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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俭朴”创新（frugal innovation），指用高科技设计简单而容易获得的产品来改善大多数穷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众多创新中的另一个方向。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的国际研讨会上指出，为了使技术变革施惠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有必要了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大规模生产使手脑分离，ICT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大规模生产对同质消费感兴趣，ICT主要利用多样性并促进多样性。谈到未来的机遇，她认为环境产业是未来几十年增长驱动创新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未来革命的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也会带来很多机会。在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佩雷斯指出，为了使新技术惠及大部分人群，必须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世界的发展亟需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中国也在发挥其独特作用。
2010年11月7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研究员卡萝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应上海浦江创新论坛邀请，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发表了讲话。现根据会议记录及问答，并结合佩雷斯博士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整理如下，供参考。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经济范式
为了使技术变革成果施惠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有必要了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
佩雷斯指出，大规模生产范式和弹性生产ICT范式有两个主要区别：
大规模生产使手脑分离，ICT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
在大规模生产中，人们可以把脑子放在家里，只做经理吩咐的事情就可以，生产过程和每份工作的活动细节都被科学地设计。而在ICT范式下的弹性生产中，所有工人都是生产过程的完全参与者，他们要理解每项活动的目标。每个人都对工作成果负责，并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自主性。在所有层面，从清洁工、工人直到经理，都是这样。这意味着“一劳永逸”的教育体系已经过时。终生学习应该贯穿工作生活，成为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这既与体制有关，也与态度有关。技术和知识的不断更新应被视为常态而非例外，一个鼓励持续学习和创造力的奖赏体系可能实现这一点。另一个相关联的影响是工作组织模式。旧有的泰勒或福特组织模式下不能改善工作条件，这使得低工资成为唯一的优势。
在ICT 范式下，大多数人意识到“终生学习”是最为重要的资产。这要求教育方式进行大调整：个人工作很重要，但团队工作更为关键。光知道如何回答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如何提出问题，还要做到手脑并用。比如，孩子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研究，搞创新，浇花、做饭、处理垃圾、组织一个学校信息体系，这种早年的经验可能发展为一个更具首创精神的、创新和凝聚力的社会。
大规模生产对同质消费感兴趣，ICT主要利用多样性并促进多样性。
大规模生产中的产品是完全相同而成本高昂的。产品数量多才是低成本和高利润的秘密所在。正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说，“只要是黑色，你可以要任何种类的黑色。”所谓“美国式生活”，即住的是廉价的郊区土地上规模生产的房屋；吃的是经过罐装加工保鲜和速冻的食品；看的是只有几个频道的电视；听的是规模生产的唱片。关键是在尽可能大的空间（国家）中共说一种语言，共享一种文化。
ICT技术使得每个产品以及整个产品的引入市场能够适应频繁的变化。因为所有产品的市场都被高度分化，利润边际在专业化细分市场中比在标准的批量产品市场更多。原则上，消费者可能追求或偏好不同品种的产品，这解释了以往范式和现代范式的区别。如现代超市的麦片货架上从以前的三、四个品种到现在数不清的种类；电视产业从以往四、五个频道到如今上百个细分频道。
这种范式的主要社会影响是，社会“公平”的目标通过“多样性”得以实现。以前，产品越多大家越满意，这种大规模消费的想法不再可行了。这种范式使得基于不同身份、环境、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特别是能促进形成更加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佩雷斯曾提出“平等满意度（equivalent satisfaction）”的概念，用来指能够使不同人满意和高兴的许多方式。比如，很多高雅的富人更喜欢自然材料、“美食家”自己动手烹制未经加工的食品、在自己的花园中种植草药、在家里安装太阳能板等等。如果“绿色”的生活方式是称心的，时尚的，那么人们就会采纳实施。行为榜样和扶持性政策可以引导大家走向这个方向。
所谓“俭朴”创新（frugal innovation），指用高科技设计简单而容易获得的产品来改善大多数穷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众多创新中的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因素就是普及ICT技术。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学习和工作会日益要求掌握ICT技术；二是因为生活中的乐趣更多地基于无形产品，而非拥有越来越多的实体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活质量而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和不可再生资源。这个因素取决于教育体系的改进。
最后，许多细分市场能创造财富，使农村地区的居民不用去城市就能提高生活质量，这既能保留社区和文化身份，同时又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标准。
