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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夫人李莎告别了她漫长的一生，享年一百零一岁。这位经历过俄国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而曲折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李莎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童年，在阅读安徒生童话《夜莺》时，插画里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自此，中国在这位苏联少女的心中留下了绚烂迷人的色彩。
然而，中国给她带来的消息却是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之间引发的混战，直到革命者李立三的出现，才让她重燃对中国美好的向往。
此时的李立三正处在逆境，他曾告诉李莎：“我被选入政治局，走上高层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毕竟年轻幼稚，缺乏经验，加上后来掌握了很大的实权，更是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中国革命完全可以在一夜间一举成功，到处组织罢工、游行，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谁知犯下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0年12月1日，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接受批判，承认有罪。
在了解了李立三的际遇之后，李莎并没有远离他。李立三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些认识，该有多好啊！”不过，李莎并不想与李立三结婚。“我并不是考虑立三在国内已有妻儿，我是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如此匆匆来去，最后撇下我一人。”她说。
李立三在认识李莎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并育有两男三女。
李莎陪伴李立三度过了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一生。在李莎与李立三的后代看来，李莎是“为了爱情而远行”，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她终身无悔。
“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李莎的回答是：“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2010年3月28日，在李英男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李莎家中。当时，九十六岁的李莎与女儿李雅兰生活在一起，她依然喜欢阅读俄文报刊，更愿意说俄语。
在1987年7月李莎写给胡耀邦的信中，李莎说：“我知道中国有‘结草衔环’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李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语版审订、《周恩来选集》俄语版审订，但是她与中共高层的交往并不密切，李立三因为“立三路线”早已淡出了核心权力圈，而中苏交恶又让苏联人李莎处境尴尬。
不过，这并不影响李莎对中共高层人物的观察，尤其是文化背景的差异，让她的这种观察更加耐人寻味。作家王蒙讲述过李莎的一个小故事：“李莎说立三与她在文化上有诸多差异，有一次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
王明开口就是官腔
1936年2月，二十二岁的李莎与李立三结婚。按照中共党内的规定，李立三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于是，在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李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團负责人王明。
李莎回忆说：“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也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我还注意到他和立三讲话的语气相当冷淡，立三也同他保持着距离。 俩人貌合神离是显而易见的。王明在柳克斯公寓占据了一套宽敞的套房，平时深居简出，高高在上，对普通同志不屑一顾，只愿和大人物打交道。王明回国时，还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季米特洛夫寄养，其女后来随季米特洛夫一家去了保加利亚，从此成为保加利亚人。”
虽然王明态度冷淡，但是并没有阻止李莎和李立三的婚姻。李莎与李立三办了两次简单的婚宴。第一次是在柳克斯公寓，这个只有中国人的婚宴一共宴请了十几个人。瞿独伊曾告诉笔者，她和母亲杨之华参加了婚宴：“我当时还不到十四岁。那个房子也不大，就是一个通房，里面用一个帘子挡着的便是睡觉的地方。”
参加婚宴的还有陈云等人。“后来，立三又亲自掌勺，在我母亲家里炒了一桌子中国菜，款待我的亲友。”李莎说。
王光美妩媚而端庄
1948年春，中共中央告别农村转移至北平香山。李立三一家也在同年5月住进香山别墅。
在香山，李莎总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即：“吃饭了吗？”
李莎回忆，当我带着孩子出去散步时，无论何时遇到谁，总会听到同一句问话：“吃饭了吗？”他们为什么对我吃饭了没有这么感兴趣？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但出于礼貌每次我只得按实际情况回答。后来才慢慢明白，这是中国人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大多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吃饭问题至关重要，最受关注。”李莎解释说。
在香山，李莎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城内办公，刘少奇此时已秘密前往苏联。不过，李莎见到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有一次，我和立三在香山散步，迎面走来一位女性，她身材很好，面庞清秀，穿着合身而得体的裙子和白色的短上衣，妩媚而端庄。她停下步来，温文尔雅地与立三交谈了一会儿……我和王光美虽然交往不多，但我一直佩服她的教养和品质。”
毛泽东的舞步
中共高层在迁居中南海之后，李立三经常去开会或者看望老朋友，李莎陪同他看望了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蔡畅等人。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为高级干部举办舞会，护士和文工团的女演员前来伴舞。中共领导干部跳交际舞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窑洞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籍医生马海德的夫人带来第一部留声机，开始在自己的窑洞内组织小型舞会，并教会了毛泽东跳舞。 李莎说，毛泽东的舞步独特，腰杆笔直，表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带着舞伴随着音乐节奏慢悠悠地走动着，始终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只手还在上下摆动，仿佛在指挥乐队。朱德也有军人风度，严肃认真，不过是原地前后踏步。周恩来在舞厅中则显得十分娴熟，移步换形，游刃有余，想和他结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长队。
“在苏联，一般都是男士请女士跳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士如此主动地邀请男士跳舞，觉得有些不习惯。首长们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交谈着，而那些姑娘则成群结队地在周围转悠，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有机会就凑到跟前，笑眯眯地拉着首长跳舞。”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举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剧种。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的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坐，全场一片寂静。
“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毛泽东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于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毛泽东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江青从轻柔到僵硬
相比毛泽东，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多少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年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在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前往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过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我教江青完全是义务的，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作为酬劳。
