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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文本细读和症候式阅读方法，对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进行分析，从民间隐形结构分析出其突破了善恶二元对立框架，从善恶二元的模糊性到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对其进行纵深式再解读。
关键词：一女三男；善/恶二元模糊性；传统与现代
作者简介：商彰超（1986-），男，汉，河南洛阳市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写于1981年，是其代表作之一。本文以文本细读和症候式阅读为维，穿插历史、作家生平和民间文学视角，对《大淖记事》进行横向式的深度解读。《大淖记事》写于汪曾祺最好的作品《受戒》之后，虽然在体式与语言的互动上不如《受戒》那样的卓然天成，但其文本内部的微言大义却不容小觑。
除了“形式”上的得天独厚外，《大淖记事》在“内容”上也是一口深不见底的矿藏。下边我要从两个方面来逐层揭开《大淖记事》的另一张“面孔”。
一
《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单从赤裸裸的内容上来说让人读后酣畅淋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小说的结局正义战胜邪恶不免让人怀疑起汪曾祺的思想深度来。其实汪曾祺写小说时常会借用一下通俗文学的“秘密武器”。有心的读者不要只被其表面的“糖衣炮弹”所迷惑。
陈思和在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刘三姐的故事时，提到了一种民间的隐形结构：一女三男。我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指的陈思和所说的“一女三男”的隐形模式。陈思和所谓隐形模式的内涵是指：
“‘一女三男’的模式在许多有民间色彩的作品中存在，‘一女’一般是民间的代表，她常常是一种泼辣智慧、向往自由的角色，她的對手，总是一些被嘲讽的男人角色，代表民间社会的对立面—权力社会和知识社会。前者往往是愚蠢、蛮横的权势者，后者往往是狡诈、怯懦的酸文人……也可以出现第三个男角，即正面的男人形象，往往是勤劳、勇敢、英俊的民间英雄。这种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可以演化出无穷的故事。”[1]
以上的总结正好符合《大淖记事》的隐形结构。巧云正是民间的化身，而刘号长代表权力社会，老锡匠代表知识社会，十一子就是第三个男人，是正面的民间英雄。《大淖记事》表面就是围绕这个隐形模式展开运作的。
小说开篇用刀子般的语言讲述“大淖”的四季流变，以景带物，平铺直叙了大淖一带人们的营生，例如炕房和浆房等工作情景。天地不仁，鸡毛蒜皮的琐碎人生是汪曾祺的寄托所在。人生一世哪有那么多的丰功伟业，从炕房、浆房人的生活状态中就折射出了汪曾祺的人生观，安逸闲适，悠悠地“出世”。其实《大淖记事》的两个主人公十一子和巧云就是散落在大地上的两颗普通“繁星”。汪曾祺的用力就是在这普通中发掘“不平凡”的光芒。小说写到两人产生感情是在平常的工作中耳鬓厮磨，巧云编芦席扎了手，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上的血。《受戒》之后汪曾祺就成了处理少年朦胧爱情的行家里手，除了上述外，十一子在水里搭救巧云之后的那个场景描写可谓是“受戒”的灵光再现。
可是后来十一子并没有和巧云有情人成了眷属。民间隐形结构在此发挥了作用。保安队的刘号长先下手为强，破了巧云的身子。小说从这里急转直下，之前平静祥和的风俗画一下子被撕破，一种恐怖萦绕在小说的后两段。刘号长的嚣张气焰并没有持续下去，虽然他在十一子和巧云的幽会中抓住了十一子，公报私仇地毒打了十一子一顿，但是锡匠们的游行最终也把刘号长驱逐出境，再不能踏上“大淖”这块土地。正义终得以伸张。小说在中国画“留白”的风格中结束。十一子和巧云生活会幸福吗？刘号长或其他的恶势力还会来骚扰他们的生活吗？林林总总的问题都给读者一个无限的遐想。虽然民间隐形结构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大淖记事》海平面上那一角，但我们不要忘记海水下面那巨大的“冰山”。
二
以上的分析只是《大淖记事》最容易被人读到的内涵之一，我认为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还凸显了汪曾祺的另一个追求。他不仅运用了上述的民间“一女三男”的隐形结构，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一个超越。