佩雷斯认为，“技术推动”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就意味着技术政策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中的角色是含蓄而非明晰的。当然，为了保证未来发展，必须明确支持开放的科学。同样，对创新也要进行有力支持，但对于即将做的事情（如开发什么产品或加工程序）应该随动态的需求型态而调整。
佩雷斯提出人们应该牢记的是：全球的、国家的和区域的需求型态都彼此相关联却各不相同，技术进步是技术政策实施的结果。技术政策应该成为塑造机遇空间和技术方向的其他政策力量的补充。
未来机遇和发展潜力
佩雷斯指出，在起始阶段，机遇集中在具有革命意义的产业如信息通信技术之中，以及所有成熟产业的现代化上。起始阶段的技术是“供给推动”的，这是一个宽泛试验的过程。从技术可行性看，没有人知道哪些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哪些是能取得经济效益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技术革命的最初几十年倾向让市场完全自由。当巨大的泡沫破裂时，新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新的范式也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常识。每个人都明白新范式的潜力是什么，这种范式可应用于所有产业和活动，以实现创新。
“需求拉动”在广阔的机遇空间中成为创新方向的关键决定因素，比如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成为所有产业创新的推动力量。而发展什么产品和服务取决于是否对他们有足够的需求。
收入和生产的节奏和概况决定能够提供多少需求。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愿望）决定创新的方向。所有这些都随着政策、法规、税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行动，以及广告，行为榜样和相关价格而改变。
在佩雷斯看来，环境产业是未来几十年增长驱动创新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减缓全球变暖、减少各种形式的污染、节约使用能源和原材料等，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机遇。这种机遇使自然资源（其价格有可能上升）被可持续地使用，随之而来的是在基建、产品和加工业的许多投资和就业机会，还能帮助大多数人提高生活质量。
然而，即使许多“绿色”创新在技术上可行，也可能无法迅速产生效益。因为它们可能会要求高昂的开发成本，而且在发展初期，市场可能难以相信这些技术，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达到合适的经济规模。当然，没有人能减少技术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企业家在技术上获得成功，那么政府用稳定并能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的政策进行明确支持就很重要。
未来革命的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也会带来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也是与环保相关的。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起决定作用的突破在哪里（如ICT的微型处理、福特T型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贝西默钢铁的首次全球化），因此有必要对所有这些新技术的几个前沿领域或不同方向都进行开发。这些开发都是基于科学研究，很可能在长时间内都不会为GNP增长带来很大贡献，但也有可能为某些公司在初始阶段就带来巨大利润。
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中的地位
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世界中，中国创新的地位与全球大环境息息相关。佩雷斯的“巨潮模型（great surge model）”中所描述的各个阶段（起始—转折—发展）代表了每次技术革命的吸收过程及其不同的环境。所有国家都在同一世界背景下，其发展会受到核心事件的影响。佩雷斯认为，当前的整个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所作出的决定会影响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
中国已成功实现初步赶超，在经济危机后遭受的痛苦没有像核心国家那么大。有了正确的创新政策，她可能进入迎头追赶的阶段。这种情况与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浪潮中的表现类似；与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情况也类似。但是，无论从技术性质还是世界经济与核心国家的表现和关联看，每次浪潮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次危机后，所有国家都在全球化背景和ICT范式下运行，无论是核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会受到先进国家所塑造的发展潮流的影响。这是全球体系中关键的结构性过渡阶段，所有国家的政策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及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否成功。
为了使新技术惠及大部分人群，必须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世界的发展亟需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金融世界已完全全球化，单靠国家的监管已不足以控制金融活动的起伏。监管不力可能给金融活动带来危险，各国可能在“（资本）流出本国”的威胁下展开恶性竞争。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执行能力的全球监管平台，那么达成协议来监管各国政府，也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中国将在世界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在此框架下，要从各个层面改变金融世界的激励环境，以使得向实体经济的投资比向金融赌场中（如衍生品、期货、货币或合成工具）的投资更有利润。当金融重新定位于大规模创新和生产扩张，这些创新和扩张才有可能实现。
