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在其学术生涯晚期，曾经对欧洲的科学危机作出这样一番论述：近代欧洲的危机就在于，科学的客观主义范式盛行，科学只关心技术问题，却不再反思自己的现世基础，变成了某种与生活无关的观念物，人们通过这些观念物将世界规定为某种范式，一切都要以这种范式为基础进行思考，个体的主体性因此遭到破坏。思虑至此，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观念，提倡人们直面所在的现实世界，这与近来出版的《媒介的暗面：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批评》中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
　　作者王颖吉在该书第二章谈到，新媒介在带来某些方面的明显进步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人类文化在某些方面的退化。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介即讯息”，媒介总是向人们传递着某种信息，包含着媒介自身的价值取向，但媒介的这种影响是人们难以察觉到的。新媒介的危险也正在于此，它看似中立无害，使用某种“障眼法”使人们只看到它美好的那一面，却忽略了它的种种弊端。但是，正所谓“福祸相依”，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其两面性。作者举了三个例子说明新媒介带来的“福”与“祸”：
　　便利与麻烦、高效与低效。或许有人会好奇，新媒介带来的高效与便利有目共睹，所谓的麻烦与低效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新媒介确实增加了人们工作、学习的效率，尤其是从有纸办公到无纸办公的飞跃，大大节省了人们的时间。然而，人们节省下来的时间又用来做什么呢？实际上，还是用来劳作。被节省下来的时间没有用来进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休整，而是被用来追求更高的产量。这是因为，我们必须适应技术更新带来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快速变化，并且技术为我们重新构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总是仅仅符合技术演化逻辑的。新媒介技术的高效率反而造成了生命存在意义上的低效率。
　　沟通与隔绝。书中提到了两种关系的演变：首先是亲密关系，比如家庭和婚姻，人际关系复杂化带来的猜忌与嫌隙、媒介非常态的伦理和价值呈现使亲密关系变得淡薄；其次，借用里斯曼的术语，人们的自我意识、即基于本能或者感性经验的自我认知增强，但其自主性、即一种比较成熟的理性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却下降、甚至消失了，这导致新媒体人群深深陷于一种孤独之中——既明确的察觉到自我的存在，却无法与人群缔结和谐的关系。
　　自由与控制。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确实为网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它使信息可以更广泛地传播，一些以往不便发布、不能发布的信息得到了“公之于众”的机会，而贪腐等负面消息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情况等于所受控制的减少吗？答案是否定的。互联网在为公民实现民主监督提供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把网民自己放置在了同样的监控下——普通网民的一举一动同样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况且，正如作者所说，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其核心要点尤其是指对于自己的某些“自由”的适度放弃和牺牲，没有这样的利他主义精神的自由永远都不会变成真正的自由，以技术为手段对他人进行控制的做法是与真正的自由背道而驰的。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彼此监控，产生自由的幻想，却终将被互联网所桎梏。
　　总之，新媒介和它固有的价值取向不仅让我们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并且还向我们灌输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式。假如谁不按照新媒体的方式生活、思考，比如反对无纸办公或声称无纸办公是有害生活的，那这个人一定会被视为顽固或者奇怪的人。新媒介和科学的客观主义范式一样，都让人们以某种公式化的思维思考事物，如果有什么东西不符合这个公式，那一定是这个东西出了什么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脱离了自己身处的现实世界。举例来说，在新媒介环境下，人们可以轻易地接触到西方普世价值观，很大一部分人还会接受它，哪怕其中有某些观点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格格不入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我们都知道，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也应当以我们的生活世界为出发点，而不是盲目地生搬硬套某种观点，更不是不加反思随波逐流。要想使新媒体多利少害，也必须从生活世界出发对其进行反思。
　　那么，这种反思该如何进行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的力量，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这是因为，正是传统构建了我们生活的家园，构建了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钱穆先生曾经说：“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风俗为文化垫深基。”就学术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有影响的恐怕就是儒家和道家。儒家推崇“仁爱”的君子之道，道家则推崇的是“有道无为”的豁达境界。不难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一大共同点就在于，主张修身而不损人，都崇尚一种个人和社会和谐安定的状态，只不过儒家的和谐更为世俗，而道家的和谐更为飘逸。这似乎和我们现在的主流价值观正好相悖，举例来说，老子提倡“小国寡民”，认为理想的传播应当是有限度的，而反对大规模的社会联结，人们“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然而如果谁在当下的生活中放弃使用任何新媒介，那这个人就无法融入社会了，哪怕他只是希望逃避一种声色犬马的生活。现在的我们，比起自身的德行和社会的稳定，追求的似乎更是利益的最大化和欲望的满足。我们已经习惯了媒介之中展现的那一套非常态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新媒介中，常态化的生活被看做是不值得展现的，而被展现的东西越特殊越好，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更多地寻求刺激和“变态”，视传统、平静、安宁的生活为“异端”。
　　其次，要在生活世界里反思，还要关注个体的主体性。虽然传统在我们产生之前就对我们的生活世界产生了作用，但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总会对它产生影响，因此生活世界也是由我们共同构造的。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创造者，因此每个人都值得尊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尊重，更应当是生命意义上的尊重。所谓生命意义上的尊重，即是对生命发展过程的尊重，换言之，我们需要把人看做是能够不断进步的人，看做是不断健全的人。举例来说，就“理性”方面，我们要想尊重人就必须把人看作是能够正确认识世界的主体，他们能够对世界进行思考的同时也能够对自己进行思考，从而不断改正自己，而这些思考正源于他们生活的实践经验。如此来看，新媒介对人们思想模式的限制确然使人们远离了生活世界和自我反思，是对人主体性的破坏。
　　总而言之，新媒介固然是技术的进步，但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却不容忽视。无论是新媒介还是新媒介上的内容，我们在接触时都需要警惕起来，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回归反思，回归主体，回归生活世界。