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小说在描写两个主人公的时候是分两段来写的。写十一子是住在大淖的西边，巧云住在大淖的东边，两人一开始就是隔淖相对。而且这东西两边人的生活习惯大相径庭。西边多以外地人为主，在此做生意，但为人正派，尤其以锡匠为代表。他们做人做事就像他们做生意一样“童叟无欺”。老锡匠的话就成为一种待人处事的信条：“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2]但是这种中规中矩的人生信条似乎是汪曾祺所不屑的。他就是要他们离经叛道，才能一抒那生生不息的劲草之力。其实我们发现小锡匠之所以后来被刘号长抓住把柄，痛打一顿是因为没有听从老锡匠的警告，小锡匠剑走了偏锋，才受此灾祸。而刘号长这个小说中的“大反派”也因为不走“正”路，才被驱逐出境。汪曾祺的笔下再次写出了一干“破戒”的和尚。为什么汪曾祺老是对社会中那些不走寻常路的人兴趣盎然？
我们不要忘记小说的结尾，十一子尽管受了毒打，在“鬼门关”走了三遭，但因为爱情，十一子被尿碱汤起死回生。十一子经历了那么大的磨难竟然活了下来，劫后余生，逢凶化吉。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刘号长的下场，只是被驱逐出境到别的地方当税警了，没有入狱，没有死亡，只是换了身工作服，又可以重新危害一方了。正义虽然得以伸张，但这样的惩罚公平吗？从十一子和刘号长两人的结局可以看出汪曾祺其实是突破了传统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固有模式。上文分析陈思和那个民间的隐形模式时，我们忽视了这个“一女三男”模式中最核心的另一个结构就是善/恶的二元对立，而且“一女三男”的结局是有从善恶势不两立到善战胜了恶，最终大团圆一路走下来的模子的。上边看似简单的几个要素分析实际上我们没有认识到汪曾祺对善/恶模式进行了突破，他走的更远，没有只在“一女三男”的模式中打转。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开始模糊善/恶两者之间的差距。善并非有好的结局，恶也不一定坏到哪去。刘号长经过了种种恶行之后依然能当税警，又一个可以鱼肉百姓的行当。而十一子和巧云却要继续吃苦，来走完下边的路。 三
对于善/恶二元模式的突破已经让我们看到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并非等闲作品。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模糊善/恶二元模式的深度继续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模糊这种二元价值观真正目的所在。
我们继续从小说入手来分析汪曾祺写这篇小说的真正目的。我先从刘号长后来被商会驱逐出境这个细节入手。刘号长本来只手遮天，可刘号长怎么这样容易就被驱逐出境了？我们看到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锡匠们的游行。
我们看到示威游行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在一个民间社会，出现不公平现象往往是诉诸于宗法大家庭或家族的长者来调停。可是《大淖记事》却完全不同，锡匠们用了一种极现代的方式来处理“不公”。于是这让我们想到了1919年那个划时代運动—“五四”[3]。为什么汪曾祺会这样写？可见“现代”的理念在那个时代已经渗入“大淖”那片地方民众的心中。换句话说，他们或多或少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现代发生，以前看似既定的东西，在受到冲击后会慢慢松动起来，开始从一个既有的状态中脱落下去。于是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在大淖的东边，也是就巧云所处的位置本是一个与传统儒家生活模式不同的处境。汪曾祺在描写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4]女人、孩子在传统观念里本应该是受人照顾的，是弱势群体，但在大淖的东边男人和女人都要平等靠肩膀吃饭。你说这是传统呢，还是更现代？因此巧云就生活在“现代”的状态当中。那她后来在上文中被我们津津乐道那股“精魂”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不只是她一个人这样生活，整个大淖东边的人都是这样。可是巧云在被刘号长破处之后虽然在生活方面保持着那种坚毅的精神，但是在心灵方面，她也表现出了作为女人脆弱的一面。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巧云是有一种贞操观的。传统依然阴魂不散。反过来想，本来最保守的锡匠们，他们最后却用了一种最“现代”的方式来解决“不公”。汪曾祺的目的在此迎刃而解。
当我们盲目拥抱现代的时候，《大淖记事》告诉我们这个拥抱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十一子不听老锡匠的话，受到毒打，巧云和刘号长、十一子剪不断的关系要受到心灵上的煎熬，刘号长这种开放的男女性观念也受到驱逐出境的惩罚。小说如此结局，如此悲情。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7-128.