佩雷斯认为，另一个影响全球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只有很低比例的世界投资投向发展中地区（如非洲、拉美、中亚等）。这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的问题，还是影响世界需求和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正如福利国家规定增加工人工资，试图把他们转变为中等收入的消费者一样，有必要增加全世界所有国家各个地区的产量，以实现可持续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这种需求的增长将拉动生产和创新，增加贸易量和就业机会，促进发展。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的国际研讨会上指出，为了使技术变革施惠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有必要了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大规模生产使手脑分离，ICT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大规模生产对同质消费感兴趣，ICT主要利用多样性并促进多样性。谈到未来的机遇，她认为环境产业是未来几十年增长驱动创新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未来革命的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也会带来很多机会。在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佩雷斯指出，为了使新技术惠及大部分人群，必须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世界的发展亟需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中国也在发挥其独特作用。
2010年11月7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研究员卡萝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应上海浦江创新论坛邀请，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发表了讲话。现根据会议记录及问答，并结合佩雷斯博士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整理如下，供参考。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经济范式
为了使技术变革成果施惠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有必要了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
佩雷斯指出，大规模生产范式和弹性生产ICT范式有两个主要区别：
大规模生产使手脑分离，ICT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
在大规模生产中，人们可以把脑子放在家里，只做经理吩咐的事情就可以，生产过程和每份工作的活动细节都被科学地设计。而在ICT范式下的弹性生产中，所有工人都是生产过程的完全参与者，他们要理解每项活动的目标。每个人都对工作成果负责，并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自主性。在所有层面，从清洁工、工人直到经理，都是这样。这意味着“一劳永逸”的教育体系已经过时。终生学习应该贯穿工作生活，成为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这既与体制有关，也与态度有关。技术和知识的不断更新应被视为常态而非例外，一个鼓励持续学习和创造力的奖赏体系可能实现这一点。另一个相关联的影响是工作组织模式。旧有的泰勒或福特组织模式下不能改善工作条件，这使得低工资成为唯一的优势。
在ICT 范式下，大多数人意识到“终生学习”是最为重要的资产。这要求教育方式进行大调整：个人工作很重要，但团队工作更为关键。光知道如何回答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如何提出问题，还要做到手脑并用。比如，孩子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研究，搞创新，浇花、做饭、处理垃圾、组织一个学校信息体系，这种早年的经验可能发展为一个更具首创精神的、创新和凝聚力的社会。
大规模生产对同质消费感兴趣，ICT主要利用多样性并促进多样性。
大规模生产中的产品是完全相同而成本高昂的。产品数量多才是低成本和高利润的秘密所在。正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说，“只要是黑色，你可以要任何种类的黑色。”所谓“美国式生活”，即住的是廉价的郊区土地上规模生产的房屋；吃的是经过罐装加工保鲜和速冻的食品；看的是只有几个频道的电视；听的是规模生产的唱片。关键是在尽可能大的空间（国家）中共说一种语言，共享一种文化。
ICT技术使得每个产品以及整个产品的引入市场能够适应频繁的变化。因为所有产品的市场都被高度分化，利润边际在专业化细分市场中比在标准的批量产品市场更多。原则上，消费者可能追求或偏好不同品种的产品，这解释了以往范式和现代范式的区别。如现代超市的麦片货架上从以前的三、四个品种到现在数不清的种类；电视产业从以往四、五个频道到如今上百个细分频道。
这种范式的主要社会影响是，社会“公平”的目标通过“多样性”得以实现。以前，产品越多大家越满意，这种大规模消费的想法不再可行了。这种范式使得基于不同身份、环境、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特别是能促进形成更加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佩雷斯曾提出“平等满意度（equivalent satisfaction）”的概念，用来指能够使不同人满意和高兴的许多方式。比如，很多高雅的富人更喜欢自然材料、“美食家”自己动手烹制未经加工的食品、在自己的花园中种植草药、在家里安装太阳能板等等。如果“绿色”的生活方式是称心的，时尚的，那么人们就会采纳实施。行为榜样和扶持性政策可以引导大家走向这个方向。
所谓“俭朴”创新（frugal innovation），指用高科技设计简单而容易获得的产品来改善大多数穷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众多创新中的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因素就是普及ICT技术。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学习和工作会日益要求掌握ICT技术；二是因为生活中的乐趣更多地基于无形产品，而非拥有越来越多的实体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活质量而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和不可再生资源。这个因素取决于教育体系的改进。
最后，许多细分市场能创造财富，使农村地区的居民不用去城市就能提高生活质量，这既能保留社区和文化身份，同时又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标准。
佩雷斯认为，“技术推动”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就意味着技术政策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中的角色是含蓄而非明晰的。当然，为了保证未来发展，必须明确支持开放的科学。同样，对创新也要进行有力支持，但对于即将做的事情（如开发什么产品或加工程序）应该随动态的需求型态而调整。
