影片设计中，每次亮相后的台词与表现不尽相同，唱词没有一次性完全展现，而是断续的，为整个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故事架构提供了叙述的可能，唱词片段分别应和的是两人在自身生活中的不同人生状态与关系层次，文革期间的批斗，前面熊熊燃烧的烈火与后者的人影晃动形成一种虚实交融的影像表达， 而这样的场景建构恰好映射的是戏中霸王别姬的桥段，而不同的在于“霸王下跪了”而虞姬也叛变了，而这种对立性又是对虚实刻画的一种区隔。
三、“变”与“不变”的求索
陈凯歌对于电影艺术叙事能力的把握还体现在对于“变化”本身的探索，这是其艺术境界的体现。他在进行历史表达、叙事表达、人物表达的同时，将综错复杂的关系体现在自我表达的一条主线之中，那就是——变与不变的求索。历史背景是不断变化的，叙事空间是不斷变化的，而人的内心感受也是不断变化的，但陈凯歌为观众提供着一种矛盾和一种思考，并不断寻求着文化“变与不变”的平衡之道。
《黄土地》中翠巧正是通过歌声来表达情感与对命运的无奈以及新生的希望。在叙事空间上，形成了两种平行空间的对比。在陕北高原上，民风淳朴，充满着对这片黄土地的热爱与深深的民族情感，而另一方面，婚娶的陋习观念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而顾青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环境，通过描绘的代入，无不在进行着两种空间下的文化断裂的张力。最终，翠巧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却淹没在了滚滚黄河水中，人物的小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面临着悲惨的境地，却在结尾留下了深深的寓意。这其中无不引导着人们去思考和求索：文化的民族性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去传承，而陕北农民身上的淳朴善良的本质与现代文化消费如何实现平衡？时代造就的恶果又是如何在人物身上演绎，落后的风俗习惯又应该如何去摒弃？这些问题都建立在陈凯歌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深刻的理解之上，试图去表达着一种对于文化的追问。
戴锦华分析陈凯歌《霸王别姬》时说：“每一个可以真切指认、负载中国人太过沉重与记忆的历史时刻，却仅仅作为一种背景放映，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与宿命的苦涩。”从总体上来看，陈凯歌的电影作品扎根于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反思之中，通过“具象”“意象”统一的逻辑、虚实相生的情景以及变与不变的求索，将人物的命运是时代和社会深深勾连在一起，体现出对时代、社会、人哲思构建的文化表征。
参考文献：
[1]邹威华.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戴锦华.电影理论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陈墨.陈凯歌电影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孙越.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探究[D].济南：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