[2][4]汪曾祺.矮纸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73-74，78.
[3]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一女三男；善/恶二元模糊性；传统与现代
作者简介：商彰超（1986-），男，汉，河南洛阳市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写于1981年，是其代表作之一。本文以文本细读和症候式阅读为维，穿插历史、作家生平和民间文学视角，对《大淖记事》进行横向式的深度解读。《大淖记事》写于汪曾祺最好的作品《受戒》之后，虽然在体式与语言的互动上不如《受戒》那样的卓然天成，但其文本内部的微言大义却不容小觑。
除了“形式”上的得天独厚外，《大淖记事》在“内容”上也是一口深不见底的矿藏。下边我要从两个方面来逐层揭开《大淖记事》的另一张“面孔”。
一
《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单从赤裸裸的内容上来说让人读后酣畅淋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小说的结局正义战胜邪恶不免让人怀疑起汪曾祺的思想深度来。其实汪曾祺写小说时常会借用一下通俗文学的“秘密武器”。有心的读者不要只被其表面的“糖衣炮弹”所迷惑。
陈思和在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刘三姐的故事时，提到了一种民间的隐形结构：一女三男。我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指的陈思和所说的“一女三男”的隐形模式。陈思和所谓隐形模式的内涵是指：
“‘一女三男’的模式在许多有民间色彩的作品中存在，‘一女’一般是民间的代表，她常常是一种泼辣智慧、向往自由的角色，她的對手，总是一些被嘲讽的男人角色，代表民间社会的对立面—权力社会和知识社会。前者往往是愚蠢、蛮横的权势者，后者往往是狡诈、怯懦的酸文人……也可以出现第三个男角，即正面的男人形象，往往是勤劳、勇敢、英俊的民间英雄。这种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可以演化出无穷的故事。”[1]
以上的总结正好符合《大淖记事》的隐形结构。巧云正是民间的化身，而刘号长代表权力社会，老锡匠代表知识社会，十一子就是第三个男人，是正面的民间英雄。《大淖记事》表面就是围绕这个隐形模式展开运作的。
小说开篇用刀子般的语言讲述“大淖”的四季流变，以景带物，平铺直叙了大淖一带人们的营生，例如炕房和浆房等工作情景。天地不仁，鸡毛蒜皮的琐碎人生是汪曾祺的寄托所在。人生一世哪有那么多的丰功伟业，从炕房、浆房人的生活状态中就折射出了汪曾祺的人生观，安逸闲适，悠悠地“出世”。其实《大淖记事》的两个主人公十一子和巧云就是散落在大地上的两颗普通“繁星”。汪曾祺的用力就是在这普通中发掘“不平凡”的光芒。小说写到两人产生感情是在平常的工作中耳鬓厮磨，巧云编芦席扎了手，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上的血。《受戒》之后汪曾祺就成了处理少年朦胧爱情的行家里手，除了上述外，十一子在水里搭救巧云之后的那个场景描写可谓是“受戒”的灵光再现。
可是后来十一子并没有和巧云有情人成了眷属。民间隐形结构在此发挥了作用。保安队的刘号长先下手为强，破了巧云的身子。小说从这里急转直下，之前平静祥和的风俗画一下子被撕破，一种恐怖萦绕在小说的后两段。刘号长的嚣张气焰并没有持续下去，虽然他在十一子和巧云的幽会中抓住了十一子，公报私仇地毒打了十一子一顿，但是锡匠们的游行最终也把刘号长驱逐出境，再不能踏上“大淖”这块土地。正义终得以伸张。小说在中国画“留白”的风格中结束。十一子和巧云生活会幸福吗？刘号长或其他的恶势力还会来骚扰他们的生活吗？林林总总的问题都给读者一个无限的遐想。虽然民间隐形结构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大淖记事》海平面上那一角，但我们不要忘记海水下面那巨大的“冰山”。
二
以上的分析只是《大淖记事》最容易被人读到的内涵之一，我认为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还凸显了汪曾祺的另一个追求。他不仅运用了上述的民间“一女三男”的隐形结构，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一个超越。
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小说在描写两个主人公的时候是分两段来写的。写十一子是住在大淖的西边，巧云住在大淖的东边，两人一开始就是隔淖相对。而且这东西两边人的生活习惯大相径庭。西边多以外地人为主，在此做生意，但为人正派，尤其以锡匠为代表。他们做人做事就像他们做生意一样“童叟无欺”。老锡匠的话就成为一种待人处事的信条：“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2]但是这种中规中矩的人生信条似乎是汪曾祺所不屑的。他就是要他们离经叛道，才能一抒那生生不息的劲草之力。其实我们发现小锡匠之所以后来被刘号长抓住把柄，痛打一顿是因为没有听从老锡匠的警告，小锡匠剑走了偏锋，才受此灾祸。而刘号长这个小说中的“大反派”也因为不走“正”路，才被驱逐出境。汪曾祺的笔下再次写出了一干“破戒”的和尚。为什么汪曾祺老是对社会中那些不走寻常路的人兴趣盎然？