佩雷斯提出人们应该牢记的是：全球的、国家的和区域的需求型态都彼此相关联却各不相同，技术进步是技术政策实施的结果。技术政策应该成为塑造机遇空间和技术方向的其他政策力量的补充。
未来机遇和发展潜力
佩雷斯指出，在起始阶段，机遇集中在具有革命意义的产业如信息通信技术之中，以及所有成熟产业的现代化上。起始阶段的技术是“供给推动”的，这是一个宽泛试验的过程。从技术可行性看，没有人知道哪些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哪些是能取得经济效益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技术革命的最初几十年倾向让市场完全自由。当巨大的泡沫破裂时，新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新的范式也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常识。每个人都明白新范式的潜力是什么，这种范式可应用于所有产业和活动，以实现创新。
“需求拉动”在广阔的机遇空间中成为创新方向的关键决定因素，比如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成为所有产业创新的推动力量。而发展什么产品和服务取决于是否对他们有足够的需求。
收入和生产的节奏和概况决定能够提供多少需求。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愿望）决定创新的方向。所有这些都随着政策、法规、税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行动，以及广告，行为榜样和相关价格而改变。
在佩雷斯看来，环境产业是未来几十年增长驱动创新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减缓全球变暖、减少各种形式的污染、节约使用能源和原材料等，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机遇。这种机遇使自然资源（其价格有可能上升）被可持续地使用，随之而来的是在基建、产品和加工业的许多投资和就业机会，还能帮助大多数人提高生活质量。
然而，即使许多“绿色”创新在技术上可行，也可能无法迅速产生效益。因为它们可能会要求高昂的开发成本，而且在发展初期，市场可能难以相信这些技术，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达到合适的经济规模。当然，没有人能减少技术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企业家在技术上获得成功，那么政府用稳定并能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的政策进行明确支持就很重要。
未来革命的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也会带来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也是与环保相关的。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起决定作用的突破在哪里（如ICT的微型处理、福特T型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贝西默钢铁的首次全球化），因此有必要对所有这些新技术的几个前沿领域或不同方向都进行开发。这些开发都是基于科学研究，很可能在长时间内都不会为GNP增长带来很大贡献，但也有可能为某些公司在初始阶段就带来巨大利润。
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中的地位
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世界中，中国创新的地位与全球大环境息息相关。佩雷斯的“巨潮模型（great surge model）”中所描述的各个阶段（起始—转折—发展）代表了每次技术革命的吸收过程及其不同的环境。所有国家都在同一世界背景下，其发展会受到核心事件的影响。佩雷斯认为，当前的整个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所作出的决定会影响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
中国已成功实现初步赶超，在经济危机后遭受的痛苦没有像核心国家那么大。有了正确的创新政策，她可能进入迎头追赶的阶段。这种情况与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浪潮中的表现类似；与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情况也类似。但是，无论从技术性质还是世界经济与核心国家的表现和关联看，每次浪潮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次危机后，所有国家都在全球化背景和ICT范式下运行，无论是核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会受到先进国家所塑造的发展潮流的影响。这是全球体系中关键的结构性过渡阶段，所有国家的政策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及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否成功。
为了使新技术惠及大部分人群，必须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世界的发展亟需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金融世界已完全全球化，单靠国家的监管已不足以控制金融活动的起伏。监管不力可能给金融活动带来危险，各国可能在“（资本）流出本国”的威胁下展开恶性竞争。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执行能力的全球监管平台，那么达成协议来监管各国政府，也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中国将在世界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在此框架下，要从各个层面改变金融世界的激励环境，以使得向实体经济的投资比向金融赌场中（如衍生品、期货、货币或合成工具）的投资更有利润。当金融重新定位于大规模创新和生产扩张，这些创新和扩张才有可能实现。
佩雷斯认为，另一个影响全球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只有很低比例的世界投资投向发展中地区（如非洲、拉美、中亚等）。这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的问题，还是影响世界需求和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正如福利国家规定增加工人工资，试图把他们转变为中等收入的消费者一样，有必要增加全世界所有国家各个地区的产量，以实现可持续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这种需求的增长将拉动生产和创新，增加贸易量和就业机会，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