1966年夏，李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江青时，“她的娇柔、轻盈已全然不见，目光冷酷，声音僵硬，有时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泼妇相。”李莎说最不能原谅的是江青对孙维世的迫害：江青将孙维世列入“仇人”名单，给她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为了报私仇，把孙维世定为“关死对象”，而最大的“证据”就是孙维世经常和我们一家来往，并替我们搞一些话剧演出的门票。
叶群能說，林彪很闷
1946年春，李立三重返阔别15年的祖国，便马上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向他们讲述了他在苏联的遭遇。中央安排李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
李莎回忆——
在哈尔滨，我们住在中东铁路职工小区。我们这一幢只有五间房的住宅，除我们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卫和秘书也住在这里，同我一道从莫斯科回来的林利和孙维世也暂住在我家，她们俩合住一个单间。没过多久，她们俩便奉命去延安了。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
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清来龙去脉。
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在我的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的样子。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会把我留下来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不安，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康生文雅，曹轶欧寡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李莎回忆——
我们和康生在柳克斯公寓是近邻。我和立三住在81号，他和老婆曹轶欧住在84号。从外表看，这对夫妻很不般配。康生身材细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束讲究，举止文雅，完全是一副西化的知识分子派头。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艺术也十分感兴趣。在他个人的收藏中，有俄罗斯特列嘉柯夫画廊、法国卢浮宫等一大批世界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画画册，十分丰富而珍贵。他的老婆曹轶欧是个其貌不扬、少言寡语的妇人。我一直纳闷，究竟是什么纽带把这两个人扯到了一起？
在莫斯科，康生身居中共代表团第二把手要职，仅次于王明。平时，只见康生鞍前马后地追着王明转个不停，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管王明地位显赫，被不少人捧为“领袖人物”，但立三心中有数，从不对他唯唯诺诺。中共代表团有什么事，也是康生出面找立三，王明是不肯轻易露面的。从表面上看，康生对立三的态度还算客气、温和。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
因为李莎的国籍问题带来了各种麻烦，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到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入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暂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李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李立三对《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公告》进行了回应：“这些捏造的罪状决不是群众的意见。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無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检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李莎回忆说。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您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您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5年10月上〕
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夫人李莎告别了她漫长的一生，享年一百零一岁。这位经历过俄国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而曲折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李莎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童年，在阅读安徒生童话《夜莺》时，插画里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自此，中国在这位苏联少女的心中留下了绚烂迷人的色彩。
然而，中国给她带来的消息却是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之间引发的混战，直到革命者李立三的出现，才让她重燃对中国美好的向往。
此时的李立三正处在逆境，他曾告诉李莎：“我被选入政治局，走上高层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毕竟年轻幼稚，缺乏经验，加上后来掌握了很大的实权，更是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中国革命完全可以在一夜间一举成功，到处组织罢工、游行，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谁知犯下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0年12月1日，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接受批判，承认有罪。
在了解了李立三的际遇之后，李莎并没有远离他。李立三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些认识，该有多好啊！”不过，李莎并不想与李立三结婚。“我并不是考虑立三在国内已有妻儿，我是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如此匆匆来去，最后撇下我一人。”她说。
李立三在认识李莎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并育有两男三女。
李莎陪伴李立三度过了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一生。在李莎与李立三的后代看来，李莎是“为了爱情而远行”，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她终身无悔。
“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李莎的回答是：“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2010年3月28日，在李英男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李莎家中。当时，九十六岁的李莎与女儿李雅兰生活在一起，她依然喜欢阅读俄文报刊，更愿意说俄语。
在1987年7月李莎写给胡耀邦的信中，李莎说：“我知道中国有‘结草衔环’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李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语版审订、《周恩来选集》俄语版审订，但是她与中共高层的交往并不密切，李立三因为“立三路线”早已淡出了核心权力圈，而中苏交恶又让苏联人李莎处境尴尬。
不过，这并不影响李莎对中共高层人物的观察，尤其是文化背景的差异，让她的这种观察更加耐人寻味。作家王蒙讲述过李莎的一个小故事：“李莎说立三与她在文化上有诸多差异，有一次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
王明开口就是官腔
1936年2月，二十二岁的李莎与李立三结婚。按照中共党内的规定，李立三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于是，在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李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團负责人王明。
李莎回忆说：“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也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我还注意到他和立三讲话的语气相当冷淡，立三也同他保持着距离。 俩人貌合神离是显而易见的。王明在柳克斯公寓占据了一套宽敞的套房，平时深居简出，高高在上，对普通同志不屑一顾，只愿和大人物打交道。王明回国时，还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季米特洛夫寄养，其女后来随季米特洛夫一家去了保加利亚，从此成为保加利亚人。”
虽然王明态度冷淡，但是并没有阻止李莎和李立三的婚姻。李莎与李立三办了两次简单的婚宴。第一次是在柳克斯公寓，这个只有中国人的婚宴一共宴请了十几个人。瞿独伊曾告诉笔者，她和母亲杨之华参加了婚宴：“我当时还不到十四岁。那个房子也不大，就是一个通房，里面用一个帘子挡着的便是睡觉的地方。”