我们不要忘记小说的结尾，十一子尽管受了毒打，在“鬼门关”走了三遭，但因为爱情，十一子被尿碱汤起死回生。十一子经历了那么大的磨难竟然活了下来，劫后余生，逢凶化吉。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刘号长的下场，只是被驱逐出境到别的地方当税警了，没有入狱，没有死亡，只是换了身工作服，又可以重新危害一方了。正义虽然得以伸张，但这样的惩罚公平吗？从十一子和刘号长两人的结局可以看出汪曾祺其实是突破了传统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固有模式。上文分析陈思和那个民间的隐形模式时，我们忽视了这个“一女三男”模式中最核心的另一个结构就是善/恶的二元对立，而且“一女三男”的结局是有从善恶势不两立到善战胜了恶，最终大团圆一路走下来的模子的。上边看似简单的几个要素分析实际上我们没有认识到汪曾祺对善/恶模式进行了突破，他走的更远，没有只在“一女三男”的模式中打转。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开始模糊善/恶两者之间的差距。善并非有好的结局，恶也不一定坏到哪去。刘号长经过了种种恶行之后依然能当税警，又一个可以鱼肉百姓的行当。而十一子和巧云却要继续吃苦，来走完下边的路。 三
对于善/恶二元模式的突破已经让我们看到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并非等闲作品。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模糊善/恶二元模式的深度继续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模糊这种二元价值观真正目的所在。
我们继续从小说入手来分析汪曾祺写这篇小说的真正目的。我先从刘号长后来被商会驱逐出境这个细节入手。刘号长本来只手遮天，可刘号长怎么这样容易就被驱逐出境了？我们看到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锡匠们的游行。
我们看到示威游行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在一个民间社会，出现不公平现象往往是诉诸于宗法大家庭或家族的长者来调停。可是《大淖记事》却完全不同，锡匠们用了一种极现代的方式来处理“不公”。于是这让我们想到了1919年那个划时代運动—“五四”[3]。为什么汪曾祺会这样写？可见“现代”的理念在那个时代已经渗入“大淖”那片地方民众的心中。换句话说，他们或多或少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现代发生，以前看似既定的东西，在受到冲击后会慢慢松动起来，开始从一个既有的状态中脱落下去。于是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在大淖的东边，也是就巧云所处的位置本是一个与传统儒家生活模式不同的处境。汪曾祺在描写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4]女人、孩子在传统观念里本应该是受人照顾的，是弱势群体，但在大淖的东边男人和女人都要平等靠肩膀吃饭。你说这是传统呢，还是更现代？因此巧云就生活在“现代”的状态当中。那她后来在上文中被我们津津乐道那股“精魂”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不只是她一个人这样生活，整个大淖东边的人都是这样。可是巧云在被刘号长破处之后虽然在生活方面保持着那种坚毅的精神，但是在心灵方面，她也表现出了作为女人脆弱的一面。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巧云是有一种贞操观的。传统依然阴魂不散。反过来想，本来最保守的锡匠们，他们最后却用了一种最“现代”的方式来解决“不公”。汪曾祺的目的在此迎刃而解。
当我们盲目拥抱现代的时候，《大淖记事》告诉我们这个拥抱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十一子不听老锡匠的话，受到毒打，巧云和刘号长、十一子剪不断的关系要受到心灵上的煎熬，刘号长这种开放的男女性观念也受到驱逐出境的惩罚。小说如此结局，如此悲情。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7-128.
[2][4]汪曾祺.矮纸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73-74，78.
[3]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