参加婚宴的还有陈云等人。“后来，立三又亲自掌勺，在我母亲家里炒了一桌子中国菜，款待我的亲友。”李莎说。
王光美妩媚而端庄
1948年春，中共中央告别农村转移至北平香山。李立三一家也在同年5月住进香山别墅。
在香山，李莎总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即：“吃饭了吗？”
李莎回忆，当我带着孩子出去散步时，无论何时遇到谁，总会听到同一句问话：“吃饭了吗？”他们为什么对我吃饭了没有这么感兴趣？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但出于礼貌每次我只得按实际情况回答。后来才慢慢明白，这是中国人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大多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吃饭问题至关重要，最受关注。”李莎解释说。
在香山，李莎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城内办公，刘少奇此时已秘密前往苏联。不过，李莎见到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有一次，我和立三在香山散步，迎面走来一位女性，她身材很好，面庞清秀，穿着合身而得体的裙子和白色的短上衣，妩媚而端庄。她停下步来，温文尔雅地与立三交谈了一会儿……我和王光美虽然交往不多，但我一直佩服她的教养和品质。”
毛泽东的舞步
中共高层在迁居中南海之后，李立三经常去开会或者看望老朋友，李莎陪同他看望了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蔡畅等人。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为高级干部举办舞会，护士和文工团的女演员前来伴舞。中共领导干部跳交际舞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窑洞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籍医生马海德的夫人带来第一部留声机，开始在自己的窑洞内组织小型舞会，并教会了毛泽东跳舞。 李莎说，毛泽东的舞步独特，腰杆笔直，表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带着舞伴随着音乐节奏慢悠悠地走动着，始终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只手还在上下摆动，仿佛在指挥乐队。朱德也有军人风度，严肃认真，不过是原地前后踏步。周恩来在舞厅中则显得十分娴熟，移步换形，游刃有余，想和他结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长队。
“在苏联，一般都是男士请女士跳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士如此主动地邀请男士跳舞，觉得有些不习惯。首长们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交谈着，而那些姑娘则成群结队地在周围转悠，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有机会就凑到跟前，笑眯眯地拉着首长跳舞。”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举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剧种。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的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坐，全场一片寂静。
“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毛泽东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于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毛泽东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江青从轻柔到僵硬
相比毛泽东，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多少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年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在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前往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过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我教江青完全是义务的，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作为酬劳。
1966年夏，李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江青时，“她的娇柔、轻盈已全然不见，目光冷酷，声音僵硬，有时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泼妇相。”李莎说最不能原谅的是江青对孙维世的迫害：江青将孙维世列入“仇人”名单，给她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为了报私仇，把孙维世定为“关死对象”，而最大的“证据”就是孙维世经常和我们一家来往，并替我们搞一些话剧演出的门票。
叶群能說，林彪很闷
1946年春，李立三重返阔别15年的祖国，便马上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向他们讲述了他在苏联的遭遇。中央安排李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
李莎回忆——
在哈尔滨，我们住在中东铁路职工小区。我们这一幢只有五间房的住宅，除我们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卫和秘书也住在这里，同我一道从莫斯科回来的林利和孙维世也暂住在我家，她们俩合住一个单间。没过多久，她们俩便奉命去延安了。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
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清来龙去脉。
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在我的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的样子。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会把我留下来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不安，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康生文雅，曹轶欧寡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李莎回忆——
我们和康生在柳克斯公寓是近邻。我和立三住在81号，他和老婆曹轶欧住在84号。从外表看，这对夫妻很不般配。康生身材细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束讲究，举止文雅，完全是一副西化的知识分子派头。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艺术也十分感兴趣。在他个人的收藏中，有俄罗斯特列嘉柯夫画廊、法国卢浮宫等一大批世界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画画册，十分丰富而珍贵。他的老婆曹轶欧是个其貌不扬、少言寡语的妇人。我一直纳闷，究竟是什么纽带把这两个人扯到了一起？
在莫斯科，康生身居中共代表团第二把手要职，仅次于王明。平时，只见康生鞍前马后地追着王明转个不停，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管王明地位显赫，被不少人捧为“领袖人物”，但立三心中有数，从不对他唯唯诺诺。中共代表团有什么事，也是康生出面找立三，王明是不肯轻易露面的。从表面上看，康生对立三的态度还算客气、温和。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
因为李莎的国籍问题带来了各种麻烦，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到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入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暂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李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李立三对《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公告》进行了回应：“这些捏造的罪状决不是群众的意见。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無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检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李莎回忆说。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您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您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5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